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畦

民國時期，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授予將軍軍銜的女性只有7位，她們是中將宋美齡、奇俊峰、巴雲英，少將

謝冰瑩、額仁慶達賴、姜毅英。其中的胡蘭畦少將是位大美女，她曾以時尚俏女郎登上過《良友》畫報的封面。胡蘭畦的經歷頗為傳奇，坐過納粹德國的監獄，寫出了有影響的著作《在德國女牢中》。她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出席過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蘇聯大文豪高爾基贊其“是一個真正的人！”高爾基因病去世后，胡蘭畦被選入了高爾基治喪委員會，曾為高爾基執紼。她還是茅盾小說《虹》中所描寫的成都“五四運動”以來一位新女性“梅女士”的原型人物。

1901年6月22日，胡蘭畦出生於四川成都，遠祖是明代開國功臣，其父參加過袍哥組織，一直從事反清復明的活動。其母也頗有文化，胡蘭畦記事時，母親就教她背誦諸葛亮的《出師表》、岳飛的《滿江紅》、文天祥的《正氣歌》等傳統名篇，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胡蘭畦的讀書成績一直很好。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她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當中。1920年（民國九年）冬，胡蘭畦從成都毓秀女子師範學校畢業。

此時，胡蘭畦已經出落成一個非常漂亮的大姑娘，成為許多男人追逐的對象。父親將她許配給了表哥楊固之。楊固之是一個重利而輕離別的商人，嚮往的是個人發家致富，而胡蘭畦卻受新思想的影響，一心嚮往男女平等。由於人生觀和志趣相去甚遠，胡蘭畦很不喜歡楊固之，婚後不久便從成都逃到川南巴縣女學當了一名教員，自己開始獨立謀生。1923年，經過親友的證明，胡蘭畦和楊固之正式解除了婚姻關係，恢復了自由身。

胡蘭畦艷驚四方，四川軍閥楊森曾想娶她做小老婆。楊森在國民黨地方軍閥中，以妻妾成群，兒女眾多而出名，楊森公開的妻妾有12位，子女共有43人，其荒唐畸形的婚姻分外引人注目。楊森的四太太田衡秋是楊家的當家太太，是胡蘭畦的同學。楊森讓他的四太太田衡秋代他向胡蘭畦求過婚，對於這樣一個荒淫無度的舊軍閥，胡蘭畦早有耳聞，斷然拒絕了。

作家茅盾聽女友秦德君轉述此事後，就寫出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虹》，書中嬌美而剛毅的女主人公梅行素，便是以胡蘭畦為原型的。書中關於梅行素有這樣的敘述：“在過去四年中，她驟然成為惹人注意的“名的暴發戶”，川南川西知有“梅小姐”，她是不平凡的女兒，她是虹一樣的人物，然而她始願何嘗及此，又何嘗樂於如此，她只是因時制變地用戰士的精神往前沖！她的特性是‘往前沖！’”

不久，胡蘭畦又考入川南師範學校讀書。這所學校任教務長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領導人惲代英。1922年5月4日，胡蘭畦加入惲代英在瀘州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受進步思想的影響，1923年，胡蘭畦還與辛亥革命以來另一位傳奇女性杜黃一道發起組織了四川婦女聯合會，並先後參與籌備川南女界聯合會、成都婦女公會等活動。1924年，胡蘭畦作為四川女界代表，赴上海參加全國學聯第六屆代表大會。

1922年，從法國勤工儉學回來的陳毅擔任了重慶《新蜀報》的主筆。在這個為中國共產黨工作同時又可以施展自己文學才華的平台上，陳毅寫出了思想激進的大量詩文，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抨擊時政，激濁揚清，在四川知識界特別是青年學生中產生了廣泛的積極影響。胡蘭畦就是受陳毅文章鼓舞的青年中的一個。她直接到報館尋找陳毅，從此他們成了親密的朋友，幾乎無話不談。

1925年3月，經人介紹，胡蘭畦和川軍青年軍官、川軍第三師政治部副主任陳夢雲結婚。1926年春，胡蘭畦和陳夢雲奔赴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在廣州，胡蘭畦結識了周恩來、李富春等中共代表人物，也結識了中國國民黨左派領袖、孫中山的親密助手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女士。何香凝與宋慶齡對胡蘭畦的一生有重大影響，稱得上是她的引路人和保護神。1926年秋，在北伐戰爭高潮中，胡蘭畦離開以何香凝為部長的中央婦女部，前往北伐戰爭前線，準備投考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陳夢雲對於胡蘭畦報考軍校非常不滿，竭力阻攔。但是胡蘭畦投考的決心非常堅決，陳夢雲無可奈何，只得同意。胡蘭畦順利考入武漢中央軍校，被編入女生隊。

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前身就是原來在廣州的黃埔軍校。此時，中國國民黨中央撤消了蔣介石的校長職務，改校長製為委員制，校務委員有中國國民黨方面的鄧演達、譚延闓、顧孟余、徐謙，中國共產黨方面的惲代英等5人，以鄧、譚、惲3人為常委。由於國民黨的常委不願管學校的實際工作，校務實際上由惲代英政治總教官負總責。據聶榮臻1980年9月回憶：在共產黨內，陳毅到任後由惲代英、施存統、陳毅組成校黨委，陳毅任書記。但是陳毅的黨內身份要隱蔽，他的公開職務是校政治部的准尉文書。

在中央軍校期間，胡蘭畦見到了好友陳毅。1927年4月的一天，陳毅約胡蘭畦到武漢黃鶴樓的一個飯館吃飯。席間，陳毅問：“你到軍校有幾個月了，入黨了嗎？”胡蘭畦回答說：“還沒有。我向黨組織申請過，但是李淑寧（即趙一曼）讓我與陳夢雲離婚，與他切斷經濟聯繫。但我曾對陳夢雲說過，只要他永遠革命，我就永遠不和他分離。現在，我怎麼能無緣無故與他離婚呢？”陳夢雲是舊軍閥的軍官，當時對與舊軍閥有聯繫的人，中共黨組織接納時是很謹慎的。對此，陳毅表示理解。他後來曾為胡蘭畦入黨的事情找過女生隊黨小組負責人李淑寧，也沒解決了胡蘭畦的入黨問題。

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汪精衛也蠢蠢欲動，悍然解散了武漢中央軍校。在中共黨組織的爭取下，武漢中央軍校被改編為張發奎第二方面軍的教導團。8月1日是教導團奉命東征討伐蔣介石、準備開拔的前一天，陳毅特地從武昌到漢口，向好友陳夢雲、胡蘭畦及范英士等辭行。胡蘭畦知道陳毅會來，已經準備了酒菜，包括陳毅愛吃的回鍋肉，為他餞行，還請了范英士，一起再聚聚。

在筵席上，四個朋友無話不談，但談得最多還是政局。陳夢雲問陳毅：“張發奎會同你們合作幹下去嗎？”陳毅表示：“有可能，要爭取，可是不一定。即使張發奎不幹，我們也要幹下去。”范英士帶著一絲疑慮問陳毅：“你們單獨干能成功嗎？”陳毅信心很足：“接受了教訓，會成功。”一直靜靜地傾聽的胡蘭畦問陳毅：“什麼教訓？”陳毅說：“教訓就是我們的領導者不敢、也不懂得把中國革命、革命的武裝鬥爭的領導權掌握起來。以後，要麼不幹，要干，就要有自己的槍杆子！”胡蘭畦笑著說：“當現代的李自成？”胡蘭畦後來一直記著陳毅的話：“以前清朝政府罵孫中山是土匪，現在國民黨又罵我們是土匪。好，我偏要去當這個‘土匪’！”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胡蘭畦代理漢口市特別黨部婦女部長和武漢總工會女工運動委員會主任，同時兼任湘鄂贛婦女運動指導委員。1929年，她被蔣介石親自點名驅逐出江西省。是年，胡蘭畦以江西省救濟院孤兒所兼婦女教養所主任的名義，赴歐洲考察社會救濟事業。1930年，胡蘭畦抵達德國后，與何香凝、廖承志母子倆共居一所。同年，經成仿吾介紹，胡蘭畦加入中國共產黨，被編入德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不久，宋慶齡來到德國，通過何香凝，胡蘭畦認識了宋慶齡。當宋慶齡知道胡蘭畦經濟困難時，就每周買一些雞鴨魚肉做一頓中國飯來犒勞她，讓胡蘭畦非常感激。

1931年7月，宋慶齡的母親逝世，她要回國奔喪，要胡蘭畦陪她一起回國。宋慶齡對胡蘭畦說：如果你願意在國內工作，我幫你解決；如果要繼續在國外求學，我負責資助你再到德國來。胡蘭畦把這些情況告訴了組織。經組織批准，胡蘭畦隨宋慶齡一道回國。

同年10月，宋慶齡通過美國進步記者史沫特萊和陳翰笙的幫助，送胡蘭畦再度赴德繼續學習。當時，德國的法西斯勢力猖獗，日本已強佔了中國東北三省。為了團結更多的留學生抗日救亡，旅德華僑和留學生成立了黨的外圍組織“旅德華僑反帝同盟”，胡蘭畦任主席，成員有王炳南、江隆基、程琪英、劉思慕等人。

當時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大部分受國民政府駐德大使館控制，他們力圖把抗日救國納入擁蔣反共的軌道。其中的共產黨成員，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等人的影響，對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意義理解不夠，以極左的宗派情緒對待宋慶齡、何香凝等國民黨左派領袖，散布流言蜚語。他們把宋慶齡和十九路軍將領都看成是“中間派”——而所有“中間派”都是最危險的，因為他們表現進步，最具“欺騙性”。有一段時期，他們禁止共產黨員同宋慶齡及馮玉祥等反蔣將領有任何接觸。

在這種背景下，陪同宋慶齡回國奔母喪的胡蘭畦在再返回柏林時，被德共中國語言組柏林小組開除黨籍。若干年後在複查時才知道，當時胡蘭畦被誣控了多項罪名，其中主要一條就是她護送“國民黨大官”（指宋慶齡）回國，儘管她的擔負這一任務事先是經黨組織同意的。

胡蘭畦上訴到共產國際。德共中央受共產國際的委託，派議會黨團負責人奧·托堡調查解決，在托堡和閔岑貝格的幫助下，德共為胡蘭畦恢復了黨籍。胡蘭畦在回憶錄中說：“某些同志表面上也沒有異議，但內心卻並不願意照著執行。果然，會議結束后，他們仍沒有立即將黨證發還給我，也沒有再通知我開過會。”此後，胡蘭畦沒有黨證，在回國后也沒有能夠接上組織關係，一直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動。

1932年12月，根據德國共產黨的決定，胡蘭畦在柏林體育館舉行的反法西斯大會上發言，控訴日本侵華罪行。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大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被捕。胡蘭畦同德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的工作人員費慈·新田合作，印發傳單，因而被捕，關入女牢。宋慶齡和魯迅等人以“民權保障大同盟”的名義，向德國駐上海領事館提出抗議。3個月後，胡蘭畦獲釋。由於瑪麗亞·愛塞和克拉拉·蔡特金以議員身份出面擔保，胡蘭畦得以暫留德國。

不久，胡蘭畦再度被驅逐出境，來到法國。在到法國前，德共中國語言組在轉組織關係時並沒有說明胡蘭畦是共產黨員，而只是介紹她是反帝同盟的盟員，並特別說明：“胡蘭畦到法國來了，她的黨籍我們是不承認的，她是以女性活動得到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支持的。”法共中國語言組的同志知道了胡蘭畦的情況，都很同情她，但是他們也無能為力。

在巴黎住了幾個月後，胡蘭畦的經濟更加困難了。這時，胡蘭畦接到宋慶齡的來信，說將籌集2000元給她。胡蘭畦知道宋慶齡正在從事革命活動，需要錢的地方很多，不忍拖累她，便寫信辭謝了。迫於生計，胡蘭畦在巴黎一家猶太人辦的園藝學校半工半讀，她利用這段時間，寫出回憶錄片斷《在德國女牢中》，陸續在亨利·巴比塞主編的《世界報》上發表。胡蘭畦的文章以親身經歷揭露德國法西斯對進步人士和無辜群眾的殘酷迫害，也記述了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女囚對法西斯的仇恨和機智、頑強的鬥爭，文章立即被譯成俄、英、德、西4種文字，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普遍讚揚。《在德國女牢中》的發表，使胡蘭畦的名聲傳遍了歐洲。路過巴黎的中國人，如鄒韜奮、張發奎、馮友蘭等人，都慕名前來看望胡蘭畦。

不久，留蘇的中國學生肖三給胡蘭畦來信，說蘇聯準備召開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將邀請她作為中國的作家列席會議。胡蘭畦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因為會議是由高爾基主持的。1934年8月17日，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會議在莫斯科召開，胡蘭畦應邀出席。

1934年8月26日，高爾基在莫斯科郊外的消夏別墅宴請作家代表和外賓。在晚宴上，高爾基把胡蘭畦安排坐在自己右邊第一個位置上。左邊第一人是莫斯科市蘇維埃主席莫洛托夫。高爾基強烈譴責了蔣介石，說：“讓我們大聲疾呼，譴責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和叛徒的罪惡。”高爾基指著胡蘭畦說：“這是一個真正的人。”高爾基講了胡蘭畦最近的遭遇，然後寫了一張紙條給在座的莫洛托夫說：“現在她不能回去，照顧她住一些時候。”高爾基講完話后，莫洛托夫、伏洛希羅夫、卡岡諾維奇等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都過來和胡蘭畦握手。翌日，在住房十分緊張的情況下，莫斯科市蘇維埃政府在普希金廣場附近給胡蘭畦分了一套住宅。

1935年3月，胡蘭畦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的派遣，前往香港從事抗日統戰工作。1936年初，香港人民革命同盟派陳銘樞去莫斯科與中國代表團會談，胡蘭畦等隨行。1936年6月18日，高爾基因病去世。作為高爾基生前特別欣賞和喜愛的中國女作家，胡蘭畦被選入高爾基治喪委員會。在舉行葬禮的那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奧爾忠尼啟則、卡岡諾維奇抬著高爾基的靈柩，胡蘭畦和高爾基的兒子、兒媳一起手捧著他的遺物，為高爾基執紼。

1936年7月，胡蘭畦回國來到上海。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日軍發動八一三事變，進攻上海。目睹日寇的燒殺淫掠，胡蘭畦非常氣憤，她自告奮勇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開辦的女工補習學校中招了10個女青年，於1937年10月5日成立了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當天下午，女兵們向何香凝告別，奔赴抗日前線。何香凝問大家：“上前線隨時有生命危險，你們怕不怕？”團員們齊聲回答：“不怕！”何香凝見大家決心這樣大，非常高興，她勉勵女兵們到軍中要好好工作，為抗日的士兵和民眾服務。

胡蘭畦率服務團在各戰區進行宣傳教育工作和戰地救護工作。在淞滬抗戰中，每天都有一些英勇殺敵的動人故事。東林寺是敵我雙方爭奪的制高點，我方一個排守衛在這裡。在敵人的輪番進攻下，我方士兵大多傷亡，只剩下排長鬍玉政和班長潘玉林兩個人了。最後敵人衝進廟裡來了，胡玉政的子彈也用完了。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胡玉政抓起一把鐵鍬，對著一個敵軍官的腦袋，用力猛砍，敵軍官立即倒地。敵軍官一倒，其餘日寇嚇得回頭就跑。班長潘玉林從後邊連發幾槍，又打死了幾個敵兵。就這樣，他們又打退了敵人的又一次猛攻，堅守住了東林寺陣地。胡蘭畦將這個英勇殺敵的故事加工編寫成京劇《大戰東林寺》，在前線慰問演出，產生了很好的效果。她還和著名戰地記者范長江一道赴戰場實地採訪，合寫了《兩下店第一功》、《川軍與抗戰》、《川軍在前線》等優秀通訊，在當時產生重要影響。胡蘭畦組織隊員們發動群眾，組成擔架隊、運輸隊，上前線救傷兵、運彈藥，還經常幫一些士兵寫家書，幫助老百姓在前沿陣地搶割水稻。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服務團隨軍撤離上海，其後輾轉於8個省的抗日前線從事抗戰宣傳，極大地鼓舞了廣大的抗日將士們。

“將軍為何多憔悴？半為蘭畦半為茜”

1938年初，服務團來到南昌。此時，項英、陳毅等新四軍領導人在南昌組建新四軍。中共黨組織決定在服務團中建立一個黨支部，原來的9個共青團員全部轉為共產黨員，支部由陳毅直接領導，不與地方黨發生關係。

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胡蘭畦與陳毅已經有10年沒有見面了。久別重逢，喜悅之情難以言表。胡蘭畦講述了這些年的經歷，也提到了與陳夢雲離婚的情況。陳毅點頭說：“1927年李淑寧讓你與陳夢雲離婚，看來還是對的。分手以後，他雖然沒有出賣朋友，但是也未按照我們分手時所商量的路線去做，個人生活走的是資產階級的道路。”陳毅接著談到了服務團：“這個工作很有意義，你一定要好好乾下去。”

陳毅在南昌與胡蘭畦徹夜傾訴思念，遂訂白首之盟。陳毅稟告父母，得到同意。然而組織上卻不同意，新四軍大當家的項英，親自找胡蘭畦談話，說二人倘若結婚，則胡蘭畦的黨員身份就暴露了，你這個國民黨的將軍，還是留在國民黨部隊里，對革命更有貢獻。二人只好痛哭而別，陳毅致信胡蘭畦說：“馬革裹屍是壯烈犧牲；從容就義是沉默犧牲，為了革命，我們就吃下這杯苦酒吧。假如我們三年內不能結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

新四軍軍部顧問兼戰地服務團團長朱克靖曾寫過一首調侃陳毅的詩，其中有兩句是：“將軍為何多憔悴？半為蘭畦半為茜。”詩中的“蘭畦”指胡蘭畦，“茜”指的是後來成為陳毅妻子的張茜。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陳毅與胡蘭畦的關係還是非常密切的。

在離開新四軍后，胡蘭畦一直關注著陳毅的安危。1946年，胡蘭畦任貴州日報社社長。1947年6月，國民黨的報紙用觸目驚心的大幅標題刊登“陳毅陣亡”、“陳毅斃命”，還用大幅版面詳細描述“陳毅追悼會”的經過。胡蘭畦得知后十分傷感。後來她又接到陳毅父母來信詢問，便決心贍養二老，把成都東門外的一處果園、田地、房屋，全部給二老做養老之用。 1949年，上海解放，陳毅當了市長。胡蘭畦寫信要見他，接待她的卻是副市長潘漢年，這時，陳毅已兒女成群了。

為了解決胡蘭畦的黨籍問題，陳毅給鄧穎超和蔡暢寫了一封信。到達武漢后，鄧穎超把陳毅的信轉給了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王明。王明很快召見了胡蘭畦。王明說：“陳毅的信我看了，我們研究了一下，決定讓你繼續在外面活動，不要發生橫的聯繫，以後就與我直接聯繫。”胡蘭畦問自己的黨籍問題怎麼解決？王明說：“中國黨沒有發黨證，你的黨關係就是與我直線聯繫。”終於接上了共產黨的關係，這讓胡蘭畦很高興。但是後來隨著王明受到批判，胡蘭畦的黨籍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1939年夏，胡蘭畦來到陪都重慶。不久，蔣介石給胡蘭畦發了一個委任狀，任命她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地黨政委員會少將指導員，並派她到第三、六、九戰區工作。胡蘭畦利用國民黨少將這個特殊身份，為共產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解放后，她被安排到北京工業學院從事後勤工作，命運多舛的她，成了歷次政治運動的犧牲品，其經歷充滿了鬧劇意味的荒誕與無奈:“三反”、“五反”時，她是“貪污分子”；她不認識胡風，“反胡風集團”時，她又被打成“胡風分子”；“反右”鬥爭中則被打成右派，下放農村勞動改造。可謂受盡了冤屈。1978年平反后，胡蘭畦重新入黨，並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晚年在鄧小平的支持下，盡自己的所能，為老年事業做了許多貢獻。

1994年12月13日，胡蘭畦在成都逝世，享年93歲。胡蘭畦革命的一生歷經坎坷，在感情方面是個悲劇，正如她自己在回憶錄里所說：“這輩子只知道趕著時代大潮走，在浪尖上奔呀、跑呀。有時被礁石碰得頭破血流，也只能獨自舔著流血的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