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軍閥

吳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東蓬萊人，6歲即入私塾，1896年 22歲時中秀才，后因避禍投軍從戎。從淮軍聶士成部戈什哈（勤務兵）做起，“憑藉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錕的賞識，官運亨通，青雲直上，成為直系軍閥的一員大將。通過1920年的直皖戰爭，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戰爭，吳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權力，成為一方梟雄。他鎮壓京漢工人大罷工，雙手沾滿工人的鮮血；排斥異己，到處調兵遣將，挑起軍閥混戰；敵視南方革命政權，叫囂“先撲滅北方之赤化，然後撲滅廣東之赤化”，企圖以“武力統一”中國。

曹錕賄選總統以及直系軍閥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奉系軍閥張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蟄居東北，圖謀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於 1924年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戰爭以直系大敗，曹錕被俘，吳佩孚逃往南方而結束。此後吳佩孚雖幾次試圖東山再起，忽而聯合馮玉祥、孫傳芳與奉軍作戰，忽而聯奉反馮，但在北伐軍的攻勢下，主力被殲於武漢，最後輾轉流落北京。七七事變后，日本為推行“以華制華”的方針，試圖拉吳佩孚擔任全國性傀儡政府的首腦。1938年汪精衛公開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劃“汪吳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吳主軍，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吳佩孚所拒絕。1939年12月4日，吳佩孚去世。

吳佩孚在軍隊的訓練上，除重視軍事教育、操練及軍隊裝備外，還經常以儒家思想訓導官兵，要求他們“慕上古之英雄豪傑，誦先哲之訓語箴書，善讀春秋，力行忠義，方足以致忠邦愛國之志，成謀勇兼施之將”，“為將土道……必與士卒同甘苦，共患難，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間的忠義化身關羽和精忠報國的岳飛，動輒以反帝愛國的面目通電聲討皖系、奉系的賣國行為，一時令人以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將軍”。

對自己，吳又提出了“三不主義”：‘不住租界，不積私財，不舉外債”，雖然有人指責他嘩眾取寵，但在某種程度上。吳佩孚確實實踐了他的信條。在用人上，吳佩孚拒用親屬，曾親自下令，吳姓的“天、手、道、遠、隆五世永不敘用。”這種用人現在北洋軍閥中還是較為罕見的。

二次直奉大戰時，吳佩孚敗走天津，在閻錫山、馮玉祥及奉軍的三麵包圍下，以“堂堂軍官，託庇外人，有傷國體”為由拒絕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議。即使在牙疾惡化，面臨生命威脅時，吳佩孚仍拒絕到租界就診，最終死於家中。

1927年，吳佩孚在北伐軍的打擊下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荒城二郎少將派其特務機關長與吳接觸，表示日方可資助“步槍十萬支、機槍二千挺、大炮五百門，子彈若干，此外並助款百萬”幫助吳佩孚東山再起，被吳嚴辭拒絕。在吳兵敗、亟需財力支持的情況下，能做到不為日方利誘所勸，對一個舊軍閥來講，確屬難能可貴，這與吳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應有很大的關係。吳佩孚的成長環境也為他對日本一直採取疏遠、甚至敵對的態度有一定的影響。吳佩孚的家鄉蓬萊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繼光的故里，戚繼光的抗倭事迹在當地深入人心，備受人民群眾的尊敬和愛戴，吳的父親就因景仰戚繼光而以戚繼光的字“佩玉”而為吳取名子玉。吳本人對此也從未忘懷，一直與以戚繼光同鄉而自豪。而蓬萊又與甲午戰場威海衛相距不遠，甲午戰爭期間，日本軍艦炮轟登州（煙台）沿海各府，蓬萊也未能倖免，蓬萊閣幾為炮火所毀。對於日軍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戰敗后的恥辱，吳佩孚親身感受，對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響。吳佩孚在為其軍隊所寫的《登蓬萊閣歌》中就反映出他對日本侵略的憤怒之情：‘北海滿州，渤海中風浪大作！想當年吉江遼瀋人民安樂。長白山前設藩籬，黑龍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縱橫，風雲惡。甲午役，土地剝，甲辰役，主權墮，江山如故。夷族錯落。何日奉命提銳旅，一戰恢復舊山河，卻歸來，永作蓬山游，念彌陀”。（陶菊隱：《吳佩孚將軍傳》）

正因為有這樣的思想基礎，吳佩孚才會以“試能與日本交涉不失中國主權，得以結束日中戰爭，回所企願，願意聽從。若與‘臨時’、‘維新’兩政權相似，寄人籬下，未敢從命出山，而決心抗戰到底”來口答侵華日軍的利誘。

從客觀情況來講，身屬直系的吳佩孚，素與英美來往密切，與日本則關係冷淡，在日本掠奪中國權益時，數次通電反對；加之為爭奪對北京政府的控制權，幾次與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軍閥發生混戰，彼此積有宿怨。

在與皖系、奉系的鬥爭中，吳佩孚多次以反對其媚日賣國作為與其開戰的借口。1919年，在反對巴黎和約的鬥爭中，吳佩孚一再發出通電，支持學生愛國運動，反對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約上簽字，要求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約。吳佩孚甚至提出：“在山東問題上，對日本需以相當兵力，作最後之解決”，為推翻皖系政府製造輿論。

1922年，梁士詒政府（奉系）在華盛頓會議期間，大搞親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贖回被日霸佔的膠濟鐵路。吳藉機聯合直系將領，通電指責梁士詒“勾援結黨，賣國媚外，甘為李克用。張邦昌而弗恤。”並指出‘嘶人不去，國不得安”“請問今日之國民，孰認賣國之內間。”

日本侵佔東三省，扶植偽滿洲國成立后，吳佩孚雖已手無兵權，仍通電聲討，痛斥日本“偽稱滿洲獨立國，實即為日本附庸，陽辭佔領之名，陰行掠奪之實”。

吳佩孚以反對親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與皖系、奉系的爭戰中也多次吃過日本人的虧，自會與日本保持相當的距離。直皖戰爭爆發后，皖系以日式優良武器與吳作戰，一時佔盡優勢，給吳軍造成很大的困難。天津日軍護衛隊也配合皖軍，將直軍趕離鐵路線。只是後來吳佩孚利用天氣突變，皖軍武器優勢無法發揮之機，才在奉軍的夾擊下擊敗皖軍，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樹鋒躲入日本使館。

一次直奉大戰時，奉軍敗走天津，欲從天津撤回關內。直軍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義，借口辛丑條約規定中國軍隊不可駐紮天津，對吳佩孚提出抗議，試圖掩護奉軍撤退。吳佩孚對此極為不滿，曾向美國記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東京去。

二次直奉大戰，馮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吉風顯作致電吳佩孚，不許直軍在撤退時使用當時唯一可用的秦皇島碼頭。而奉軍南下灤河的前鋒就是由日本人率領的黑龍江騎兵大隊。對於二次直奉大戰的失敗，想必吳佩孚也會在日本人身上記上一筆。

雖然日本對吳佩孚也多次試探，一次直奉戰爭后，派吳佩孚的好友崗野增次郎充當吳的顧問，又以提供軍事裝備等手段對吳伺機拉攏，但吳對此並不接受。日本佔領華北后，為推行“以華制華”的方針，企圖拉吳出山，充當傀儡政府的首腦，並為此而制定了“吳佩孚工作”計劃，前後耗資三千萬。為了與吳佩孚拉關係，崗野增次郎被調入北平，擔任‘敬請專使”；日本特務頭子川本大作還專門拜吳佩孚為師，“學習大師的立身處世，道德文章”，企圖以舊友、師徒關係拉攏吳佩孚。

汪精衛公開投日後，日本又調整其“和平運動”方針，策劃“汪吳合作”。在日本的策動下，汪精衛先是給吳佩孚寫信，拉吳作漢奸。吳回信拒絕後，汪精衛又親自跑到北平，約請吳在日本華北方面軍總司令官邸會面，商談合作事宜，又被吳以“咱們是中國人；談的是中國事，要談就在中國人的家裡談”為由一口口絕。

總的說來，在英美扶植下發展起來的直系軍閥，對日本的態度都較為冷淡。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后，除個別直系將領，如齊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漢奸外，大部分直系將領，如馮玉祥、鹿忠麟、于學忠等人都是抗日愛國的。即使是賄選當上總統的曹錕，也拒絕了日本人讓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漢奸。因此，吳佩孚能夠作出不當漢奸的選擇與他自身所處派系也不無關聯。

除了吳佩孚個人因素外，為防止吳投敵，國共兩黨也做了大量爭取吳佩孚的工作。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吳佩孚，表示對吳的處境“懸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著文，希望吳佩孚能“自全晚節”，“不做日寇的傀儡”；社會各界愛國人士也紛紛希望吳佩孚能保持氣節，不為日人所用。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吳佩孚終於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吳佩孚28歲從軍，66歲去世，一生東征西伐，可謂‘大有作為”，可是他所努力奮鬥、孜孜以求的目標卻違背了人民的利益和歷史發展的潮流，給他帶來的只是滾滾罵名；而他的‘不為”——‘不借外債、不住租界、不積私財”以及最後的‘不作漢奸”卻使他贏得了人們的一絲敬意。對於吳佩孚來說，他的不為比有為更加難得，更有價值。

孫傳芳(1885-1935) 字馨遠，山東歷城人。1908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21 年8月任長江上游警備司令兼第二師師長，成為直系軍閥的幹將。1923年1月任福建軍務督理。1924年江浙戰爭中，出兵浙江，任閩浙巡閱使兼浙江軍務善後督理。1925年奉浙戰爭中打敗奉軍，佔據滬、蘇、皖一帶，自任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1926年11月在江西戰場為北伐軍擊潰，投靠張作霖，與奉系直魯聯軍張宗昌部聯合與北伐軍作戰。1927年又失蘇皖地盤，8月反攻南京，在龍潭兵敗。1928年逃往瀋陽，后避往大連、天津。1935年11 月被施劍翹為報父仇擊斃。

張作霖（1875.3.19——1928.6.4），奉系軍閥首領，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出生於遼寧海城縣城西小窪村（今盤錦市大窪縣東風鎮葉家村張家窩棚屯）。

張作霖幼年家境貧寒。12歲時去私塾偷聽，被塾師楊景鎮發現后允其免費讀書。14歲時父親去世，隨母親前往鎮安縣（今黑山縣）投奔外祖父。為謀生賣過包子，當過貨郎，學過木匠，後跟隨繼父學獸醫、相馬。

1894年因為父報仇殺人而流落至營口，適逢甲午戰爭爆發，便投入駐營口田莊台的毅軍，后因表現出眾，被提拔為毅軍統領宋慶的衛士，后升任伍長。甲午戰爭失敗后，1895年3月被遣返，回到故里，投身草莽。1902年被官府收編，任巡警馬隊幫帶、統帶，因剿匪有功升為洮南鎮守使。

武昌起義后，張作霖起兵勤王，任“奉天國民保安會”軍事部副部長，鎮壓革命軍，受到清廷破格升賞，出任“關外練兵大臣”，賞頂戴花翎，被派任掌管奉軍軍事大權的巡防營務處總辦，成為奉省地方最大的軍事首領。袁世凱出任大總統后，1912年被任命為第27師中將師長，袁世凱稱帝后，被封為子爵、盛武將軍，督理奉天軍務兼巡按使；袁死後，被北京政府任命為奉天督軍兼省長、東三省巡閱使，在日本幫助下控制了遼吉黑三省，成為奉系首領。此後，張作霖以東北為基地，向關內擴張勢力。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前，與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

1922年4月，發動第一次直奉戰爭。戰敗后，張作霖挾“東三省議會”推舉自己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宣布東北自治。1924年發動第二次直奉戰爭，打敗直系軍閥，控制北洋政府。1926年稱安國軍總司令。1927年4月，殺害了共產黨人李大釗等35名愛國進步人士。

1927年6月18日，張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代表中華民國行使統治權，成為國家最高統治者，並組成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第32屆、也是最後一屆內閣，成為北洋軍政權最後一個統治者。

1928年4月，在蔣、馮、閻、桂四大集團軍的攻擊下，奉軍全線崩潰。6月2日，張作霖聲言退出北京。由於他沒有滿足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要求（包括開礦、設廠、移民和在葫蘆島築港等），1928年6月4日晨5時許，當張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專列駛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滿兩鐵路交匯處橋洞時，被日本關東軍預先埋好的炸彈炸毀，身受重傷，當日逝世，時年5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