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典

這表明正典是一系列在信仰和教義上具有絕對權威的書卷, 可以用來比較和衡量其他的著作或教導(決定它們是否正確). 基督徒的聖經正典共有66卷(舊約39卷, 新約27卷)。

(1)它的作者是誰: 誰寫這卷書或書信?

(2)地方召會對它接受的程度: 這作品有否被各召會傳閱, 以在聚會中讀出? 他們的意見如何?

(3)早期召會的教父對它的意見: 這些教父(Church Fathers, 即使徒的學生們)是否承認這作品? 有否引述他們師長(即使徒們)的著作? 例如召會早期有一位名叫波利卡普(Polycarp, 主后66-155年)的教父, 是使徒約翰的門徒. 所以若要試驗約翰著作的真實性, 就可問: “波利卡普對它的看法如何?”

(4)它的主旨(內容): 這卷書有何教訓? 它與召會所承認的別卷書是否有抵觸或矛盾之處?

(5)它對個人是否有所造就: 這卷書對地方召會的會眾, 並個別的基督徒, 有沒有鼓勵, 使人知罪悔改, 並得以造就或建立的能力?

公元前5世紀左右，薩摩斯( Sa2mos)的僭主波利克拉特斯命人雕刻了一尊名為“KanÉn”的塑像，以此作為人體藝術的摹本。以後,“kanÉn”又延伸指書面的文本。古希臘歷史學家、修辭學家、哈利卡納斯的狄奧尼索斯在《致龐培》的信中指出,希羅多德的《歷史》是世上最好的典範( kanÉn) ,因為其中的語言不但優美得體，而且給人以韻律的快感。“canon”這個詞最早出現在1885年版的《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該書曾提到“柏拉圖式正典”的用法。爾後，英語文學中一些具有開創性意義的作品也被稱為“英語經典作品中的正典”( the canon of Englishclassics) ,例如狄更斯的小說和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的英文譯本等，而《聖經·舊約》在英語文獻中也被視為“正典”作品①。正典的最高境界是崇高，是莊嚴的形式和典雅語言的結合。符合這些標準並經受住時間考驗的文藝創作可以被稱為“正典”之作，是經典中的經典，例如荷馬史詩、古希臘悲劇《阿伽門農》和雕塑《拉奧孔》等等。英文“canon”現在往往指特定的作品或文本，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文化權威性，與“現在”的時間關聯更強。在西方文化語境中,“canon”譯成“正典”可以指稱那些代表民族文化精髓並包含人類普遍價值觀的文學作品，例如莎士比亞的戲劇和歌德的《浮士德》等等，也指《聖經》那樣傳承宗教教義的經典文本；而譯成“經典”則指得到廣泛認可、並在歷史傳承中保留下來的那些優秀作品，當然也包括那些公認的各民族正典之作。

總之, 將這五種步驟歸納起來使用, 才可決定那捲書是否出於神的默示. 至於舊約的正典, 我們雖沒有這正典如何完成的詳細資料, 但我們大可放心地接受希伯來文的聖經(整本只是舊約)為正典; 因為若希伯來文的聖經中接納了不是屬神話語的書卷, 主耶穌在世時必定指出, 並加以糾正。但主耶穌從未如此行, 反倒多次指出它是神的話語(太4:4; 申8:3), 肯定它神聖的權威(路24:44),並鼓勵人查考它, 並說它給自己作見證(約5:39)。

最後, 在主前300年(最遲是那個時候)以先, 舊約的各卷都已經寫好和收集好, 且被人公認為真正的正典。許多學者相信是文士以斯拉領導了第一次對舊約各卷書的審定會議, 完成了舊約聖經的正典(拉7:6,10)。至於新約, 在主后397年, 迦太基的第三次會議(Third Council of Carthage)將現有的新約27卷書宣布為正典。不過, 我們必須明白, 聖經各卷並不是因“最高權威授權而收集的書卷”, 乃是因“書卷本身具有權威性而被收集的書卷”。換言之, 新約的27卷並不是因受迦太基會議宣布為正典后, 才被稱為聖靈所默示的, 反之, 這乃是因它們是聖靈所默示的, 才被迦太基會議宣布為正典。

基督教聖經正典的產生過程極為複雜。

使徒們自己使用希伯來聖經，他們顯然認為希伯來聖經具有權威。在耶穌與使徒的時代，雖有許多猶太著作之存在，但是希伯來聖經的正典相當確定與清楚。法利賽人一直把持著猶太會堂，因此當耶路撒冷的聖殿在公元70被毀后，他們想要改造猶太教，使得猶太教在三居各地的以色列人（被擄到巴勒斯坦之外）中間，即使連一個聖殿也沒有，仍然可以永續存在。這個改造過程有一部分就是：正式定義聖靈感動的猶太教聖經。雖然公元90年，猶太教拉比在雅麥尼亞（Jamnia）會議里有些歧見，但是這個會議似乎向正典化過程，邁進了好幾個重要的步驟。根據定義，猶太聖經有二十二卷聖靈感動的著作：從摩西五經到小先知書。在後來的基督教聖經中，把有些猶太正典的著作分開來，成為總數三十九卷的著作。希伯來聖經的希臘版本。名為《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或者LXX，包括上面所有的書籍，以及在瑪拉基之後寫的部分著作，後者的主要意義在於其歷史重要性。這些書籍包括，《馬加比書》與（基督徒）所謂的兩約之間或者次經的著作。2世紀的早期教父大多數使用七十士譯本，正如保羅與其他使徒一樣。他們常常引用許多希伯來正典的二十二本書，卻很少使用到後來的歷史資料與次經。

通過以上我們知道，2世紀與3世紀的大多數教父接受猶太領袖的決定，把聖靈感動的聖經，從只有摩西五經（從創世紀到申命記），擴充到並限制在律法與限制等二十二卷（或三十九卷）書之內。這些就是使徒之後最早的基督教會的聖經。大約在羅馬的克萊門特與其他使徒后教父的時期，使徒的信件與人們認為是使徒或與使徒有親密關係之人所寫的福音，被搜集起來成為“使徒”，與希伯來聖經的“先知”並列，因此到了公園200年之際，有好幾個教父與主教提到一套聖靈感動的權威著作，名為“先知與使徒”，並把這些無定形的書籍，當做衡量基督教信念與實踐真理的尺度與標準。然而，基督教並沒有像希伯來聖經那樣被正式公認或者一致認可的聖經。

那麼，正式的聖經，即正典是如何產生的呢？根據一位重要的教會歷史學家：“基督教聖經的觀念與實現，是馬西昂的作品。教會後來拒絕他的作品，並在這個領域上遠遠超越他，但從形式的角度來看，教會完全是追隨他的腳步。”在2世紀中期的羅馬，馬西昂是一位有影響力的基督教教師。雖然在地理上距離很遙遠，馬西昂與孟他努是同一時代的人，並且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徵。雖然馬西昂的神學與某些諾斯替主義更接近，但他與孟他努同樣認為，教會亟需改革，因此，他想要透過重新發現並推行他認為是耶穌真正原有的教導，來著手改革教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馬西昂相信，基督教有必要把猶太教的殘餘思想除掉，包括希伯來聖經與它的神，雅偉。他認為，舊約聖經對於基督徒無效，因為它裡面所描述的神是種族、嗜血的半神半人，不配基督徒的讚美敬拜。馬西昂與諾斯替主義相似之處在於，他認為，舊約之神創造物質是錯誤的決定，以及物質是罪惡的原因。對於馬西昂，舊約的雅偉比較接近於邪惡，而不是神聖的存在。

馬西昂可能是想要定義聖靈感動的聖經正典之第一位基督徒。並且，他要把這些正典限制在他認為沒有猶太教色彩的使徒著作中。馬西昂的聖經包括兩部分：一個路加福音修訂版與保羅的十卷著作。馬西昂甚至把師徒的著作也編輯過，使“所有的猶太元素”在這十卷著作中都見不到蹤影。

馬西昂及其反猶太教的基督教聖經版本，在有些基督徒當中迅速的流行起來，馬西昂主義的教會在羅馬、迦太基與各地又紛紛地冒出來。重要的教父與主教，拚命攻擊馬西昂與他的追隨者。大約在世紀之交（201年），德爾圖良所著的《駁馬西昂》，是基督教反對馬西昂論文的最佳例子。愛任紐在他的的著作《駁異端》中，也批評馬西昂及他的教導，正如2世紀與3世紀的其他教父一樣。有些早期的基督徒認為，馬西昂是打一段，是正統與大公基督教的主要敵人。但是，馬西昂主義的教會，在整個羅馬帝國的各城裡都屹立不搖，知道第一位基督教皇帝把它們壓制下來。

基督教對於馬西昂刪裁的聖經正典，有一個反應就是要制定一套正確的正典，第一個半正式的努力成果是在羅馬出現。大約在公元170年左右，羅馬的基督教會只做了穆拉多利經目（Muratorian Canon），提供基督徒一整套有權威的“先知和使徒”著作，來反制馬西昂的版本。穆拉多利經目包括所有的四福音書、使徒醒轉、以及除了希伯來書、雅各書與彼得前後書之外的最後定案的所有新約書籍在內。它也包括《所羅門智慧書》，但是很重要地把甚為流行的《黑馬牧人書》排除在外。在基督教會正式組織化的發展史上，穆拉多利經目代表一個十分重要的步驟：這是尋找一套與希伯來聖經相同水準的基督教著作的地一個嘗試。儘管穆拉多利經目並不是最後接受的版本，但它把基督教聖經的觀念深植在基督徒的思想中，並且清楚地表示，基督教的聖經並不會排除希伯來聖經，而且也不會伸手擁抱有些人所宣告的新預言或著作。

穆拉多利經目的作者所使用的精確判斷標準不詳。事實上，對於教會認定那些著作具有權威與聖靈感動上，不斷有人辯論哪一個標準最重要。教會歷史學家坎彭豪新的說法最有可能是正確的，他把最主要的標準稱為“先知與使徒的原則”。這並不是一個刻板的原則，而是一個有彈性的衡量尺度，參與這個過程的就丟圖用這個原則來判斷被檢驗的著作。先知與使徒的原則，單純是指，被檢驗的書籍與信件必須廣為所有基督教會所承認，可以反映使徒的權威（若不是使徒所寫的），並且表達重要的救恩真理與基督徒生活。也就是說，任何一本著作要進入正典之中，必須是一個“原始基督教”的作品，並且對於基督教的教導與生活有所助益。

愛任紐、德爾圖良與奧利金等教父們都只做過他們自己的聖經經目，他們的經目與穆拉多利經目有所不同，彼此之間也有所不同。愛任紐列舉了四本福音書，以及大多數後來成為正典的信件，他顯然把這些都當做是聖靈感動、具有權威的作品。他拒絕諾斯替主義的福音與馬西昂刪裁的正典。在愛任紐之後不久，的熱土量依樣畫葫蘆，然後奧利金也照做不誤。德爾圖良與奧利金兩人都認為，有些基督教的著作是聖靈逐字感動的，與希伯來聖經的意義相同，並把它們用來解決教義的爭論。在他們的著作中，我們可以從他們如何處理這些著作的方式，看到新約聖經所隱含的觀念與舊約的希伯來聖經並列在一起，他們認為，這些著作具有先知與使徒的權威。然而，它們之間仍有差異，因為德爾圖良把經目當做黑或白、是或否的二選一範疇，但奧利金則承認一套可疑並有爭議，但仍然有用的基督教著作。

根據坎彭豪新的說法：“大約在公元200年左右，舊約與新約聖經的最後形式與重要性，大體上已經確定，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從德爾圖良與奧利金所列舉的經目表之差異來看，這個看法可能是太樂觀了；德爾圖良與奧利金分別在當時與稍後一點，提出他們的經目表。雖然如此，坎彭豪新的主張還是有點事實根據，尤其是針對那些要把基督教新約與聖經的整個觀念，貶到很晚以後才出現的人而言。我們如果看愛任紐，德爾圖良與奧利金的著作，不難發現，他們都忠於並順服他們認為對基督徒特別有聖靈感動與權威的著作，並且他們的經目表雖然有些差異，但是重疊部分也相當多。

對於哪些著作可以加入基督教聖經正典的爭論，主要的辯論在於希伯來書、彼得前後書、猶大書、約翰三書、啟示錄、雅各書，以及《十二使徒遺訓》、《黑馬牧人書》與《巴拿巴書》。有少數早期的教父與教會，甚至把《克萊門特一書》也當做是聖經。然而，教會的共識慢慢形成，上述第一個經目的所有著作，從希伯來書到雅各書，都應該包括在正典裡面，因為它們廣為基督的眾教會所採用（即使有些教會，幾乎完全不知道其中的部分著作），以及它們與使徒的關聯。猶大書可能是由於傳統上大致公認它的作者是耶穌的弟弟。因而成為最後被接受的唯一作品。上述第二個經目所列的作品，從《十二使徒遺訓》到《巴拿巴書》，最後都被拒絕，因為它們缺乏十分重要的先知與使徒的特質，以及與原始基督教的關聯性，儘管有些教會與教父認為它們是聖靈感動的著作。

正式的正典化過程與新約形成的最後一步，是在4世紀晚期發生，對於從馬太福音到啟示錄，第一個經目包括的所有二十七卷書，亞歷山大的主教與正統的主要辯護者阿塔納修，在公元367年復活節寫信給埃及基督教會的信中，並美歐增刪任何一卷。阿塔納修的措辭顯示，他並不是在介紹一個新建的經目，而是讓一個普遍公認的傳統拍板定案。有兩個主教會議，分別於公元393年與397年，在北非的西坡（Hippo）與迦太基召開。這兩個會議都鄭重其事地宣告，阿塔納修的經目為定案和權威。從那時開始，新約聖經終於塵埃落定。當然，有部分原因在於，這些議會得到皇家的支持，以及4世紀晚期的教會擁有皇帝的權柄，可以壓制異議的聲音，強制大家的意見一致。雖然如此，所找出來並被議會認可的新約，也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而所有主要的基督教教派，從此之後也都欣然接受它為定案與最終的正典。唯一的爭議在於，舊約以及就越是否應該包括次經的問題，並且如果可以，次經所包括的書籍對於基督徒有何權威。

基督教的教會，大約在公元300年消除了各種歧見。到那個時候，有一個大教堂矗立於尼哥米底亞（Nicomedia）皇宮劇目可及的地方，並且帝國的境內四處都點綴著羅馬公所型的基督教會堂。主教高高在上用權威治理教會、基督教的崇拜禮儀變成標準化、有一個信經可以用來檢驗正統，並且就所有的實質目的而言，教會已經擁有具有權威的聖經。主教會議偶爾召開，來解決教會的爭端。有一個補贖系統正在發展之中，用來決定如何衡量冥頑分子的悔改狀況。大公教會變成清楚可見的高度結構與正式化的教會，所缺乏的知識政治力量，來強制執行其正統的教義，並壓制分裂者在大公與正統的基督教之外，自稱為基督徒。這在不久之後於君士坦丁大帝這個人身上得以實現，他在公元311年與313年之間，於羅馬“悔改”歸信大公基督教。

然而，基督教合一與福音本身的最大威脅，並不在於異端、分裂的教派與大公教會的外面敵人，煩熱是來自教會內部的本身。基督教在使徒去世后兩個世紀，平息過許多風暴，然而她還得面對至大無比的教義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