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性失業

主流經濟學對失業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勞動力市場。不同流派分別基於對勞動力市場的不同假設，得出各自不同的結論，而很少注意勞動力市場以外的因素，特別是很少關注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這主要是因為近幾十年來學術界在宏觀經濟學分析中對技術進步因素的忽視和對一般均衡思想的普遍推崇。而在經濟思想史上，關於技術進步與就業的關係自大衛·李嘉圖以來曾有過多次激烈爭論，尤其在上世紀30年代和60年代曾出現兩次爭論的高峰，並且出現了“技術性失業”這一概念，意指技術進步導致的失業。

薩伊以其著名的“薩伊定律”為基礎，完全否認技術進步會導致長期失業：因為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採用新機器所導致的產品供給增加會引起產品需求的增加，產品需求的增加最終會引起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從而使得被新機器排擠的工人重新獲得就業機會。馬爾薩斯則認為機器的應用會通過需求不足、資本短缺等因素引起失業，但他同時又指出，開放的市場可以恢復充分就業。李嘉圖起初也相信市場的力量可以補償機器對就業的排擠，但後來“由於他特有的科學的公正態度和熱愛真理，斷然收回了這種觀點” ，並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三版中特意增加了《論機器》一章，認為如果機器佔用了流動資本，則會出現嚴重的就業問題。

19世紀70年代以後，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暫時繁榮，技術進步與就業關係的爭論暫時告一段落。這一時期，普遍盛行的觀點是技術進步不會影響就業。到20世紀30年代，兩個重要因素再次誘發了關於技術性失業的激烈爭論：一是大蕭條的出現，二是美國1919-1925年間生產率數據的第一次公開出版。大蕭條造成的持續失業使得經濟學家再次關註失業的原因，而美國1919-1925年的生產率數據表明，這一時期美國生產率（即每個工人的平均產出）提高了59% ，而與此同時就業率大幅度下降了。在美國，大蕭條初期流行的觀點是肯定技術性失業的存在，有人甚至提出暫停技術進步的建議，參議院和眾議院甚至分別在1939年提出了對機器徵稅的議案。大蕭條後期，否定技術性失業的觀點逐漸增多。到大蕭條結束時，基本上達成了理論上的一致性：認為兩種極端觀點都不正確。這時，邊際生產率理論取代薩伊定律而居於主流地位，價格的靈活性和恰當的信用與貨幣制度被看作勞動力再吸收機制的關鍵因素，只有當這些因素的作用受到干擾時，勞動力再吸收機制才會出現問題。

20世紀50年代末，自動化技術的普及和失業率的上升幾乎同時出現，這使得一些經濟學家再次關注技術進步與就業的關係。60年代中期，由於菲利浦斯曲線被廣泛接受，一部分學者相信：擴張總需求的政策雖然可以消除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總量失業，但同時會導致通貨膨脹率上升，於是，在這一時期，技術進步是否會導致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NARU）上升成為爭論的中心。80年代，當歐洲失業率從50、60年代的2-3%上升到當時的8-10%時，經濟學家之間又發生關於技術進步就業效應的爭論。這場爭論的中心在歐洲，爭論的焦點在於：新興的計算機技術是不是導致80年代歐洲失業率上升的主要原因。80年代出現於歐洲的這一場爭論主要有兩類不同的觀點：新古典主義和熊彼特主義。前一類觀點的持有者竭力找出就業補償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條件，后一類觀點的持有者則強調創新及其擴散的過程性，力圖把技術進步的非均衡特徵與就業增長的長期趨勢聯繫起來。

由於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的關係極其複雜，上述關於技術性失業問題的爭論一直沒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對其作出一個嚴格的定義也十分困難。

以上非主流經濟學家所做的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均表明：技術進步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失業；“古典”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補償機制是不充分的，只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中才能起到部分的補償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技術性失業是存在的，並且不能完全依靠市場力量的補償作用來消除。承認技術性失業的存在並不意味著應當排斥技術進步，因為產生技術性失業的根本原因不在於技術進步本身，而在於技術進步的資本主義應用，在於特定的制度環境。

例如，馬克思就曾指出，“機器本身對於把工人從生活資料中‘遊離出來’是沒有責任的。這些矛盾和對抗不是從機器本身產生的，而是從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產生的！”因此，承認機器排擠工人，承認技術進步可能增加失業，並不表明機器和技術進步本身應當受到抵制，只有機器和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才是導致失業的真正原因。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存在著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長期趨勢；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導致人口相對過剩和平均利潤率下降；而平均利潤率下降又迫使資本家進一步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從而進一步導致人口相對過剩，長期失業因而不可避免。

由於勞動力需求不是取決於總資本的大小，而是由總資本中可變資本的大小決定的，這樣，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同總資本的量相比將會相對地減少，“並且隨著總資本量的增長以遞增的速度減少。”這時，“為了吸收一定數目的追加工人，甚至為了在舊資本不斷發生形態變化的情況下繼續雇傭已經在職的工人，就不僅要求總資本以不斷遞增的速度加快積累。而且，這種不斷增長的積累和集中本身，又成為使資本有機構成發生新的變化的源泉，也就是成為使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減少的源泉”，於是，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於總資本的量不僅在減少，而且會累進地減少，從而使得相對過剩人口規模隨著資本主義積累的發展而擴大。

不僅如此，資本有機構成提高還會導致利潤率下降。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利潤率的下降，要使用同量勞動力，則要求資本總量不斷增加；要使用更多的勞動，則要求資本總量更快的增長。但事實上，資本的增長往往不能滿足勞動力增加的要求，因此，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必然會產生永久性的工人人口過剩即失業。

因此，從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來看，技術進步（即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的資本主義應用必然導致永久性失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沒有用“技術性失業”表示這種失業，而是用“產業後備軍”、“相對過剩人口”來表示，這兩個概念在《資本論》中也就是一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失業。因此，技術性失業本質上就是一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失業，失業的直接原因是技術進步，而其背後的根本原因則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

熊彼特則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發展的中心，整個經濟系統都是由技術創新及其擴散過程推動的，經濟的發展不是一種平滑、連續的轉變過程，而是一個非均衡的演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技術創新是造成非均衡的主要因素，原因是：

第一，創新不是均勻地隨機分佈於整個經濟中，而是集中於某一些關鍵部門，這將引起不同部門間的結構調整問題；

第二，創新的擴散過程也是不均勻的，具有周期性；

第三，創新發生后的迅速增長期間，利潤預期發生變化，增長在達到一定程度後會因利潤預期的變化而減慢下來。

熊彼特認為，創新的這些特徵足以對整個經濟造成擾動，產生經濟周期。他把技術進步同經濟周期聯繫在一起，認為大規模失業與創新活動在歷史上是一致的，自然也就把技術性失業與周期性失業聯繫在一起，認為二者是同一回事。

從熊彼特的理論體系看，產生技術性失業的根本原因也是在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特定的制度因素，而不是技術進步本身，因為技術創新對經濟的擾動是通過企業家的利潤預期而起作用的，這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特定現象。

“古典”經濟學家認為，技術進步一方面破壞舊的工作崗位，另一方面又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並據此提出了多種補償機制，聲稱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下，這些補償機制可以充分發揮作用，使得因技術進步而被排擠的勞動力可以獲得新的就業機會，這就是所謂的補償理論。主要的補償機制包括以下5種：

某種導致工人被排擠的技術進步必然要求有新機器出現，這將在生產這種新機器的資該品部門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解僱工人所節約的工資支出也可重新用於投資以雇傭新的工人，從而補償被技術進步排擠的就業。

技術進步在導致工人被排擠的同時，也會使得生產的總成本下降；在完全競爭條件下，這將引起價格下降，需求因此而增加，產出和就業也因此而上升，技術性失業最終得到補償。

如果價格下降補償機制中所提到的成本下降與價格下降不是同時發生的，則在這一過程中，資本家會獲得額外的利潤；這些額外利潤將被用於新投資，從而創造出新的產出和就業。

由於技術進步不一定都是工藝改進型（即工藝創新）的，它還可能以新產品的發明及其商業化這種形式出現，這時就會出現新的生產部門，從而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

威克塞爾認為，如果一種技術進步使勞動力變得過剩，工資便會相應下降，則原先使用的生產技術的盈利能力下降，生產者可以通過開發勞動力密集型技術減少成本，增加利潤，這樣，過剩的勞動力便會被吸收。這是後面將要分析的引致創新理論的雛形，並且成為新古典經濟學家解決一切失業問題的處方。

在上述5種補償機制中，新資本的形成是關鍵，其他機制如果沒有足夠的資本供應都會因資本約束而失靈。“古典”經濟學家在提出這些補償機制的同時也認識到資本剛性和資本短缺對補償作用的制約，並認識到這些補償機制存在滯后性。

當新古典主義成為經濟學主流時，對補償理論的樂觀態度普遍盛行起來。新古典主義者發展了一系列精緻的數學模型，對“古典”補償理論的直觀看法進行了更加形式化的分析。與“古典”經濟學家相比，他們更加註重經濟體系中有關參數的取值，試圖通過確定這些可測量的參數的取值範圍來證實補償機制的有效性。新古典經濟學家對5種傳統“古典”補償機制的發展和補充主要表現在：

新古典補償理論關注的是需求對價格的彈性11；補償程度現在取決於11的值。另外，新古典補償理論還通過引入貨幣部門的作用，提出了價格下降的另一種效應——庇古效應：價格下降意味著實際貨幣供給增加，利率因而下降，這將產生投資激勵的作用，從而增加產出和就業；而古典補償理論則從薩伊定律直接得出完全補償的樂觀結論。

新古典補償理論在這裡保留了“所獲利潤完全用於投資”的假定，但同樣引入了需求的價格彈性11對最終補償結果的影響。

新古典補償理論考慮了新舊產品之間的可替代性對就業補償程度的影響，其結論仍然是樂觀的。

新古典補償理論考慮了要素替代彈性和工資彈性的作用，補償程度因而依賴這兩個參數的取值；另一方面，新古典主義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引致創新”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是由生產要素相對價格引發的：當一種要素（比如勞動力）價格相對於另一種要素（比如資本）價格下降時，生產者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將選擇一種新的生產技術，以增加相對廉價要素（勞動力）的使用量，而減少另一種相對昂貴要素（資本）的使用量。這樣，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動將引致一種特定的創新。按照引致創新理論，勞動力節約型創新導致的失業可以很容易被解決，即降低勞動力價格，誘使生產者放棄勞動力節約型技術，代之以勞動力密集型技術；而且這一過程可以由市場機制自發完成。

以上是新古典經濟學家對“古典”補償理論的發展，關於新機器補償機制，兩種理論看法一致；除此以外，新古典經濟學家還增加了兩個新的補償機制：

技術進步導致的成本下降的好處被工人和僱主分享，於是利潤和工資都得到提高；在“即時支出”的假定下，利潤和工資的提高會產生新的消費和投資，這二者同時產生就業補償效應，前者通常被稱為“收入效應”。

技術進步會導致資本的邊際效率提高，利潤預期上升，投資因而增加，就業也隨之增加，這一機制被稱為“熊彼特效應。”

由此可見，新古典補償理論與“古典”補償理論相比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改進，只是以一種更精確的方式重新表述了“古典”補償機制，並增加了兩個新的補償機制。但新古典補償理論重視各種參數取值對補償程度的影響，這意味著承認補償機制的作用在一定條件下是不完全和不充分的。

“古典”和新古典補償理論在微觀層次和宏觀層次上都受到非主流經濟學家的批評。

在微觀層次上，每一種補償機制都受到了西洛斯·拉比尼（Sylos Labini）、克利斯·弗里曼（Chris Freeman）和羅克·蘇特（Luc Soete）等現代西方學者的批評。Labini認為，在經濟擴張期，技術進步通過額外投資被引入生產，但當經濟處於停滯期時，正常的淘汰率就足以引進新技術，這時沒有額外的資該品需求；在沒有需求增加的情況下，壟斷廠商傾向於對小規模創新的投資，這不會提高總成本，並可完全由折舊基金支持；這樣，隨著平均勞動生產率的上升，失業也同時上升，新機器的補償機制因而失效。又如，在對價格下降補償機制的解釋中，“成本下降轉化為價格下降”依賴於完全競爭假設，但在現代經濟中，這一假設過於隨意：現實經濟中存在壟斷造成的價格剛性，價格下降的補償機制將因此而失效。另外，被解僱的工人收入下降會使得價格下降刺激需求的效應減弱，價格下降的補償機制也因此而被削弱。

新投資補償機制則是建立在“利潤等於投資”這一假設基礎之上的，這一點已經受到了凱恩斯的批判，但現在仍被新古典主義者或明或暗地接受。在凱恩斯主義框架中，利潤只是投資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廠商對資本“邊際效率”的悲觀預期可能嚴重阻礙投資決策，這時利潤可能被貯藏起來或被用於非生產性支出。即使在完全的瓦爾拉斯框架中，利潤即時轉化為投資，就業補償也是得不到保證的，因為新投資本身也會導致進一步的勞動力節約型創新的出現，從而不可能完全補償技術進步造成的失業。

作為補償理論重要支柱的工資下降補償機制是通過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替代起作用的。這一論點受到了兩個方面的批判。首先，技術進步本身的不可逆性（即“技術剛性”）使得資本與勞動力的可替代性受到懷疑，這時工資下降不會引起勞動力對資本的替代，資本與勞動力之間存在固定比例係數，工資下降的補償機制因此而失效。其次，由於工資本身是構成有效需求的一部分，工資的下降會減少總需求，進而減少產出和就業，這也將導致工資下降補償機制失效。建立在工資下降補償機制基礎上的引致創新理論則受到了索爾特、沃爾什等人的批評：

⑴在一定的技術水平下，存在無數可選擇的技術是很不現實的假定。

⑵勞動力和資本的可替代性也是—個受到大量質疑的假定。

⑶只有工藝創新可以用生產函數來表示，產品創新不能用生產函數加以描述，勞動力和資本的可替代性也就無從談起。

⑷生產者會儘力減少一切成本，而不只是減少“較昂貴的”要素成本。事實上，在新古典主義的均衡假設條件下，所有要素都是同樣“昂貴”的：它們的價格分別等於各自邊際產品，因而不存在引致特定的要素節約型技術進步的市場信號。

⑸引致創新理論只考慮了經濟因素對技術進步的作用。而沒有考慮技術對經濟的反作用。這種單向因果論是不全面的。

對引致創新理論的另一批評來自“自發創新”理論，這一相反的極端觀點認為技術進步是由自發的科學進步產生的，而科學進步則被認為是由智力上的好奇心推動的，例如，羅森堡認為，科學與技術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因而常常沿著一條既定的路徑演化，演化過程中的每一次進步都是由以前的技術水平決定的，由此形成一條連續的技術鏈，它具有累積性和不可逆性等特點。按照自發創新理論，技術進步是完全獨立於經濟力量的，市場信號的變化不能改變技術進步的方向，因而新古典主義的要素替代理論將失去意義，市場力量完全不能糾正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力節約效應。

Giovanni Dosi（1982）則認為，引致創新與自發創新理論都是用單向因果關係的方式看待技術進步與經濟環境之間的聯繫，因而都不全面：前者強調技術進步對市場條件被動、機械的反應，並且無法說明：為什麼是這種技術而不是另一種技術得到了發展；後者正好相反，完全忽視了經濟因素在塑造技術進步方向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Dosi指出，技術進步與經濟環境之間存在複雜的反饋關係，二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為了說明這種相互作用及其性質，他提出了“技術範式一技術軌跡”的理論，認為，“科學”與“技術”之間存在許多相似性；與現代科學哲學中的科學範式（或科學研究綱領）相對應，在技術領域也存在“技術範式”或技術研究綱領），技術範式界定了用於解決問題的科學原理和要使用的物質技術，它以自然科學的原理為基礎，限定了進一步創新的技術機會和有關如何利用這些機會的基本程序。

技術範式只是指明了技術發展的一組可能方向。這時，經濟力量（還有社會的、制度的因素）便起到“選擇機制”的作用，從眾多可能的技術方向中確定什麼樣的技術具有實際應用和商業化的可能性。在這一過程中，技術範式給出了技術進步的外部邊界，經濟因素（如相對價格的變化、需求條件的變化）影響技術進步的速度和方向（但是仍在技術範式所限定的範圍內），它作為選擇標準更加精確地限定了技術進步的實際路徑，這樣就形成了一條技術軌跡。沿著技術軌跡的技術進步具有“累積性”特徵，即未來可能實現的進步與當前的技術水平密切相關，這決定了技術軌跡的“不可逆性”特徵。經濟因素可以解釋沿技術軌跡的技術進步，但不能解釋新範式的出現；新範式來自科學進步、已有的技術路徑、有待解決的難題以及經濟和社會因素等之間的相互作用。這樣，技術範式一技術軌跡理論把自發創新與引致創新理論統一到一個框架之中。

根據這一理論，技術性失業在一定的歷史和經濟條件下是可能發生的，它可能是市場力量與技術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例如，市場信號的一種持久性改變（如勞動力相對價格的持久性上升），可能誘發對特定技術範式的選擇，從而產生一條特定的（如勞動力節約型）技術軌跡；由於技術軌跡具有不可逆性，它一旦形成，就不可能因市場信號（即引致這一技術軌跡的經濟因素，如勞動力相對價格）的逆轉而回到原先的技術狀態。

“古典”和新古典補償理論認為上述7種補償機制不僅在部門內有效，而且可以跨部門乃至在整個宏觀經濟層面上發揮作用。Labini、Freeman和Soete等人則認為對補償機制微觀層面上的批判同樣可以推廣到宏觀層面上，尤其是對庇古效應、收入效應和熊彼特效應。

首先是庇古效應。它所賴以成立的完全競爭假設本身就是不現實的；而且，即使允許價格自由下降，由此而增加的投資激勵也只能起到部分補償作用，因為新投資本身往往進一步引入勞動力節約型創新。

其次是收入效應。勞動力節約型創新使一部分工人被解僱，他們的購買力因而下降，這會減少消費需求；而且，由於邊際消費傾向一般都小於1，在職工人增加的收入不會全部立即轉化為有效需求；再者，如果技術進步帶來的收益部分地轉移到工資上，則新投資的補償機制受到削弱。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導致收入效應不足以保證被解僱的工人完全被再雇傭。

最後是熊彼特效應。儘管技術進步能提高投資激勵，但新投資本身的勞動力節約性質會削弱其就業補償效果，因而熊彼特效應也不能完全發揮作用。另外，在宏觀層面上，補償機制還可能因需求約束而失效。至於需求約束的產生原因則是多方面的，如價格剛性、需求飽和（由恩格爾定律所導致）等；需求增長速度在沒有政策調控的情況下很難正好與生產率增長速度一致，這也是產生需求約束的原因之一。

此外，人力資本的跨部門流動性困難也是導致宏觀層面上補償機制失效的一個原因。這種流動性困難既有地理上的原因，也有社會的和技能方面的原因。技能方面的流動性困難在於工資剛性和技術的不可逆性等。新古典補償理論認為，對某種技能工人需求的增加一方面使這類工人工資上升，這將吸引更多的工人學習這一技能；另一方面迫使廠商採用其它生產技術以減少成本。但事實上技能約束和技術不可逆性使這種自動調節機制難以實現。

資該品相對價格下降和勞動力價格相對上升也加劇了機器取代工人的趨勢，從而也加重了這種失業。屬於這種失業的工人都是文化技術水平低，不能適應現代化技術要求的工人。歷史回顧 主流經濟學對失業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勞動力市場。這主要是因為近幾十年來學術界在宏觀經濟學分析中對技術進步因素的忽視和對一般均衡思想的普遍推崇。而在經濟思想史上，關於技術進步與就業的關係自大衛·李嘉圖以來曾有過多次激烈爭論，尤其在上世紀30年代和60年代曾出現兩次爭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