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心陶
醫學寄生蟲學家、醫學教育家
陳心陶,醫學寄生蟲學家,醫學教育家。早在30年代,他開始調查並整理華南地區蠕蟲區系,對並殖吸蟲及異形吸蟲等進行了形態學和實驗生態學研究,發現了廣州管圓線蟲、怡樂村並殖吸蟲等並殖吸蟲新種,為中國吸蟲區系分類奠定了基礎。
1904年5月4日 出生於福建古田。1925年 畢業於福建協和大學生物學系。
1925—1928年 任廣州嶺南大學助教、講師。
1938—1942年 因抗日戰爭,嶺南大學遷往香港,除在嶺南大學任教外,在香港大學病理系進行科學研究。
1942—1946年 任江西省中正醫學院寄生蟲學及細菌學教授,兼任江西省衛生實驗所所長及福建廈門大學生物學教授。
1946—1948年 任廣州嶺南大學醫學院寄生蟲學及細菌學教授,兼任校本部理科研究所主任。
1948—1949年 赴美國華盛頓柏羅維羅蠕蟲研究室、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考察。
1949—1977年 任嶺南大學醫學院(1953年改為中山醫學院,現為中山醫科大學)寄生蟲學教授、寄生蟲學教研室主任,兼任廣東省血吸蟲病研究所所長、廣東省熱帶病研究所所長、廣東省生物學會理事長、廣東省寄生蟲學會理事長、 《中國動物志》副主編、 《中國吸蟲志》主編。
1977年10月29日 逝世於廣州。
福建古田
陳心陶
陳心陶於1904年5月4日出生於福建古田的一個郵局公務員的家庭。他自幼勤奮好學,很有志氣,但家境清 貧,靠勤工儉學維持學業。1925年,他在福建協和大學生物系畢業后即受聘到廣州嶺南大學任教。1928年被選送赴美留學,在明尼蘇達大學攻讀寄生蟲學一年,獲理學碩士學位。1929年轉入哈佛大學醫學院進修比較病理學,193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后回國,任廣州嶺南大學醫學院寄生蟲學、細菌學教授,生物系主任和理科研究所所長。這時,他開始調查並整理華南地區蠕蟲區系,不久,發現了一個肺吸蟲新品種,被命名為“怡樂村並殖吸蟲”。 1939年,日本帝國主義進犯廣州,嶺南大學被迫幾度搬遷,以後停辦。1942年,他轉任南昌中正醫學院教授併兼任江西省衛生實驗所所長。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1946年,嶺南大學復校,他又回到嶺南大學醫學院任寄生蟲學科主任、教授、代院長。在日軍侵華的日日夜夜中,他輾轉內地,顛沛流離,飽嘗戰火之苦,但一天也未放下科研工作。1948年,他又去美國華盛頓柏羅維羅蠕蟲研究室和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先後考察了一年多,並在這段時間裡完成了絛蟲囊尾蚴的免疫反 應實驗的重要研究。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謝絕了親友的勸阻和美國一些大學的聘請和挽留,毅然回國。途經香港時,又有一個香港科研機構願以比美國更優厚的待遇聘請他。當時港澳地區對大陸的一些流言蜚語象妖風一樣地襲擊著他,但他毫不動搖地說,“金錢於我如浮雲”,“娘不嫌兒丑,兒不嫌娘貧”,“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的事業必須在自己的祖國”。在廣州解放后第三天,他就回到嶺南大學醫學院,繼續任寄生蟲學科主任。1950年夏,陳心陶受廣東省人民政府的委託到四會縣的一個有“大肚病”的地區進行調查,證實了該病系血吸蟲病。以後,他又深入到廣東省其他地方,與基層的有關同志一道戰鬥在血吸蟲病防治戰線上20餘年。
陳心陶
毛澤東與陳心陶
血吸蟲病
陳心陶在發現與確定廣東省血吸蟲病的流行之後,連續奮戰了20餘年,摸清了廣東省釘螺的生態、生理、血吸蟲病流行情況、規律與特點,並對血吸蟲病的診斷、治療、人體防護等方面進行了廣泛的研究。早在1952年,陳心陶就通過對廣大地區的現場考察,對重點地區的調查與實驗資料的分析,還通過免疫學和各種診斷方法的研究,不僅摸清了患血吸蟲病人的數目,確定了疫區的範圍,還對血吸蟲的中間宿主釘螺的生態學進行了實驗室及現場觀察和試驗,掌握了華南地區釘螺的分佈、生長周期、活動情況等生態規律以及各種環境和水源的感染性差異與季節波動的情況及其與血吸蟲病的關係等等。他根據這些基礎理論研究的成果,提出了針對華南地區的特點的一整套從控制流行到消滅血吸蟲病的戰略思想和計劃,還提出了以消滅釘螺為中心的綜合治理措施。後來,華南地區的防治效果充分地證明了這一指導思想、計劃和措施都是正確的。他為使廣東省成為中國第一批達到基本消滅血吸蟲病,並能鞏固下來的省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受到國際上醫學界人士的關注和讚賞。1956年,蘇聯醫學科學代表團來中國訪問時,對陳心陶領導的寄生蟲學研究室的實驗研究工作以及廣東省血吸蟲病的防治工作給予高度的評價。
陳心陶同志紀念碑
陳心陶晚年得了惡性淋巴瘤,但仍象健康人一樣地奮發工作,和死神爭奪著時間。他拼盡殘年餘力,為後繼者鋪路,為祖國爭光。他周圍的人為他的這種忘我的精神感動得暗暗流淚,都曾勸他休息。但他卻不聽勸阻,一直堅持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他認為,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必須把黨和人民的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作為一個科學家,必須不斷地尋求科學的真理。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他曾經以為只要有抱負,肯鑽研,勤勤懇懇,把自己的聰明才智、經驗技術用在對科學奧秘的探索上就是盡了科學家的責任。至於科學研究如何為人民服務的問題,醫學研究如何著眼於防病治病解除人民的疾苦,增進人民的健康,以及科學家單憑個人探索是否能充分發揮作用等問題,他是沒有認真思考過的。但是,他後半生近30年的經歷和中國共產黨對他的教育,使他認識到科學家的職責,認識到科學家既是渺小的,又是偉大的。因為就個人的力量來說,畢竟是渺小的,但如果能把個人看作集體中的一員,為集體事業做出成績,則將是偉大的。其關鍵在於個人與集體的組合。他在迷途中找到了中國共產黨,而且真正明白了化“渺小”為“偉大”的途徑。他忠貞不渝地使自己與黨和人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同呼吸,共命運,把自己的畢生精力獻給了科學,獻給了能直接解除勞動人民疾苦的科學事業。
為了紀念陳心陶教授,為了表達當年疫區人民群眾對他的敬意,1990年,廣東省三水縣人民政府、六和鎮人民政府在重點疫區的舊址,今天的南山鎮九龍山建造了“陳心陶同志紀念碑”。這塊碑象本文一樣必將激勵人民群眾,為最終消滅仍在威脅著中國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的各種疾病而努力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