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窯

當時北宋的京師汴京（今河南開封市）。因宋代汴京遺址已沉入地底，至2019年為止，尚未發掘出北宋官窯遺址，對於北宋官窯遺址缺乏考古發掘地資料和充足的文獻資料的支撐，因此，時至2019年，關於北宋官窯遺址在何處，仍有不同說法，一般有三種說法：一說北宋官窯即為汝窯；二說否認北宋官窯的存在；三說為北宋官窯即為汴京官窯，它與南宋時的修內司官窯先後存在。支持第三種說法的人較多。

北宋官窯瓷的基本特徵：

1、胎有灰白、灰褐兩種，胎骨較為厚重，紫口鐵足是共性。

2、釉色有天青、粉青、蝦青、月白、油灰、鱔魚黃等釉色。絕大部分器物，胎釉與汝瓷有極其相似之處，官窯的釉色更趨向追求玉色。

3、造型多為祭祀、文房類：爐、瓶、尊、洗、盆、觚等，尊、觚系仿商、周青銅器造型。

4、開片為金絲鐵線與冰裂紋同存，開片有大、小之分，大器小開片與小器大開片都是難得之物，開片紋自成體系，獨樹一幟，不同於北宋任何窯口的產品。不開片器物應是該窯的極品，是胎釉膨脹係數一致所造成。

5、燒制方法，有支釘支燒和墊餅支燒。支釘支燒的器物，支釘痕迹稍大，多數器物是採用墊餅支燒。

6、北宋素有汝官不分，與汝窯的區別：金絲鐵線的區別、紫口鐵足的區別、胎體厚重的區別（與民汝不能一概而論），釉下直觀的區別、開片紋自成體系的區別

北宋官窯與南宋官窯是父與子的關係，從遺傳學講，有其共同特徵：器物紫口鐵足，釉下氣泡密如攢珠，釉面開冰裂紋片，個別器物採用大支釘支燒，這些均體現了兩個窯口的共性，驗證了"襲故京遺制"的文獻記載是準確的。

南宋人葉寶真的《垣齋筆衡》云：“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這條記載文字雖不多，但值得注意的問題卻有不少。第一，北宋以前北方承燒御用白瓷的窯口有河北的邢窯、定窯及河南境內的窯場，其中，定窯的產量最多。北宋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原吳越王錢弘亻叔還曾向宋太宗進貢了“金裝定器二千事”。為了充分利用空間、增加每一窯的裝燒量，降低生產成本，定窯於北宋中期開始採用覆燒法焙燒瓷器，故碗、盤類器物口沿的釉在入窯前颳去，燒成后即形成“芒口”。不過，朝廷不喜愛定窯瓷器，絕不是因為它“有芒”，道理很簡單，只要朝廷需要，定窯必然是不惜工本地按要求燒造，豈會把為降低成本而影響美觀的覆燒法用到御用瓷器上？第二，統治者偏愛青瓷由來已久，這種傾向是受人的自然審美意識支配的。而朝廷命汝州燒造青瓷之際，正是越窯“無可奈何花落去”之時，這顯然不是巧合。第三，汝州受命燒制宮廷用瓷的窯場，屬於州府一級的官窯，與此同時，“河北、唐、鄧、耀州”皆為向朝廷上貢青瓷的地方。第四，耀州窯是北方最早受越窯影響而發展起來的青瓷窯口，五代時就已燒造一定數量的宮廷用瓷，北宋時則以50件的數額承燒土貢青瓷。其產品的釉呈青綠色，類似越窯的“秘色瓷”，所以被稱作“越器”。汝窯青瓷既然“為魁”，那肯定與之有較大的區別，這種區別究竟是什麼呢？我認為，關鍵的差異在於釉色。汝窯創燒出以往未曾有過的天青釉，無疑會使統治者激賞不已，這不僅是因為它的顏色新奇而出類拔萃，更重要的是它把浩瀚、深邃、神秘的藍天的顏色帶到了以天子自居的皇帝的生活中。

河南寶豐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的青瓷瓶、茶托等，釉呈透明的的天青色，器身飾刻花紋，就是這類瓷器將汝窯推上了各窯之首的地位。從刻花藝術的角度看，這類汝瓷如跟耀州窯同類青瓷相比，是難出其右的，顯而易見，天青釉才是它的優勢所在。未幾，汝窯天青釉瓷器的燒造量陡然增多，佔了所有產品的99%以上，此期的製品以素麵為主，突出了釉的天青色和乳濁似玉的特色，以前的青綠釉、天青釉刻花瓷器與之已完全沒有可比性，換言之，這一階段是汝窯的成熟期和繁榮期。宋人周火軍的《清波雜誌》記載：“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末為油，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艱得。”由瓷器的揀選、處理方式分析，此時的汝窯尚屬汝州府監控的官窯。

《垣齋筆衡》云：“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這條記載的問題既不是設窯時間，也不是窯名，而在於“京師”二字。因自古迄今“京師”一直是國都的代名詞，故清人認為此窯設於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而當今亦有不少人持相同觀點。但是，若把“京師”釋為國都，“京師自置窯燒造”就等於“國都親自設立窯場燒造”，這分明說不通。在1989年發表的《論宋代官窯的形成》一文中就曾指出：“此句中的‘京師’是主語，即指代朝廷。從字面上看，並沒有指出燒造地點。因為人們誤將‘京師’理解為燒造地點，所以出現了‘汴京官窯’的提法，致使北宋官窯蒙上了一層撲朔迷離的面紗。”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很有必要對“京師”在古代漢語中的指代用法加以詮釋。據《晉書》記載，前秦曾對東晉政權構成嚴重威脅，“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堅后率眾，號百萬，次於淮肥，京師震恐”。很明顯，感到震驚恐慌的“京師”絕不是國都的代名詞，而是指代朝廷。另據北宋人魏泰的《東軒筆錄》記載，北宋時“京師置雜物務，買內所須之物。而內東門復有字型大小，徑下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鋪供物之後，往往經歲不給其直，至於積錢至千萬者。或雲其直尋給，而勾當內門內臣故為稽滯，京師甚苦之”。在這裡，“京師”的指代用法更靈活，前面的“京師”指代朝廷，而後面的“京師”則指代京城內被拖欠貨款的各行鋪的業主。所以，《垣齋筆衡》所說的在“政和間”親自設窯燒瓷的“京師”，必指朝廷無疑。

那麼，北宋朝廷所設的官窯位於何處呢？根據宋人陸遊關於北宋朝廷“惟用汝器”的記載，最初認為：“朝廷先是在汝州民窯中搭燒宮廷用瓷，隨著宮廷用瓷需求量的增加，朝廷終於將這些民窯改為官辦窯場，專燒宮廷用瓷，並可能再增設一些窯場，於是形成了北宋官窯。”1996年，在《宋代官窯探索》一文中指出：“朝廷‘命汝州造青窯器’時，承燒御用瓷器的窯為民窯，生產性質屬官搭民燒，由汝州地方官監管，後來朝廷‘自置窯燒造’，這個窯就是北宋官窯，地點在汝州。”從寶豐清涼寺窯址的發掘情況看，天青釉瓷器的年代確有早晚之分，而瓷器質量也存在明顯的由粗到精的提高過程，這些都印證了早年對汝窯和北宋官窯所作的判斷。

清涼寺窯址的天青釉瓷器，據製作工藝可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以刻花為主要特徵，這類瓷器約燒於“汝窯為魁”的北宋中期晚段；第二類以釉層乳濁者為上品，此類瓷器的生產時段在北宋中期以後至“政和間”之前；第三類以“芝麻花細小掙釘”支燒為標誌，這些精美絕倫的瓷器應為朝廷設窯前不久至汝窯倒閉前所燒。過去，人們在判定汝窯的始末年代上存在較大的分歧。一種觀點認為，汝州燒制宮廷用瓷的時間在元祐元年（1086年）至崇寧五年（1106年）的20年中。另一種觀點是，“官汝窯的燒瓷歷史大約始於政和元年，至北宋滅亡（宣和六年，即1124年），其間僅有十四年的時間”。也有人根據窯址出土的“元豐通寶”和“元符通寶”銅錢而判斷御用汝瓷始燒於宋神宗元豐年間，停燒於宋徽宗前期。其實，這些觀點均因證據不足而缺乏說服力。首先，朝廷命汝州燒造青瓷的時間古籍沒有交代清楚，所能作出推斷的依據只是定窯“芒口”瓷器出現的年代和越窯走向衰落的時間，但這卻是大致的、不甚確切的時段。其次，朝廷開始掌窯燒瓷的時間是“政和間”，即政和年間，一說為“宣政間”，就是政和至宣和年間，不知所謂的“政和元年”以何為據？再者，在“元豐通寶”出現前，窯場可能已經設立，而銅錢從鑄造到進入流通存在時間上的滯后，並且使用的時間較長，故難以作為判定窯址年代上下限的可靠尺度。必須指出，汝窯這個約定俗成的概念，實際上是對汝州轄區內的燒造御用青瓷的窯口的統稱，它包括汝州府監管的和朝廷掌控的兩類窯場，後者就是狹義的北宋官窯。

2000年，正當人們因寶豐清涼寺汝窯遺址的廬山真面目基本顯露而躊躇滿志時，汝州張公巷又發現了類似的窯址，於是激起了汝窯研究的新的浪花。張公巷窯址經過三次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和窯具，實物資料表明，該窯的青瓷精品質量不亞於清涼寺汝窯的同類產品，而淡青綠釉、白胎等特徵則使它別具一格。人們在對此窯究竟是否北宋官窯的判斷上游移不定的同時，提出了其為金元時期仿“汝”或仿“官”的可能性。還有人因窯址未發現青瓷祭器而否定它的官窯屬性。然而，在親眼看到張公巷窯址的極品青瓷碎片后，認為這處窯場就是“政和間”或“宣政間”朝廷設立的官窯，理由有四個：（1）北宋統治者喜好青瓷，是由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審美意識和文化傳統決定的，女真族建立金和游牧民族建立元以後，中原地區的人文出現了時代性的巨變，所以此時仿“汝”或仿“官”，缺少風俗和理念的支撐；（2）金元時期北方制瓷業江河日下，器物質量多顯粗陋，在汝窯故地突兀地冒出產品用“芝麻花細小掙釘”支燒、做工極精的青瓷窯場，那它的技術從何而來？服務對象又是誰？毫無疑問，只有才藝絕世、窮奢極侈的宋徽宗才會設窯燒制這類青瓷；（3）宋仁宗在祭神時已“器必全玉”了，到北宋晚期，極度奢靡的宋徽宗又怎麼會用大量的次於金玉的瓷器去祭神呢？所以此窯即便不產青瓷祭器亦是符合情理的，這與疆土半喪、偏安江南、財力窘迫的南宋統治者不可同日而語；（4）北宋人徐兢於宣和六年（1124年）奉命出使高麗時，看到高麗窯在仿燒“汝州新窯器”，這類瓷器傳世較多，除了支燒方法與汝窯相似外，其釉色不類以往所見的汝瓷的天青色，反而與張公巷窯址所出上品的淡雅的青綠色相仿，這有力地證明張公巷窯就是“汝州新窯”——北宋官窯。值得一提的是，朝廷設窯后，清涼寺窯並不會隨即停燒，當依然在汝州府的監督下為土貢和補充宮廷之需而延續它那短暫卻輝煌的窯業史。

北宋官窯的緣起

北宋官窯是宋代著名瓷窯，為宋代五大名窯之一。乃宋徽宗因不滿於當時現有貢御瓷器的瑕疵和缺缺陷，引入汝瓷及開封東窯等窯口窯系的製作精華，在東京汴梁，即今河南開封，按照自己的設計、親自指揮燒制和創製的巔峰之瓷，其不僅是我國陶瓷史上第一個由朝廷獨資投建的“國有”窯口，也是第一個被皇帝個人壟斷的瓷器種類。

北宋官窯大約創建於我國北宋政和年間，南宋學者宋人葉寘在其《坦齋筆衡》中道：“政和間，京師(今河南開封)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南宋另一學者顧文薦在其《負暄雜錄》中也有關於“宣政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的記載。

窯口乃朝廷舉國家之力投資的“國有”企業，其生產關係為：“朝廷置窯、內府制樣、民匠造器、兵士供役”，所燒產品唯供朝廷使用，不在市場流通，罕珍和稀有，常人難以見到，更遑論什麼民間收藏了，一如清代學者陳瀏在其《陶雅》一書中所言：“宋官窯者絕不經見，世人罕能識之者。”

北宋官瓷當時作為國家禮器的創製，其造型通常以仿青銅器為主，是當年宋徽宗“新成禮器”的一部分，以徽宗詔敕編纂的《宣和博古圖》為造型藍本，也即依“名古器”為造型依據，作品件件有典，稟賦深義，加上徽宗本人藝術王者的身份和愛好，故北宋官瓷作品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禮器，主要為朝廷所用，代表作品有瓶、尊、鼎、爐、觚、盤等器形；二是文房用具，此與徽宗個人的喜愛密切相關，也主要供徽宗個人使用，代表作品主要為“文房四寶”，其之所以能成為一個系列，主要在於北宋官瓷筆洗的造型千變萬化，計有直口、荷口、葵口、壽桃、弦紋、獸頭、獸耳等多種樣式，器形可謂琳琅滿目，無有窮盡，充分體現了徽宗的文化智慧和創造。

北宋官瓷對釉色的追求與完善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其釉質肥厚，瓷無修飾，主要以釉色之美、紋裂之俏，去追求藝術上至高至上的大境界。常見有天青、粉青、月下白、炒米黃等釉色，且以粉青為上。明學者高濂在其《燕閑清賞箋》中言：“官窯品格，大率與哥窯相同。色取粉青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清光緒三十四年開始編纂，兼收百科，重在溯源的《辭源》第二冊“官窯”欄也道：“宋代五大名窯之一，北宋大觀間京師置窯燒瓷。胎骨有白、灰、紅之分。其土取自汴東陽翟，淘煉極精。釉色有天青、翠青、月下白、大綠。粉青為上，淡白次之”。

由於北宋官瓷在原料選用、色調調配上甚為講究，尤其在原料選用上，可以說是窮其奢華，不惜代價，添加有品質上乘的翡翠、瑪瑙等玉粉入釉，這也自然成為注重燒製成本的民間窯口和其它窯口不能仿造到位主要原因。在燒制過程中，按器形的要求，北宋官窯對汝窯的支燒法加以改進，增添了墊、支墊結合的燒法，器物受力更均勻，使得胎骨也更堅挺，從而為釉質更趨淳厚、勻潤創造了條件，真正達到了肥若堆脂，撫之如緞似玉的，攥之彷彿出油的藝術效果。

北宋官瓷釉面的開片，得益於其獨到的工藝，所開片紋極富節奏感，如水波粼粼，晶瑩剔透，開片不僅流暢，且小器也可開龜背大片，紋如鱔血，產生出令人驚嘆的紋裂美。開片本是由於坯釉結合不好而導致釉面開裂的弊病。但北宋官窯瓷卻慧眼識珠，利用這一陶瓷缺陷開創了著名的紋片釉，同時利用其獨特的坯釉配方，施釉方法和燒成技術，創造出金絲鐵線、紫口鐵足這些不是裝飾的裝飾。嚴格地說，這些人們不能完全控制和設計的效果不能稱做裝飾手法，它是一種材質之美，是一種本質的美。也有學者認為北宋官瓷的鱔血紋為上品，如高濂在其《燕閑清賞箋》中就說“（官瓷）紋取冰裂、鱔血為上，梅花片、墨紋次之，細碎紋，紋之下也。”

北宋官瓷“紫口鐵足”的藝術特徵，是徽宗對當時正處於上升階段的開封東窯制瓷藝術精華的汲取和借鑒。其選用含鐵量極高的瓷土製胎，與汝瓷含鐵量較低的胎質有極大的區別，這種含鐵量極高的胎體經高溫還原燒制，胎骨顏色泛黑紫，故作品器物口所施之釉因微有下垂，致使內胎微露，便產生了出“紫口”特徵，而足底無釉之處，由於氣氛還原，則成為黑紅色，是為“鐵足”。此突破青釉瓷面所形成的獨負神採的“紫口鐵足”，堪稱清籟幽韻，趣致拔俗，令人暢心悅目，其在區別汝瓷滿釉支燒、無色彩變化的同時，其獨特風韻也是為北宋官窯瓷器最典型的藝術特徵之一。

北宋官瓷外觀的總體藝術特徵可概括為：造型古樸莊重，釉質如脂如玉，所裂紋片靈動飄逸，形如龜背，色如鱔血，釉面瑩瑩冰片極富美感，且器口微微泛紫，底足褐紅如鐵。作品觀之神韻內蘊、質樸無華，不獨無什麼精美雕飾和裝飾，也更無什麼艷彩塗繪，其完全憑藉自身釉色和幻放的紋片之美抵達其冰清玉潔、神韻天成的美學境界。清乾隆帝為北宋官瓷所賦詩句李唐越器久稱無，趙宋官窯珍以孤。色自粉青泯火氣，紋猶鱔血裂冰膚摩挲真是朴之朴，詠嘆仍非觚不觚。合贈何人合長吉，簪花得句負奚奴。——乾隆壬寅新正御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