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壯猷

(1902～1970）

歷史學家。方壯猷，原名彰修。湖南湘潭人。出身農家。

1912年入方氏族立明倫小學讀書，四年後考入湘潭縣振鐸高小學，高小畢業后，任私塾教師。

1919年明倫小學校長方鶴卿調任長沙岳雲中學國文教員，方壯猷隨之去岳雲中學附設工廠當學徒，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靠族祠補助，同學支持他為報社抄寫、校對掙點錢，以解決在校學習的生活費用。

1923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兩年後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並參加北京愛國學生運動。

1929年赴日本東京大學留學。回國 后在北京、南京等地大學任講師。

回國后在北京、南京等地大學任教。后又赴法國從漢學家伯希和研究東方民族史。1936年歸國，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直到武漢解放。其間，曾兼任歷史系主任、代理文學院院長。1950年任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副處長，次年兼中南圖書館館長。1955年任湖北省文化局局長。1958年任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1965年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長期研究民族史和宋遼金元史，其著作側重於考釋。1965年到江陵參加考古發掘釐定勾踐劍問題。一生酷愛典籍，自己收藏甚豐，後來將其所藏圖書捐獻給國家。多次購求古籍善本和珍秘圖書，任湖北省圖書館館長期間，多次從藏書家手中購得私人藏書，湖北籍著名藏書家張國淦藏書10數萬卷，1952年，他專門向中南文化部報告，請購張氏“無倦齋”藏書，並從上海運抵武漢，大部分藏書歸於湖北省圖書館。其中地方志計有1 698部，18 696冊，明清刻本較多。亦有10數種宋元明刻本和抄本，鄂人著述近3 000冊。1970年逝世，其子女將家藏書、帖、字畫等文物捐獻給湖北省博物館。

編成《楚墓通訊集》一冊。還寫有《室韋考》、《契丹民族考》、《匈奴王號考》、《鮮卑語言考》、《三種古西域語之發現及考釋》、《龜茲國語及其研究之端緒》、《所謂東伊蘭語即屬闐國語考》、《韃靼起源考》、《東胡民族考》等論文及《中國史學概要》等著作。

主要作品版本介紹：

《中國史學概論》，1947年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

《東胡民族考》，【日】白鳥庫吉著，方壯猷譯，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社會史》，1947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宋史類編》，油印本。

《大小涼山羅族系譜》，1944年蒙藏委員會邊政公論社出版。

《室韋考》，民國北平輔仁大學鉛印本。

《中國史學書目》，油印本。

《東方民族史論叢》、《契丹民族考》、《南宋編年史家二李年譜》。

方壯猷（1902－1970），字欣安，湖南湘潭人。年輕時的方壯猷興趣廣泛，尤愛文學，“浸淫於西洋文學，凡詩歌小說劇本無不畢嗜，亦時有創作，然君自言自娛而已，非示人者，隨即脫手焚之。后治毛詩，攻中國文學”；入大學后，“又轉其志於社會科學，凡政治、社會、經濟、法律、宗教、心理、哲學諸書無不攻讀，且及於吾國史、漢、通鑒、通考及紀事本末、宋元明學案諸籍，益期有所成。”在清華研究院，他“治文史之學，著《中國文藝史》十四卷，《太平天國志》若干卷，此外積稿尚多。然君素不表暴，扃諸篋而已矣。”

方壯猷在清華研究院學習一年後畢業，到上海一些大學教書。1929年，赴日留學，從東京大學白鳥庫吉研究東方民族史。次年歸國，在北平各著名大學講課，並連續發表《室韋考》《契丹民族考》《匈奴語言考》等多篇有關我國北方少數民族研究的論文，鋒頭正健，其間發生了一些事，他復南下，1934年赴法，入巴黎大學研究院，從伯希和繼續研究東方民族史，兩年後回國，到武漢大學任教。

方壯猷在武大授課，有自己的特點，很受學生歡迎。有一位學生說：他講《宋史》，準備了兩套書，發給學生，讓學生按不同專題整理剪貼，剪貼完了，一部“宋史資料分類長編”的雛形也出來了。學生們則學到了治學的一種方法，受益匪淺。

1965年冬，湖北省荊州地區漳河水庫（今屬荊門市）渠道工作，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湖北省博物館等有關部門配合工程進行文物勘探，在第二乾渠所經江陵縣 境內的紀山西麓和八嶺山東麓一帶工程範圍內發現大大小小古墓50多座。其中的望山四號墓是湖北省首次發現的較大型楚墓。由於江陵地區地下水位較高，墓坑積水較多，土質情況不良，坑壁極易崩塌。而且時逢冬季嚴寒，常有雨雪，給發掘工作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考古工作者們頂風冒雪，群策群力，自1965年旬10月中始，至1966年元月中旬止，僅用了三個月時間便順利完成了田野間的發掘工作，共計出土文物2000餘件。

望山沙冢楚墓的發掘，是湖北境內採用科學方法對楚墓進行的首次較大規模的發掘。這次發掘中最驚人的收穫是一柄寒光閃閃的青銅劍。此劍的出土，震動了海內外史學界與考古學界。

1965年12月，在距楚國別都紀南城故址七公里處的望山一號墓里，考古工作者在墓主棺內人骨架的左則，發現一柄裝在黑色漆木箱鞘內的名貴青銅劍。

青銅劍與劍鞘吻合得十分緊密。拔劍出鞘，寒光耀目，而且毫無鏽蝕，刃薄鋒利。試之以紙，20餘層一劃而破。劍全長為55.6厘米，其中劍身長45.6厘米，劍格寬5厘米。劍身滿飾黑色菱形幾何暗花紋，劍格正面和反面還分別用藍色琉璃和綠松石鑲嵌成美麗的紋飾，劍柄以絲線纏縛，劍首向外形翻卷作圓箍，內鑄有極其精細的11道同心圓圈。

在這把鋒利無比、精美絕倫的青銅劍的劍身一面近格處刻有兩行鳥篆銘文，共八個字。這種古文字，史稱“鳥蟲文”，是篆書的變體，釋讀頗難。考古工作者在現場沒有資料可以參考的情況下，初步釋讀出劍銘中的六個字為“越王”、“自作（乍）用劍（左金右僉）”。

春秋時越國自允常於公元前510年稱王起，經勾踐、鹿郢、不壽、朱勾……至無疆於公元前334年被楚所滅止，先後有9位越王，此劍又是哪一位越王所"自作"呢？只有弄清劍上的越王之名方可做出定論。於是，在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之間展開了一場以書信往來為主要方式的、轟動一時的學術討論。

討論是由主持此次發掘的著名考古學家方壯猷教授發起的，參加者有郭沫若、於省吾、唐蘭、容庚、徐中舒、夏鼐、陳夢家、胡厚宜、蘇秉琦、史樹青等一大批著名學者。經過兩個多月的書信交流、切磋研討，學者們的意向趨於一致，公認劍上的八字銘文為方壯猷教授所提議的：“越王勾踐，自作用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