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歸晉知

晉人歸⑴楚公子谷臣，與連尹襄老之屍於楚，以求⑵知罃。於是⑶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

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⑷，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⑸。執事不以釁鼓⑹，使歸即戮⑺，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

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⑻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⑼好，臣不與及⑽，其誰敢德？”

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⑾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

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⑿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⒀，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⒁,而使嗣宗職⒂，次及於事，而帥偏師⒃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⒄，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①歸；送還。公子谷臣：楚莊王的兒子。連尹襄老：連尹是官名，襄老是人名。②求：索取；知罃（zhìyīng）；知同“智”，晉大夫，在晉楚泌之戰（宣公十二年，前597年）中被楚國俘虜。③於是：在這個時候。佐中軍；擔任中軍副帥。（4）治戎：治兵，演習軍隊。這裡的意思是交戰。（5）馘（guó）：割下敵方戰死者的左耳（用來報功）。這裡與“俘”連用，指俘虜。(6)鼓：取血塗鼓，意思是處死。（7）即戮（lù）：接受殺戮。(8)懲：戒，剋制。忿：怨恨。(9)宥（yòu）；寬恕，原諒。(10)與及：參與其中，相干。(11)任：擔當(12)外臣：外邦之臣。臣子對別國君主稱外臣。(13)宗：宗廟。(14)不獲命：沒有獲得國君允許殺戮的命令。(15)宗職：祖宗世襲的職位。(16)偏師：副帥、副將所屬的軍隊，非主力軍隊。(17)致死：獻出生命。

晉人把楚國公子谷臣和連尹襄老的屍首歸還給楚國，以此要求交換知罃。當時荀首已經是中軍副帥，所以楚人答應了。楚王送別知罃，說：“您恐怕怨恨我吧！”知罃回答說：“兩國興兵，下臣沒有才能，不能勝任，所以做了俘虜。君王的左右沒有用我的血來祭鼓，而讓我回國去接受誅戮，這是君王的恩惠啊。下臣實在沒有才能，又敢怨恨誰？”楚王說：“那麼感激我嗎？”知罃回答說：“兩國為自己的國家打算，希望讓百姓得到平安，各自抑止自己的憤怒，來互相原諒，兩邊都釋放被俘的囚犯，以結成友好。兩國友好，下臣不曾與謀，又敢感激誰？”楚王說：“您回去，用什麼報答我？”知罃回答說：“下臣無所怨恨，君王也不受恩德，沒有怨恨，沒有恩德，就不知道該報答什麼。”楚王說：“儘管這樣，還是一定要把您的想法告訴我。”知罃回答說：“以君王的福佑，被囚的下臣能夠帶著這把骨頭回到晉國，寡君如果加以誅戮，死而不朽。如果由於君王的恩惠而赦免下臣，把下臣賜給您的外臣首，首向寡君請求，而把下臣在自己宗廟中誅戮，也死而不朽。如果得不道寡君殺我的命令，而讓下臣繼承宗子的地位，按次序承擔晉國的軍事，率領偏師（自己軍隊的謙稱）以治理邊疆，即使碰到君王的文武官員，我也不會躲避，竭盡全力以至於死，沒有第二個心念，以盡到為臣的職責，這就是用來報答於君王的。”楚王說：“晉國是不能和它爭奪的。”於是就對他重加禮遇而放他回去。

玩篇首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二語。便見楚人有不得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捉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人，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如果完全以為知罃是靈機一動，隨機應變地在玩外交辭令和技巧，並不完全對。他所打的國家利益的牌，既是一種技巧和策略，同時也是合乎情理的真實觀念。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從前傳統的價值觀念已不為人們所信奉，一切注重實際利益，成了普遍的時代潮流。大概除了像孔子這樣的思想家之外，很少有人關注現實利益之外的東西。即使祖先、神靈，在很多情況之下也不過是個招牌，一種表面文章，並不具有實質性的內容。

在一切實際利益之中，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是作為一個忠臣必須烙守的原則，也是他言行舉止的歸依。如果連這一點也不顧，那麼為臣的基本原則便喪失了。無論人們自己是否意識到了，他們在實№中或多或少地要追問自己所作所為的目的性，追問為什麼要這樣做而不那樣做，總要有一個最終的依託。價值、觀念、信仰會隨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個人也可以在其中作出選擇。但是，國家利益在任何時代都應當是統治集團中的成員必須關注的，其中的每個成員都應當以自己的言行來維護國家利益，實際上，他們的個人利益、個人命運，也是同國家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國家利益是愛國主義的主要內容。如果抽取了國家利益，們愛國主義就成了空洞的、抽象的精神，實際上是不會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

國家利益是非常實在的，非常具體的。統治集團中的成員應當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體現，同樣，平民百姓也應當自覺維護國家利益，因為大家的命運是休戚相關的。

《楚歸晉知》選自《春秋左傳·楚歸晉知鎣》

《左傳》是儒家經典之一，與《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公羊傳》、《穀梁傳》是從政治和思想方面去解釋《春秋》，而《左傳》則從豐富的歷史材料去詮釋《春秋》。唐劉知幾《史通》評論《左傳》時說：“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對研究春秋史和遠古史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左傳》敘事敢於直書不諱，揭示事情的真實面貌，全書有關戰爭的文字較多，這些文字翔實生動，如晉楚城濮之戰、秦晉郩之戰、齊晉鞌之戰、晉楚鄢陵之戰，都有出色的敘述。善於敘事，講究謀篇布局，章法嚴謹，都是《左傳》的獨到之處。正因為如此，它在中國文學史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

歷代註釋《左傳》的著作頗多，西晉大學者杜預撰《春秋經傳集解》，把《春秋》與《左傳》合為一編。唐孔穎達遵循杜預注而為疏，成為歷史上最有影響的註釋之作。清洪亮吉撰《春秋左傳詁》、劉文淇撰《春秋左傳舊註疏證》、今人楊伯峻撰《春秋左傳注》，都是比較重要的注本。

《左傳》相傳是春秋末期的魯國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馬遷首先認為《左傳》是左丘明所寫，自劉向、裴駰、劉歆、桓譚、班固皆以《左傳》出於左丘明。唐朝的劉知幾《史通·六家》亦稱：“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

左丘明，姓左丘，名明(一說姓丘，名明，左乃尊稱），春秋末期魯國人。左丘明知識淵博，品德高尚，孔子言與其同恥。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太史司馬遷稱其為“魯之君子”。左丘明世代為史官，並與孔子一起“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據有魯國以及其他封侯各國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國古代第一部記事詳細、議論精闢的編年史《左傳》，和現存最早的一部國別史《國語》，成為史家的開山鼻祖。《左傳》重記事，《國語》重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