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刊道藏輯要
重刊道藏輯要
道教要籍叢書。收書300餘種，共計若干卷。清·彭定求編。
道教要籍叢書。收書300餘種，共計若干卷。清代的彭定求編。
光緒三十三年（1906），成都二仙庵重刻，由閻永和刪除2種，增加20種，並新增賀龍壤所編《重刊道藏輯要總目》1卷、《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及《續篇》一卷，《道門一切經總目》4卷。全書按二十八宿字型大小分為28集，擇要收錄道教重要經典、歷代祖師著作、科儀戒律、碑傳譜記、氣功攝生諸類著作。不僅深得《道藏》之精要，而且保存了不少明清兩代道教的重要著作。
在成都二仙庵的丹台碧洞書房內，原藏有中國道教珍寶《重刊道藏輯要》梨木經版。它是二仙庵方丈閻永和在清光緒年間發起刊刻的。《重刊道藏輯要》是晚清、民國時期中國道教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它是歷代道教文化典籍的縮影，對保存、傳播和弘揚道教文化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編纂《道藏輯要》這部道教叢書，是在清康熙(1662--1722)時候開始的，康熙皇帝比較重視道教典籍，曾依據明末《道藏》頒行《欽定道藏全書總目》；於康熙八年(1669年)“御賜藏經一藏凡724函”與盛京奉天府承德縣太清宮；又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欽頒《道藏》”給浙江錢塘佑聖觀。其時有彭定求者，儒道雙修之士，於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編成了《道藏輯要》。因為是從《道藏》選出重要道書編篆而成的道經叢書，故總名之為《道藏輯要》。
到了清嘉慶年間(1796--1820)，有好道之士蔣元庭，在彭定求所編《道藏輯要》的基礎上，增加明本《正統道藏》失收道經及其以後新出道書79種，按各書的內容，分別補進28宿字型大小的有關字集。蔣元庭將這79種明本《正統道藏》失收道經及明《正統道藏》以後新出道書，增補進彭定求所編《道教輯要》之內，仍保持《道藏輯要》的書名。經過此次增補，《道藏輯要》包含的道書數，即為原來彭定求從《道藏》選出200種，再加上新補的79種，共為279種。蔣元庭並作《道藏輯要總目》列出279種書目的名稱、卷數，作者及編人28宿某字集。蔣元庭本《道藏輯要》，是對原來彭定求本《道藏輯要》的繼承和補充，由於彭本《道藏輯要》世人罕見，故賴以蔣氏補充而得以保存下來。
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成都二仙庵方丈閻永和，繼承宋慧安方丈(他受北京白雲觀傳給衣缽，接法眷回四川)開期傳戒，在傳戒之期發起重新編纂《道藏輯要》。閻永和與井研賀龍驤、新津彭翰然等，據成都著名藏書家嚴雁峰家藏的蔣元庭本《道藏輯要》重新編纂。他們鑒於“時事日非”，“恐珠遺滄海”，分別又增補重要道書17種於內，並按各書的內容，分別續人28宿有關字集，即：
1．太上道元一炁經1卷，尾集1；
2．觀音大士蓮船經1卷，斗集1；
3. 孫真人備急千金方，虛集12續；
4．呂祖東園語錄1卷，壁集7續；
5．東園雜詠l卷，壁集7續；
7．三寶萬靈法懺12卷，(清)，王守上編，柳集7至l2續；
8．太上靈寶朝天謝罪法懺l0卷，柳集13續；
10．關聖帝君本傳年譜，又星集7；
11．文昌帝君本傳，崇德弟子纂述，續又星集7；
12．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寶經，五星集9；
13．文昌應化元皇大道真君說注生延嗣妙應真經，星集9；
15．太上玄門功課經，張集1；
16．漢天師世家9卷(收明洪武至萬曆年間對天師的有關詔旨)，翼集7；
17．青城山記，(清)，彭洵編，翼集10。
同時，閻永和等人又收錄清人賀龍驤編的有關道經書目5種，以及宋元以來有關道經書目18種，以備查找。道經書目5種為：
1．重刊道藏輯要總目l卷；
2．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4卷；
3．道藏輯要續編子目；
4．女丹合編總目；
5．女丹合編子目。
道經書目18種為：
1．四庫全書道家類簡明目錄；
2．四庫提要道家總目；
3．四庫提要道家類存目總目；
4．(清康熙)欽定道藏全書總目；
5．漢魏叢書道家書目，(清)，賀龍驤輯錄；
6．古今逸史四十種道家書目，(清)，賀龍驤輯錄；
7．汲古閣珍藏秘本道家書目，(清)，賀龍驤輯錄；
9．直齋書錄解題道家書目，(宋)，陳振孫；
10．歷朝名選道書目錄，(清)，賀龍驤輯；
11．國朝坊刻道書目錄，(清)，賀龍驤輯；
12．通志道家書目，(宋)，鄭樵；
13．文獻通考道家書目，(元)，馬端臨；
14．文獻通考道術家書目，(元)，馬端臨；
15．文獻通考神仙家書目，(元)，馬端臨；
16．續文獻通考道家書目；
17．皇朝文獻通考道家書目；
18．皇朝文獻通考神仙家書目。
由此可見，閻永和等人在蔣元庭本《道藏輯要》的基礎上，又增補了17種道書和23種道經書目，共為40種，為了便於區別蔣元庭本《道藏輯要》而名之為《重刊道藏輯要。
光緒十八年開始，至清光緒二十七年，歷時9年時間，《重刊道藏輯要》才宣告完成編纂。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成都二仙庵方丈閻永和發起募捐並開始雕刻《重刊道藏輯要》經版。閻永和經過認真周密的考查，從三個因素即：工價廉、刻工精、成本低(採用梨木板材刻板)的特色方面而選擇“岳池幫”來雕刻《重刊道藏輯要》。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閻永和方丈羽化歸真。其雕刻的組織工作由王伏陽和宋智和承繼下來，前後經歷15年之久，至民國四年(1915年)才告竣工。
《重刊道藏輯要》經版採用梨木為材料，每塊兩面刻字，一面兩頁，共雕刻一萬四千塊，以二十八宿為次序，印刷成為二百四十五冊。集周秦以下道家子書，六朝以來道家經典，輯道家哲學、道教歷史、氣功丹法、天文地理、醫學易學等，集幾千年中國道教文化之精萃。
《重刊道藏輯要》經版連續刊印了20年，至抗日戰爭期間，印經工作中斷。
抗日戰爭爆發后，成都屢遭日本飛機轟炸，為保護好《重刊道藏輯要》經版，二仙庵方丈王伏陽特別將經版全部運往青城山真武宮保存，以使經版安全傳世，直至抗日戰爭結束，才將《重刊道藏輯要》經版安全運回二仙庵，存放于丹台碧洞書房內。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成都市園林局以青羊宮、二仙庵為中心，建立花圃園林(后改為文化公園)。這期間，張元和、劉理釗、鄒崇品等道長，為保護道教文化遺產《重刊道藏輯要》經版，使絕大部分經版保存下來，作出了卓越貢獻。
1961年，二仙庵部分房屋被拆，張元和等道長特意將《重刊道藏輯要》經版搬到青羊宮保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青羊宮、二仙庵遭受紅衛兵衝擊，殿宇內的神像被推倒毀壞，匾額被砸毀，經書被搬走，文物被打壞，連青羊宮內珍藏的《重刊道藏輯要》經版，也被當作木材拿走400餘塊，道士被攆出還俗，張元和等道長因參加花木種植及事物工作，因而得以宿於青羊宮。他們利用公園工人的身份，竭盡全力保護道教文物。特別是保護好《重刊道藏輯要》經版，他們深曉這部經版的珍貴價值，向那些“造反派”細說經版的文物價值，向那些蓄意搶奪者冒著生命危險進行交涉，竭力保護，至使以後經版沒再短缺。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和政府撥亂反正，宗教政策得到落實，張元和與在文化公園工作的5位道長，辭去工作，回到了青羊宮。由他帶頭擔負起了恢復青羊宮的工作。不幾年，他募資將青羊宮的殿堂、神像、陳設和綠化都恢復了原貌。為搞好和宏揚道教事業，張元和深感道教經籍缺乏，遂決心要使保存在青羊宮的《重刊道藏輯要》發揮作用。1984年，作為成都道教協會會長、青羊宮住持的張元和，與四川巴蜀書社達成協議，聯合重印《重刊道藏輯要》。他帶領道眾對經版進行清洗，檢查登記，缺少了哪些部分，爾後，對照原刻印本補刻了四百多塊經版。
這樣，整部經版齊全，我國道教唯一倖存下來的清代刻板《重刊道藏輯要》才又得以重新印刷行世。《重刊道藏輯要》經版印行時，特聘請當年在成都著名書坊志古堂工作過的經驗豐富的木刻印刷師傅施工。《重刊道藏輯要》版本質量極高，保持了原版刻工精獷豪邁，字體厚重渾樸，原刻風格盡覽無餘，是近代蜀刻中具有代表性的刻本。
《重刊道藏輯要》使用四川夾江特產對方紙和連史紙，仿古錦函裝，考究精美，該書在1979--1989四川優秀圖書評獎中獲榮譽獎。
為使《重刊道藏輯要》這部蜀中有代表性的雕刻印刷技術發揚光大，成都市道教協會、青羊宮培養出了自己的印刷技術隊伍，1992年由成都道教協會副會長、成都青羊宮住持張元和主持，印行《重刊道藏輯要》，至1994年已印100部，其中有50餘部售往海外。
《重刊道藏輯要》不僅集中保存了不少《道藏》以外的道教經書，而且，在明本《道藏》奇缺的那些年代，為道門內外閱讀道教重要典籍，提供了相當方便，其歷史功績實不可沒。
即使上海涵芬樓影印本《道藏》問世以後，《重刊道藏輯要》仍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它至今仍暢流海內外，堪稱數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之精華，堪稱中國道教文化之瑰寶。它以自己特有的風釆，為傳揚中華道教文化作貢獻。經版原存於二仙庵丹台碧洞書房。
1961年將經版移存於青羊宮，直至今日(現存青羊宮印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