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資本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商會會長約翰斯通在《不受限制的美國》一書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資本主義”這個詞，用以說明資本主義社會在性質上的變化。由於股份公司既是籌集巨額資本迅速而有效的手段，亦是社會資本增殖的有利形式，美國在50—60年代曾大張旗鼓地在居民中間廣泛推銷小額股票，並在企業內部推行“職工持股計劃”。指出這些措施使企業的所有權發生了根本性的革命變化。尤其是1956年2月美國新聞總署和美國廣播公司在華盛頓聯合舉辦了“人民資本主義”展覽會，宣揚“在美國人人都是資本家”的口號，並將這一展覽作環球展出，在歐亞和拉丁美洲都產生了一定影響，使“人民資本主義論”鼓噪一時。美國作為“人民資本主義論”的發源地與傳播中心，在50—60年代多次舉行關於“人民資本主義”的學術討論會，大力宣揚“人民資本主義論”。

從理論上系統論證“人民資本主義論”的代表作是凱爾索和阿德勒合著的《資本家宣言》和《新資本家》。他們聲稱《資本家宣言》將取代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在他們看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隨著資本積累的發展，無產階級的人數會越來越多，資本家的人數會越來越少，無產階級終將起來革命推翻少數的資本家統治，建立起新社會的理論觀點，已被現實中工人持股的事實所否定。凱爾索和阿德勒指出，工人持有股票就成為資本家，股票就是資本所有權的標誌，哪怕工人只擁有一張小額股票也是所有者，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股份公司的增多，持有股票的工人會越來越多，總有一天人人都持有股票，那時人人都將成為資本家，因此，未來世界根本就不是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是無產階級的世界，相反是大資本家與中小資本家的世界。越來越多的工人由於持股而變成了資本家，現代的資本主義已經具有人民性，它同馬克思所描繪的19世紀的資本主義相反，已經不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社會制度，而是資本家與工人的利益已融為一體的社會。在凱爾索和阿德勒看來，一度被斥為剝削和壓迫工人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進化為具備一度為社會主義所誇耀的優點的一種制度，這樣的社會是真正的無階級的社會，達到了經濟民主的理想，社會全體成員在經濟上是自由和平等的。他們主張通過分散資本所有權，即以發行小額股票的方法，來製造新的資本家，由此來扭轉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向。股權分散化就是一場意義深刻的社會革命，是輕鬆愉快的資本主義革命，是一種比無產階級革命更為優越、比社會主義更為穩妥的走向美好生活的道路。他們宣稱，“人民資本主義”就是一個全民資本家的無階級社會，“人民資本主義”是正當的資本主義，是純粹的資本主義，這樣的資本主義必然要使《資本家宣言》取代《共產黨宣言》。

人民資本主義論一經產生，其影響迅速擴展，而且經久不衰。在當今社會中，幾乎所有的巨型股份公司都熱衷於發行小額股票，以降低該公司的控股額，集眾多小股東的零星資金，來增強自己的實力，從而憑藉一定股份控制額去推動巨額資本為自己獲得更多的利潤。當今的證券交易所仍津津樂道於向人們灌輸人民資本主義。隨著資本運動的國際化，與中國企業制度的改革，人民資本主義論近幾年來對中國學術界的股份制理論研究也有一些影響。實際上，工人持有少量股票並不能成為資本家，“人民資本主義”論者抹煞了事物量變與質變的差別，只有擁有達到了控制額股票量的人，才是真正的資本家，而工人以少量股票取得有限股息，這與在銀行里存款取得相應的利息沒有什麼差別。

法國第八大學政治學教授托尼·安德烈阿尼在法國《烏托邦批判》雜誌2001年第2期發表《人民資本主義是騙局》一文，對僱員股東制的三種形式——企業儲蓄計劃、養老基金、期權股份作了深刻分析，並揭示了人民資本主義的本質。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某些企業領導人極力鼓吹僱員股東制。他們認為，所有權的擴散在社會公正意義上是一種變革資本主義性質的靜悄悄的革命。早在1979年，彼得·德呂克在談到養老基金問題時就嚴肅地指出，“如果社會主義被定義為勞動者以這種方式佔有生產資料，那麼美國就是第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

第一種形式是戴高樂於1967年順應形勢建立的一種股份基金，1994年通過的法案規定股份基金是超過50人的企業必須履行的義務。企業僱員股東制在法國由來已久。1986年法令確認了由企業自行決定儲蓄計劃。該計劃的創新在於，僱員以自願入股及股息轉化為新股的形式和僱主共同提供資金。這種形式伴隨著私有化而取得真正的進展，只要持股期不少於5年，公共企業的僱員就能以極為有利的價格（便宜20%的價格）購買該企業的股票。當然，人們還遠沒有達到美國的記錄，那裡有900萬人擁有該企業的股份，紐約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有9%掌握在僱員股民手裡。

企業領導人對僱員股東制很感興趣，因為這種股東制維持著企業的自有基金，把它鎖定在企業內（5年），成為企業經營穩定的核心，幫助企業抵禦金融風險。另外，人們還認為這有利於社會穩定，原因是作為股東的僱員可能更具有勞動積極性，更少辭職，更少罷工，更加關心資本的使用。最後一個好處是：由僱主投入到企業儲蓄計劃的資金可免稅和減免社會保險費。

然而，從實際情況來看，這種人民資本主義的形式幾乎並沒有進行重新洗牌。在近半數情況下，由於股權過於分散，僱員股東無法在全體會議上行使投票權，因此僱員並沒有從中贏得任何權力，與外部的小股東沒什麼兩樣。其次，僱員儲蓄基金通常大部分用於企業之外的投資。最後，這種僱員股東制極為不平等，因為僱員股東製取決於僱員個人的意志以及他們的資金，事實上，幹部們認購了最為重要的部分。但是，在某些左翼領導人的圈子裡，人們懷有這樣的想法，即僱員可以被更好地組織起來；公司權力的變革可以給予僱員以發言權，總之，有時通過掌握最低比例的股票（通用汽車的主要股東是養老基金，它佔有不到2%的通用汽車的產權債券），養老基金就能夠發號施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按照這種邏輯，僱員股東由此可以把企業管理的規則用在自己的領導人身上，而這些領導人卻正好想逃避這種企業管理規則。最終，企業民主似乎就有了產權股東民主的形式！因此，僱員集體似乎也可以重新找到在工資衝突中所丟失的協商權。

僱員股東的第二種形式是養老基金，在這種形式中，儲蓄一直到退休被當作不動產。人們真的會相信僱員能夠通過養老基金掌握權力並且推翻資本主義嗎？外國養老基金的經驗證明恰恰相反。一項指數可以看出美國享有養老基金的僱員是多麼的被動：他們只有微薄的收益，因為從股票15%的紅利中，他們只能得到1/3，其餘都到了基金管理者以及基金本身所委託管理的機構的手中。實際上，僱員在管理中起不到任何作用，因為他們無法控制投資，而很大一部分、甚至全部資金都投資於另外的機構，這些資金在那裡發揮作用。即使當養老基金直接管理他們的儲蓄時（這不是最常見的情況，因為企業基金把管理委託給專業公司），他們也不比在集體投資類型的互助基金或互助保險公司的情況下更有權對其資金進行管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從現象上看，管理養老基金的僱員不是資本家，但實際上養老基金代表著一種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隨著養老基金的出現，我們正在面對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種情況：資本主義的精髓是某種脫離其軀殼的資本主義，它繼續按照其固有的邏輯運作，但是沒有所有者，只有普通的“操作資本的公務員”。並且，養老基金在經營中把資本的邏輯強加給所有的企業，在這些企業里，養老基金取得了部分的所有權。養老基金的管理或者其代理人的管理越嚴格，被置於代理人控制之下的企業僱員受到的壓榨就越厲害，他們的退休金就越少。例如，人們由此會看到這樣一個驚人的非正常現象，即由公共基金負擔的美國公務員卻由私營企業的僱員來支付他們的退休金，同時，私營企業僱員的收入也同等程度地下降，這就減少了財政收入，而正是財政收入才使得這些公務員自身得以存在，除非他們的退休金由基金所投向的另外一些國家的僱員來支付。

僱員股東制的第三種形式是期權。期權股票的主要持有者是企業領導人、僱員資產階級，他們從期權股票中獲得雙倍工資，而企業僱員卻受到激勵，他們以為可以從期權股票中獲取紅利，因為這些紅利是期權增值的基礎。受到即將得到巨額剩餘價值的引誘，他們把全部精力放在使自己的企業贏利上面，這在新興企業里顯得特別有效。

仔細觀察，所有這些諾言僅僅是幻覺。第一，僱員股東僅能夠起到與自己對立的作用：如果他們不能掌握企業的全部權力的話，他們所賺到的股息和剩餘價值，也正是他們在工資上所失去的數額。事實上，他們無法掌握擁有否決權的多數（33%的股票），也同樣得不到絕對多數的否決權。因為存在著如此多的非僱員股東，應該充分滿足這些人的要求。例如，如果僱員代表決定以減少利潤的代價來增加工資的話，這些非僱員股東就會反對。

第二，即使假設僱員擁有全部的股票，股票不均等的分佈推動那些擁有股票最多的人去壓低工資以便把紅利和剩餘價值儲存起來（例如，人們可以在美國航空公司里觀察到這種現象）。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僱員的“精神分裂症”：既想提高工資，又想使其股票得到利潤。僱員在期權股票上是不平等的。

第三，由於僱員股東要面臨一切風險，因此，凍結企業內的儲蓄並不符合僱員股東本身的利益。企業儲蓄基金的“健康管理”在於使投資多樣化。為了兌現可能的最大價值，期權股票持有者在購買之後同樣對轉賣也很感興趣。

結果是盲目的：僱員股東不能逃避利潤法則，他們將把這一法則引入他們將變成股東的那些企業里。人民資本主義並不比傳統的資本主義更有節制。況且，法國公共企業的僱員已經充分意識到這一點，因此他們反對資本的開放或使他們的企業完全私有化，在大批購買股票之前他們已經懂得他們的鬥爭將要失敗。通過股票實現儲蓄計劃的受益者很少支持超過5年的義務期。但這些人由於握有一小部分所有權，至少可以在管理上有一定的份量。當然，他們可以在某些場合靠這一小部分股權起到一種平衡的作用。但是，他們不可能走得更遠，因為他們與其他股東的利益相抵觸。與盎格魯—撒克遜養老基金的比較具有欺騙性，因為這些基金只靠很少一點股票而行使那麼大的權力，只是因為它們向其他機構投資者保證有優厚的贏利，也因為它們能夠背叛自己的企業。

第二個幻覺是認為，僱員儲蓄可以保持稍多一些的社會公正。再一次從收入的觀點來看，那些將賺取到股息和剩餘價值的人必將在工資上失去同樣的數額。而這些收益的分佈也是很不平均的。從事物的實際情況來看，最大的不均等支配著養老基金王國，在美國尤其如此。

第三個幻覺在於使人們相信，僱員股東制與社會主義有某些關係，如生產方式的社會所有制。社會主義意味著一種建立在聯合勞動基礎上的社會關係，而不是建立在個人所有權的擴散基礎上的社會關係。社會主義的原則不可能是資本收入、即便是雇傭勞動者的資本收入的最大化，而是勞動收入的最大化。在這方面，人民資本主義和合作社的區別已很明顯。應該回憶一下，合作社的基礎是在不可分割的準備金之外，所有勞動者無論擁有社會份額的多少，與其他勞動者一樣都是平等的（一人一票）。勞動與所有權的分離伴隨著互助會和聯合會而出現，這時的所有權不再與勞動相對應：會員比勞動者多許多。伴隨著人民資本主義，是勞動服從資本，資本把它的邏輯和特有的限制強加給勞動。勞動的政治經濟學不排斥一切儲蓄報酬，但拒絕儲蓄對某個企業的直接管理以及對企業利潤的直接控制權。

僱員股東制是破壞性的。首先，在最高收入的消費傾向更加脆弱的情況下（這會擴大儲蓄，這種儲蓄肯定是非固定的），由於不停地要求高利潤，管理這些股票的基金總是促使企業更多地降低工資成本，這就導致勞動強度的加強和實際工資的停滯，工資的停滯又導致大眾家庭的需求無法擴大，除非產權的收入能夠增加。第二，養老基金為了追求最大回報率，促使企業更多地進行併購（通過吞併、合併、投標叫價、公開出價交換股票）而不是進行生產性投資，從而造成大批解僱。第三，僱員股東制使財產不均等的僱員的財產不均等地增加，從而擴大了不均等。最後，這種儲蓄增大了金融系統的風險，因為在投機贏利的希望中，他們相互持股、拆借和出售大量股票，事實上，管理基金是在提高不均等的動產價值（相對於可預見的利潤的提高來講），互助基金尤其如此。小股持有者比起大股持有者受到不可避免的金融崩潰衝擊的程度更加劇烈，金融崩潰可能會摧毀積累起來的大筆動產財富，退休時出現這種情況就特別悲慘，這等於看著他們的退休金像太陽下的雪一樣融化了。對於整體的僱員來講，人們很難設想比此更為惡劣的體制了。人民資本主義包含著對它自身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