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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
會館
會館是中國明清時期都市中由同鄉或同業組成的封建性團體。始設於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會館是建於永樂年間的北京蕪湖會館。嘉靖、萬曆時期趨於興盛,清代中期最多。即使到了清代後期,突破地域界限的行業性會館仍然只是相當個別的。此時出現的一些超地域的行業組織,大多以同業公會的面目出現。明清時期大量工商業會館的出現,在一定條件下,對於保護工商業者的自身的利益,起了某些作用。但會館與鄉土觀念及封建勢力的結合,也阻礙了商品交換的擴大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明清徠時期的會館大體可分為3種:北京的大多數會館,主要為同鄉官僚、縉紳和科舉之士居停聚會之處,故又稱為試館;北京的少數會館和蘇州、漢口、上海等工商業城市的大多數會館,是以工商業者、行幫為主體的同鄉會館;四川的大多數會館,是入清以後由陝西、湖廣、江西、福建、廣東等省遷來的客民建立的同鄉移民會館。早期的會館絕大部分設於北京。這一時期的北京會館,主要以地域關係作為建館的基礎,是一種同鄉組織,與工商業者絕少關係。明中葉以後,具有工商業性質的會館大量出現,會館制度開始從單純的同鄉組織向工商業組織發展。後期的工商業會館還可能同中國古代的綱運制度有著淵源關係。明代後期,工商性質的會館雖占很大比重,但這些工商業會館仍保持著濃厚的地域觀念,絕大多數仍然是工商業者的同鄉行幫會館。
會館
北京作為明、清兩朝全國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尤其是在這兩朝資本經濟得到鼎盛發展,一些成功的生意人也開始在京設立會館,由於他們開辦的會館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行業的制約,也形成行業壟斷,所以這類會館又稱之為“行館”。那時一般的會館除去主要房產外,還有許多附加財產(包括興建的學堂和一些社會慈善事業)。當然,這主要與他們的捐資人在京做官、做生意的大小、多少、貧富有重要的關係了。最興旺時,京城有各地會館,不計大小共四百餘所。從空間布局的角度來看,在最興旺的清代時期會館主要聚集在外城,且相對聚集在外城西部,即原宣武區所在區域;外城東部(原崇文區所在地)也有會館分佈,但數量上不如西部密集,後期多為商業會館,與西部官員、人文聚集的“試館”從區域氛圍到會館性質上均有差別。
會館
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變法”就和會館有著密切關係。當時的著名人士康有為住在米市衚衕南海會館內,譚嗣同住在北半截衚衕瀏陽會館內。康有為在會館撰寫《上清帝書》,成立“強學會”(會址在安徽會館內),創辦《中外紀聞》。甲午戰爭后,再撰《上清帝第二書》,促光緒皇帝下“明定國是詔”進行變法。譚嗣同亦在會館內撰寫詩文和信,與朋友志士抒談維新。光緒下決心變法后,召見譚嗣同,賞其四品卿銜,命其為軍機章京。但由於變法維新觸動了很多既得利益者,只一百零三天便遭失敗。后黨的爪牙在南海會館捕走了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在瀏陽會館捕走了一代志士譚嗣同。並於七天之後與另外四人林旭、劉光第、楊深秀、楊銳一同殺害於近在咫尺的菜市口。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會館逐漸衰敗了,以致到了今天,除少數會館還保存得不錯外,其他大多已經成為居民大雜院。
徠會館是舊時代科舉制度和工商業活動的產物,是北京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明清兩朝定都北京,每三年在京進行一次科考會試,至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科舉考試廢止,先後在京舉行會試201科,全國各地進京應試的舉子達130多萬人次。每科應試的人數有六七千人,再加上一些隨行的人員,多至上萬。為方便這些人的食宿,於是,各省及有些府縣紛紛在京設立了會館,專門接待本鄉本土的舉子。另外,工商各行業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協調關係,聯絡感情,也建立了一些行業會館。因此,北京就成為全國會館最多的城市,據1949年的統計,全市有會館550餘座。
會館是各省在京各界人士政治和文化活動的中心,留下了許多名人的足跡。1912年8月,孫中山先生北上來到北京,京城各界人士在虎坊橋湖廣會館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湖廣會館還留下了張居正、紀曉嵐、曾國藩、梁啟超、章太炎及梨園泰斗譚鑫培、余叔岩、梅蘭芳的足跡。1912年5月,魯迅先生來京后,即住進南半截衚衕的紹興會館,達8年之久,在這裡寫下了《狂人日記》、《孔乙己》和《葯》等許多不朽之作。1920年2月,毛澤東來北京后曾居住於爛縵衚衕的湖南會館,在會館的戲樓里召開了“湖南各界驅逐軍閥張敬堯大會”。如今,這些會館都成為文物保護單位。
明朝至清中葉,北京公開演戲的場所很少,大部分戲劇的演出是在會館的戲樓里舉行,所以,較大的會館都建有戲樓。現在,保留下來的湖廣會館大戲樓、銀號會館的正乙祠戲樓、平陽會館戲樓和湖南會館戲樓等,都是難得的北京戲劇活動的歷史見證。
清初,北京誕生了兩部不朽的劇作:一是洪升的《長生殿》;一是孔尚任的《桃花扇》。洪升(1645—1704),字昉思,浙江錢塘人。他一生坎坷,命運多舛,卻極富才華,詩詞、戲劇皆精。《長生殿》是他根據唐明皇和楊貴妃的傳奇愛情故事,歷時八年,數易其稿,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完成的。《長生殿》曾在虎坊橋的孫公園即後來的安徽會館戲樓演出,轟動一時,“聖祖稱善”、“傳唱甚盛”。可後來在官場鬥爭中成了犧牲品,落了個“大不敬”的罪名,不僅洪升被下獄,而且還株連了他的不少友人跟著倒霉。兩年後的1700年,孔尚任的《桃花扇》在菜市口繩匠衚衕(后改為丞相衚衕)的安徽休寧會館碧山堂戲樓演出后,命運和《長生殿》差不多,經歷了一番大起大落,孔尚任糊裡糊塗地被罷官回山東老家去了。可他們的這兩部劇作,三百年來經演不衰,傳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