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關東

關東是指以今天的吉林、遼寧、黑龍江三省為主的東北地區，因這一地區處在山海關以東，故名。清前期設禁，前往關東要“闖”，因為那是越軌犯禁的行為。但自近代1860年（咸豐十年）解禁后，前往關東謀生就已合法，“闖關東”一語之所以仍被沿用，是積習成俗使然。

遠在宋遼金元時期，就有關內流民出關覓事，來去自由。清王朝建立之初，流民出關也不必“闖”，相反還得到清政府相當的鼓勵。因為關東本來就人煙稀少，加上明末清初戰爭的影響，人民走死逃亡，導致關外“荒城廢堡，敗瓦頹垣，沃野千里，有土無人”；但關東又是“龍興之地”，為強根固本，清廷即屢頒詔令，命地方官“招徠流民”，開墾荒田。1653年（順治十年）設遼陽府（下轄遼陽、海城二縣），頒布《遼東招民開墾條例》，宣布開放遼東，“燕魯窮氓聞風踵至”者不少，也由此引起清廷的不安。《條例》頒布15年後，也即1668年（康熙七年），清政府宣布關閉山海關的大門，《條例》廢止。清廷所以要封禁東三省，當然有許多理由，如關東為人蔘產地，旗民生計所系，流民入山偷采者成千累萬，屢禁不止（楊賓《柳邊紀略》第1卷），成為清廷不得已而封關的原因之一。還有，東北設有圍場，供皇室狩獵之用，但圍場地面遼闊，無法禁絕“遊民借開荒之名，偷越禁地，私獵藏牲”（《清朝續文獻通考》第3卷），於是，乾脆封禁。再有，清廷深恐流民如蝟之集，搶了旗民的飯碗，“必致（旗民）生計日蹙”。這些理由，固然很充分，但保護滿族固有的文化則是清廷“閉關（山海關）”尤其不可忽視的根本原因，類似“本朝龍興之地，若聽流民雜處，殊與滿洲風俗攸關”的上諭，屢有頒行。在清廷看來，滿族的尚武之風不能丟，滿族的風俗習慣不能雜糅，要想不使滿人“習成漢俗”、被中原文化同化，只好把“自我”封閉起來。加之有清一代“反清復明”之聲不絕於耳，更使“滿漢之見”難以消散，因而也促使清廷屢頒禁令，一次比一次嚴厲，不僅要“永行禁止流民，不許入境”，而且下令“逐客”。1740年（乾隆五年）上諭命“寄居奉天府流民，設法行遣……定限十年，令其陸續回籍”。十年後（1750年），流民歸籍期限已滿，再頒嚴令，“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撥官兵稽查，不許內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令守邊旗員沿邊州縣嚴行禁阻，庶此後流民出口可以杜絕。”（《大清會典事例》第158卷，《戶部》）當然，清廷也清楚，僅“閉關”仍不足以抵制“漢俗”的侵襲，流民泛海可至遼東，經蒙古亦可進入關東腹地。有鑒於此，康熙年間清廷又花了幾十年時間設置“柳條邊”以期禁阻。儘管清廷煞費苦心，但北方流民入關謀事卻屢禁不絕，而且呈不斷擴大的趨勢，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上諭”稱，僅山東流民入關者就達10多萬（《清聖祖聖訓》第8卷）。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據估計，在關東謀生的華北農民（包括已改變流民身份定居關東者）總計達180萬人（葛劍雄等：《簡明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頁）。這些流民都是在“閉關”條件下犯禁闖關、私自進入關東的，所謂“闖關東”之說，即由此而來。

1860年，關閉的山海關大門重新向流民敞開，流民入關東謀生，不再視為非法，只因“闖關東”一詞已約定俗成，也就成為流民去關外謀生的代名詞了。

19世紀，黃河下游連年遭災，清朝政府卻依舊禁關。破產農民不顧禁令，成千上萬的冒著被懲罰危險，“闖”入關東，此為“闖關東”來歷。清末，沙俄侵略東北。清於1860年在關東局部馳禁放荒，1897年全部開禁，1910年關東總人口增至1800萬人。民國年間（1912年——1949年），“闖關東”洪流澎湃，新中國前夕近4000萬人（數據來自《中國人口地理》，張善余）。民國38年間，山東人闖關東數量達到平均每年48萬人之多，總數超過1830萬，大約佔全部闖關東人口（3700萬）的一半。全國解放后，統計的闖關東后留下的山東人達到700多萬，約佔當時東北總人口（4000萬）17%，而當時全國人口為5.4億（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所以說闖關東“可以算得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移動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舉”。因此，關東大多數漢族居民的先祖大多屬於山東、河北、山西等省份——黃河下游地區的（雖然解放后，開發北大荒，很多南方的建設者也移居到東北，參與東北的開發，但這不屬於闖關東的範圍）。

“闖關東”有廣義的與狹義的兩個概念。有史以來山海關以內地區的民眾出關謀生，皆可謂之“闖關東”，此為廣義。狹義的“闖關東”僅是指從清朝同治年間到中華民國這個歷史時期內，關內百姓去關東謀生的歷史。我們通常所說的“闖關東”是狹義的。

闖關東從文化的角度看，中華民族是一個農耕民族。農耕民族的最大特點，就是喜歡固守一畝三分田，要到新世界去努力與開拓，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闖關東，作為一種社會習俗而被廣泛接受。山海關城東門，界定著關外和中原大地，從清朝到民國數百年間，背井離鄉的山東等地區的關內人開始興起了闖關東。清入關實行民族等級與隔離制度，嚴禁內地人進入東北“龍興之地”墾殖——頒布禁關令。順治曾告誡滿洲貴族末路退往關東。滿人傾族入關，關東人口劇減，借口“祖宗肇跡興王之所”保護“參山珠河之利”，長期對關東實行封禁政策。順治開始，滿境分段修千餘公里“柳條邊”籬笆牆——東北長城（柳條邊牆、柳牆、柳城、條子邊），康熙中期竣工。從山海關經開原、新賓至鳳城南的柳條邊曰“老邊”；自開原東北到吉林市北曰“新邊”（《辭海》）。故，在民間有“邊里人”、“邊外人”的說法。

十九世紀中葉，虛掩的山海關大門敞開，流民潮湧，洶湧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載體，人的流動實際上就是文化的流動。“闖關東”浪潮疊起，意味著中原文化向關東地區大規模挺進，文化交流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如果說“閉關”時代的文化交流表現為中原文化對東北固有文化的“影響”，受到“封禁”的人為干擾，那麼，在開放的歷史條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關東地區擴散，使得中原文化和關東文化在遼闊的關東得到了並存。

山東村在關東的“複製”，實際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員數量龐大，他們有充分理由保持自己的文化，所謂“聚族而居，其語言風俗一如舊貫”即是。他們可以不必改變自己，削足適履，去適應當地的社會風俗、宗教信仰，使用當地的語言文字等，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同樣是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趙中孚在論及“闖關東”的意義時說過這樣一段話：“社會意義上，東四省區基本上是山東農業社會的擴大，二者之間容有地理距離，但卻沒有明顯的文化差別。山東與東四省區之間，無論在語言、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家族制度、倫理觀念、經濟行為各方面，都大同小異。最主要的是東四省區移墾社會成員，沒有自別於文化母體的意念。”

追溯到戰國時期，關外的遼西（遼河以西），和北京地區、河北北部一樣，曾經屬於燕國的統治下。南北朝時期，前燕和後燕也分別管轄這裡。而遼東至明代仍屬山東府管轄，滿人入關，削去了遼東山東之領土。因此遼東被迫在清代與山東分割。也就是說在古代時期到清軍入關，關內和東北地區（至少和遼寧地區）就頗有淵源。雖然努爾哈赤於1588年統一了東北地區，建立了八旗制度，併發布滿文（建立於蒙文的基礎上），導致關外文化和關內文化的差異加大，再加上清政府的“禁墾”政策限制漢人出關，但是這一切在當時的環境下，都不能阻止闖關東浪潮的到來。

到19世紀末，中原地區的人口已經增長到了一個飽和的狀態，山東、直隸兩省的人地矛盾越來越尖銳，漢人前往關東的現象也越來越多。闖關東路途遙遠，路上兇險，為什麼大多數災民們不去江浙地區，反而去東北呢？這是因為古代的中國是農業文明，江浙地區早已經沒有沒有多餘的土地，而東北地區則是地廣人稀。隨著開禁放墾，人口早已經飽和且正遭受自然災害的百姓闖關東，已經不可阻擋。

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簽署，俄國強佔中國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全部領土，東北邊疆危機空前強烈。為此，清廷於同年正式開禁放墾。

隨著禁令的解除，關東地區迎來了大量的人口湧入。1877—1878年，中原地區爆發了“丁戊奇荒”，山東、直隸、河南、山西一帶遭遇大旱，大約有1000多萬人餓死，華北大批災民湧入東北。因為當時前往關東的路途遙遠，所以時人稱之為“闖關東”。

當大批中原的破產農民進入遼闊的東北地區，發現當地匪患嚴重“本境胡匪，少或三五，多或百十成群，忽聚忽散，出沒無常......” ，在此環境下，外地人移居至此，要在一個陌生環境開墾荒田、做工打漁等等，困難程度可想而知。在此環境下，廣大的漢族人民，用自己勤勞的雙手，在遼闊的關東地區，闖出了自己的天地。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日俄雙方發生大規模的海戰和陸戰，東北地區“陷於槍煙彈雨之中，死於炮林雷陣之上者數萬生靈，血飛肉濺，產破家傾，父子兄弟哭於途，夫婦親朋呼於路，痛心疾首，慘不忍聞。 ”。闖關東變得如履薄冰。而當九一八事變之後，闖關東變得更加艱難，很多山東人為了躲避日本人的統治，加上關內旱情的緩解，紛紛返鄉。

闖關東之回憶

據一個闖關東老人回憶：他8歲的時候在哈爾濱，日本人進入關東，要求其去讀日本書，一家人氣憤不已，離開東北，返回了山東老家。對於這個老人來說，闖關東除了給自己留下那一串串不堪回首的艱難往事，就是他和父母合影。

電視劇《闖關東》展現的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闖關東對於這些農民來說，既是一個艱苦的歲月，也是一個奮鬥的征程。

“東北”一詞最早見於《尚書·禹貢》：“東北曰幽州，其鎮山曰醫巫閭。”醫巫閭山位於今遼寧省錦州市北鎮市與義縣交界處，主峰海拔866.6米。山之東麓有山神廟——“北鎮廟”。當地迄今流傳著關於醫巫閭山的眾多傳說。當時。戰國時，燕國在今遼東半島一帶設遼東郡（郡治襄平，今遼寧遼陽），秦漢魏晉因之。隋代遼東郡治移至通定鎮（今遼寧新民東北）。元代於至元四年（1267年）設遼東路，治所在黃龍府（今吉林農安）。朱元璋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設“遼東都指揮使司”，治遼陽（今屬遼寧）。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段，人們就用“遼東”來稱呼東北地區。因此，著名學者、作家、報人曹聚仁先生《萬里行記》說：“古代的"東北"，乃"遼河流域"的東北。”

“關東”一詞本指函谷關以東。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坡頭鄉王垛村，東自崤山，西至潼津，從西周以來便是溝通關東、關中的門戶，乃兵家必爭之地。“關東”與“山東”同義，這裡的“山”指崤（xiáo）山，“山東”指崤山以東。朱元璋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將徐達建山海關城堡一座，山海關扼東北與中原之咽喉，東北一帶因此被稱為“關東”。山海關以內，俗稱“關里”。

明朝一般用“遼東”一詞指稱東北，遼東至明代仍屬山東府管轄，滿人入關，削去了遼東山東之領土。因此遼東被迫在清代與山東分割。

自康熙年間(1662—1722年)起，“關東”一詞才逐漸被官方和民間廣泛使用。“東三省”是人們稱呼東北的另一個名稱。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分設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此為“東三省”名稱之始。除“東北”、“關東”、“東三省”外，還有一些俗稱。如膠東半島一帶以渤海灣為界，稱東北為“海北”，稱山東為“海南”。另外，東北還有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代稱——“白山黑水”。

公元1855年，一場罕見的水災襲擊了山東、河南、安徽、江蘇等地區。大水衝垮了大運河，漕運不得不改道海上。依靠漕運生存的人們不得不面臨嚴重的生計困難，加上晚清時期的各種苛捐雜稅，進入土地相對遼闊，人煙相對稀少的關外地區，成了當時破產農民的一個自我救贖的主要途徑。

闖關東的人以山東人和河北人居多，從清初到民國年間，內地闖關東的人數達到了3000萬人次，多數是因自然災害和戰亂而迫於生計的人們。他們從內地到關東需要克服種種困難，不是飄洋過海，就是跋山涉水。他們鑽山林、涉河流、挨飢餓、斗野獸、避土匪……突破重重險阻，最終來到關東大地上為了生存而謀生……

電視劇《闖關東》裡面描述的主人公朱開山在老金溝淘金的故事，便是對當時的真實寫照。裡面的淘金者，十之七八是山東人，想要淘到金子，既要受到官兵的監控，還要遭受來自土匪的威脅，艱辛程度可想而知。而主人公朱開山則是裡面的佼佼者，淘到金子之後，又帶領眾人躲過了官兵和土匪的層層把守，得到了成家立業的本錢。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三次大的移民潮，分別是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

闖關東是以山東為主，目的地是東北三省一帶；

闖關東：關，指山海關。具體指吉林、遼寧、黑龍江三省。因東三省位於山海關以東，故得名。舊中國，山東人口稠密，災害頻發；關東則地廣人稀，沃野千里，史書說：“有自然之大利三，曰荒，曰礦，曰鹽。”歷史上兩地有緊密地緣人緣聯繫，一是逃荒農民闖關東成為主流。

闖關東，從“流人”到“流民”，到東北“移民社會”。清初民族矛盾尖銳，清朝統治者採取了極其殘酷的鎮壓手段。將“造反”者遣送邊陲“煙瘴”之地，山東觸犯刑律者多發配“極邊寒苦”的關東，這種遣犯史稱“流人”。山東人是“安土重遷”的典型。人口壓力、天災人禍、滿清政府的政策導向等構成了山東人闖關東的外因。吉林省渾江市《灣溝公社志》記載：“1921年間有一名叫王振邦的農民，原籍山東，因逃荒攜妻及長女一家流落於西川一帶。1931年日軍侵佔關東，王振邦與山東老鄉聚義百餘人抗日，1934年末，他們與日軍大小戰事三四次，其中第二次戰績最佳，日軍死傷慘重，義軍為日軍所膽寒。”

闖關東，由於關東為流放地，禁墾，邊牆西為蒙古貴族駐牧地。但覆滅的滿清政府無力阻擋歷史潮流，滿清二百多年統治，倒促進了滿蒙漢等族的大融合，即使“滿蒙獨立”運動、“滿洲國”等歷史滄桑，都沒能改變滿洲人成為中國的滿族人。山東聖人之鄉心態鄉土意識淡化，冒險精神增強，促使流民春往冬歸轉變為在關東紮根。辛亥革命關東幾千萬關內漢人回到中國懷抱，“以至於人文地理學地圖表明該地區完全是中國人的”（《草原帝國》，法國，勒內·格魯塞）。

闖關東，是悲壯的歷史，是一次移民壯舉。存在特定的“闖關東”路線以及“闖關東”的特定背景。因此，闖關東是一種社會歷史移民現象，有自發的客觀因素，有內在的政治影響深度。“山東人闖關東實質上是貧苦農民在死亡線上自發的不可遏止的悲壯的謀求生存的運動。”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滿洲旅行記》中記載了當年真實的歷史畫面：“由奉天入興京，道上見夫擁獨輪車者，婦女坐其上，有小兒哭者眠者，夫從后推，弟自前挽，老媼拄杖，少女相依，踉蹌道上，丈夫罵其少婦，老母喚其子女。隊隊總進通化、懷仁、海龍城、朝陽鎮，前後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寢者皆山東移民……”。作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漢族，幾百年來人囗壓力就使漢人不斷向周邊擴散：走西囗、下南洋，內蒙古和新疆也成為漢人移民地。那麼，闖關東便成了人口與經濟的平衡學。

在鴉片戰爭開始之前，即真正意義的闖關東之前，人口約為300萬左右。到了1860年，為了抵禦沙皇的侵略，清政府於1860放寬了東北地區的部分禁荒。到1897，東北地區總人口迅速增長。

現在流行的影視作品，不可避免的對闖關東的影響進行了修飾或誇大，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闖關東在1904年確實開啟了高潮：1904年清朝末年，朝廷腐敗，各地農民起義不斷，山東地區和河北直隸地區受天災和戰禍影響，很多農民為圖生存不得不拖家帶口被迫離開故土。闖關東對東北地區，甚至是整個北方的影響鋪天蓋地。

人口影響

在當時山海關被封禁的情況下，大多數山東人會選擇乘船前往未知的東北。其中大連、營口、丹東成為了山東人闖關東的首選。這幾個城市山東人後裔所佔比例，均在不低於甚至超過一半。而廣袤的東北大地其他地區，都有闖關東的人定居或者路過的身影。20世紀三四十年代，闖關東的人數一度佔據東北總人口的七成，雖然後來有部分人返鄉，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但是對東北地區的人口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經濟影響

從山東半島到遼東半島的船舶和導航技術的進步和發展，使海上航線成為人們突破東海的航路。"破除山東東面"的浪潮意味著中原的農耕文化已經大規模地向東北游牧文化發展。山東和河北的村莊已經在東北紮根，這實際上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齊魯文化或燕趙文化的基本原型得以維繫。基本上是華北地區農業社會的擴張。另一組是採礦、排放、挖掘、伐木和淘金。各行各業的工人和工人也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和生活技能。通過與地方政府的整合，促進了東部三省的發展。

軍事方面

闖關東之前，東北地廣人稀，時常受到沙皇和日本勢力的侵擾。

1860年，面對俄烏沙皇在《甌江條約》后佔領中國東北部和庫頁島的領土問題，黑龍江將軍普欽在1859至1867年間的任期內向清廷提出了“固邊”請求，開放開墾，鼓勵外來移民。光緒年間，東北禁令被徹底廢除，漢族移民在中國東北合法化，清朝的邊防依靠招兵買馬得以加強。

到了張作霖入主東北期間，東北軍已經達到了20個師的兵力，可以說，如果沒有闖關東帶來的人口增長，東北軍是很難擁有這麼多的兵力，也沒家底和關內的吳佩孚叫板。

如果說清政府於19世紀開埠，浙江寧波人為首的移民造就了當時的移民城市上海，闖關東造就代表的移民城市則是大連。

相關背景：在甲午戰爭時期，即大規模的闖關東尚未開始之時，甲午戰爭中殘暴的日軍，大量殺害旅順（今屬大連）平民，造成了2萬多人被害的慘案，同時也造成大量金州等百姓被迫遷移。而大連作為隨後山東人海路闖關東的停留點和中轉站，接納了大量的湧入的移民，從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年，相當一部分人闖關東選擇了水路，從山東出海，漂到大連，再從旅順、金州海岸上岸，然後北上尋找肥沃的土地。因此，在“闖關東”過程中，大連是一個重要的中轉站。）

大連在闖關東浪潮中擁有其特殊性：

闖關東山東人眾多的大連

一是人口組成得到極大的改變，其程度在東北的各城市中是數一數二的。闖關東之前，大連人口僅20萬人左右，而闖關東之後，大連人口增加了幾倍。

二是山東後裔的比例及其高，這一比例也遠遠高於其他的東北城市，截止到1990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山東人後裔的比例約佔大連總人口的60%以上。

三是大連是在闖關東之後，大連口音終於成熟起來，明代時大連就屬於遼東山東府管轄。大連話又稱為膠遼官話，或者萊語。這是自古遼東大連和煙威兩地本是同根，以聚集地的形式居住和工作，因此而形成的特徵語言。

四是大連文化的形成，例如飲食文化，大連菜是完全基於魯菜中膠東菜系的基礎上，結合東北菜和福建海西（當時有少數閩人也移民至大連）菜系而形成的。

闖關東的浪潮中，湧現了一些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人物，有正派的英雄，也有具有反派色彩的梟雄。

楊靖宇

闖關東的背景是關內的人主動或者被迫到關外闖蕩，楊靖宇同志明顯屬於前者。楊靖宇，河南確山縣人，1932年進入東北組織抗日聯軍，對日軍進行游擊戰，在關外的冰天雪地之中，抵抗日本侵略者。

趙尚志

趙尚志同志祖籍山東省齊東縣，其祖輩闖關東至遼寧省朝陽縣（今朝陽市），長大后加入了中共組織，是東北抗日聯軍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

趙一曼

趙一曼同志在四川宜賓出生，在九一八事變之後，進入東北地區，領導工人進行罷工遊行，1934年春，領導遊擊隊進行抗日游擊活動，由於她和趙尚志同姓，游擊隊戰士們一度誤認為他們是兄妹關係。

張作霖

張作霖，東北軍大軍閥，是袁世凱之後的三大軍閥之一最高領導人，祖籍河北大城縣，道光年間，其祖輩進入關外，起先移居在盤錦市大窪縣，后在奉天（今瀋陽）定居下來，張學良也在那裡出生。

杜立三，被稱為“遼西巨匪”，祖籍天津（當時屬於直隸），闖關東時，其父輩移居到遼寧省遼中縣。其作為遼西的一個“巨匪”，不僅僅打劫關外富商，而且打劫俄國商人，后被張作霖誘殺，闖關東的匪首最終被闖關東的大軍閥殺害。

比起這些具有傳奇色彩的大人物，闖關東的百姓大多顯得平凡無奇，而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晚清、民國），戰火紛飛，災害頻發，每一個闖關東的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和經歷。在21世紀的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這些當時闖關東的主要發祥地，卻又各自成為了東北人（即舊社會所說的關外人）背井離鄉，到外地發展的主要地區之一。

“闖關東”的流民，以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陝西人為多，而其中又以山東人為最。1911年東三省人口共1841萬人，其中約1000萬人是由山東、直隸、河南等省先後自發湧入的，規模之大，舉世震驚。進入民國時期，“闖關東”浪潮仍居高不下。從1912―1949年，流入關東的人口共約1984萬人，平均每年約52萬人，其中1927、1928、1929年連續三年超過百萬。規模如此龐大，難怪“闖關東”被世人視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移動之一”，是“全部近代史上一件空前的大舉”。

“闖關東”浪潮持續了數百年，人們在驚嘆其流量之巨的同時，自然會問一個“為什麼”？筆者試以山東為例“解剖麻雀”。

“安土重遷”是中國農民的特性，山東作為孔孟之鄉，這種特性更是根深蒂固。可是山東人不顧一切“闖關東”之舉，“必是為了什麼迫切的緣由所驅使。”這“迫切的緣由”，當然複雜，其中有兩點尤其值得注意：

一是人口壓力。山東“地少人稠”，“生齒甚繁”，“人滿之患”自清代中葉以來日漸嚴重，“農村人口過剩，不待凶年，遂有離鄉覓食，漂流各處，山東地狹民稠，其例尤著。”進入近代，人口壓力更大。1850年山東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215.86人，名列第四，1911年升為第三位（每平方公里202.24人），1936年上升為第二位（每平方公里256.40人），雖然次於江蘇，但如時論所評，“以江蘇工業發展的程度，佔全國各省第一位故，其過剩勞力的收容量，當然增加，比山東勢優。故在山東發生農民的勞力過剩和生活困難，為自然的歸結。山東農民經營的面積過小、分割過小的土地，為促進農民離村的根本原因之一。”顯然，“人口壓力流動律”在山東農民“闖關東”流向中發揮著持久的作用。

另一個“迫切的緣由”是天災人禍。山東是近代史上災害多發區。有人統計，在清代268年歷史中，山東曾出現旱災233年次，澇災245年次，黃河、運河洪災127年次，潮災45年次。除僅有兩年無災外，每年都有程度不等的水旱災害。按清代建制全省107州縣統計，共出現旱災3555縣次，澇災3660縣次，黃河、運河洪災1788縣次，潮災118縣次，全部水旱災害達9121縣次之多，平均每年被災34縣次，佔全省縣數的31.8%。這種災害的“多發性”、嚴重性令人震驚，自然成為山東流民“闖關東”的強勁推力。

與天災結伴而行的是人禍。近代山東兵災匪患連年不斷，“益如火上加油”，如軍閥張宗昌“禍魯”時期（1925年6月至1928年4月），“山東軍隊號稱二十萬人，連年戰爭，除餉糈多半出自農民外，到處之騷擾、拉夫、拉車，更為人民所難堪。至於作戰區域（津浦線）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無法生活，紛紛拋棄田地家宅，而赴東三省求生。”天災人禍并行，形成山東農民“闖關東”的狂潮，這是1927―1929年連續3年出現“闖關東”人數突破百萬大關的基本原因。

流民如潮水般湧向關東，無論他們務農、務工經商，還是伐木築路，都為關東的開發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關東地廣人稀，“闖關東”浪潮不僅使關東地區“人稀”的面貌得到改觀，與全國人口分布趨於平衡，而且，肥沃的黑土地得到開發，耕地面積處於不斷增長之中。有資料顯示，1873年關東耕地面積僅為2400萬畝，40年後即1913年達到12300萬畝，1932年更增加到30618萬畝。荒原變良田，流民有拓荒之功。《東北集刊》第2期發表評論，盛讚“山東人實為開發東北之主力軍，為東北勞力供給之源泉。荒野之化為田園，太半為彼輩之功。其移入東北為時已久，而數量又始終超出其他各省人之上。登萊青與遼東一衣帶水，交通至便，彼土之人，於受生計壓迫之餘挾其忍苦耐勞之精神，於東北新天地中大顯身手，於是東北沃壤悉置與魯人耒鋤之下”。正是由於山東等省流民的辛勤開墾使“北大荒”成為遠近聞名的“北大倉”。這其中，流民灑下了多少汗水，是不言而喻的。

流民大量流向關東，推動了關東地區工商業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禹貢》第6卷的評論說：“蓋拓殖東北者，日用所需時感不足，為供應彼等各種需要，遂有漢人商店出現。此類商店多系國內有鞏固基礎營業之分支，多取雜貨店形式。販賣品以強烈之酒居多，粗劣棉花、靴、帽、菜品等次之，兼營兌換金錢，發行支票，收發書信。后又設總行於各交通便利之地，用以統轄各支店，都市隨之而興矣”。工商業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反過來成為吸引流民的條件，互為因果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1917年東北工廠企業發展到1785家，1945年達到6878家，發展速度與“闖關東”流民浪潮規模之巨一樣驚人。

“闖關東”浪潮，有力地促進了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關東的開放，意味著清政府保守滿族固有文化的初衷呈不可逆轉之勢逐漸走向它的反面。作為文化、信息的載體，流民大規模入關，意味著中原文化向關東地區大規模挺進。在關東，有許多山東村，就是齊魯文化平面移植的突出表現。中原文化“喧賓奪主”，這樣勢必造成中原文化對以滿族文化為主體的關東文化的同化局面。關東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包圍之下，只能不斷進行自我調適，受到“同化”，向中原文化看齊，所謂“漸效華風”是也。結果如WalterYoung所云：“到了今日，旅行滿洲者，從遼河口岸直達黑龍江，至多只能看見從前游牧人民的一點行將消滅的殘遺物跡而已，他們昔日跨峙塞北的雄威，已經蕩然無存了。現在滿人幾與漢人完全同化；他們的言語，也漸歸消滅，轉用漢語了。”原有的關東文化喪失了獨立存在的價值。但大面積“複製”到關東的中原文化，由於脫離“母體”和環境的改變，也不能不發生“異變”。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流民到了關東，不能不改吃高粱米、棒子麵，為了對付嚴寒，也不能不學著關東人的樣子燒炕睡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就使“複製”到關東的中原文化與“母體文化”逐漸拉開距離。而關東文化也不可能毫無保留地全盤“同化”。這樣，一種脫胎於中原文化和關東文化而不盡同於中原文化和關東文化的新型的區域文化――新型關東文化逐漸形成。儘管在“闖關東”浪潮潮起潮落的近代歷史條件下這種新型關東文化還沒有顯示出綽約的丰姿，但已初見端倪，照史書上的話說，即“滿漢舊俗不同，久經同化，多已相類，現有習俗，或源於滿，或移植於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