華夷變態

華夷變態

《華夷變態》(日語平假名:かいへんたい)是指日本江戶時代前期長崎奉行上報給德川幕府的中國形勢報告書(即所謂“唐船風說書”)的文件彙編,由幕府儒官林春勝、林信篤父子編輯整理成冊,秘藏於內閣文庫中。《華夷變態》所收錄的報告書達2000多件,絕大部分為日文,起止年代是1644年到1724年。該書涵蓋的時間範圍正是滿洲人建立的清朝入主中國的時期,而日本認為這是中華變為夷狄的過程,因此命名為“華夷變態”。該書不僅是了解江戶時代前期中日關係的重要文獻,也是反映日本人觀念中的“華夷秩序”已經“失序”的一份史料,具有相當高的價值。1958年,《華夷變態》由日本東洋文庫以上中下三大冊附補遺一冊的形式首次刊行於世。

成書背景


萬曆朝鮮戰爭以後,日本和中國斷絕了官方往來,繼豐臣秀吉而興起的德川家康在建立政權以後,試圖恢復對華朝貢關係,但沒能成功。17世紀30年代以後,德川幕府又實行鎖國政策,並嚴禁日本人出海。然而,中日之間的民間貿易沒有中止,日本保留長崎一港對中國、荷蘭通商,因而長崎成為日本了解外界的窗口。
那時的日本雖然厲行鎖國政策,但從未懈怠對外國尤其是中國的政治、軍事及社會動態的關注,一直搜集各種情報。江戶時代的外交史料彙編《通航一覽》載:“長崎唐船入港之時,奉行所派官員並與五所派來官員各一名,登唐船,查驗載來貨物、天主教門諸物、嚴禁物品等。”也就是說,每當中國商船駛入長崎港,長崎奉行就會派遣“唐通事”登船詢問商船主及其他人員。其詢問的內容主要有三個,一是船從何處來?經過哪些地方?船上多少人?最重要的是清查是否混入西方傳教士;二是船上貨物有無違禁物品?有無洋教書籍?三是中國方面的形勢。詢問調查完畢后,“唐通事”將其寫成報告書,將其交給長崎奉行,長崎奉行又將其上報幕府,這類報告書被稱為“唐船風說書”(與之相應的還有“阿蘭陀(荷蘭)風說書”)。
1644年,明朝崇禎皇帝自殺,清軍入關,開始了清朝對中國的統治。德川幕府對這一事態極為關注,除了對傳教士和天主教書籍的例行盤查之外,還加緊了對中國形勢的調查和情報的搜集,使這一時期的“唐船風說書”的意義不僅限於中日貿易,更成為當時的國際時事報道,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此後數十年間,這類報告書多達2000多件,后經幕府儒官林春勝、林信篤父子編輯整理為《華夷變態》。

內容概述


正如背景所提示的那樣,《華夷變態》並非是論述華夷思想或評價明清鼎革的著作,而是主要涉及中國形勢和中日貿易等客觀事態,那麼為什麼會叫《華夷變態》呢?編者林春勝在1674年(延寶二年)所撰序言中寫道:
崇禎登天,弘光陷虜,唐、魯才保南隅,而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也。雲海渺茫,不詳其始末。如《剿闖小說》、《中興偉略》、《明季遺聞》等,概記而已。朱氏失鹿,當我正保年中,爾來三十年所,福、漳商船,來往長崎,所傳說有達江府(江戶)者,其中聞於公(將軍),件件讀進之,和解之,吾家無不與之。其草案留在反古堆,恐其亡失,故敘其次第,錄為冊子,號《 華夷變態》。頃間吳鄭檄各省,有恢復之舉。其勝敗不可知焉,若夫有為夷變於華之態,則縱異方域,不亦快乎?
在這段序言中交代了以下信息:首先,這本書收錄的“唐船風說書”所包含的年代正值明清鼎革之際,而作為編者的幕府儒官林春勝則認為這段過程是“華變於夷之態”,所以命名為《華夷變態》;其次,林春勝一家(包括其子林信篤)負責為幕府將軍用日語解釋、講授這些“唐船風說書”,因而對這些資料極為熟悉,也非常愛惜,出於“恐其亡失”而保護這些珍貴資料的動機,故編纂了這本書;第三,林春勝不僅感慨於“華夷變態”,更在聽說三藩之亂的消息后,殷切盼望“夷變於華之態”,這進一步反映了他的華夷之辨的思想。其實,這種思想並非編者林春勝、林信篤父子所有,在當時“視滿洲為夷狄,並稱之為韃靼、奴兒部、韃虜、奴酋,蔑視嫌忌之情十分強烈,對於不斷蒙受其侵擾的朝鮮半島和明朝寄予深厚的同情,這是明清鼎革之際,瀰漫於日本朝野的一種風潮”。可見《華夷變態》一書,不僅敘述了中國的形勢和中日貿易狀況,更反映出了當時日本人面對中國變局的思想心態和價值判斷。
《華夷變態》中收錄的“唐船風說書”數量龐大,上起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日本正保元年),下迄1724年(清雍正二年,日本享保九年。後來東洋文庫在《華夷變態》補遺冊中收錄了1728年的唐船風說書,但原本未收),總數約2300件。幕府儒官林春勝、林信篤父子將其編為《華夷變態》三十五卷(此外還附有《崎港商說》三卷),收藏於內閣文庫中。
從上述可知,《華夷變態》是對1644年到1724年間“唐船風說書”的文件彙編,但由於其書名所體現的華夷之辨思想,自然不是簡單的編輯整理,尤其體現在前五卷上。該書前五卷所收錄之文件均與明清鼎革有關,而第一卷的資料更非“風說書”的形式,而是敕諭、咨文、檄文、實務策論之類,共計14篇。這些資料都是從中國、朝鮮、琉球等地搜集而來,涉及1644年到1658年間有關明末農民起義、清軍入關、日本乞師、長崎存銀等事件。這些文件是:《抄錄李賊覆史軍門書》、《崇禎賓天弘光登位》、《大明兵亂傳聞》、《大明兵亂傳聞》、《崔芝請援兵》、《鄭芝龍請援兵》、《芝龍敗軍》、《鄭彩寄書》、《鄭彩寄書(請援兵)》、《琉球傳聞》、《魯王諭琉球》、《建國公遺琉球書》、《朱成功獻日本書》、《鄭經鄭鳴駿訴論》。因此《華夷變態》的第一卷開宗明義,最能體現林春勝編輯該書的初衷。從第二卷開始,則開始出現報告書(“唐船風說書”)的形式,但比例並不高,一直到第五卷,都是以搜集到的明清鼎革相關史料和論述為主。而到第六卷以後,均是以“某番某地船風說”的報告書形式編排,為純粹的風說書,其所錄內容也日趨平淡和泛化,與《華夷變態》這一書名脫節。其原因第一是明朝殘餘勢力被徹底消滅,清朝統一中國已成定局,中國局勢趨於穩定,吻合“華夷變態”這一主旨的報告書自然越來越少。第二是隨著中國局勢的穩定,日本對清朝的態度也發生變化,這從《華夷變態》的內容即可看出。到三藩之亂時,日本人在和解的風說書中稱吳三桂耿精忠等人軍隊為“義兵”,而稱清朝為“韃靼”;但到1685年,其用詞卻變為“大清諸省”以及“康熙帝對旱魃十分震驚,引率百官至郊外祈雨”,儼然成了中原正統帝王。其後也極少稱清朝為韃靼或韃虜,而多以“大清”稱之,並記錄了不少滿洲人漢化、尊孔、康熙帝學習漢文化、起用賢儒隱士等內容。第三是編者發生變化所導致的,《華夷變態》的編者是林春勝與林信篤父子,而其成書是從1674年以後的一個長期的過程。據學者研究,前五卷為林春勝所編,第六卷以後則為其子林信篤所編。而林信篤的理念似乎與乃父不同,華夷之辨的色彩少了許多,故導致了《華夷變態》前五卷與第六卷后之間的內容差異。

版本狀況


《華夷變態》一書共計35卷,至1717年為止;而後又附有1717年到1724年之間風說書的《崎港商說》3卷,一般也被歸入《華夷變態》中。《華夷變態》所收錄之內容在當時是機密文件,秘藏於內閣文庫中,但仍“間亦有傳抄本流傳於外”,所以也出現了幾個民間版本。一種版本被稱為“通行本”,即只有《華夷變態》前五卷的內容;一種版本被稱為“島原松平家藏本”,大致與原本相同,島原松平氏在江戶時代負有監督長崎奉行的職責,因此利用職權之便獲得《華夷變態》也在情理之中;一種版本是漢譯本,發行於1906年,這是“辛亥革命前留學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中,頗多與以滅清興漢為目標的孫中山一派共鳴者,他們閱讀了《華夷變態》,了解到明清革命之際日本朝野對明朝寄予深切的同情,將其與現狀進行對比,有所感觸,故進行歷史性的回顧,以為漢族奮起之資”,因而將其中帶有濃厚反清色彩的內容翻譯或改寫。亦有可能是日本人為慫恿革命黨而譯。1958年,日本廣島大學教授浦廉一整理內閣文庫本《華夷變態》三十五卷(附《崎港商說》三卷),並利用島原市立圖書館松平文庫本《華夷變態》和內閣文庫藏“長崎御用留”中的相關記錄補充了若干資料,構成上中下三巨冊附補遺一冊的規模,並由東洋文庫將其作為“東洋文庫叢刊”第十五種以排印本形式首次刊行於世。1981年,東洋文庫又發行《華夷變態》的再刊本。

作者介紹


《華夷變態》的編纂者林春勝(1618年—1680年),名恕,一名春勝,號春齋、鵝峰、向陽軒等,以其號“春齋”行世。是江戶時代初期著名儒學家、朱子學者林羅山之子,世代擔任幕府“儒役”(儒官)一職。寬永十四年(1637年),林春勝隨其父林羅山進入幕府,開始了其為幕府效力的生涯。正保三年(1646年)成為幕府儒官。寬文三年(1663年)開始為幕府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講解五經,賜號弘文學士,參與幕府有關訴訟以及外交事務等機密事務。林春勝精通日本歷史,與其父林羅山一同主持編撰《本朝通鑒》,對當時的學術界影響頗大。延寶八年(1680年)五月去世,享年六十三歲。
林家的第三代傳人林信篤(1644年—1732年),是林春勝之次子,名戇,一名信篤,字直民,號鳳岡。剃髮后稱大藏卿法印春常。延寶八年(1680年)繼承其父職位。元祿四年(1691年)湯島聖堂建成,幕府將軍德川綱吉即命林信篤為首任大學頭,敘從五位下。林家自此始世代為大學頭,作為將軍侍讀,掌管幕府的法令起草、外交文書的擬定、孔廟祭祀等工作。此前林家亦須剃髮,自林信篤始,特准蓄髮,這在以武士階層為中心的社會中,意味著儒學者獲得了獨立的地位。有《鳳岡林學士集》一百二十卷行世。

歷史評價


《華夷變態》一書,對於中日關係乃至於明清鼎革期間的中國歷史來說,是一部非常珍貴的文獻,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正如浦廉一教授所說:“即便是拿出每一件‘風說書’來看,其大部分也絕非街談巷議之集成,而且除了一般的口述之外,甚或有時一併提呈詔敕、檄文、公函等的原文,因之絕不可輕視其史料價值。而且即便是街談巷議之類,也具有其相應的史料價值。”中國歷史學家謝國楨更結合清代實情指出:“清乾隆間嚴文網之禁,藏吳三桂檄文者罪且至族,今此本儼然具在,不可不謂珍本;且其他海外諸風說,亦皆研究中日及南洋交通之重要資料也。”其所說的乃是《華夷變態》中所收錄之吳三桂起兵檄文,該史料由於滿清的禁毀已不存於中國,卻在日本的《華夷變態》一書中保留下來,可見《華夷變態》的價值與意義。除了可以補中國史料之不足以外,《華夷之辨》還可與中國史料互相參照,增加信度。比如黃宗羲曾在《海外慟哭記》一文中記載了黃斌卿日本乞師的事實,這在中國只能算孤證而存疑;但日本《華夷變態》第一卷之《鄭芝龍請援兵》中卻明確提到了這段史實,能與黃宗羲的記述相互印證參照,因此可推斷這段歷史是屬實的。此外,《華夷變態》對於了解那時候的中日貿易乃至中國海外貿易狀況、中日文化交流、德川幕府外交政策等方面亦頗有裨益。
除此之外,在思想意義上,《華夷變態》還是反映日本人觀念中的“華夷秩序”已經“失序”的一份史料,同時也體現出江戶時代的“日本型華夷秩序”形成。日本人觀念中的“華夷秩序”的變化當然不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從豐臣秀吉結束戰國紛爭並試圖假道朝鮮征服明朝開始,日本便已自絕於以明朝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之中。其後德川家康雖試圖重新加入華夷秩序,但沒能成功。儘管如此,明清鼎革無疑對日本人的華夷觀產生關鍵性的影響。清軍入關前,日本雖遊離於華夷秩序之外,但尚認同明朝為中華,而清軍入關、統一中國則使日本人認為中華已淪為夷狄,華夷關係易位,這也是《華夷變態》書名所蘊含的日本人的思想心態。另一方面,明清鼎革也刺激了“日本型華夷秩序”的形成,日本認為中國已“華夷變態”,而自己則代表著“中華”,因此對中國產生優越感。這也可以從《華夷變態》中表現出來,比如其中記錄的南明勢力多達17次的日本乞師,雖然都沒得到德川幕府的同意,但中國人在乞師時對日本的“稱臣自小”、“卑辭厚禮”、 “真心袒露”和“睦鄰友好”等態度,極大提高了日本的優越感。鄭成功在乞師時更是明確視日本為“華”:“貴國於我,地雖遼絕,稱徐福裔,是非華人子孫乎?……昔回紇應郭子儀募,儘力唐室。夷猶如此,何況貴國與我同派,能通詩書,能習禮儀,見我艱難,不憫然乎?”所以《華夷變態》中收錄的這些內容也足以折射出當時日本人隱然以“華”自居的心態,或者說《華夷變態》的書名體現的是發生在中國的顯性的“華夷變態”,同時也暗含了發生在日本的隱性的“華夷變態”。這就是《華夷變態》所反映的日本人的華夷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