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獻記
秦獻記
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百官公卿表》）識於《太史公書》者，叔孫通、伏生最著。僕射周青臣用面諛顯，淳于越相與底物，釁成，而秦燔書。其他，《說苑》有鮑白令之斥始皇行桀紂之道，乃欲為禪讓，比於五帝，（《至公篇》）其骨梗次淳于。
《漢藝文志》：儒家有《羊子》四篇，凡書百章；名家四篇則《黃公》。黃公名疵，復作秦歌詩。二子皆秦博士也。京房稱：“趙高用事，有正先用非刺高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最，在古傳紀略得八人，於七十員者，九一耳。青臣朴速不足齒，其七人或直言無撓辭，不即能製作，造為琦辭，遺令聞於來葉。其窮而在蒿艾與外吏無朝籍，爛然有文采論轉者，三川有成公生，與黃公同時，當李斯子由為三川守，而成公生游談不仕，著書五篇，在名家；從橫家有《零陵令信》一篇，難丞相李斯。（皆見《藝文志》）秦雖鉗語燒《詩》《書》，然自內外薦紳之士與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無所懼，是豈無說哉？
或曰：“秦焚《詩》、《書》、百家語在人間者，獨博士如故，將私其方術於已，以愚黔首。故叔孫通以文學征，待詔博士；而陳勝之起，諸生三十餘人得引《公羊》“人臣無將”以對。（鄭樵、馬端臨說，實本《論衡》。《論衡？正說篇》曰：“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刑，惟博士乃得有之。”近人多從其說。）或曰：秦火及“六籍”，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俱在，可觀。（見《論衡？書解篇》）孟子徒黨雖盡，其篇籍得不泯絕。（《孟子題辭》）
夫李斯以淳于越之議，誇主異取，故請雜燒以絕其原。越固博士也。商君以《詩》、《書》、禮、樂為“六虱”，（《靳令篇》）盡划滅之，而以法家相秦者宗其術。然則秦不以“六藝”為良書，雖良書亦不欲私之於博士。（其云：“非博士官所職，天下也有藏《詩》、《書》、百家語者”，倒言之，即是“天下也有藏《詩》、《書》、百家語，非博士官所職者”。自仲任誤解，乃謂博士獨有其書。鄭、馬之徒沿襲斯論，遂為今日爭端。）即前議非矣。
斯以諸侯並爭，厚招遊學為禍始。故夫滑稽便辭而不可軌法者，則六國諸子是也。不燔“六藝”，不足以尊新王。諸子之術，分流至於九家，遊說乞貨，人善其私，其相攻甚於“六藝”。今即弗焚，則恣其曼衍乎？諸子與百家語，名產一也。不焚諸子，其所議者云何？諸子所以完具者，其書多空言，不載行事，又其時語易曉，而口耳相傳者眾。自三十四年焚書，訖於張楚之興，首尾五年，記誦未衰。故箸帛為具。驗之他書，諸侯史記與《禮》、《樂》諸經，多載行事法式，不便諳誦，而《尚書》尤難讀，故往往殘破；《詩》有音均，則不滅，亦其征也。此則后議復非矣。
余以為工程師地法令者，自《秦紀》、《史篇》（秦八體有大篆，不焚《史篇》）、醫藥、卜筮、種樹而外，秘書私竊無所不燒，方策述作無所不禁。然而文學辯慧單於人心，上下所周好，雖著令，弗能奪也。
燒書者，本秦舊制，不始李斯，自斯始旁及因國耳。韓非：商鞅“《詩》、《書》，明法令。塞私門之請，以遂公家之勞；禁游官之民，以顯耕戰之士。”（《和氏篇》）其驗也。商君既誅，契令猶在，遺法余教未替。然張儀、范睢、蔡澤之倫，結軼義關，游談不絕，亦數稱“六藝”成事。及不韋著書，以縣國門。秦之法令弗能絕也。后李斯者，漢初挾書之令未多，然婁敬以戍卒晚路，上謁高帝，亦引《大誓》為征。漢之法令弗能絕也。
夫帝祖則溺儒冠，秦之諸非能如李斯知“六藝”之歸也。然其律令在官，空為文具，終不鉤考，以致其誠。今始皇不起白屋，而斯受學孫卿，好文過於余主，此則令之之諫、零陵之難、成公之說，一切無所窮治，自其分也。又況標標羊、黃之徒乎？以斯委於用法，顧使秦之黎獻因是得優遊論著，亦其贊之矣。
秦代有博士七十人，是掌握古今歷史和文獻典籍的，其中以《史記》上記載的叔孫通、伏生為最有名。博士僕射周青臣，憑著當而奉承秦始皇而得到重用。淳于越就和他發生的衝突。爭端一開，引起秦始皇傑書。此外，《說苑》里記載鮑白令之指責秦始皇乾的是桀紂的一套，卻要象五帝那樣讓位於賢者。他的倔強可和淳于越相比。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儒家有《羊子》四篇，共一百章；名家有四篇，那就是《黃公》。黃公名疵，還作過秦歌詩。這兩個人都是秦代的博士。西漢的京房說：“趙高掌權的時候，有一個叫正先的因為指責趙高而被處死。”（孟康註：“姓正名先，是秦代的博士。”）總計，在古代傳紀中約略考出八人，對於七十個博士來說，不過九分之一而已。周青臣是小材，不值一提。其餘七個人，不是能夠直言不屈，就是能夠寫作華麗文章，名聲流傳後世。至於沒有做官和在地方上做官的人裡面，朝廷的名冊上沒有名字，卻有文彩燦然的論著的：三咱郡有成公生，他和黃疵是同時代的人，在李斯的兒子李由任郡守的時候，他四處遊說不作官，著有《成公生》五篇，列在名家學派；縱橫家有《零陵令信》一篇，是非難丞相李斯的。秦王朝雖然控制
論，燒了《詩》、《書》，然而從朝廷內外的官吏到出入公卿這門的布衣平民，都對犯禁無所畏懼，這其中難道是沒有道理的嗎？
有人說：秦王朝焚毀私藏在民間的《詩》、《書》和百家語，只有博士可以照舊收藏。這是為了要把統治人民的方法掌握在自己手裡，以便愚弄老百姓。因此，叔孫通才能夠憑仗著博學能文被徵召，在博士的行列中聽候詔令。陳勝起義時，諸生三十餘人能引證《公羊》傳里的話，說“臣下不得有叛逆的意圖”來回答秦二世的詢問。（鄭樵、馬端臨有這種說法，其實是從《論衡？正說篇》來的，其中說：“從事聆聽史官把”五經“全部燒掉，有敢私藏《詩》、《書》和百家語的，要治罪，只有博士們可以收藏。”近人都相信這一說法。）又有人說：秦代只燒“六經”，不燒諸子著作。諸子的著作，文章都在，能夠看到，（漢代趙岐說）孟子的黨徒雖然完了，他們的著作卻並未消滅乾淨。
李斯因為淳于越的議論是用錯誤的政治主張蠱惑君主，所以建議把他們的那些書一起燒掉，以杜絕那種思想來源。淳于越本來就是個博士。商鞅把《詩》、《書》、禮、樂等看成是“六虱”，要把它們統通剷除。那些用法家來輔佐秦國的人都遵循商鞅的辦法。可見，秦並不是“六經”當作好書，即便是好書也不想讓博士專有。（《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說的“不是博士所掌管的，天下敢有收藏《詩》、《書》和百家語一類書……”。自從王充把這句話誤解以來，就說是博士才獨有這些書。鄭樵、馬端臨等人沿襲了這種說法，就成為今天的爭端。）所以，前一種說法—即《詩》、《書》、百家語為博士所收藏，是錯誤的。
李斯認為，戰國時諸侯相互爭奪，厚禮招納遊學之士是禍亂的根源。那些善於詭辯、混淆是非、不能納入法度軌道的，就是六國諸子那一夥。不把《詩》《書》之類儒家經典燒掉，就不足以尊崇秦始皇。諸子的學說，分流多到有九個派別，他們四處遊說又互相剽襲，都說自己一派的學說最好，彼此之間的攻擊比對“六藝”的攻擊還厲害。現在若不把這些諸子著作燒掉，難道讓它們繼續鬧下去嗎？“諸子”和“百家語”，名和實都是一樣的。如果說“不燒諸子著作”，那麼李斯建議中所說的“百家語”，又是指什麼呢？諸子著作的所以完整保存下來，因為這些書大多數是抽象的議論，不記載具體的史實，加上它們的語言明白易懂，口耳相傳的人多。人秦始皇執政的第三十四年燒書，到陳勝起義，前後不過五年，記憶猶新，所以能夠完整地記錄在帛書上。看看其它的書，諸侯各國的史書以及《禮》《樂》等儒家著作，大多數是記載史實和一些制度、儀式，不便於記誦，其中《尚書》更是難讀，因此往往殘缺不全。《詩經》，因為押韻，便於誦讀記憶，就沒有消滅，這就是證明。所以，后一種說法——即不燒諸子著作，也是錯誤的。
我認為寫明在法令上的，除《秦紀》、《史篇》、（秦代八種書體中有大篆，——《史篇》是用大篆寫成的，所以不燒《史篇》）以及醫藥、占卜、種樹方面的書以外，宮廷和民間藏的書沒有不燒的，典籍著作也沒有不禁的。不過，華麗的辭章和機智的論說，使人讀了入迷，這是上上下下所共同愛好，儘管在法律上明文禁止，也是限制不了的。
燒書本是秦國的舊制度，並不是從李斯才開始，只是到了李斯才把這個制度推行到被秦所兼并的國家罷了。韓非說：“商鞅燒《詩》、《書》，公布法令。堵塞權豪們的徇私舞弊，以成全國家的大事；禁止人們出外謀求官職，表揚努力耕作和勇敢作戰的人。”這就是證明。商鞅被殺害之後，他制定的法令條文還在，遺留下來的法度和規矩也沒有被廢除。然而張儀、范睢、蔡澤一班人，絡繹不絕，進入函谷關，不斷地來進行遊說，也曾屢次徵引“六藝”上的故事。到了呂不韋，寫了書掛在城門上，秦國的法令也沒有能夠絕它。在李斯之後，漢代初年，秦國制定的“挾書律”還沒有宣布取消，可是婁敬作為一個戍卒，拉著小車去見漢高祖劉邦，也曾引證《尚書？泰誓》作為依據。可見，漢代的法令也沒有能夠禁絕它。
漢高祖是一個往儒生帽子里撒尿的人，而秦國的歷代君主，也不能象李斯那樣懂得“六藝”的宗旨。然而燒書的法令只是在官府放著，作為一紙空文，始終不去查考，以求貫徹執行。如今秦始皇不是平民出身，李斯又跟荀子學習過，愛好文化超過了歷代君主，因此，鮑白令之對秦始皇的直諫，零陵令信對李斯的非難，成公生的遊說，都沒有被查辦懲處，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更何況無足輕重的羊子、黃公之流呢？因為李斯靈活地運用了法令，才使秦國的民間知識分子能夠從容自在地從事論著，這可以說是李斯給他們創造了條件。
至於在咸陽坑殺了四百六十人，那只是因為盧生緣故。秦始皇痛恨他散布流言蜚語，命令儒生們互相揭發。這也和東漢時黨錮之獄一樣，只是一時之計，並非秦始皇的法令就是要殺戮儒生。上面所提到的幾個人，的確不是觸犯了禁令而僥倖得免的。
章炳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