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藝術

數千卷印度佛典，如《維摩經》、《妙法蓮華經》、《楞嚴經》等，本身就是瑰麗的文學作品，向為文人所喜愛。《百喻經》已被譯為多種文字，其中的譬喻故事被認為是世界文學中的珍品。印度敘述佛陀前生的《本生經》（《本生譚》）是著名的傳記文學。馬鳴的《佛所行贊》是印度著名的長篇敘事詩之一。其他如佛教典籍中的偈頌、贊、散文、故事、俗講、變文、語錄、傳記、遊記、文集等，均為優美的佛教文學作品。中國、日本、斯里蘭卡的很多著名的文學作品，都是在佛教的影響下，汲取本國傳統文學的藝術形式，逐漸形成的一種獨具風格的文學作品。它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和新的命意遣詞方法。《維摩經》、《百喻經》等，鼓舞了中國晉、唐小說的創作；俗講、變文對後來的平話、小說、戲曲等中國通俗文學的形成，有一定的淵源關係；禪宗語錄不僅為宋明理學家所仿效，也影響到後來的民間文學作品。

包括佛教繪畫、雕刻、塑像等。古印度阿育王時代所立石柱，柱頂有獅子、象、牛、馬、寶輪等雕刻，莊嚴華美。當時還建有許多石塔，以藏佛舍利，外繞石欄，鐫刻浮雕圖案。在巴雅、貝德薩、巴爾胡特、桑奇等地，早期佛教的建築、雕刻達到很高的水平。犍陀羅佛教藝術汲取古希臘、羅馬藝術精華，創造出釋迦牟尼的各種形象，頗具特色。埃羅拉阿旃陀石窟的藝術一直膾炙人口，是印度引為驕傲的“藝術之宮”。以上這些佛教藝術，對亞洲各國都發生過重要的影響。中國佛教藝術，先是仿效印度，後來逐漸發展成具有中國民族風格和特色。初期在絲綢之路上，新疆的克孜爾千佛洞壁畫和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畫，受印度佛教美術影響較多，但同一題材，其內容和表現方法已有所不同。梁代張僧繇的佛畫，創立了“張家樣”；北齊曹仲達的佛畫，創立了“曹家樣”。曹畫的人像，衣服緊貼全身而顯露曲線，他所創造的風格，後人謂之“曹衣出水”。到了隋唐時代，佛教美術已經中國化。吳道子在長安、洛陽畫了300多幅佛畫，人物奮袂，衣裙飛舞飄動，富有運動感，後人稱為“吳帶當風”。敦煌莫高窟等唐代壁畫，是中國佛教美術的代表。在雕塑方面，北魏至隋唐，創造了規模巨大的石窟，以雲岡、龍門的石刻為代表，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敦煌與麥積山的唐代彩塑，更具中國特色。宋元以後，佛寺盛行泥塑佛像，亦為中國佛教美術所特有。藏傳佛教美術，既與漢族地區佛教美術有一定的淵源關係，又受印度、尼泊爾佛教美術影響，獨具風格。拉薩的布達拉宮，藏有大量佛畫與金銅佛像以及刺繡與木刻的板畫佛像，都帶有西藏地方特色。青海塔爾寺以各色酥油製作的酥油花，更是一種特殊佛教美術作品。

有梵唄、佛曲等形式。梵唄亦叫讚唄，是以短偈形式讚頌佛、菩薩之頌歌，起源於古印度。相傳三國魏陳思王曹植曾作梵唄六契（章），即後世所傳《魚山梵》。梵唄主要用於講經儀式、六時行道（後世形成為朝暮課誦）和道場懺法等，謂之“三啟式”。隋唐前流行的梵唄有《如來唄》、《云何唄》等。近世禪林流行的梵唄尚有“四大祝延”、“八大讚”等，但已通稱為唱念。佛曲，即將佛經配上樂譜進行諷詠。相傳7世紀時，即有在今緬甸境內的驃國送給中國佛曲10種，並派來樂工32人。至唐代，佛曲已相當普遍。當時每唱佛曲，常配以笙笛。今只用點板，配以鐺、鉿等敲唱。在敦煌雜曲中還保留有一部分佛曲作品。佛教的古音樂對日本“雅樂”的韻律也有重要影響。

主要為佛教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爛陀遺址，規模極為宏大。東南亞諸國均有同類建築。柬埔寨的吳哥寺窟，緬甸的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亞的婆羅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揚崖壁大佛像，都是聞名於世界的佛教建築。中國佛教建築是隨著佛教傳入而發展起來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築為石窟寺，系根據古印度佛教造型藝術，結合中國傳統的形式建築的。中國的佛教石窟為數甚多，其中敦煌、雲岡、龍門尤為著名。中國佛塔的建築，起源甚早，現存的上海龍華寺塔和蘇州報恩寺塔，相傳都是三國時代創建而經後人重修的。原來印度的佛塔是覆缽狀的圓墳形，上飾竿和傘，后發展成相輪（在塔頂豎一根金屬剎，用七重或九重鐵環套在剎身）。傳入中國后，結合中國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憑眺的樓閣式建築。現存的塔可分二類，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帶有中國特色；二是中國式的，主要採取中國原有樓閣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為七至九層。結構有木塔、磚塔、磚木塔、石塔、銅塔、鐵塔和琉璃磚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築，與漢族地區略有不同。一般都有龐大的建築群所有建築體現了藏族古建築藝術的鮮明特色和漢藏文化融合的風格。北京的雍和宮，拉薩的布達拉宮，承德的外八廟等是這種建築的典型。日本的東本願寺，朝鮮的佛國寺都採用木結構的殿堂形式，雄偉壯麗，是世界知名的古剎。（趙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