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環境學

媒介環境學已經走完了3代人的生命歷程。20世紀50年代以前，媒介環境學尚在萌芽，該學科的先驅和奠基人有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本傑明·李·沃爾夫、蘇珊·朗格等人。50年代以後，媒介環境學漸趨成熟，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埃里克·哈弗洛克、哈羅德·英尼斯和馬歇爾·麥克盧漢。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到70年代以後日趨活躍，他們有尼爾·波斯曼、沃爾特·翁、詹姆斯·凱利。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保羅·萊文森、約書亞·梅羅維茲、蘭斯·斯特雷特、林文剛、埃里克·麥克盧漢、德里克·德克霍夫，他們多半在90年代以後登場，目前活躍在世界各地。

媒介環境學（media ecology）這個術語由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創造，但他沒有公開使用。1968年，尼爾·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首次公開使用這個術語。1970年，波茲曼接受麥克盧漢的建議，在紐約大學創建媒介環境學的博士點。波茲曼認為，媒介是複雜的訊息系統，媒介環境學試圖揭示其隱含而固有的結構，揭示媒介對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影響。

學派的創生必須同時具備3個條件：領軍人物、原創思想和制度構建。媒介環境學的創建滿足了上述3個條件。

媒介環境學成熟於20世紀50年代，建制于波茲曼。英尼斯是奠基人，麥克盧漢是旗手，波茲曼是學科制度化的關鍵人物。

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的背景是政治經濟學，他擅長加拿大經濟史，在芝加哥大學獲政治經濟學博士，旋即回多倫多大學執教。20年代至40年代，他已經出版經濟學專著4部，成為著名的經濟史家；40年代以後，他的研究重點轉向傳播學。50年代初，他出版《帝國與傳播》和《傳播的偏向》，成為著名的歷史哲學家、媒介理論家、傳播學家。他不幸於1952年英年早逝，留下1000餘頁的“傳播史”手稿，可惜未刊。英尼斯最著名的貢獻是“媒介偏向論”，認為任何媒介都有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

麥克盧漢1946年從美國回到多倫多大學執教，任英語教授。在和英尼斯短暫而有限的交往中，他們互相激勵。麥克盧漢推崇英尼斯，他說：“我樂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漢》看成是英尼斯觀點的註腳。”他欣然為《帝國與傳播》、《傳播的偏向》作序，在傳播英尼斯的思想上立下了汗馬功勞。有人說，如果沒有麥克盧漢，英尼斯也許會默默無聞。這一判斷似乎有所誇張，但也有不無道理。

麥克盧漢的“媒介訊息論”就是英尼斯“傳播偏向論”的發展。

多倫多大學學派在麥克盧漢的經營下，20世紀50年代蓬勃發展，60年代揚名全球。50年代初，麥克盧漢獲福特基金會慷慨贊助，建立北美第一個跨學科研究小組，形成了一個麥克盧漢思想圈子；他和埃德蒙·卡彭特（Edmond Carpenter）主持編輯出版跨度將近10年的叢刊《探索：文化與傳播研究》，他參與持久的咖啡屋“清談”，1963年組建“文化與技術研究所”，10餘年如一日在研究所主持每周一晚上的研討會。60年代中期，北美的整個宣傳機器開足馬力為他服務，僅1966年一年之內，“報刊上介紹麥克盧漢的文章就達120篇，差不多每一種重要的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的報刊都參與了這場運動。人們以激動的心情思量，這可能是一位洞見堪與達爾文和弗洛伊德一比高低的重量級人物。” 60年代後期，他和兒子埃里克·麥克盧漢編輯的《預警線通訊》（DEW－LINE），把他的思想傳播到學術界之外的權力圈子。

麥克盧漢共有10餘部著作傳世，其中的代表作有3部，分別是：1951年的《機器新娘：工業人的民俗》，研究工業人和廣告，批判美國文化，在批評現代文化方面，他走在歐洲批判學派的前頭；1962年的《谷登堡星漢：印刷人的誕生》，論述印刷文化，提出著名的口語、拼音文字、印刷術和電子革命的媒介史分期，這個思想成為學界普遍接受的公式；1964年的《理解媒介》，論述電子人，提出“延伸論”、“訊息論”和“冷熱論”等著名的“老三論”和14條媒介理論，把傳播學從書齋里解放出來。他批判工業人、悲嘆印刷人、歡呼電子人，憧憬美好的未來，高揚樂觀的調子。

英尼斯和麥克盧漢是加拿大媒介環境學的兩駕馬車、一體兩面。本世紀之前，加拿大學者和美國的詹姆斯·凱利往往不能夠正確對待兩人的學術地位，他們採取貶低麥克盧漢、褒揚英尼斯的態度。重要的原因有3個：（1）英尼斯的現實關懷勝過麥克盧漢，（2）英尼斯謹守校園學術，是書齋型學者的楷模，而麥克盧漢卻成為公眾偶像；（3）英尼斯講究學術的規範，麥克盧漢講究華麗的修辭。

然而，在英尼斯去世后的20多年裡，麥克盧漢全方位地繼承並超越了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論”，把媒介環境學推向全球。

第一代多倫多學派的學者，以麥克盧漢的思想圈子為核心，以麥克盧漢研究所為組織保障，以《探索：文化與傳播研究》雜誌和《預警線通訊》為宣傳陣地。4位最傑出的學者是：埃里克·哈弗洛克、英尼斯、麥克盧漢和埃德蒙·卡彭特。他們執教於多倫多大學，同時又是多倫多學派和紐約學派的橋樑，因為他們長期在加拿大和美國的幾所大學工作。

多倫多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特沃爾（Donald Theall）、羅伯特·洛根（Robert Logan）。特沃爾是麥克盧漢的第一位博士生，曾任特倫特大學（Trent University）校長，著有兩部麥克盧漢傳記：《媒介是後視鏡：理解麥克盧漢》和《虛擬麥克盧漢》。羅伯特·洛根是物理學教授，是麥克盧漢思想圈子的活躍人物，著有《拼音字母對西方文明的影響》。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麥克盧漢的兒子埃里克·麥克盧漢和現任麥克盧漢研究所所長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德克霍夫繼承了麥克盧漢跨學科研究的才幹，他的著作涵蓋傳播學和管理學等學科，代表作有：《字母與大腦》、《文化肌膚》、《連接智能》、《智能建築》、《經理們的麥克盧漢》等。

紐約學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劉易斯·芒福德、埃里克·哈弗洛克、路易斯·福斯戴爾（Louis Forsdale）和約翰·卡爾金（John Culkin）。芒福德繼承了老師格迪斯的百科全書思想，發展了人類生態和媒介環境的學說，晚期有意識地使用“媒介環境學”這個術語。埃里克·哈弗洛克是著名的經典學者，先後在美國和加拿大幾所著名的大學執教，是多倫多學派和紐約學派的重要橋樑。約翰·卡爾金教授在紐約的福德姆大學執教，他自稱麥克盧漢迷。1967年，經過他的不懈努力和紐約州議會的批准，麥克盧漢應聘到福德姆大學擔任施韋策講座教授，任期一年。

紐約學派的大器晚成是在20世紀70年代。1970年，尼爾·波斯曼在紐約大學創建媒介環境學博士點，扛起了媒介環境學的大旗，直至他2003年去世。他和美國、加拿大兩國的第一代媒介環境學者有很深的緣分。他是福斯戴爾教授的博士生。早在1955年，麥克盧漢應福斯戴爾教授的邀請到哥倫比亞大學講學時，他就結識了麥克盧漢。70年代以後，波斯曼創建的媒介環境學博士點發揮了成熟學派的3大功能：思想領導、組織領導和制度構建。於是，這個博士點的三駕馬車波斯曼、特倫斯·莫蘭（Terence Moran）、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Christian Nystrom）就成為媒介環境學第二代的核心人物。波斯曼著作等身，出書20餘部，他的作品《作為保存活動的教學》（1979）和《娛樂至死》（1985）和《技術壟斷》（1992）成為第二代學者的代表作。除了這些紐約地區的學者之外，紐約學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還有與他們若即若離的詹姆斯·凱利。凱利是著名的傳播學家和傳播教育學家，他繼承和發揚英尼斯的思想，居功至偉；他區別傳播的傳輸功能和儀式功能，獨樹一幟。他的代表作有《作為文化的傳播》。

1998年媒介環境學會的成立使學科發展有了更加堅實的制度保證。幾年來，每年一屆的年會規模迅速擴大，優秀成果大批湧現，媒介環境學者大展拳腳，開始問鼎北美傳播學的核心圈子。這個學會成為溝通和整合紐約學派和多倫多學派的橋樑，成為媒介環境學發展的堅強堡壘。

如今活躍在紐約學派里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有保羅·萊文森、約書亞·梅羅維茲、蘭斯·斯特雷特和林文剛。萊文森是數字時代的麥克盧漢，任媒介環境學會顧問，他的傳播學名著均已在國內翻譯出版。梅羅維茲的《消失的地域》（1985）也在中國問世，是媒介情景論的代表之作。這本書嫁接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和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的戲劇分析手法，提出情景理論，成為媒介環境學的標誌性成果之一。

根據我們的理解，主要的源頭是：語言相對論、城市生態學、芝加哥社會學派和英國的新批評。

媒介環境學認為，最重要、最早誕生的人類媒介是口語，這是人類媒介演化的第一場革命，所以他們要把語言作為人與環境交流的最重要的中介。為此，學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沃爾特·翁寫了專著《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來研究口語、拼音文字和印刷術。

克里斯琴·L·尼斯特洛姆把學派的思想追溯到20世紀初的相對論思想及其在人類語言學里的表現：語言相對論。她探討本傑明·李·沃爾夫和蘇珊·K·朗格如何把相對論思想轉化為媒介環境學的基石。她說，我們認識的環境是我們的感官、符號和工具提供的現實：“這個觀點認為，人們接觸的現實並非外在於人的存在，而是我們的感知、探索、表徵和傳播工具提供的外在現實的版本。我把這個思想當作20世紀具有界定性的思想，而且是媒介環境學賴以建立的思想。

她把相對論思想追溯到柏拉圖的洞穴寓言：“柏拉圖的洞穴寓言說明了現實的相對性、現實的社會構建的相對性以及感官偏向的相對性"

她把語言作為最重要的媒介來研究：“語言及一切表徵經驗的符號系統扮演重要的作用，影響我們如何構建現實，進而影響我們在現實里如何做事……最系統、最有力地表達這個觀念的並不是物理學家，而是人類語言學家本傑明·李·沃爾夫和愛德華·薩丕爾。

媒介環境學的另一思想源頭是劉易斯·芒福德的城市生態學。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是一位自學成為百科全書式的奇才，這位社會哲學家、大學教授、建築師、城市規劃師、評論家留下傳世之作數十部，媒介環境學最為稱道的代表作有：《技藝與文明》、《城市文化》、《歷史名城》、《人類的境遇》、《城市的發展》、《公路與城市》、《機器的神話之一：技術與人類發展》、《機器的神話之二：權力的五邊形》、《都市的前景》等。芒福德是北美最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和社會批評家之一，在生態運動和環境保護運動、城市發展和更新、地區規劃、藝術批評和文學批評等方面，他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和媒介環境學相關的思想主要有三個方面：他技術歷史分期的思想；他有關技術和人類發展的技術有機理論（techno-organicism）；他對“王權機器”（meta-machine）即非人性的技術壟斷和國家機器的批判。

林文剛和蘭斯·斯特雷特研究並吸收了劉易斯的思想，他們合作的文章《劉易斯·芒福德與技術生態學》已有中文譯文。

媒介環境學者繼承了芒福德強調知與行的關係，看重踐行。芒福德、英尼斯、麥克盧漢、英尼斯、萊文森都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他們抨擊時弊、研究大眾文化、關心教育改革、進行對策研究，典型的著作有麥克盧漢的《機器新娘》、波斯曼的《認真的反對》和《作為保存活動的教學》、萊文森的《捍衛第一修正案》。英尼斯繼承了芝加哥社會學派的思想。20世紀20年代，他在芝加哥大學求學，專攻政治經濟學，師從凡勃倫，但同時又浸淫在芝加哥社會學派的生態思想和傳播思想里，羅伯特·帕克、歐內斯特·伯吉斯、羅德里克·麥肯錫、查爾斯·霍頓·庫利、約翰·杜威、喬治·赫伯特·米德都對他產生了影響。胡翼青認為：“儘管英尼斯很少引用凡勃倫和帕克的研究成果，也很少提及他們與自己的關係，但他的研究從理論到方法，卻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以帕克為首的芝加哥學派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面，英尼斯的研究在學術基調上糾正了芝加哥學派傳播研究存在的高度理想主義的缺陷……這集中表現在他對西方文明的空間偏向的憂心忡忡。英尼斯認為這最終將為西方文明帶來災難。”

麥克盧漢認為，英尼斯的很多論調幾乎就是帕克言論的翻版：“人人都能在帕克以下這類言論中聽到英尼斯的調子：‘技術設備自然要改變人們的習慣，並且必然改變社會的結構和功能。’‘按照這個觀點，似乎可以說，每一種技術設備，從手推車到飛機，就其提供一種更加有效的新的移動裝置來說，已經而且也應該標誌社會發展的一個新紀元。同理，據說每一種文明自身就攜帶著自我毀滅的種子。這個種子可能就是那些引進新的社會形態、送走舊的社會形態的技術設備。’”

麥克盧漢發揚光大英國新批評的思想。他在劍橋大學師從新批評的旗手理查茲（I. A. Richards）燕卜蓀（William Empson）和利維斯（F. R. Leavis）。這幾位大師推翻了傳統的文學研究，他們講授的文學課程偏重認知、美學和社會學，這感染了麥克盧漢。這使他學會扮演橋樑的角色，他把人文學科中的文化藝術產業連接起來，把社會科學中的主幹學科連接起來，把文學文化和科學文化兩大“對立”的文化連接起來。

新批評最重要的思想是注重語言的形式，而不是其內容。這對麥克盧漢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麥克盧漢“媒介即是訊息”就是從新批評學來的。語言和媒介的形式是“看門狗”的比方就是從艾略特學到的。麥克盧漢說：媒介的“內容”就像是一片滋味鮮美的肉，媒介的“形式”像看門狗，撬門賊用“內容”來渙散看門狗的注意力，使人不注意“形式”。

新批評順理成章的結論不就是把人類語言當作最重要的傳播媒介嗎？理查茲、燕卜森、利維斯不是教他要特別注意語言這種技術的影響嗎？人類通過語言感知世界，語言塑造人感知世界的方式。

燕卜蓀的《晦澀的七種類型》對麥克盧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果說語詞晦澀，研究語詞的最好辦法不是研究其“內容”（即詞典中的意義）,而是研究其語境效果，如果說這些效果是潛意識的，那麼其他的人工製造物的效果也應該是潛意識的——輪子、印刷機等都是如此。

利維斯的《文化與環境》對麥克盧漢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因為實用的文學批評是用來培養環境意識的：“實用的文學批評——散文和詩歌的分析——可以推及到廣告的分析（分析其吸引力和文體特徵），還可以將新聞體裁和大眾小說相比較。”

林文剛在其文章中闡述了媒介環境學的主要特點，引文如下：

“媒介作為環境”（或“環境作為媒介”）這一概念包含了三個媒介環境學領域中相互連結的理論命題。

理論命題之一

媒介環境學假定傳播媒介在將數據或信息從一個地方傳遞到另一地方時並不是中性、透明或無價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內在物質結構 (physical structures) 和符號結構 (symbolic structures) 在塑造什麼信息被編碼、傳輸和怎樣被編碼、傳輸以及怎麼被解碼的過程中扮演著解釋和塑造性的角色。就這個可探討的層面而言，媒介的符號形態限定了該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碼特徵，例如“模擬符號對應數字元號”（analogic vs. digital symbols），也限定了將符號整合在一起的結構，例如“命題結構對應表象結構”（propositional vs. presentational structures）（Langer, 1942; Nystrom, 2000）。同樣，媒介的物質結構涉及到技術的特徵，而技術則傳遞代碼和進行編碼、傳輸、儲存、恢復、解碼和傳播信息的物理要求。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命題，因為它定義了媒介環境學一種最基本典範的獨特性，認為正是媒介的結構決定了信息的本質。例如，小說讀者常常對根據小說而改變的電影深表失望。一種解釋也許認為電影的編劇、導演、製作人或者演員並不勝任改變工作。雖然這是一種可能的解釋，但媒介環境學的第一個理論命題說明，這種解釋是一種誤導，因為將這兩種媒介 (小說和電影) 所“包含”的內容視為同樣的信息毫無意義。而這一命題表明，小說和電影體現了兩套完全不同的符號和物質結構或形態。因此, 縱使它們可能基於同樣的來源（小說中的故事）, 小說和電影這兩種不同媒介分別向受眾 (讀者和觀眾) 傳遞的是兩套不同的信息或者說“現實”。

理論命題之二

作為第一個命題的邏輯延伸，媒介環境學同樣假定每一媒介那套專門的物理和符號特徵為其帶來了一套偏倚或傾向（biases）。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們可以參考一套由尼斯純 (Nystrom)所做的理論歸納：

由於不同的符號形態 (symbolic forms)編譯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號形態，所以它門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識（intellectual）和感性（emotional）偏倚。

由於不同的物質形態(physical forms)編譯、存儲並傳輸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時間、空間和感知的偏倚。

由於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獲得性 (accessibility)，所以它門便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倚。

由於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參與條件，所以它們具有不同的社會偏倚。

由於不同的媒介在組織時間和空間上方式不同，所以它們具有不同哲學思辨上的偏倚。

由於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物質和符號形態，所以它們也具有不同的內容偏倚。

由於不同的媒介在物質和符號形態、以及隨之而來的理性或知識、感性、時間、空間、政治、社會、哲學思辨和內容偏倚上的種種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認知論 (epistemology)的偏倚。(轉引自 Lum, 2000, p. 2).

理論命題之三

作為第二種命題的邏輯延伸，媒介環境學進一步指出媒介會促使各種不同的物質的，知覺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果關係，它們與媒介獨特的內在偏倚有關。這一理論命題直接談到了媒介環境學主要典範的關注點，即技術和文化的關係。媒介環境學正是通過此節點來探究傳播技術如何並在多大程度上推進世界上各種不同的因果關係。

我們在這裡將這一理論命題視為一個連續統一體，而該統一體的兩端則是兩種分別不同的解釋性觀點。一端是確定性的觀點，正如有人所謂的“硬性決定論”（hard determinism）或“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該觀點主張技術是社會變化，或者更廣泛的歷史變化的首要決定因素。統一體的另一端是我所謂的共生觀點，或“軟性決定論”（soft determinism），此觀點認為社會力量或人類自主力量 (human agency)，也能在技術變化中扮演角色（注3）。這兩種觀點都承認傳播技術在文化或人類傳通中所扮演的深遠而具闡述性的角色，但它們在解釋當面臨技術擴散或媒介變革時，人類的自主力量在社會變化中所能扮演的角色這方面上存有分歧。

如何給以麥克盧漢為代表的傳播學派命名？這是一個長期困擾學界的問題。給這個學派命名前有一個繞不開的問題，這就是如何評價麥克盧漢。麥克盧漢媒介思想的實質是什麼？又如何命名？是技術決定一切？技術樂觀主義？技術決定論？如何從他詩意的表述洞悉他悲天憫人的博大胸懷？

麥克盧漢遭遇到一切“先知”共同的命運。20世紀60年代，幾乎整個北美的宣傳機器都開動起來為他服務。但就在他如日中天時，其名聲也是毀譽參半的。北美學界和新聞界撕裂為兩半，讚譽者把他捧上天，封他為“繼牛頓、達爾文、弗洛伊德、愛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後的最重要的思想家”，“電子時代的代言人，革命思想的先知”；毀之者把他打入地獄，貶他為“攻擊理性的暴君”、“走火入魔的形而上巫師”、“為半拉子藝術家做黑彌撒的教士”。學界對他的兩極評價很快就集結為兩本文集：《麥克盧漢：冷與熱》（1967）和《麥克盧漢：毀譽參半》（1968）。

學界的困擾還來自該學派內部。以保羅·萊文森為例，他對麥克盧漢的評價就經歷了很大的變化。從1977年到1980年，萊文森和麥克盧漢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不止一次從紐約北上到多倫多上去“朝覲”麥克盧漢，但圍繞麥克盧漢思想的實質，兩人的意見卻迥然不同。萊文森的博士論文《人類歷程回放：媒介進化理論》（1979）認為，麥克盧漢的思想是技術決定論，讀到這樣的評價之後，麥克盧漢立即打電話予以反駁。

10年後，萊文森修正了對麥克盧漢的評價，有他的話為證：“1978年，事實本身似乎證明，麥克盧漢持媒介決定論。如今，用事後諸葛亮的眼光來看問題——在後視鏡里回顧他，回顧我最初對他的研究——我可以清楚地看見，用“媒介決定論”來描寫他未必是妥當的。”

30年後，美國學者林文剛採用了非常冷靜的考察和自省，他認為技術媒介與文化的關係可以用一個理論命題的連續體來表現，執其兩端的是硬技術決定論和軟技術決定論，執其中端的是技術/文化共生論，麥克盧漢偏向硬決定論，萊文森偏向軟決定論，林文剛本人主張技術/文化共生論。

圍繞麥克盧漢的思想是否是“技術決定論”的問題，中國學者對的評價也經歷長期的爭論和思考，如今的趨勢是能夠同情並深刻地理解他思想的實質，而不是簡單地給他扣上一頂“技術決定論”的帽子了。

1998年，北美媒介環境學派正式定名為media ecology。從誕生到舉旗，這個學派經歷了幾十年的坎坷。中國學者給這個學派定名也經過了十來年的反覆琢磨。由於北美的媒介環境學和中國學者提出的媒介生態學的英文同名，均為media ecology，所以北美media Ecology學派的中文譯名也經歷了一個過程。最近三年，筆者和林文剛教授、陳世敏教授以及深圳大學的幾位同事反覆琢磨，決定將其定名為媒介環境學。

林文剛對此做了一些說明：“為了維持理念上的一致和清晰度，我建議把迄今為止我的一切中文著作里media ecology 的譯名從媒介生態學一詞更名為媒介環境學”。他還進一步解釋如此定名的原因：“我們用媒介環境學來翻譯英語的media ecology，主要是因為波斯曼（1970年）在首次公開就這門學科的定義和範式的講話里做了這樣的表述：媒介環境學把環境當作媒介來研究……我們之所以選擇媒介環境學來翻譯英語的media ecology，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這個詞本身體現並喚起環境保護主義（environmentalism）的觀念和實踐；它同時使人看清媒介環境學人文主義(humanism)和行動主義(activism)的一面，說明它是一種實踐哲學、一種社會思想學說……‘踐行’媒介環境學和‘研究’媒介環境學，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2005年以後，李明偉和丁未兩位博士到深圳大學任職，台灣政治大學的陳世敏教授和美國新澤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學的林文剛教授分別來校講學，我們幾人認真切磋這個學派的譯名問題。此前，我們都把它直譯為“媒介生態學”，李明偉博士還為該學派獨創了一個名字“媒介形態理論”。經過幾年的切磋，我們決定將其定名為“媒介環境學”。

筆者對這個定名做了詳細的說明：“這個最後崛起的學派叫什麼名字好呢？它既是麥克盧漢研究、英尼斯研究、波斯曼研究，又不完全是對這些個別學者的研究……media ecology的中文譯名起初直譯為‘媒介生態學’。但這個‘媒介生態學’和國內學者關注的‘媒介生態學’並不是一回事……2005年秋，李明偉博士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到深圳大學任職。自此，我們開始切磋北美這個學派的譯名問題。他的博士論文《媒介形態理論研究》里的所謂“形態理論”就是北美的media ecology學派，因為這個學派強調媒介的形式而不是內容……同時，丁未博士從復旦大學到深圳大學任職，她剛剛翻譯出版了媒介環境學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凱利（瑞）的代表作《作為文化的傳播》。於是，我們三人就開始考慮北美media ecology學派的譯名問題……台灣政治大學的陳世敏教授和美國新澤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學的林文剛教授分別訪問深圳大學傳媒與文化發展研究中心……經過幾個月的跨洋飛鴻，我們決定採用究其實而不據其形的辦法給這個學派定名，也就是說，根據該學派的根本性質和主要追求，media ecology應該定名為“媒介環境學”，而不是採用幾年來已經在使用的‘媒介生態學’。我們先後考慮過的其他譯名比如‘媒介哲學’和‘媒介形式學’都一一放棄了。”

迄今為止，國內研究媒介環境學派最全面、客觀、冷靜、公允的成果是李明偉先生的博士論文《媒介形態理論研究》（2005）。據我所知，他正在根據近三年研究的心得修訂論文，準備出版。我在此對這篇博士論文做一些介紹，藉以反映國內對媒介環境學研究比較有份量的水平。

《媒介形態理論研究》分“導論”、“媒介形態理論”、“理論與時俱進”、“媒介形態及其社會影響分析”、“作為一個研究範式的媒介形態理論”、“問題與批評”、“媒介形態與社會化”、“研究結論”等八部分。

李明偉博士對自己的博士論文做了比較客觀的評價：“本文首先分析了他們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共性，並從科學哲學的高度論證了他們作為一個研究範式的合法性。其次，注重從社會歷史背景和每個學者的個人情況，解讀這一研究範式的發展縱線。然後，對他們的理論進行實事求是的批判和評價。”

論文主張對麥克盧漢做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有人說，麥克盧漢是電子媒介的狂熱宣教者。但是，從他提出的這個媒介定律來看，麥克盧漢在對新媒介的態度上表現出罕有的冷靜、務實和周全。實際上，麥克盧漢自始至終都抱有這種認真的態度：理解媒介，而不是嘩然或愕然。”

論文認為：“給媒介形態理論冠以“技術決定論”的稱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媒介形態理論的貢獻首先在於開闢了一個新的研究傳統和研究社會歷史變遷的新視角。傳統學派一心於具體傳播內容及其產生的影響，批判學派指向的是傳播背後的政治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霸權，獨獨媒介形態理論盯上了媒介本身的深遠社會影響。”

論文的結論之一是：“英尼斯、麥克盧漢、波斯曼、梅羅維茲、萊文森等人的研究是一個比較規範的研究範式。我稱之為‘媒介形態理論’”

論文的結論部分列舉媒介環境學派的“六個規定性特點”：（1）立論的中心和原點是媒介；（2）側重研究的是媒介本身，而不是媒介傳播的具體內容；（3）區別對待不同媒介的特性，反對泛論媒介；（4）注重考察媒介形態變化的動態歷史；（5）研究的旨歸是從媒介形態及其變化的角度來解讀社會歷史變遷。（6）考察的媒介效果和可能影響發生在長遠的時期和廣大的範圍。

這是他三年前對媒介環境學派進行的評價和詮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國內學者的共識。如今，國內至少有十來位學者注意對麥克盧漢及其學派的重估，隨著該學派自覺反省的深入，我們對它的研究也將步步深入。麥克盧漢和媒介環境學派的研究不僅有利於推動國內的媒介生態學研究，而且有利於推動人文學者、科技專家和普通的中國讀者面向未來的技術發展和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