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

讓“上下五千年”名聞遐邇的是國內第一款少兒通 俗歷史讀物《上下五千年》，它是由著名的語言學家、歷史教育家林漢達教授與現代作家曹余章先後編著，林漢達教授編寫了寫作提綱和部分篇目，曹余章則寫了剩下的篇目，其中第一版分5冊於1979年問世，東漢以前的部分為林漢達與曹余章合著，其餘的部分是曹余章在林漢達手稿基礎上整理而成，1991年該書分精華版和平裝版發行了第二版。受其影響和啟發，有了相關讀物“中華上下五千年”，繼而又有了“世界五千年”少兒文學讀物問世。但是，這些讀物，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書，不能和“通史”，斷代史，中國史，世界史相提並論。

上下五千年屬於一種口語，是“在中國的上下五千年中，經典的民間傳說和精粹的歷史故事”的 縮略語。從林漢達和曹余年版的《上下五千年》，我們知道始篇就是“盤古開天地”、“黃帝戰蚩尤”等經久流傳的民間故事，再有就是有文字記載歷史故事，從客觀的角度列數了古往今來的極具影響人物和事件，及其重大發明發現和貢獻作用。

中國文明

中華文化歷史久遠，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就有2000年以上。華夏民族在中華大地上演繹出 了一幕幕激動人心的故事，出現一個個叱吒風雲的人物，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中華文化就是我們生命之源。《中華上下五千年》是一套故事化的歷史讀物。在這套書中，編者選擇重要和著名的人物和事件，根據史籍材料，加以組織和剪裁，用通俗的現代語言寫出來，不加鋪敘和描寫，基本上沒有虛構。但本書不僅僅局限於歷史，而是廣泛涉及哲學、軍事、藝術、教育等領域，使本書從一般的歷史性介紹上升到對中華文化各個層面的廣泛介紹。

中國有非常悠久的歷史。按照古代的傳統說法，公元前兩千年就有了中國，大約有四千多年的歷史，通常叫做“上下五千年”。在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里，有許多動人的有意義的故事。其中有許多是有文字記載的。至於五千年以前遠古時期的情況，沒有文字記載，但是也流傳了一些神話和傳說。

譬如，我們人類的祖先，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古時候流傳著一個盤古開天地的神話，說的是在天地開闢之前，宇宙不過是混混沌沌的一團氣，裡面沒有光，沒有聲音。這時候，出了一個盤古氏，用大斧把這一團混沌劈了開來。輕的氣往上浮，就成了天；重的氣往下沉，就成了地。

以後，天每天高出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盤古氏本人也每天長高了一丈。這樣過了一萬八千年，天就很高很高，地也就很厚很厚，盤古氏當然也成了頂天立地的巨人。後來，盤古氏死了，他的身體的各個部分就變成了太陽、月亮、星星、高山、河流、草木等等。

這就是開天闢地的神話。

神話畢竟只是神話，誰也不會相信真有這樣的事。但是人們喜歡這個神話，一談起歷史，常常說從“盤古開天地”起。這是因為它象徵著人類征服自然的偉大氣魄和豐富的創造力。

那麼，人類歷史究竟應該從哪兒說起呢？後來，科學發達了，人們從地下發掘出來的化石，證明人類最早的祖先是一種從古猿轉變而來的猿人。

中國科學工作者在祖國各地先後發掘了許多猿人的遺骨和遺物的化石，可以看到我們祖國境內最早的原始人，已經有一百萬年以上的歷史。像雲南發現的元謀猿人，大約有一百七十萬年歷史；陝西出土的藍田猿人，大約有八十萬年歷史；拿有名的北京猿人來說，也有四五十萬年的歷史了。

這裡，我們就從北京猿人說起。北京猿人生活在周口店一帶。那時候，中國北方的氣候比現今溫和濕潤。山上山下，生長著樹林、灌木和豐茂的野草。兇猛的虎、豹、狼、熊等野獸，出沒在樹林和山野中。那裡還生長著大象、犀（xī）牛和梅花鹿。

猿人的力氣比不上這些兇猛的野獸，但是他們和任何動物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猿人能夠製造和使用工具。這種工具十分簡單，一件是木棒，一件是石頭。木棒，樹林里多的是，但它是經過人砍削的；石頭呢，是經過人工砸打過的，雖然很粗糙，但畢竟是人製造的工具。

他們就是用這種簡單的工具來採集果子，挖植物的根莖吃。他們還用木棒、石器來同野獸作鬥爭，獵取食物。

但是，這種工具畢竟太簡陋了，他們獲取的食物是很有限的，靠單個人的力量，沒法生活下去，只好過著群居的生活，共同勞動，共同對付猛獸的侵襲。這種人群就叫原始人群。

幾十萬年過去了，猿人在艱苦的鬥爭中進化了。在北京周口店龍骨山的山頂洞穴里，發現另一種原始人的遺跡。這種原始人的樣子，已經和現代人沒有什麼兩樣。我們把他們叫做“山頂洞人”。

山頂洞人的勞動工具有了很大的改進，他們不但能夠把石頭砸成石斧、石錘，而且還把野獸的骨頭磨製成骨針。別看這一枚小小的骨針，在那時候，人們能磨製骨針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有了骨針，人們可以把獸皮縫成衣服，不像北京猿人時期那樣赤身裸體。

山頂洞人過的也是群居生活。但他們的群居生活已經按照血統關係固定下來。一個集體的成員都是共同祖先生下來的，也就是同一氏族的人。這樣，人類社會就進入了氏族公社時期了。

林漢達先生從上世紀20年代起即從事研究和寫作，著作豐富，涉及面廣，頗有影響。

教育類

《向傳統教育挑戰》

《西洋教育史講話》

文字改革類：

《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

《中國拼音文字的整理》

通俗歷史讀物類

《東周列國故事新編》

《前後漢故事新編》

《三國故事》

《上下五千年》（與曹余章合著）

《不怕死的太史》

外語教材類

《高中標準英語讀本》（1951年新編，解放前就有發行 中華書局發行）

《初級中學校用 標準英語讀本》（解放后新編本、解放前就有發行，1953年秋修訂）中華書局發行

事迹

找到了一篇他的學生追憶他的文章，讀下來，發現此人果然是民國文人的風骨。

記得有一次他講述美國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大口號，就曾發了一通感嘆。他說，這三大口號非常美好，但在中國還行不通，中國還是大地主、大官僚們的大資產階級的統治，還有帝國主義當“太上皇”，號稱“民國”，老百姓連基本人權都沒有，還談得上什麼其他的政治權利。

他先後請陶行知、鄧初民、翦伯贊、鬍子嬰、李平心等民主人士、民主教授到學校來講演。他們講的幾乎都是同一主題：只有政治民主化，教育事業才能得到真正的發展；只有停止內戰，恢復和平，讓人民安居樂業，教育也才有光明的前途；大學生不能埋頭讀書，要走出校門去，參加爭取民主的運動。

在上海北火車站廣場舉行的歡送各界和平代表去南京請願的大會上，他說：“中國人民沒有人願意打內戰。中國的主權屬於全國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僕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當政，而是僕人當政。我們要恢復主人的權力。我們的代表就是要吩咐僕人立刻放下武器。我們不能讓僕人把主權送給外國人。現在我們的代表到南京請願，假如不成功，我們就第二次再去全上海的人都去，我們步行去非達到目的不可!”

1946年下半年起，國民黨反動派對漢達師的迫害加緊了。敵人說他拿共產黨的津貼，替共產黨宣傳；學校當局也開始散布喊嘁喳喳的流言蜚語，目的是將這位深孚眾望的教授排擠出學校。漢達師光明磊落，面對著逆流惡浪，一笑置之。他來學校的次數更加少了，一半是由於社會活動忙，一半也由於防避特務分子的糾纏。我們在學校里見不到他，就更多地到他的住所去請教。他的家在建國中路一幢弄堂房子里，兩間屋住了八九口人。中外書籍堆得到處都是，沒有多少空隙。就在這點空隙處，常坐滿了專程來向他求教、同他商量問題的來訪者。這就是他在《漏室銘》那首詩中寫到的：屋子儘管漏，往來無白丁。不是職員女工，就是教師學生；不是民國耆老，就是文化先進。我們無所不談，談無不盡：從教育談到政治，從天文談到月經；從話劇談到申曲，從甲骨談到壯丁。“搭”的一聲，漏水滴到頭頂……作者在詩中還憤怒地斥責：“住著這樣的漏室，還有人瞎了眼睛，說我被人‘收買’了。當然還有‘背景’，……”然而，所有進出於他這間“漏室”的人，卻都能從這間普通的住室里吸取到豐富的思想營養和無窮的戰鬥力量，感受到賢師良友的溫暖。

曹余章說：“我在解放前讀過大學中文系，但學習古文那還是從少年時期開始的。我幼小的時候，城市裡的小學已經使用新式國語課本了。但我在鄉下進的還是私塾式學校。到了小學三四年級，老師也教過一些古詩古文。我父親是北大中文系早期的畢業生，是個不善治生、落拓不羈的知識分子

。他自以為"懷才不遇"，多為"儒冠"所誤，所以不希望兒輩再讀書，尤其不贊成學文科。我的幾個哥哥都很早就業了；對我的學習，父親也很少過問。但他酷愛詩文，常常喜歡在孩子面前吟誦詩文，吟誦起來抑揚頓挫，饒有韻致。這種吟誦對我少時愛好詩文自然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後來，我在哥哥的幫助下到上海進了高小，讀的是國語課本，與古文接觸就少了。

13歲那年，我剛讀完初中一年級，因為哥哥失業，在上海得不到資助，不得不輟學回鄉。我老家在一個山村裡，看不到新鮮的報刊和讀物。家裡有的藏書，大多是一些被蠹魚蛀蝕的線裝古書，它們就成了少年時期的僅有的精神食糧。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就自學起古書來了。

我自學古書，是從《論語》、《孟子》開始的。這倒不是因為它們是儒家經典，主要是因為我幼小時已經接觸過這兩種書，覺得它們在古書中還比較淺近好懂。我用的是朱熹的《四書集注》本。沒有人指導，看看註解，大體可以懂得文意，實在不懂的也就跳過去。我給自己規定每天讀三四頁，疏通文意后反覆熟讀，這樣學了一年，居然把《論》、《孟》通讀了一遍，還全背了出來，以後，又花了大約一年工夫，自學了《左傳》、《史記》的部分篇目和《詩經》的"國風"、"小雅"部分。

少年時期的理解力有限，但記憶力特彆強。從背誦這一點說，這個時期"效益"最高。我那個時期背的書，不但到了中學、大學時期沒有忘記，即使過了四五十年，還基本上背得出來，遇到"子曰"、"詩云"這一類引文，大多能記起它的出處。有些內容，因為年齡和經驗的限制，一時未必理解，但後來重新接觸，就能起溫故知新的作用。

熟讀幾本古書，對提高閱讀文言文能力有較大幫助，主要是比較紮實地掌握一些古漢語的常用詞語和句式。我那時沒有學過語法，但通過熟讀，不知不覺掌握一些古漢語的語法規則。例如"莫我知也夫"，"不患人之不己知"(均見《論語》)這種句式，讀得多了，也覺得很習慣，至於古漢語語法中的否定句賓語(代詞)可在動詞之前這類規則，還是以後才學到的。還有，就是懂得一些文字訓詁的道理。例如"學而時習之"，朱熹《集注》說："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這樣就把"習"的本義和引申義一起講清楚了，而且很形象，記得住。《論》、《孟》文中的詞義，一般是比較早的詞義，往往又是後來的常，讀了《論》、《孟》以後，再讀唐宋散文，就覺得沒有多大困難了。

現在我看到一些學生對背誦文言文最感頭疼，視為苦事。但我小時不但不以為苦，居然還讀得有點樂趣。這大概是有兩個原因：第一，我覺得我讀的書，內容並不枯燥。以《論語》來說，有些章節很有點文學性。例如"宰予晝寢"，孔子大為惱火，罵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這則故事就很形象生動，當時我覺得孔子待學生很嚴格，又覺得他的責備太過分，這樣一想印象就深刻了。又如讀《左傳》、《史記》，也主要選讀一些有情節的篇目。像《大學》、《中庸》，我雖然背了出來，但因內容缺乏情節，單純說教，就不那麼喜歡了。第二，無論是《論》、《孟》或者後來的散文，都比較注重修辭，排偶句較多，讀起來上口，具有易誦易記的特點。有些駢句、排句，多讀幾遍，只要提示上一句，後面的句子也就很容易記得起來，不需要死記硬背。據我體會，背誦古文，不能把文句割裂了一句一句硬記，應該從句意上、修辭上把文句聯繫起來讀。

除了上述古書外，在這段時期，我也通讀了流行的古詩文選本《古文觀止》和《唐詩三百首》。那個時候，我也看到過有一種"言文對照"的文言讀本，那種白話翻譯是十分拙劣的。我自學古文，從沒依靠過翻譯本子。如讀《古文觀止》，我就覺得看看吳楚材、吳調侯自己的評註就很夠了；而且，我還體會到，從培養閱讀古文能力來說，利用文言的註解(一般來說，是比較淺近的)去理解古文，效果比讀對譯本要更好些。”

曹余章說：”大家都知道”蘇武牧羊“的故事吧！（具體見”蘇武詞條）蘇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帶兵三萬，攻打匈奴，打了個大敗仗，幾乎全軍覆沒，李廣利逃了回來。李廣的孫子李陵當時擔任騎都尉，帶著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戰。單於親自率領三萬騎兵把李陵的步兵團團圍困住。儘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殺了五六千名匈奴騎兵，但是匈奴兵越來越多，漢軍寡不敵眾，後面又沒救兵，最後只剩了四百多漢兵突圍出來。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動了朝廷。漢武帝把李陵的母親和妻兒都下了監獄，並且召集大臣，要他們議一議李陵的罪行。

大臣們都譴責李陵不該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漢武帝問太史令司馬遷，聽聽他的意見。

司馬遷說：“李陵帶去的步兵不滿五千，他深入到敵人的腹地，打擊了幾萬敵人。他雖然打了敗仗，可是殺了這麼多的敵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馬上去死，隨意創造出來的記號、符號或象形文字，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皇上。”

漢武帝聽了，認為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護，是有意貶低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說：“你這樣替投降敵人的人強辯，不是存心反對朝廷嗎？”他吆喝一聲，就把司馬遷下了監獄，交給廷尉審問。

審問下來，把司馬遷定了罪，應該受腐刑（一種肉刑）。司馬遷拿不出錢贖罪，只好受了刑罰，關在監獄里。

司馬遷認為受腐刑是一件很丟臉的事，他幾乎想自殺。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極重要的工作沒有完成，不應該死。因為當時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寫一部書，這就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史記》。

原來，司馬遷的祖上好幾輩都擔任史官，父親司馬談也是漢朝的太史令。司馬遷十歲的時候，就跟隨父親到了長安，從小就讀了不少書籍。

為了搜集史料，開闊眼界，司馬遷從二十歲開始，就遊歷祖國各地。他到過浙江會稽，看了傳說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領開會的地方；到過長沙，在汨羅江邊憑弔愛國詩人屈原；他到過曲阜，考察孔子講學的遺址；他到過漢高祖的故鄉，聽取沛縣父老講述劉邦起兵的情況……這種遊覽和考察，使司馬遷獲得了大量的知識，又從民間語言中汲取了豐富的養料，給司馬遷的寫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以後，司馬遷當了漢武帝的侍從官，又跟隨皇帝巡行各地，還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帶視察。

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承父親的職務，做了太史令，他閱讀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

在他正準備著手寫作的時候，就為了替李陵辯護得罪武帝，下了監獄，受了刑。他痛苦地想：這是我自己的過錯呀。受了刑，身子毀了，沒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從前周文王被關在羑里，寫了一部《周易》；孔子周遊列國的路上被困在陳蔡，後來編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寫了《離騷》；左丘明眼睛瞎了，寫了《國語》；孫臏被剜掉膝蓋骨，寫了《兵法》。還有《詩經》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憂憤的情況下寫的。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裡有鬱悶，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時候，才寫出來的。我為什麼不利用這個時候把這部史書寫好呢？

於是，他把從傳說中的黃帝時代開始，一直到漢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為止的這段時期的歷史，編寫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字的巨大著作《史記》。

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對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詳細的敘述。他對於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給予高度的評價；對被壓迫的下層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態度。他還把古代文獻中過於艱深的文字改寫成當時比較淺近的文字。人物描寫和情節描述，形象鮮明，語言生動活潑。因此，《史記》既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又是一部傑出的文學著作。

司馬遷出了監獄以後，擔任中書令。後來，終於鬱鬱不樂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史記》在我國的史學史、文學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說明，《史記》給他們編寫《上下五千年》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其餘資料，參考於別的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