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文學

太康是西晉文學的繁榮時期，此時時局穩定，文人們有時間和精力用於文學的創作和研究，又因為社會小康，文人多習慣於歌功頌德，故形式主義文風亦日趨嚴重，追求文學作品形式的華美，創作成就並不太高，文人自覺地追求作品的藝術表現，所以，這一時期的文學大潮是趨於浮艷，詩尚雕琢，文崇駢儷，詞采綺麗成為詩文的普遍特色。代表這種主流派風格的作家，當首推潘岳和陸機。

與漢魏古詩相比，太康詩風“繁縟”的特徵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陸機的《擬古詩》，可以為華麗藻飾的代表。試舉《古詩·西北有高樓》與陸擬作比較如下：

△古詩·《西北有高樓》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西北有高樓》陸機

高樓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綺窗出塵冥，飛陛躡雲端。佳人撫琴瑟，縴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能顧，傾城在一彈。佇立望日昃，躑躅再三嘆。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這兩首詩內容相同，每兩句所描繪的具體情景相似，結構也一致。可是風格有樸素與華麗之別。陸機、潘岳其他的詩作，以及張華的《情詩》、《輕薄篇》、《美女篇》等，與此大多類似。

描寫由簡單趨向繁複

試以《猛虎行》為例，《猛虎行》古辭為：“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魏文帝、明帝的擬作也很簡單（見《樂府詩集》卷三十一），陸機的擬作大大地豐富了原作的內容，文辭委婉曲折，而以繁複取勝：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弦無懦響，亮節難為音。人生誠未易，曷雲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這首詩寫自己在外行役的經歷，雖然壯志難酬，仍不改“耿介”之懷。情、理結合自然，描寫景物細緻而生動，是陸詩中的上乘之作。

又如潘岳的代表作《悼亡詩》三首，其一寫喪妻后的悲痛之情：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黽勉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無彷彿，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掛猶在壁。悵恍如或存，回惶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只。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春風緣隟來，晨霤承檐滴。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庄缶猶可擊。

詩中敘亡妻葬后，自己準備赴任時的所見所感，筆觸細膩，低徊哀婉。其二、其三雖然描寫的具體情景有所變化，但總的意思與第一首相近，顯得重複。所以，清人陳祚明說：“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筆，淋漓傾注，宛轉側折，旁寫曲訴，刺刺不能自休。夫詩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語不佳者；所嫌筆端繁冗，不能裁節，有遜樂府古詩含蘊不盡之妙耳。”（《采菽堂古詩選》卷十一）

句式由散行趨向駢偶

例如陸機的名作《赴洛道中作詩》二首：

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永嘆遵北渚，遺思結南津。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沉思郁纏綿。佇立望故鄉，顧影凄自憐。

遠遊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頓轡倚嵩岩，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這兩首詩寫自己被召入洛時留戀家鄉之情和前途未卜的憂慮。除首尾之外，幾乎都是偶句。其駢偶化的程度不但為漢詩所未見，而且也大大超過了曹植、王粲的詩作。另如陸機的《招隱》詩、《悲哉行》及一些擬古詩也多偶句。潘岳的《金谷集作詩》、《河陽縣作詩》二首、《在懷縣作詩》二首以及張協的《雜詩》等，也大量運用偶句。陸、潘諸人為了加強詩歌鋪陳排比的描寫功能，將辭賦的句式用於詩歌，豐富了詩歌的表現手法。他們詩中山水描寫的成分大量增加，排偶之句主要用於描寫山姿水態，為謝靈運、謝朓諸人的山水詩起了先導的作用。

總之，追求華辭麗藻、描寫繁複詳盡及大量運用排偶，是太康詩風“繁縟”特徵的主要表現。從文學發展的規律來看，由質樸到華麗，由簡單到繁複，是必然的趨勢。正如蕭統所說：“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選序》）陸、潘發展了曹植“辭采華茂”的一面，對中國詩歌的發展是有貢獻的，對南朝山水詩的發展及聲律、對仗技巧的成熟，有促進的作用。

潘岳

潘岳（247年－300年），字安仁，故又稱潘安。滎陽中牟（今河南）人，西晉文學家。任司空掾、太尉掾、河陽縣令、懷縣令、太傅府主薄等職。死於“八王之亂”，罪夷三族。

潘岳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美男子，據《世說新語》所載，潘岳每次外出，都會有不少女子向他的車子興奮地投擲水果以示愛意，而故所謂“擲果”的典故就發生在潘岳身上。此外，成語“滿載而歸”亦來自此韻事。後來人們就以“潘安之貌”形容男子俊美。

其詩今存18首，其中《悼亡詩》三首為代表作。

一、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無彷彿。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掛猶在壁。悵恍如或存。回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只。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春風緣隙來。晨溜承檐滴。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庄缶猶可擊。

二、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盻枕席。長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獨無李氏靈。彷彿睹爾容。撫衿長嘆息。不覺涕沾胸。沾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上慚東門吳。下愧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

三、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凄凄朝露凝。烈烈夕風厲。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茵幬張故房。朔望臨爾祭。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亹亹期月周。戚戚彌相愍。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落葉委埏側。枯荄帶墳隅。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

潘岳“善為哀誄之文”，今存誄、哀辭、祭文等20餘篇。明朝張溥輯《潘黃門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陸機

陸機（261年-303年），字士衡，吳郡吳縣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西晉文學家，書法家，與其弟陸雲合稱“二陸”，后死於“八王之亂”，被夷三族。曾歷任平原內史、祭酒、著作郎等職。故世稱“陸平原”。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晉書陸機傳》），與弟陸雲俱為我國西晉時期著名文學家，其實陸機還是一位傑出的書法家，他的《平復帖》是我國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法書真跡。生平陸機出身名門，祖父陸遜為三國名將，曾任東吳丞相，父陸抗曾任東吳大司馬，領兵與魏國羊祜對抗。父親死的時候陸機14歲，與其弟分領父兵，為牙門將。20歲時吳亡，陸機與其弟陸雲隱退故里，十年閉門勤學。晉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陸機和陸雲來到京城洛陽拜訪時任太常的著名學者張華。張華頗為看重，使得二陸名氣大振。時有“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之說（“三張”指張載、張協和張亢）。作品陸機被譽為“太康之英”。流傳下來的詩，共104首，大多為樂府詩和擬古詩。代表作有《君子行》、《長安有狹邪行》、《赴洛道中作》等。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評其詩云：“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賦今存27篇。散文中，除了著名的《辨亡論》。代表作還有《吊魏武帝文》。其文音律諧美，講求對偶，典故很多，開創了駢文的先河。明朝張溥贊之：“北海以後，一人而已”。另外，陸機在史學方面也有建樹，曾著《晉紀》四卷，《吳書》（未成）、《洛陽記》一卷等。南宋徐民臆發現遺文10卷，與陸雲集合輯為《晉二俊文集》。明朝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有《陸平原集》。陸機擅長草書，是章草的代表人物，著名作品為《平復帖》。

評《太康文學研究》

西晉太康文學是我國文學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環節，出現了“三張、二陸、兩潘、一左”等知名作家，鍾嶸譽之為“文章中興”。不過，長期以來，學界對這一階段文學研究投入力量相當有限，以至許多重要文學現象未能給以充分解釋，並且批判多於讚賞，少能給予實事求是的定位和評價。《太康文學研究》可謂填補了這個不足。作者顯然將“太康”作為一個模糊概念，在研究時段上前後伸展，從而全面論述了西晉立國后40年左右的文學發展情況。太康10年，雖算安定繁榮，畢竟只是曇花一現。縱觀西晉歷史，風波詭譎，充滿了太多的變數。生活在這一時代的作家們，人生很不平坦。

文學作為人學，在表現上應是既有繼承又有創新。魏晉又是人的個性精神高漲時期，文學創作和文學觀更趨自覺，在文學史上似更具承前啟後的意義。太康作家們是比較富於繼承和創新精神的，他們的文學思想和創作實踐也都給後來者很多啟示。如傅玄為娛樂和為教化兩種傾向在他的創作思想中并行不悖，“引其源而廣之”的文體觀念正體現了他在模擬中的求新意識。陸機的“緣情”說繼承了傳統詩歌的抒情精神，“綺靡”說則追求文辭的艷麗與繁富，表現的是“為藝術”的創新精神。至於陸雲“文貴清省”的主張，雖不代表當時主潮流，但在文學批評史上也具有開拓意義，“清”更是在後來詩歌批評中成為常用術語。左思“美物者貴依其本”的觀點，體現了儒家功利主義、實用主義文學思想，其主張和創作有力地推動了“文貴形似”審美思潮的發展。作者在對這些內容深入論述后，進而對太康“文品”的劃分也頗耐人尋味：內在本質的“情多氣少”、體裁范型的“襲舊彌新”、風格時尚的“綺靡工巧”，分析非常細膩，體現了宏觀與微觀的理想結合。

太康何以“文章中興”？這是作者始終思考的問題，由此也頗見其歷史的哲理眼光。“詩性精神”和“文學精神”二詞在全書中反覆出現。作者認為，詩性精神是自然抒發情感的精神，而文學精神是唯美精神，是“為藝術”的精神。表現在創作上，“質文相生，文情並茂，動人的內容與優美的形式和諧統一”是“強烈詩性精神與積極文學精神有機重合的經典之作”。每一個時代的詩性精神與文學精神的表現並不相同。與正史相比，“太康時代正是一個詩性精神與文學精神普遍高漲的時代”，主要原因在於“‘任自然’思想是士人進退出處的行動指南，而‘崇有’意識恰恰促進了文學的自覺和審美的自覺”。具體考察，太康文學的“情多氣少”，反映了作家們相應的詩性精神，而襲故彌新與綺靡工巧則體現了作家們積極高揚的文學精神。在太康作家群中，陸機實為集詩性精神與文學精神於一體的典範。詩性精神、文學精神之概念雖並非作者首倡，但作者顯然為這兩個概念賦予了深刻含義和生機。作者對“詩性精神”與“文學精神”的思考，其意義顯然不僅在於對太康文學現象的闡釋，它對於進一步認識我國文學的民族文化傳統、我國文學創作實踐和文學思想的發展歷程，都有一定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