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福文

沈福文(1906.2—2000）。福建詔安人。擅漆器工藝。1928年考入國立杭州藝專，1931年考入北平大學藝術學院。1932年與王啟民、楊澹生等同學創立平津木刻研究會。1933年曆任北平美專教授兼教務長。1935年留日入松田藝術研究所。1938年任湖南沅陵油漆學校教師，國立藝專實用美術系教授。1938年歸國任國立藝專教授。1939年同李有行教授等創辦四川省立藝專並任該校教授兼任應用藝術科主任，要作品有《晨曦盤》、《松鶴太陽盤》、《金魚大漆盤》、《長江三峽神女峰下》、《六蟬堆漆綠彩嵌金花瓶》、《堆漆金魚》等

沈福文，中國著名美術教育家、漆藝大師。詔安縣太平鎮科下村人。

沈福文1926年入讀廈門集美師範學校，1929年考入國立杭州藝專，1930年受左翼文藝思潮的影響與陳卓坤、胡一川、李可染等人組建“一八藝社”，創作了不少反帝反封建反壓迫的木刻作品。

“九·一八”事變后，參加杭州市學生聯合會，並作為學生代表之一參與浙江省教育廳的談判，搗毀教育廳長張道藩的住宅，學生鬥爭獲得勝利。

1931年，參加“一八藝社”在上海首次公開舉辦的美術習作展，這次展覽獲得魯迅先生的高度讚揚。國民黨反動派十分恐慌，強行宣布開除沈福文、胡一川、李可染等人，並勒令解散“一八藝社”。

1932年考入北平大學藝術學院，1933年參與舉辦“平津木刻大展”，併到許多大城市巡迴展出，沈福文先生有20多幅反映勞苦大眾生活的作品參展，為新興木刻運動的發展起了尊基與推動的作用。沈福文先生因此而被國民黨逮捕並關押數月，后經保釋出獄。

1935年到日本留學，入松田漆藝研究所，師從松田權六先生精研漆藝，創造出多種漆藝技術。

1937年底歸國后，任國立藝專教授，在抗戰十分艱苦的條件下，自己製作了一批漆器工藝品，並開了個展，獲行家好評。

1939年，他同李有行教授創辦四川省立高級工藝職業學校。

1940年，更名為四川省立藝術專科學校，並任教授兼應用藝術科主任。

1942年初，沈先生以精心製作的“脫胎器花瓶”、“雙耳花瓶”、“金魚盤”及“二十四角脫胎大盤”等參加國民政府教育部在重慶舉辦的首次美術大獎賽，與吳作人的油畫、劉開渠的雕塑同獲美術最高獎二等獎。

1943年12月在成都舉辦個展，一百多件漆品藝術作品光彩照人，轟動了整個新聞、美術工藝界，龐教授讚歎為“工藝美術界的一聲號角”。

1945年元月在成都美協再辦個展，作品被美國南度將軍買下，並被英美博物館收藏。

1946年到敦煌考察壁畫藝術。

1947年在成都等地舉辦“沈福文教授敦煌圖案漆藝全國大展”，受到徐悲鴻等大師高度評價。

1951年，多件漆器作品赴蘇聯展出，八件作品被莫斯科東方美術博物館和列寧格勒博物館收藏，后又被文化部選送部分作品赴越南及日本展出並被收藏。

1952年，一批漆藝作品被北京故宮博物館、四川省博物館收藏。

1953年創作了第一幅毛澤東主席漆畫像，被外交部作為貴重禮物贈送給朝鮮。四川美術學院成立后，沈福文先生任實用美術系主任。十年浩劫期間，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關進牛棚。

1979年出任四川美術學院院長，1981年任名譽院長。

沈福文先生投身美術教育幾十年，一貫治學嚴謹，毫無保留地將他的研究成果奉獻給了美術教育事業，推動了我國高等藝術院校漆器藝術的教學，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優秀的藝術人才。沈福文先生還撰寫了《中國髹漆工藝美術簡史》、《漆器工藝技法擷要》、《中國漆藝美術史》等著作。

1989年，沈福文先生將他晚年珍藏的295幅近代中國名家名畫無償地贈送給漳州市，52幅贈送給詔安縣。

《晨曦盤》、《松鶴太陽盤》、《金魚大漆盤》、《長江三峽神女峰下》、《六蟬堆漆綠彩嵌金花瓶》、《堆漆金魚》等；編著有《西南少數兄弟民族圖案集》、《四川省工藝美術選集》、《四川榮昌陶器》、《中國髹漆工藝美術簡史》、《漆器工藝技法擷要》、《中國漆藝美術史》等。

早在20世紀30、40年代，沈福文的創作就得到了社會的肯定，多次舉辦漆藝作品展覽，使漆藝在中國美術領域佔有了一席之地。《中央日報》、《華西晚報》等報紙均有專題報道或辟專欄刊載沈福文漆藝展覽的評論文章，成都的文摘雜誌《展望》曾經把沈福文的漆器與張大千的國畫、劉開渠的雕塑合稱為“成都三寶”。

1984年，在第六屆全國美展上，他的漆畫作品《堆漆金魚》獲“優秀作品獎”，這是漆畫首次作為與國畫、油畫、版畫、雕塑並立的獨立畫種參加國家級展覽。1986年，沈福文的漆畫《蝦》獲中國美協與輕工部聯合舉辦的中國漆畫展覽榮譽獎。

1941年《脫胎花瓶》獲國民教育部在陪都重慶頒發的全國學術大獎。後任西南美專教授兼實用美術系主任，四川美術學院工藝美術系主任，四川美術學院院長、名譽院長、顧問、中國美術協會顧問、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理事、美協四川分會副主席，四川工藝美術學會理事長。中國工藝美術大師評審委員。漆藝作品在故宮博物館、英國維多利亞博物館、中國美術館、中國工藝美術館均有收藏。

在這個對中國漆藝發展來說特殊而重要的時期，沈福文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人物。他在漆藝創作、教育、研究及推廣傳承等多方面都做出了較大貢獻。他把在中國早已失傳的《髹飾錄》手抄本從日本帶回國，研究出幾十種已經失傳的古代漆藝技法，建立了以“研磨彩繪法”、“新堆漆法”為主的現代漆藝技法體系；把多種藝術形式融入到漆藝創作中，使得漆藝這門在中國業已凋零的藝術得以重新煥發生機。20世紀30、40年代沈福文多次舉辦漆藝作品展覽，使漆藝在中國美術領域佔有了一席之地；50年代他正式將漆藝帶入了中國高等教育中，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漆藝教學中培養了一大批現代漆藝的後繼者。20世紀50、60年代，沈福文向地方政府提出大規模整理民間工藝美術的建議，客觀地把握了民間工藝美術的發展狀況，為復興民間工藝美術提供了有利條件。

沈福文出生於富有“書畫藝術之鄉”的福建詔安縣科下村，少年時期接受了系統的中國畫教育，青年時期又在杭州國立藝專和北平藝專接受了西式美術教育，培養了進步的美術思想。因參加“一八藝社”的進步木刻活動，與胡一川、李可染等人被校方開除，后又因為參與“平津木刻研究會”和加入“左聯”被反動派逮捕入獄。東渡日本求學之時，籍著蔡元培的介紹，沈福文進入日本著名漆藝大師松田權六的工作室內研習漆藝。他尋到在中國早已失傳的《髹飾錄》手抄本，按照其中記載的工藝程序反覆實驗，並從日本博物館借出館藏的中國古代漆器，找來現代的福州漆器，對實物進行古今比較對照研究，逐漸發掘出幾十種已經失傳的古代漆藝技法。在漆藝創作中他借鑒青銅器、玉器、陶瓷器等的造型、圖案、色彩，豐富了漆藝的創作語言。回國后他和常書鴻結伴到敦煌考察寫生，把敦煌藻井、壁畫圖案融入漆藝創作中，逐漸建立了以“研磨彩繪法”、“新堆漆法”為主的現代漆藝技法體系。王世襄所著的《髹飾錄解說》中，對沈福文總結出的關於漆藝製作的原料、工具設備、工藝過程及裝飾技法有23處引用描述，作為此書論述過程中的重要佐證。其中研磨彩繪法、堆漆法、變塗等技法的製作程序及石黃、白色、丹紅等顏色的調製是比較重要的。此外，沈福文還試驗、總結出了一整套製作漆器的原材料、設備、工具及漆器胎型製作工藝、漆器裝飾工藝等方面的經驗。

沈福文的漆藝作品在用色、構圖、描摹對象等方面，有很多與中國畫相通之處，從中我們可以充分體會到漆藝與中國畫的這種巧妙的辯證關係。從沈福文少年時所受的傳統中國畫教育中，我們可以找到其淵源所在。對比他的某些漆藝作品與晚年的國畫作品，可以明顯看出其間的相通之處。漆畫作品《蓮》布局呈“﹥”形，疏密有間，這也是中國畫中常用到的空間布局法；蓮葉迎風搖曳，如舞女的婆娑舞姿，效果與工筆畫的沒骨渲染法有異曲同工之妙。此外，《葡萄》、《蝦》、《鯉魚》、《松陽盤》等作品的內容也都是國畫中很常見的表現題材。漆以黑色見重，漆藝之美關鍵也在於發揮漆的本質美。在沈的漆藝作品中可以看到漆的本質美的充分體現，利用帶褐色的透明漆調製出各類色漆供裝飾，所有的色彩都協調成熟、富有“古趣”。其它的裝飾法如貼金、嵌銀，以及鑲入各類有色有彩質料，漆的黑又能特別顯耀出這些質材的美。典型的例子如《晨曦盤》，以研磨技法充分表現出晨景的嫵媚與妖嬈，氤氳回蕩，讓人不禁想象著重重霧靄之下的初陽。沈的學生曾向他談起“太陽盤”，沈激動地打斷談話，說道：“不是‘太陽'，是‘晨曦'，是晨曦盤，說太陽太露，不合我的藝境”。劉開渠曾評價沈福文“把……普通的工藝品，提煉到了藝術的神韻，含有賞玩不盡的深遠境界……”。《金魚盤》採用高堆漆法和研磨法，金魚尾部漸漸隱入深褐色背景之中，充滿靈動之感。他開創的金魚系列形象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此後幾十年內，被其他的工藝作品頻頻借鑒。

漆藝進入中國藝術教育體系，也與沈福文有著密切關係。1938年夏，沈福文與好友李有行、王曼碩、雷圭元、龐薰琹、趙太侔在成都創辦“中華工藝社”。后在四川省教育廳的支持下創建“四川省立高級工藝職業學校”，后更名為“四川省立技藝專科學校”，設漆工、染織、圖案、繪畫、傢具等專業。1940年秋四川省立技藝專科學校與四川省立戲劇學校合併后改名為“四川省立藝術專科學校”，增設藝術科、建築科與音樂科。這樣，沈福文正式將漆藝帶入了中國高等教育中，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漆藝教學中培養了一大批現代漆藝的後繼者。

在長期的教學過程中，沈福文總結了中國漆藝發展歷程，編寫出《中國漆器美術史》，一直到現在都是高等院校漆藝專業的重要教材。之前的文獻中雖有不少關於我國漆藝的記載，但都或是某一部分的專題論述或散記，或是敘述得比較淺顯。為了編寫一本系統、全面闡述漆藝歷史發展的文獻，沈福文經常去訪問朱家溍，王世襄等漆藝研究專家，到各大圖書館和資料中心廣泛查閱資料，同時以解放后發掘出的大批精美古代漆器作為實物的佐證，編寫出了《中國漆藝美術史》。全書按歷史朝代介紹了中國漆藝的繼承與發展的情況，對每一歷史階段的漆藝裝飾技法和藝術風格的衍變作了概括的介紹和論述。還對我國明代髹漆工藝專著《髹飾錄》的章節加以全面的介紹，並對其主要名目，分別加以解釋。也對我國現代各地區的漆器工藝發展情況的歷史概況，以及各自的漆藝技法、風格、特點、品種等分別作了概括的介紹。沈福文與李大樹合作寫成的《漆器工藝技法擷要》，除對中國歷代漆器工藝作了一般性概述外，著重對漆藝創作技法進行總結，包括製作漆器的原材料、設備、工具、漆器胎型製作工藝及漆器裝飾工藝等作了詳細敘述。此外，沈福文還著（編）有《中國髹漆工藝美術簡史》、《四川工藝美術選集》等專著。

沈福文一貫主張理論與實踐、教學與生產相結合，培養既有設計思想、又具備動手能力的學生。他向輕工業部提出在重慶成立漆器工廠的建議，很快得到撥款支持。1956年春，經沈福文等人的操辦，在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總社的支持下，在西南美術專科學校內部成立了西南漆器試驗工廠（后改名為重慶美術漆器廠），成為學生實習、創作的重要基地。

自解放以來，沈福文還把許多精力放在傳統工藝事業的復興與發展上，在他的倡議和籌辦下，建立了四川邛窯等陶瓷廠。為了客觀地把握重慶地區民間工藝美術的發展狀況，開發復興民間工藝美術，沈福文向地方手工業管理局提出大規模整理民間工藝美術的建議，在報紙上刊登啟示，讓各縣民間手工藝人來手工業管理局登記。這樣，手工業管理局很快掌握了隱藏在民間的手工藝人的分佈情況，根據不同的專長把他們組織成漆器、竹雕、木雕、玻璃、金銀首飾、刺繡及石雕等手工藝合作社。使政府客觀地把握了民間工藝美術的傳承狀況，為復興、發展我國民間工藝美術提供了有利條件。

對於沈福文，我們可以稱之為“中國傳統漆器藝術的傳薪者與近現代漆器和漆畫藝術發展的奠基人”。

包括傳統工藝在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充分表現了中華民族在歷史進程當中逐步形成的優秀文化價值觀念和審美理想，凝聚著中華民族深層的文化基因，體現了中華民族充沛的文化創造力。在全球化和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主要依靠口傳心授傳承發展的傳統工藝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存土壤的惡化和老藝人的不斷去世在警告著我們，許多珍貴的傳統工藝正在走向衰亡。近幾年，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蓬勃開展，2006年5月公布的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有89個傳統手工技藝項目，51個民間美術項目，其中漆藝項目7個，一批傳統工藝研究、保護的國家級項目陸續上馬。在政府主導下，全社會開始重視傳統工藝的傳承和發展問題。此時，我們不應該忘記上個世紀在艱苦環境中曾經為這項事業做出過貢獻的藝術家、教育家們。

在日留學期間，沈先生根據日本人所藏的各類中國古代漆工藝論著、資料和實物研究，不但對中國傳統漆工藝進行了深入的學習和掌握，對中日既有技法進行了歸納和整理，而且根據自己的繪畫特長，開始在平面的漆繪表現手法上進行獨有的嘗試，還以敦煌和中國傳統圖案為切入點，在平面漆藝術作品的繪製上，力圖把其中圖形、色彩視覺元素符號，用地道的漆工藝技法進行表現。這個早期的先驗性嘗試極其重要。由於沈先生獨特的美術教育經歷和特殊的機遇與環境，使沈先生個人能為構建現代中國漆畫表現技術的完整體系，特別是將漆媒材技能引入純觀賞性繪畫表現範圍、將大美術觀念引入漆媒材技能造美造物範圍，做出了獨特的、巨大的貢獻。

1937年，抗戰爆發，沈福文先生謝絕師長和朋友的挽留，毅然離日，歸國參加文化抗戰。回國后，沈福文在國立藝專任教，不久隨校遷往西南大後方的成都，並與雷圭元、李有行等人一起，組織創辦了“中華工藝社”。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八年抗戰時期，沈福文先生堅持民族氣節，以自己的努力，克服種種難以想象的困難，與苦難中的人民一道，堅決捍衛和維護了祖國文化教育事業，表現了一位愛國藝術家、教育家的高尚人格魅力和道德操守。

在八年抗戰期間，在創建中國的漆藝術高等教育體系和探索現代中國漆畫藝術的艱難過程中，沈福文先生付出了極大的努力與代價，也獲得了很大的突破。首先，沈先生潛心研究，終於解決了長期以來的疑難問題：入漆硃色顏料。他的這件成果，迄今仍然是不少漆藝術家仍在使用的標準手法。其次，沈先生在探索平面漆繪藝術品上，取得實質突破：他先後在大後方和南洋募捐抗戰資金的六次義賣畫展活動中，向公眾展示了一系列平面的漆繪作品。這是嚴格意義上的第一批現代中國漆畫實驗性作品，其開拓意義和所造成的重大影響，不可估量。沈先生同時代的朋友與同事，藝術大師徐悲鴻、龐熏棐及傑出藝術家傅抱石、陳之佛等人，都著文對這批新型漆繪作品，有推崇之至的高度評價。再次，當開拓傳統漆工藝的繪畫表現取得實效之後，如何把真正的純觀賞性的大美術意識，引入到漆繪表現當中，就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大問題。沈先生認為，從傳統的中國經典繪畫中尋找基本的表達方式、基本的創作意識、基本的審美原則，是率先要解決的事。

在1943年，沈先生與著名的藝術家、歷史學者常書鴻先生結伴同行，前往敦煌，開始了潛心研究敦煌佛教美術的艱辛工作。數年後，沈先生一批以敦煌題材為主的漆繪作品面世以後，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不但使當時整個美術界為之傾倒，還獲得了從文學藝術界、政府文管部門到社會各界名流、美軍顧問團將軍及各國使節、文化學者的一致讚賞。這批漆繪作品，宣告了平面漆繪這個新型畫種的正式誕生：因為在經曆數十年的前朝探索之後，以中國傳統的漆工藝漆媒材來介入純美術的藝術表現，從技術到材料，從題材到創意，都成為一種可能。這個意義非常之重大，宣告了現代中國漆器畫的實驗性探索，終於結出了豐碩的果實，也預示著未來現代中國漆畫的巨大發展前景。

據沈先生在80年代初回憶，解放后，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創建時，主管部門領導曾考慮將全國各專家學者集中，在北京合力開設“漆器設計專業”。但周恩來總理曾有親筆批示和口頭意見，最終把“漆器設計專業”開設在經沈先生多年苦心經營、當時無論在教學、產業、人才都比較集中的西南地區。在1953年沈先生從教的“西南人民美術高等專科學校”被一分為二：“四川美術學院”和“四川音樂學院”分別成立。沈先生傾其心力，全力創建了現代中國高校中第一個“漆器美術設計專業”。在從50年代初起，沈先生以飽滿的工作熱情與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在前所未有的教學、科研、創作經歷中，為現代中國漆畫運動的崛起和發展，做出了他個人的巨大貢獻。到80年代沈先生離開本科教學為止，從這個專業培養出了數千名高等專業漆藝術研究者、學者、藝術家和管理人員，遍及海內外。

從漆畫表現的具體實踐上，沈先生受政府外事與文化主管部門的委託，從50年代初就以漆繪作為基本手段，先後製作了朝鮮領袖“金日成肖像”、蘇聯文化名人“高爾基肖像”等，並先後和自己的學生張臣傑、楊富民、何豪亮、李大樹等人一起，創作各種平面和立體漆藝術作品，參加了當時影響最大的幾乎所有國內外美術展覽，其中包括越南磨漆畫首次亮相即引起轟動的“莫斯科社會主義國家青年藝術節”。沈先生為主的、以四川美術學院師生為主要創作力量的這些漆藝術活動，充分說明了一個史實：雖然越南磨漆畫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美術界引起巨大轟動，也引起了當時國內美術界領導和政府領導對漆畫形式的重視，為中國現代漆畫的發展提供了走向前台的機會，但現代中國漆畫的原創動力，主要來源於中國的悠久傳統與中國藝術家中目光遠大、富於獻身精神的一批先驅者們的不懈努力。

當越南磨漆畫的展示效果使中國美術界看到了在中國發展這一畫種的可行性之後，現代中國漆畫便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除了由文化與外交部門直接派遣中國高校教師去越南直接學習磨漆畫技術與創作以外，沈先生依然堅持以自身力量為主、以本民族傳統為主要創作靈感來源、堅持走自己民族特色的發展道路，不斷推動現代中國漆畫運動的全面發展。沈先生在堅持中國漆畫自身風格的同時，認真汲取外來漆藝術傳統和現代表現的新形式。1965年，在國家外事部門的特殊安排下，沈福文先生親赴當時戰火紛飛的越南首都河內，與越南磨漆畫的創始人、首屈一指的著名磨漆畫大師黃積鑄教授親切會晤，交流了兩國漆藝術的既往歷史與未來發展問題。當時的越語翻譯，是廣州美院赴越留學的蔡克振先生（現著名漆畫家、教授、中國美協漆畫藝術委員會主任）。兩國最負盛名的頂尖漆畫大師的直接交流，對豐富現代中國漆畫表現形式和觀察視野，都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

“文革”結束后的八十年代初，已年邁體弱的沈福文先生，在擔任四川美院院長、承擔大量的行政事物的同時，一直致力於現代漆畫的創作與製作技術的不斷創新與發展。為與福建、江西、天津三地聯展戶配合造勢，四川美院依靠自身力量，在1982、1983年，數度組織“四川美院漆畫專題展覽”，並與各地創作活動相配合，充分展示了現代中國漆畫的廣度與高度，終於使現代中國漆畫正式列入政府主辦的全國美展的正式序列，並逐漸成為被人們接受的既古老又年輕的畫種。

沈福文先生的近80年美術生涯，幾乎覆蓋了整個20世紀的中國現代美術發展歷史，極其波瀾壯闊，豐富多彩。他既是現代中國美術的歷史見證人、積極參與者，也是現代中國漆畫運動最偉大的旗手和奠基人。這位風雲老人對中國現代漆藝術事業的突出個人貢獻，使他自己的名字與20世紀的中國現代美術一道，彪炳手冊，為後人所永遠銘記於心。

在沈福文的教育思想下培養出的學生，在全國的漆藝教學、科研、創作等領域中擔任了重要角色。

例如楊富明嘗試用絹創作漆藝作品，利用絹的光影轉化巧妙地與螺鈿結合。1954年創作的漆畫座屏“民族大團結”參加中國工藝美術展，在蘇聯普希金博物館和列寧格勒博物館展出后被蘇聯東方博物館收藏。八十年代創作的漆畫分別在北京和菲律賓展出。

肖連恆善於在磨漆畫中靈活運用色彩，1983年創作的磨漆畫《瓜葉菊》參加第六屆全國美展，被中國美術館收藏；其後經過再創作複製，參加首屆中國漆畫展，被評為優秀作品獎。漆畫《浮萍》已被收入《中國高等院校作品集？四川卷》。漆器《喜鵲梅花漆盤》、《象牙花鳥漆盤》、《花蝶漆器花瓶》等曾赴菲律賓等國展出。他一生創作不輟，退休后仍以漆畫作品《花與桃》獲得第九屆全國美展銀獎。

李大樹以研究和製作鋁胎填彩漆器為特長，致力於鋁胎腐蝕漆器的研究，創造出了利用遮紋腐蝕漆飾等多種新技法的漆藝作品。他製作的漆器小巧精緻，為中外人士所喜愛，曾多次參加全國和省內展覽。代表作有《仿漢瓦紋小盤》、《罌粟花紋小盤》、《雙鳳紋盒》、《魚紋盒》、《鳥紋盒》、《岩桐紋盒》、《睡蓮花紋盤》、《雞紋盤》等。

何豪亮以研究漆藝理論見長，與夫人陶世智合作出版了被王世襄稱為“喜看今哲有新篇”的《漆藝髹飾學》。漆藝代表作有《鸚鵡紋盤》、《水蓮花瓶》等。劉建斌的漆器藝術研製功力深厚，其作品十分精緻，以堆漆和仿製戰國漆器紋樣見長。她的作品在五十年代曾多次參加全國工藝美術展覽，1954年參加赴蘇展覽。代表作有《仿戰國紋盤》、《牡丹花紋瓶》、《牡丹紋盒》、《花蝶紋盤》、《松竹梅花紋盤》、《紅梅紋盒》、《孔雀花紋盤》、《牡丹紋盤》等。

王和舉的作品《鼓浪嶼》獲“第六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銅質獎；《老子出關》獲“第七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銅質獎。

陳恩深現於四川美術學院擔任漆藝教學的主要任務，成為現代漆藝創作的中堅力量。沈福文及他的學生們、他的學生們的學生們等等，在一代代地為漆藝事業努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