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啟豐

彭啟豐，字翰文，號芝庭，晚號香山老人。江蘇長洲（今蘇州）人。16歲入官學讀書，好學上進。雍正五年（1727）會試第一，殿試時，列為一甲三名，世宗親拔為第一。官翰林院修撰，乾隆年間歷官侍講、左僉都御史、浙江學政、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兵部尚書。為官40年，以謹慎著稱。為了奉養母親，曾請求辭官；在家中辟園亭，植花竹，擁書萬卷，乾隆帝曾賜匾額“慈竹春暉”。主講於紫陽書院，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廷開館編纂《四庫全書》，廣徵天下藏書家秘本，江蘇省在紫陽書院設書局，分派官員登記造冊，由他總理其事。其子亦獻書於四庫館數種。所藏書印有“南圃”、“芝庭”、“蓬萊第一峰”、“經筵講官”等。工於書法，善於繪畫，又能詩文，著有《芝庭先生集》、《芝庭詩文集》。

乾隆六年，充江西鄉試副考官，再遷左僉都御史。疏言：“臣驛路經宿州，宿州方被水，蒙恩賑恤。知州許朝棟任甲長胥吏索費，饑民戶籍登記不以實。鳳陽知府梅毓健不親詣察覈。”下兩江總督那蘇圖嚴察。七年，遷通政使，督浙江學政。三遷刑部侍郎，疏言：“浙省吏民占官湖為田，餘杭南湖發源天目，下注苕溪，溉杭、嘉、湖三郡。自巡撫朱軾濬治，今已沙淤。其他會稽、餘姚使錢。杭、嘉、湖運丁有漕截，而州縣無漕費，石米私加一二升至五六升，請敕如江南例，石米收錢二十四，為州縣修倉鋪墊費，而禁其浮收。浙江額設均平夫銀供差徭，差簡可以敷用，差繁每苦賠墊，本省官吏來往，任意多索，請敕部按官吏尊卑、差役繁簡，定人夫名額，俾為成例。浙省黃岩、太平地多斥鹵，民家稍有餘鹽，兵弁藉以婪索。婪索不遂，指為私鹽，甚或以數家數人之鹽合併誣報，請敕文武大臣申禁。”下部議行。尋以憂去。

十五年，授吏部侍郎。十八年，調兵部侍郎。二十年，疏乞養母，允之。二十六年，復授吏部侍郎。二十七年，以京察注考，吏部郎中阿敏爾圖諸尚書、侍郎皆列一等，啟豐獨列二等，上責其示異市名。旋遷左都御史。二十八年，遷兵部尚書。三十一年，上以史奕昂為侍郎，入對，諭加意部事。奕昂遂自恣，面斥啟豐，不稱尚書，侍郎期成額以是訐奕昂。上詰啟豐，啟豐力言無之。詢侍郎鍾音，鍾音對如期成額。啟豐語乃塞。上為罷奕昂，因謂：“啟豐學問尚優，治事非所長。今乃巽忄耎模稜，奏對不以實，失大臣體。”即降侍郎。三十三年，命原品休致。四十一年，上東巡，迎駕，予尚書銜。四十九年，卒，年八十四。

子紹升，孫希濂，乾隆四十九年進士，官至刑部右侍郎，左遷福建按察使。

有所作為的18年

長洲（今江蘇蘇州）是江南名城，工商發達，文化興盛，特多登科者。其中，僅彭氏家族在清代便出了兩個狀元。長洲彭氏原籍清江（今屬江西）。明朝洪武年間，移徙於長洲。康熙十五年（1676）彭家子弟彭定求，會試第一，奪得會元桂冠；殿試復第一，膺狀元桂冠。彭定求為一代名儒，長洲彭氏從此名聞天下。彭定求的孫子彭啟豐，字翰文，16歲入官學讀書，好學上進，誓效祖父，也做個狀元。雍正五年（1727）會試第一，也奪得會元桂冠；殿試時，擔任評卷的"讀卷大臣"把他列為第一甲第三名，世宗愛新覺羅胤滇親拔為第一。在彭定求中狀元51年後．他的孫子彭啟豐又奪魁於天。中狀元后，彭啟豐入翰林院為修撰，掌修國史。不久，奉詔入值南書房，承旨起草詔令，應制撰寫文字。從雍正七年開始，屢次擔任河南、雲南、江西、順天鄉試考官，遷右中允，成為東宮右春坊的一名官員。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夜，世宗駕崩，他的第四個兒子愛新覺羅·弘曆即位，年號"乾隆"，是為高宗。

乾隆元年（1736），彭啟豐出為山東鄉試副考官。三年，遷為侍講，侍奉高宗講讀經史。五年，遷右庶子，成為東宮右春坊的長官。六年，遷侍讀學士，掌校典籍；尋遷右通政，掌內外章奏、封駁和臣民密封申訴；不久，又遷為左僉都御史，成為一名高級監察官。出任左僉都御史不到兩個月，他奉命南下賑濟災民，上疏奏劾宿州（今安徽宿縣）知州許朝棟、鳳陽（府治鳳陽，今安徽鳳陽西）知府暢流健玩忽職守，高宗命員查辦。

這是彭啟豐任職以來第一樁值得一書的事迹。

乾隆七年，遷通政司的長官通政使，提督浙江學政。彭啟豐在出任浙江學政后，就科舉制度問題提出四項改革方案：

第一，乾隆元年諭令各府、州舉行的歲試和科試在考試結束后，就儒經中一些疑難問題提問考生；后陝西學政嵩壽奏請於《四書》經義外，摘錄《四書》四至五行，令考生講解其意義，大都敷衍塞責，且有重複。請自今以後不再講解經義。

第二，請嚴格管理商賈保送子弟入學一事。經查，浙江商賈子弟由鹽道官錄進學政衙門收驗，雖有保舉憑證，但多有聘請別人冒考頂替的。自今以後，再有此種事情發生，請依律治罪。

第三，以往選拔國子監學員的考試，出題一次卻考幾批人，后考的預知題目，都有所準備。請今後每次考試都當場另出題，這樣可以考出學生的真實水平。

第四，鄉試卷子另行謄錄，與原卷核對，人手不夠時，請起用歲試和科試中名列第四等的武生。

疏入，高宗批語禮部商討。禮部對彭啟豐的建議很欣賞，建議推行。高宗詔准。這是清代科舉制度的一場重大改革。經過這次改革，科舉制度中的院試、歲貢、鄉試等初、中級考試更趨完善。彭啟豐之功，彪炳史冊。

上科舉改革疏后一個月，彭啟豐升任左副都御史，成為僅次於左都御史的監察官。乾隆八年，遷內閣學士。內閣學士位次內閣大學士，從二品，掌傳達詔令。不久，擢為禮部第二副長官--右侍郎。十年四月，彭啟豐上疏陳說四事：

第一，浙江省一些猾吏奸民侵佔蓄水湖泊、泄水溝渠，以為田地。上年浙江布政使潘思架疏請禁占官湖，戶部已令申報新開田畝數額，在餘下的湖泊溝渠劃定界限，不許再墾。但源於天目山的苕溪，下灌杭州（府治錢塘、仁和，今浙江杭州）、湖州（府治烏程、歸安，今浙江吳興）、嘉興（府治嘉興、秀水，今浙江嘉興）三府，今已沙淤無水。會稽（今浙江紹興）、餘姚（今屬浙江）、慈溪（今浙江寧波西北）等地的湖泊已名存實亡。諸敕令督撫開港。

第二，江南港運糧米每石收費54文，一半給運糧的丁夫，一半歸州縣，作為修理糧倉、折耗等費用，浙江省杭州、嘉州、湖州三府運糧的丁夫之費用，由州縣發給；而州縣清運，每石私加一、二升至五、六升作為運費，貪官污吏乘機偷竊，運糧丁夫額外勒索。請按江市清運之例，每石收錢24文，作為州縣修理糧倉、折耗等的費用，嚴禁亂收費。

第三，浙江設置一筆銀兩，作為來往官員差役人丁的費用。差役人丁少時，可以敷用；多時則入不敷出。欽差的差役人丁定額，易於應付；本省官員來往，沒有定額，往往多要，或折成銀兩。請敕兵部按官員職位高低、任務繁簡，定出差役人丁數額，使州縣有法可依。

第四，浙江黃岩（今屬浙江）、太平（今浙江溫嶺）一帶地多鹽鹼，產鹽極豐，兵丁借端挨戶搜查，稍有食用之鹽存積，便多方敲詐，一不遂欲，便指控為私煎私賣，甚或將若干家若干人的鹽湊起來，作為證據。請敕全省文武大臣，嚴禁兵弁借名搜緝，把自食之鹽指控為私煎私賣之鹽。

高宗命有關各部商討，然後，頒布執行。

彭啟豐此道奏疏，對整頓浙江地方經濟、財政和社會治安，起了很大作用。

不久，彭啟豐老父病死，辭職回籍服喪。

從雍正五年入仕以來，至乾隆十年，共18年。此期間，彭啟豐不能說無所作為，他關於科舉制度和浙江政務的兩道奏摺，對於改進科舉考試、整治浙江政務都有重大的作用。他死後，王豈孫作《兵部尚書彭公啟丰神道碑銘》，對他這兩道奏摺猶嘖嘖稱讚。但是，彭啟豐居官，謹慎持重，不好激言畸行，喜歡默默無聞地幹事。而當朝天子高宗皇帝用人過於苛嚴，在他看來，象彭啟豐這樣的人，僅能躋身中等人才的行列。因此，他對彭啟豐不大看重，日漸輕視。彭啟豐不得寵於皇上，仕途失意，自乾隆十年後再也無多大的作為，這更使高宗堅信自己對彭啟豐評估的正確性，更加鄙夷彭啟豐。

厄運開始降臨彭啟豐的頭上。

遭受輕視的後半生

父喪三年期滿，彭啟豐回到京師，出任吏部第二副長官--右侍郎。不久，再次提督浙江學政，直到乾隆十八年，才調任兵部第一副長官--左侍郎。乾隆二十年二月，高宗就大臣乞請去職回籍終養一事，降旨宣諭，如確系身體有病、老父老母需要侍養等，可准予離休。彭啟豐自知皇上開始小覷自己，遂於第二天上疏，請求離職，回老家侍養老母。同時上疏乞請去職終養的還有大臣稽璜。彭啟豐此舉本非真心，他想進一步試探一下皇上對自己的態度。因為當有人提出離職終養時，若皇上離不開他，會下詔挽留的。彭啟豐的摺子呈上去后，高宗當天便作了批示："昨日就臣僚終養一事，降旨宣諭。今日稽璜、彭啟豐各上疏乞求終養。他們若是在降旨前提出來，出自真情且確實需要，理應批准。現在爾等是因為面聆朕訓，感發天良，則所訪是朕的開導所致，且爾等也無迫不及待的事，故可准可不準，去留朕得權衡一下，視各人的情況而定。彭啟豐才幹僅夠一般水平，辦理部務也是力不從心；他原系翰林宮，以文學為職，而從去年跟朕巡行所作的詩來看，學問也遠不如前了。他既然提出申請，就批准他回去吧。"而那稽璜，高宗卻下詔挽留了。

彭啟豐雖然弄假成真，但也清楚了高宗對他的看法。

他在家鄉呆了六年，又申請出仕。彭啟豐畢竟是兩朝老臣，況且還是父皇點的狀元，出於這個考慮，高宗允准，委任他署理吏部侍郎。第二年四月，實授吏部侍郎。這年五月，碰上三年一次的京官考績，當時叫作"京察"。三品以上，由所在部開列事實，上奏裁定；四、五品特派五公大臣審查；余官由長官考察。考察之後，按成績有無和大小排列名次。吏部官員中，吏部郎中阿敏爾圖列在第一等，而彭啟豐獨列第二等。戶、禮、兵、刑、工五部官員等第雖也參差，但都相差不大。高宗審查"京察"結果，對吏部的考績大為不滿，下詔切責道："吏部郎中阿敏爾圖列為一等，而彭啟豐獨列為二等，是有心顯示他彭啟豐與眾不同，並非偶然品題高下。阿敏爾圖系滿洲世家，朕常見熟知，他果真有出眾才幹，堪膺重任，出外做封疆大臣，入內做輔佐宰臣，早就擢用了，還等吏部官員留心甄擇薦舉嗎？況且京察等次，不過就現任職務而言，並非一生定評。阿敏爾圖在吏部郎中任內，安分供職，且能公正無私，顧惜臉面，象選拔官吏，出入銀兩等事，從他的品行來看，的確無什麼差失。彭啟豐之意，不過是因阿敏爾圖系滿洲望族，不特加區別，怎知其與眾不同？彭啟豐人不如他的學問，學問不如他的文章，從無一句有創見的話，沒有指正過一件大事，便想在眾人的奏摺中，小示異同，如此標新立異，誰人不能？朕衡量人才，象各部院兼職的大學士、尚書、侍郎等，也只是讓他們克盡職守，各抒己見，並不是根據他們的話來黜陟官員，其間或同或異，原是不加責備的。試問吏部各大臣，列阿敏爾圖為一等，是保他做封疆大臣，還是薦他做輔佐宰臣？彭啟豐如此標新立異，是為京察大典，還是沽名釣譽？這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詔書中把彭啟豐著實責斥了一通。

高宗對彭啟豐早有看法，故有此舉。若是他人，未必惹他如此大動肝火。

不過，高宗並未處罰彭啟豐，這年六月，讓他去浙江當鄉試的正考官；十二月，遷左都御史。乾隆二十八年六月，他又被遷為兵部尚書。高宗不喜歡彭啟豐，但又一直在使用他，且職掌還愈來愈重。這是因為彭啟豐還是有一定才幹的，象他這樣的人，朝中也不多。但高宗總是看他不順眼，動輒小題大做，對他大加呵斥。乾隆三十二年，高宗又小題大做，指斥彭啟豐。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彭啟豐出任兵部尚書後，高宗擢用大學士文貽直之子史奕昂為兵部侍郎。一次，高宗召見史奕昂，對他說："分管兵部的大學士尹繼善又充任軍機大臣，年老體弱，不能每天會衙門辦事，況且他也是剛剛分管兵部，情況還不太熟悉；兵部尚書彭啟豐是個碌碌無能之人；鍾音、蔣落兩個兵部大臣辦事也不熟練，你與期成額兩個大臣尚能辦點事，應隨處留心。"史奕昂得意起來，極為狂傲，自以為高宗把兵部交給了他，對彭啟豐極其蔑視，當著眾人的面說他幹不了尚書這麼大的官，只配做個司一級的官員（部下為司人）期成額見史奕昂如此狂妄，極為不滿，上疏奏劾。高宗問彭啟豐文奕昂說過這話沒有，彭啟豐堅稱沒有。高宗又問鍾音，鍾音說史奕昂的確說過。於是，高宗讓文奕昂、彭啟豐、期成額、鍾音等，當面對質，彭啟豐才唯唯承認。高宗龍顏大怒，指斥彭啟豐不言人過，甘效唾面自乾，心地欠誠實，積習未改。詔今文奕昂降為三品卿銜，罷黜官職，回家閉門思過；彭啟豐降為兵部侍郎。

到乾隆三十三年，又逢"京察"，高宗下詔；"彭啟豐才識有限，辦事不力，命以原品退休。"勒令彭啟豐離職。

至此，彭啟豐結束了他極為坎坷的41年仕途生涯，回老家長洲去了：乾隆三十六年，彭啟豐又趕去北京祝賀孝聖皇后八旬壽辰，高宗賜詩嘉獎。四十一年，高宗東巡，彭啟豐趕到山東迎駕，高宗賞給他尚書官銜。四十九年，彭啟豐病死於長洲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