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畫派

中國畫流派之一，中國山水畫至北宋初，始分北方派系和江南派系。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說:“唯營丘李成，長安關仝、華原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類，三家鼎峙，百代標程。”又說：“夫氣象蕭疏，煙林清曠，毫鋒穎脫，墨法精微者，營丘之制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台閣古雅，人物幽閑者，關氏之風也”，李、關、范的畫風，風靡齊、魯，影響關、陝，實為北方山水畫派之宗師。

山水畫是以自然風景為主要描寫對象的中國傳統畫科。其支科雖僅有山水與屋木（一稱界畫）兩種，但名山大川、風景佳勝、田野村居、城市園林、樓觀舟橋、歷史名勝均可入山水畫。中國山水畫不但表現了豐富多彩的自然美，更集中體現了中國的自然觀與社會審美意識，甚至從側面間接地反映了社會生活。它是在中國畫歷史進程中得到突出發展的畫科，在元代以後的畫史上尤占重要地位。山水畫的分類雖亦有依題材差異者，但傳統習慣多按畫法風格的不同：勾勒設色、金碧輝煌、富於裝飾意味者稱青綠山水或金碧山水；純以水墨描繪者稱水墨山水或墨筆山水；以水墨為主的略施淡赭淡青適於表現朝暉夕陽者稱淺絳山水或淡著色山水；以水墨勾皴淡色打底並施青綠等覆蓋色者稱小青綠山水；幾無水墨純以彩色圖繪者稱沒骨山水。中國山水畫，源遠流長。遠在戰國時代已在古地圖中、在工藝美術品中、在具有裝飾作用的建築材料上零星出現，雖或為非完整構圖的孤立形象，或為人物神異活動的背景，但依稀可見作者的神話迷信思想，並遺留著原始社會自然崇拜的痕迹。

獨立的山水畫始於魏晉南北朝之間，據文獻記載東晉畫家顧愷之即畫有《雪霽望五老峰圖》。南朝的宗炳與王微繼之完成了兩篇最早的山水畫論《畫山水序》與《敘畫》。儘管未見這一時期的作品存留，若干作品中的山水仍是人物的襯景，以致“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甚至以誇張變形的手法處理樹石，追求裝飾趣味。但山水畫理論已經成熟，或強調哲理性的顯現，或重視抒情的表達，而且討論了空間表現，奠定了中國山水畫的理論基礎。隋唐時代，中國山水畫已經成熟，展子虔《游春圖》，反映了隋代或初唐青綠山水畫的面目，雖未脫裝飾遺意，但寫實能力有極大提高，饒有抒情意味。盛唐的吳道子進而發展了簡練而又寫實的山水畫法，所畫山水“怪石崩灘，若可捫酌”。中晚唐畫家更創造了水墨山水、沒骨山水亦出現於敦煌壁畫中。五代北宋的山水畫在真實描寫大自然並表達一定的審美認識上達到一個高峰。繼荊浩、關仝、董源、巨然分別開創或繼承南北山水畫派之後，北宋關仝、李成、范寬三家鼎立，各擅勝場。荊浩的山水畫論《筆法記》，把謝赫“六法”移于山水，以“真”為主，強調以樹木體現一定道德觀念。北宋郭熙父子的《林泉高致》則圍繞中國山水畫創造的核心意境問題，系統地總結了經驗，使中國山水畫理論更加體系化。經過南宋畫家對寄幽情美趣於精粹景色中的探索，至元代尤其是元四家——黃公望、倪瓚、王蒙、吳鎮，山水畫又出現了一個重視主觀抒發與風格創造的新的高峰，也完成了山水畫中詩書畫的統一。

明末董其昌簡化古人創造的山水形象，參照書法開合起伏的法則，用以構置平面化的山水境界，造成了山水畫的又一變異。入清以後，一派沿董其昌蹊徑變化古法，在筆墨風格氣味上謀求新意；另一派面向自然亦發揮筆墨傳情的效能，獨抒個性。后一派的代表石濤撰寫的《苦瓜和尚畫語錄》（《畫譜》）是古代山本畫論中最優秀的名篇。五代兩宋以後山水畫的變異發展，不但造就了為數極多的名家和作品，而且形成了多種多樣的風格流派，還完成了在中國畫論中居於首位的理論著述，為近現代黃賓虹、李可染等山水畫大家的出現準備了歷史條件。

中國山水畫雖然以自然風光為主要描寫對象，致力於審美客體的發現與描繪，甚至省略山水中的人物，或把人物視為點景，但決不是被動的摹寫，決不忘表現審美主體的認識、理想、感情與願望。儘管出畫面上的山水是有限的，是形貌上的，僅能是自然景物的局部或社會生活環境的側面，但或者通過有限的取景表現對整個宇宙自然的由表及裡的認識，或者在一山一水中寄託了對國家鄉土的感情。它既要求描寫自然景物的外貌及其豐富變態，又注重顯現其運動中的內在聯繫。中國山水畫的特殊傳統是創造形神一致情景交融的意境。通過不同意境的構築，實現畫外意與“意外妙”，去吸引觀者，感染觀者。為創造動人的意境，要求山水畫家“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把觀賞了解認識、感受大自然與社會生活之總和醞釀為胸中丘壑，胸中意象，按寫境與造境兩種意境構置方式訴諸筆下。所謂寫境，即寄情於實際存在的景物，更強調審美對象的實在性與具體情。所謂造境，即對現實景物進行更大膽的藝術概括、藝術提煉與藝術幻化，從而更強烈地表達作者的情感、理想與願望。二者境象雖有具體與寬泛的不同，卻無不以情與意為主導。

在形象的描寫上，中國山水畫強調留影，亦即實行宏觀的總體的把握，而不過分拘泥於細節；同時從物象的結構組織出發，形成了既反映樹石類別的特點，又更具程式化的手法。在程式化法則的使用上，則反對依樣葫蘆，主張靈活變化，實際上是以高度提煉的結構程式進行寫實。在空間的處理上，中國山水畫要求“以小觀大”，“折高折遠”，遊動視點，把高遠、平遠、深遠、闊遠巧妙地加以靈活運用。山水畫的構圖，比之人物、花鳥畫更重視“勢”的表現與“開合起伏”。所謂“勢”也就是具體形象間的聯繫，所謂“開合起伏”，則是這樣聯繫中的節奏變化。對“勢”的表現與“開合起伏”的高度重視，是在靜止的畫面或簡或繁山水的形象組合中體現大自然內在聯繫與運動的重要手段。山水畫的筆墨技法，較一般的人物、花鳥畫豐富多變。筆法主要表現為多種皴法和點苔法，墨法則濕者有“染”，干者有“擦”，趨濕相化為“破墨”，以干累積為“積墨”。筆中有墨，墨中有筆，彼此互相滲透，極盡千變萬化之能事，有效地提高了筆墨狀物抒情與表達獨特風格的作用，對人物、花鳥畫也發生了積極的影響。其色彩的使用，及書畫的結合則具有相同於人物、花鳥畫的特點。

南北畫派的形成在唐以後的五代，這個時期由於地方割據政權大量存在，導致了南北地域地理上的隔離，而此段時期恰是中國山水畫延續盛唐而發展的上升期，所以在這種條件下中原與江南南北開始形成具有獨自特點的山水畫派，這是南北畫派最早的形成時期。雖然到後來北宋政權統一了全國，南派畫家大量北上，南北畫派開始交流形成新的創新，但南北畫派各自獨立的特色還是保存了下來並一直發展影響延續到近現代中國畫壇。

至五代兩宋，是山水畫家輩出和山水畫派疊現的時代，這些畫家繼承並發展了南北朝、隋、唐山水畫家的優秀傳統，把中國山水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形成了五代時期的北派山水和南派山水，北宋時期的中原畫派與院體山水畫，北宋晚期的“米點山水”與青綠山水，以及南宋四大家為代表的南宋院體山水畫。

五代時期，北派山水的代表人物是荊浩和他的學生關仝。荊浩是北方人，曾隱居於太行山，所以他接觸的多是北方及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雄壯的景色。所畫山水“上突巍峰，下瞰窮谷”，多作巨壑，具章法布局為中心全景式的布局，而以主峰為中心，用雲蚰煙霞的斷白，襯托出中、前景的全局安排。場面浩大，氣勢雄偉，空間感很強。據傳《匡廬圖》就為他的名作。他的弟子關仝則為長安人，師荊浩，卻有“青出於藍”之譽，自成一體，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的關、陝一帶的風光。其傳世之作為《關山行旅圖》，畫上巨峰高聳，氣韻深厚；所畫林木，有枝無干，卻給人“亂而整，簡而有趣”的感覺。

與荊浩、關仝為代表的北方山水畫派相對應，南方有以董源和他的弟子巨然為代表的表現江南山水的江南畫派，也稱為“南派山水”。董源和巨然都是10世紀下半葉活躍在南方的畫家，他們生活在長江中下游的環境，不同於曠寂、厚重、寒冷的北方，而是地勢起伏平緩、陽光和煦、溫暖濕潤的地區。他們體察自然，並以獨特的藝術語言加以描繪。在董源的作品里，很難看到險峻奇峭的山峰，所見是平緩連綿的山巒映帶無窮、林麓小溪、山村漁舍，全是江南丘陵江湖的動人景色。董源的代表作是描繪瀟湘地區風景的畫卷《瀟湘圖》和描繪夏日江南風景的《夏山圖》，董源的弟子巨然，成了他畫風的最好繼承者，其代表作品有《秋山問道圖》。此畫表現深谷叢林中，臨溪的草舍里，三個隱士正在談經論道，周圍是一片高爽的秋季景色，這也可以反映出畫家的身份和心意。

到了北宋，出現了中原畫派與院體山水畫。中原畫派以李成、范寬為代表，李成因徒居山東營丘，便常以齊魯原野的自然環境為描繪對象，范寬長期居住在終南山和大華山，他的畫也就崇山峻岭、巨石突兀、林木繁茂、氣勢逼人。繼李成、范寬之後，山水畫家接踵而起，在李、范的影響下，當時曾出現了“齊魯之士惟摹李成，關陝之土惟摹范寬”的傾向。

北宋政權統一后，江南的畫家們相繼北上，並受到北宋畫院的禮遇，這就衝擊了以中原畫派為主流的北宋山水畫，南北畫派開始了融合，便形成了以郭熙為代表的院體山水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