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峰法師

十四歲，在他的家鄉護國寺剃度出家。在寺中撞鐘擊鼓，誦經禮佛。過了兩、三年（大約在民國六年即一九一七年），寧波觀宗寺諦閑老法師六十壽辰，弟子們給老法師祝壽，要求老法師傳一堂戒。芝峰以到觀宗寺受戒的關係，就留在觀宗寺的「觀宗研究社」學習。

觀宗研究社是「觀宗學社」的前身，初成立時規模較小。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諦閑應北京名流居士之請，到北京講《圓覺經》，南返之際，護法居士葉恭綽、蒯若木等，贈送他一筆豐厚的程儀，諦閑法師以此款把觀宗研究社改組為觀宗學社，成為一個頗負盛名的僧教育機構。常惺、仁山、虛、戒塵、顯蔭、寶靜、芝峰等，都是這段時間在社受教的學僧。

民國九年（一九二○年），芝峰二十歲，在觀宗學社已受學三年，他離開觀宗寺，回到溫州，在溫州頭陀寺，初充侍者，後來升為衣缽、知客。在此期間，他重新複習在觀宗寺所學的五時八教之學，並涉獵孔孟老莊等基本典籍，使他的學力頗有進益，興起出外參學之志。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漢口佛學會開辦佛學講習所，兼收出家學僧和社會青年，芝峰到漢口報名入所學習，畢業後，九月間轉入太虛大師創辦的武昌佛學院，插班入第一屆的二年級就讀。第一屆本來是三年畢業，大師以首屆學生程度參差不齊，施教困難，乃把第二、三年的課程濃縮於一年內教完，所以首屆學生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六月畢業。

芝峰天資穎悟，學習努力，其佛學、詩文、辯才，在太虛大師門下極為傑出，深得大師器重。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夏，隨侍大師到江西廬山，參加「第一屆世界佛教聯合會」，會期三日，自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舉行，英、德、芬、法各國均有代表參加，日本與會者有木村泰賢、佐伯定胤，中國除太虛大師外，另有常惺、了塵、性修、竺庵，及佛學家李證剛等。會中，太虛大師、常惺、木村泰賢、黃季剛、李證剛等均有演講，使初出校門的芝峰增長不少見聞。

是時，常惺任泰縣光孝寺住持，以光孝寺寺產過豐，地方士紳學界常與為難，因此他發起地方人士禮請太虛大師蒞寺講經，以調和地方關係。廬山開會之後，芝峰又隨侍大師到了泰縣。 《太虛大師年譜》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七月記載∶

大師偕寂山、仁山、讓之、守培、智光、晴峰、常惺、象賢（即芝峰）等，抵泰縣光孝寺。時，大愚閉關於此；機警（大醒）始於是見大師。（七月）二十五日，大師開講《維摩詰經》；八月十八日圓滿。

這次大師講經，芝峰擔任記錄。由於他思想敏捷，文筆流暢，記錄稿呈大師審閱，大師深為滿意。此後，大師的許多重要學術講稿，都由芝峰記錄整理髮表。

是年秋天，芝峰迴到溫州，在普覺寺繼續研究天台宗義，兼讀法相宗經論，也常到圖書館閱讀新知識的書籍。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秋，回到他剃度出家的護國寺講經，後來在寺中辦「山家講舍」，招收三十多名青年學僧，授以一般的佛學課程和國文，為地方培育初級僧才。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春，太虛大師應福建廈門南普陀寺之請，出任住持，兼任該寺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所創辦的閩南佛學院院長。大師將院務委由蕙庭代理，以會覺、滿智為佛學院教師。夏天，佛學院鬧學潮，院務停頓。蕙庭解決不了，乃與學生代表傳戒（新中國成立後的佛教領導任務巨贊），同到杭州向大師請示。大師乃函召芝峰赴廈門，整頓佛學院，繼之大醒也奉大師之命到了佛學院，由大醒任佛學院事務主任，兼代理院長，芝峰任教務主任，二人同時兼任南普陀寺監院職務。閩南佛學院雖創辦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但在芝峰、大醒到院之後，才逐漸發展為全國僧教育知名的學府，且蜚聲於國際間。

閩南佛學院有學生甲乙兩班，學生七、八十人，來自江、浙、皖、湘、豫、魯、滇、黔、四川、台灣各地，堪稱全國最優秀的僧青年。芝峰在院擔任主講，他才智過人，善於說法，把繁瑣的佛學理論，以提綱挈領的方式，深入淺出的分析出來，使學生易於接受。他在院前後六年，先後講過《宗派源流》、《印度佛學史》、《成唯識論》、《攝大乘論》、《阿毗達磨雜集論》、《解深密經》等，都是以法相唯識學為主的經典。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第二期畢業後，又在院中成立研究部，親任指導。閩南佛學院在那段時間中，所以能馳名海內外，成為全國僧青年所嚮往的學府，全是芝峰以其淵博的學識、無礙的辯才所號召。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年），畢業於武昌佛學院第二期的虞德元（後來的因明學家虞愚），考入廈門大學就讀。由虞德元的居中聯絡，閩南佛學院有關文史哲學課程，多請廈大教授兼任，而芝峰也到廈大講授《成唯識論》。

在廈門期間，他與大醒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三月間組織了「現代僧伽社」，發行《現代僧伽》半月刊。有一段時間，芝峰擔任該刊編輯。後來，《現代僧伽》改為《現代佛教》，仍由芝峰擔任編輯。民國十七、八年（一九二八、九年）間，是佛教危難重重的年代。馮玉祥在河南沒收廟產，驅逐僧眾；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又頒布「管理寺廟條例」，想以行政命令，管制佛教，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也發起「廟產興學運動」，南京市長劉紀文又在執行拆毀寺廟神象的命令。凡此種種，使有血性有抱負的僧徒如大醒、芝峰者，均以「頭可斷，身可毀，教不可滅」的決心，大聲疾呼，以《現代僧伽》作為護教言論的代表。

他二人護教心切，熱血沸騰，以犀利的筆鋒，作慷慨刺激的言論。他們呼籲佛教徒一致團結，抵禦外侮，也要求佛教內部進行改革，革除傳統陋習，整肅腐敗的僧徒。因此，一分八開版的《現代僧伽》刊物，對當時佛教發生了極大的震撼作用。這分刊物，對抵禦外侮建立了功績，但也開罪了許多頑固保守的諸山長老和居士名流。《現代僧伽》上的兩句話∶「豬頭長老、蛆蟲居士」，最使保守的長老居士痛恨。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年底，太虛大師任南普陀寺住持兩屆任滿，辭退住持職位，由常惺繼任。負責佛學院的芝峰和大醒，也以數年來煩累於無謂的糾紛，不願再留，隨同大師一併辭職。關於芝峰，大醒二人到佛學院的經過，以至於辭職的原因，在《太虛大師自傳》二十一節，有一段扼要的記述∶

（民國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閩院以蕙庭返江蘇，僅由會覺、滿智維持。夏初遂發生學潮，學僧中有慈航、談玄、慧雲、傳戒、伊陀等，以一部分之過激行動，南寺閩院均陷危亂，乃派芝峰、大醒前往收拾。一方面調走為首滋鬧的二人，一方面或遣或聽離散，留院者已寥寥無幾，遂重新招考新生續辦。這學期學僧中，有心道、寶忍、默如、戒德、岫廬、又信、智嚴、竺摩、智藏、曼陀、燈霞、德超、等慈、普欽等。後來，芝峰主教務，大醒主事務，把閩院穩定下來，亦幻、寄塵、陳定模、虞愚等，亦曾任教學。院中並編髮《現代僧伽》、《現代佛教》、《人海燈》等月刊。余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至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冬間皆到南普陀度歲，對閩院加以整理充實，蔚成一時學風。鼓山佛學院、嶺東佛學院，亦望風興起。但余留閩時少，學院與代主寺務之轉逢、轉岸、覺斌等，不時發生摩擦、會泉、蔡吉堂、蘇慧純頗調停其間。余返廈時，即為一度和洽。至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夏，由圓瑛、轉岸、性願聯成一氣，挑唆爭鬥，裂痕遂深。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冬，余以將滿六年連任期，芝峰、大醒亦不願再留閩院，遂推定次春請常惺法師繼任。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抗戰勝利，太虛大師負責整理中國佛教。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借焦山佛學院的地址設備，設立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會務人員訓練班，集合九省三市的優秀比丘一百二十餘人，施以行政訓練。大師特命芝峰擔任班主任。這時，芝峰對於中國佛教復興的工作，又燃起新的希望，儘力於訓練班的工作。同時，他與東初及一位法律顧問，草擬中國佛教會的會章和各種規章。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未久，傳出芝峰逝世的消息。

上文中說院中曾發行《人海燈》月刊，有誤。《人海燈》是附在當地報紙上的一分周刊，由芝峰主編，刊載通俗佛學文字，向社會上宣傳佛教。當然，在芝峰離開廈門後，《人海燈》也就停刊了。

芝峰離開閩南佛學院，回到江南，先應請在蘇州護國寺講《維摩詰經》，又奉太虛大師之命，到武昌編輯《海潮音》月刊。這一段時間，《海潮音》由上海佛學書局發行，但仍在武昌佛學院編輯。《海潮音》是宣達太虛大師言論的刊物，不僅代表他個人的學術思想，也代表他革新佛教的主張。芝峰以其淵博的學識、犀利的文筆編輯海刊，可說是勝任愉快。芝峰自十四卷接編，在海刊中增加〈佛教春秋〉一欄，舉凡佛教大事或重要時事，皆以佛教立場加以分析評論，甚受讀者歡迎。

然而，在十四卷的第七期，他刊出了一期「密教專號」，卻因此引起外界的責難。原來在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前後，廣東潮州王弘願居士，將日僧權田雷斧的《密宗綱要》譯為中文，並曾東渡日本，受雷斧授他的阿　梨位，回國之後，開設講習會，傳授密法，開壇灌頂，數年間受其灌頂者數以千計。弘願欲以白衣統率佛門四眾，以「十不同」、「十殊勝」之說迷惑世人。海刊十三卷十二期，轉載了香港某報李某致王弘願的一封信。海刊在前面加標題曰∶「廣東密教之波折」，末後加按語曰∶「王君向出家僧作師，行灌頂法，違法滅理，莫此為甚。」這一來，引起王弘願的一位支持者趙士覲抗議，聘請律師致函海刊，要控訴海刊毀謗。為此，芝峰出了「密教專號」，除了聲明海刊的立場與編者的態度外，並刊出幾篇批評密教的文章，包括姚陶馥的〈護法痛言〉、周圓性的〈中國佛教密宗危矣〉、法舫法師的〈全系佛法上的密宗觀〉、澹雲法師的〈從顯密問題上說到王弘願之犯戒〉等，此刊一出，引起王弘願的反擊，引發諍論。

太虛大師對於王弘願的邪說，早年亦嘗撰文駁斥，但此時卻勸芝峰嚴守中立態度，不要作露骨的反擊，以免引起各方誤會。唯芝峰個性坦率爽直，對太虛大師容忍邪說的態度不以為然，遂萌生退志，把海刊勉強編到十四卷九期，即辭去編務，離開武昌回浙東，由大醒接編。

芝峰到寧波慈溪金仙寺，與武昌佛學院第二期畢業的亦幻法師合作，成立「白湖講舍」，招集學僧研究佛學，對於太虛大師的弘法事業，此後即採取若即若離的態度。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出任寧海延慶寺都監，綜理寺務之外，不時應請到各地講經。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四月，應太虛大師函召，到了漢口，在正信會講《楞伽經》。大師很希望芝峰能留在武漢，與法舫共同主持設在武昌佛學院的「世苑圖書館」，指導研究部學生。但芝峰於講經圓滿後，仍回到浙東。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芝峰到上海，寄居於靜安寺，從事著述。時，太虛大師隨政府入川。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又到雲南，整頓滇省佛教，常以人手不足為慮，每念及芝峰、大醒均留在淪陷區，不勝感慨。是年，大師組織中國佛教國際訪問團，曾一再約芝峰參加，芝峰以其他因緣為辭，大師頗為失望。

抗日戰爭期間，芝峰除偶回浙東外，經常寄居於上海靜安寺，對佛教前途頗抱悲觀態度。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閩南佛學院畢業的東初法師，任鎮江焦山定慧寺監院。定慧寺辦有焦山佛學院，東初請芝峰到焦山講學，除講授佛學外，並著力翻譯工作。他譯出了日文版的《禪學講話》，上海《普慧大藏經》中所收的南傳佛教經典，系根據日文版翻譯，其中有一部分即出於芝峰的手筆。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太虛大師負責整理中國佛教。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借焦山佛學院的地址設備，設立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會務人員訓練班」，集合九省三市的優秀比丘一百二十餘人，施以行政訓練。大師特命芝峰擔任班主任。這時，芝峰對於中國佛教復興的工作，又燃起新的希望，儘力於訓練班的工作。同時，他與東初及一位法律顧問，草擬中國佛教會的會章和各種規章。

無奈世事無常，為時未幾，太虛大師在上海圓寂，繼之國內戰事惡化，整理中國佛教的工作也無疾而終，使得剛燃起複興中國佛教新希望的芝峰，又陷於消極絕望中。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未久，傳出芝峰逝世的消息。

芝峰的著作，散見於《海潮音》、《現代僧伽》、《現代佛教》等雜，未結集行世。他從日文翻譯過來的《唯識三十論講話》、《禪學講話》等，甚受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