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魯

1919年，何魯回國，先後就職於國立東南大學（今南京大學）、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學校、大同大學、第四中山大學、雲南大學、重慶大學，任教授、教務長、重慶大學校長。解放后，還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南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四川省人民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數學理事會等職。

何魯一身愛才、重才，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任教時，發現家境貧寒的學生 嚴濟慈才華出眾，便留在家中食宿，繼后，又鼓勵他報考官費留法，以求深造，為嚴成功道路上第一良師。在重慶大學，國民政府教育部將華羅庚寫的《堆累數之論》交何審閱、核勘，何不顧酷暑，揮汗審讀，每到精深處，拍案叫絕。一次，一個失學青年找何，從青年口中得知因家貧輟學，便讓他免費去載英中學讀書，有時還讓他免交伙食費。何魯注重學術研究，提倡“拚命三郎”精神，數十年如一日地沉醉於應用數學領域。著述有《二次方程式評論》、《代數》、《行列式論》、《微分學》、《愛因斯坦學說概述》等，因而被譽為“數學大師”。何魯為人剛正不阿，敢於抨擊時弊。蔣介石勢力入川，特務頭子康澤奉命去重慶大學見何魯。康問：“何先生認為中央軍入川以來，哪些地方比劉湘時期為好？”何說：“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何好之有？”康不快，追問：“何以見得？”何魯理直氣壯地說：“兵工築路，勞命傷財，一也；歲征糧超過劉湘，二也；往時我當面斥責劉湘把天府之國的四川搞得民窮財盡，就是因為他養兵太多，剝削過甚所致，誰知今天尤有過之。”康澤無言以對，悻悻而去。一年夏天，中國科學界知名人士在廬山開會，恰逢蔣介石在此避暑。蔣介石邀請與會人員赴宴，何魯拒絕，並說：“我不吃奉諭飯”。不久陳立夫以教育部長身份邀請何魯去見蔣介石，何亦拒不相從。事後他說：“陳立夫要我去給蔣介石排朝，我辭以不夠資格，因為給蔣排朝，要花鼻樑才行，我鼻樑不花，所以不去。”何魯一生愛好書法和詩詞，而且自成一體。日本前首相田中讚賞他的書法，曾邀其率書法代表團訪日。

⊙源自：高希堯

何魯1894年誕生於四川省廣安縣。1973年9月13日在北京病逝。中央大學、安徽大學、重慶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科學出版社編輯。

1912年11月，中華民國剛剛成立不久，北京留法儉學會預備學堂赴法留學的六十來位同學，告別了仍處於風雨飄搖中的祖國，踏上了尋求前途的征程。其中，有一位年方18歲的四川學生，他姓何名魯，字奎垣，1894年出生在四川華鎣山北麓的廣安縣。父親粗通文墨，母親是位賢惠的農家婦女。四川號稱“天府之國”，但對這個貧寒的農家卻無幸福可言。為了節省燈油，每當夜幕降臨全家便沉浸在黑暗之中。只有神龕上的油燈，發出慘淡的熒熒之火。這時未嘗人生艱辛的孩子們正在夜色中追逐嬉戲。年幼好學的何魯卻已爬上供桌上擺的椅子，借著神龕前微弱的燈光全神貫注地讀起書來。

1904年，10歲的何魯投考初創的成都機器學堂。考試點名時漏掉了他的名字，何魯擠出人群，當眾質問為何點名無他。主考官見此少年器宇不凡，便問道：“能成篇乎？”何魯答道：“請示以題！”接過試題略加思索，便提起筆來一氣呵成。主考官見文，暗暗稱奇，又問：“曾讀何書？”“詩、書、《左傳》……”“試為吾誦《左傳》。”何魯不慌不忙，朗朗背誦起“鄭伯克段於鄢”。接著主考官又出對，曰：“童子鴻不因人熱”，他用“梁鴻傳”之典試探這位少年的涉獵廣度和應變能力。何魯立即對道：“學生魯當以揚名。”主考官禁不住贊道：“此神童也。”何魯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上了成都機器學堂。

三年後畢業時，何魯因品學兼優被保送入南洋公學（上海、西安交通大學前身）。后又轉入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就讀。因參加學潮遭校方開除。

1912年初，李石曾、吳玉章、吳稚暉、張繼等人在北京發起組織“留法儉學會”，鼓勵青年人以低廉的費用赴法留學，從而“輸世界文明於國內”。他們希望青年人通過儉學努力掌握歐洲的先進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歸國后以“科學救國”、“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等辦法，改良中國社會，使中國富強起來。他們認為在當時的世界上“法國是民氣民智先進一國”，因此“欲造成新社會新國民”，以留學法國為最宜。當時的教育部長蔡元培先生對此亦極為支持。這一年春天，留法儉學會在北京安定門內方家衚衕創辦了留法儉學會預備學堂（校）。何魯是該校第一批學生之一。在這個學校學習的學生不但“專攻法文，乃欲養成勤儉之習慣，故校中同學皆輪班值日，自操工作，除皰人外，則無傭工”。自5月底開學，經過近半年的學習，首批留法學生便離開北京。何魯和其妻弟朱廣儒、朱廣湘和朱廣才同時成為我國第一批赴法勤工儉學的留學生。

里昂是法國第二大城市，位於索恩河與羅納河的匯合處。歐洲著名古城之一。1896年裡昂的法律、醫藥、理工和文科學校合併，成立了一所綜合大學——里昂大學。何魯至法不久，便進入里昂大學學習。

中法兩國中等教育體制和教學內容不同造成的數理基礎方面的差距，加上語言上的障礙，使初到法國的何魯和其他中國留學生遇到了重重困難。課堂上常常有中國和日本留學生因回答不出教師的提問而被“掛起”（站立）。為了促使中日留學生趕上功課，有一次春假時，相對論課程的教授要求他們不去春遊，留下補習功課。這件事深深刺傷了何魯的自尊心，他決心要爭這口氣。整個春假期間，他拚命補法語，查資料，趕功課。春假過後，何魯對教授在課堂上的提問對答如流，使教授暗暗吃驚，懷疑他過去是不是假裝不懂。何魯只好以實相告，教授知道其中原委后，改變了對中國留學生的印象，多次當眾稱讚這位中國留學生。

何魯在法留學期間，學習刻苦，一絲不苟地演算每一道數學題。在何魯的遺物中，有一本1915年在里昂大學的“微積分學理解”筆記本，共142頁。從頭至尾用整齊流利的法文抄寫，一字未改，如刻似印。

何魯在大學期間，用三年時間便完成規定的學分。1919年他以優異成績成為第一個獲得科學碩士學位的中國人。這對中國留學生來講確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恰在這時祖國發生了“五四運動”。遠在異國他鄉的何魯深受震撼。按捺不住自己的愛國激情，毅然決定放棄國外優裕的工作條件，返回災難深重的祖國。踏進國門，面對傷痕纍纍，滿目瘡痍的故土，何魯思索著何以報效祖國。他是抱著“科學救國”的理想前往法國求學，學習理工的。但是通過對法國及歐洲列強文明的回顧，通過對中國歷史的反思，他感到人畢竟是第一位的，只有培養出眾多的人才，才能挽救中華於水深火熱之中。他選擇了“教育救國”之路，走上了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講台，開始了長達五十餘年的教書生涯。

“辛亥革命”勝利后，1912年元旦成立了以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南京臨時政府，建立了中華民國。1912年教育部令（第28號）宣布將學堂正式改為學校，中國教育開始進入一個新時期。1912年在蔡元培主持下，北京政府又制定了《教育宗旨》、《學校系統》、《中學校令》、《大學令》等一系列法令，對舊的教育宗旨和教育制度提出了比較全面的改革方案。《大學令》和《專門學校令》規定：“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五四運動”以後，我國教育從學制入手又進行了一次較大的改革。中國的資產階級教育由仿效日本轉向仿效美國。1922年《學校系統改革案》規定中小學實行“六三三”制，大學修業年限為四至六年。大學採用選科制。在這一時期，我國的高等學校漸具規模，健全建置。不少大學相繼創辦了數學系，開始了我國近代高等數學的專業教育。1912年北京大學成立了算學系，1913年京都大學堂設立算學系，1919年南開大學籌建數學系，1921年南京國立東南大學數學系開辦。此後清華大學、武漢大學、齊魯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也陸續設立數學系。從20年代起我國開始能夠自己培養高水平的數學人才。

何魯正是在這一教育大變革時期踏上故土，走上教育戰線，並為之奮鬥終身的。他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講台上開始了自己的教學生涯。南京高師是1915年在三江師範原址上成立的高等師範學校。學校初創時期，教育水平還很低。學生年齡相差懸殊，程度參差不齊，教學難度很大。血氣方剛的何魯，年輕氣盛，急盼學生早成大器，便照搬法國的教授方式，嚴厲要求學生。部分年齡較大的學生自尊心受挫，教學效果大受影響。一年後何魯只好拂袖而去。離寧赴滬后，何魯先後在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學院、大同大學、中國公學等任教，逐漸成為一個成熟的教育工作者。“北伐戰爭”勝利后，南京國民政府委派楊杏佛、何魯等人接收國立東南大學。這所國立東南大學創建於1921年，1923年南京高師併入該校。1928年又改名為台灣中央大學。該校數學系是我國高校較早設立的數學系之一。第一任系主任為熊慶來。何魯到校后便接任中央大學數學系主任。經過熊慶來、何魯的努力，中央大學數學系規模已堪稱全國第一。當時共有5名教授（何魯、段子燮、周君適等），副教授以下20餘人。每班學生人數已超過10名（當時全國各大學數學系學生人數都很少，有的一個年級僅有兩三名學生）。何魯還親自主講微積分、高等代數以及預科數學基礎課等。教學中何魯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亦很重視數學系學生外語、物理等學科的學習。何魯對中央大學數學系的建設有著不可低估的貢獻。

1929年，四川軍閥劉湘根據四川省善後會議議案，組建了重慶大學，校址在重慶南區菜園壩（后遷巴縣沙坪壩）。大學由三院十系一科組成。劉湘自任校長。理學院院長一席虛懸無人，經人推薦劉湘便填寫“委任狀”和“訓令”，委任何魯為理學院院長，態度十分傲慢。何魯接令后立即原件退回，並回函劉湘：“吝先生而不語，炫高官其何為？”（其意曰：你對我何魯稱一聲先生都如此吝嗇，只誇你官大么？！）后劉湘多方賠禮道歉，何魯才於1932年離開安慶（當時何魯任安徽大學校長）赴重慶，擔任重慶大學理學院院長。自此至新中國成立十餘年間，除1937年應熊慶來之邀任雲南大學理學院院長約一年光景外，何魯一直在重慶度過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艱苦歲月。曾擔任重慶大學校長、部聘教授（國民黨政府共聘任6位部聘教授）。

解放后，何魯曾任西南行政公署文委主任。1956年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時調北師大數學系任教。后又調中國科學院出版社工作。“文革”中，和千百萬知識分子、革命幹部一樣，難逃厄運，慘遭迫害。1973年9月13日病逝於北京，享年79歲。

1919年夏，何魯回到災難深重的祖國。他認為只有培養出眾多人才，才能拯救中華。從25歲任南京高師教授起，到79歲過世，幾十年來不少知名學者、專家都曾受業於他。如物理學家嚴濟慈、物理學家吳有訓、核物理學家錢三強、原子物理學家趙忠堯、化學家柳大綱、數學家吳文俊、吳新謀、數學教育家余介石以及北大哲學教授何兆清、四川大學中文教授林如稷、美國紐約大學地理學教授伍承祖等。

何魯初在南京高師任教，完全按照法國的教材講授，能聽懂的學生為數甚少，因而去聽課的學生也就寥寥無幾。可他發現有一個學生堂堂都到，專心聽講，還與教師討論。他就是嚴濟慈。發現人才，何魯就把平生所學，傾力相授。若交談學術為時已晚，便留其在家食宿。何魯離開南京高師后，每逢暑假都邀請嚴濟慈到其上海家中度假。嚴在何魯指導下，很快就通曉了法文，閱讀了不少何魯珍藏的法文原版書籍，還演算了大量習題。有嚴師指導，加上天資和勤奮，嚴濟慈學業水平遠遠超過了同學。嚴在大學學習期間就以善解難題而聞名於寧滬，連大學教授們也常拿校外送來求教的難題請嚴代為解答。1923年嚴濟慈在何魯指導和資助下赴法留學。果不負老師厚望，像老師一樣，三年修完四年課程；1925年以優異成績獲巴黎大學數理碩士學位，1927年獲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終於成為科學家。

何魯不僅著力於現代數學的介紹、傳播，對於我國中學數學教學改革和課程建設也作出過重要貢獻。

我國現代中小學校教育興起於19世紀後半葉。起初大中學堂教科書多直接用外文教科書或外國教科書的中譯本。20世紀初，我國上海等地的一些書局開始自編教科書。“辛亥革命”后，南京臨時政府頒行《普通教育暫行辦法》，規定小學實行七年制，中學四年制。此後，商務印書館開始出版成套的中學教科書。當時翻譯的外國教科書仍很流行。全國實際上並沒有一致的教學大綱。20年代初我國普教事業又有一次較大規模改革。1922年11月1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學校系統改革令》，中小學學製為“六三三”制。為適應新學制的實行，又成立了“新學制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擬訂各科教學綱要。1923年6月頒行新學制各科課程綱要。這一次改革結束了“辛亥革命”后教育上的混亂狀態。由於新學制比較簡明，也較適合當時中國國情，除以後在學分制、課程設置等方面有些變更外，新學制一直沿用到解放后。

在新學制教育改革中，何魯是一位積極參與者，並作出了重要貢獻。新學制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請託各專家分科擬訂各科教學綱要，再徵求各方意見，最後由委員會加以復訂刊布。其中高中幾何課程綱要是由何魯起草的。這一課程綱要共分三部分，包括平面幾何（主要內容為直線形、圓、比與比例、多邊形）、立體幾何（直線和平面、多面體、旋轉體）和二次曲線。這部綱要十分重視基礎理論，提出“幾何最重原理，原理有異，幾何可分；故特列總綱一部以討論之，並辨明原理與定理之區別”。又說“幾何重邏輯之次序”，“高中應加重注意之”。這部綱要也很注意以較現代化觀點指導教學，提出“初中幾何，大抵為歐派，與他派異點，在平行原理。與此原理不同，則得新幾何；故高中幾何應當有彈性，令學者不只有一種幾何之觀點”。這部教學綱要是我國現代學校教育早期較為成熟的幾何教學大綱，對中學數學教育質量的提高有著重要作用。

何魯還親自參加中學數學教科書的撰寫工作。1923年編著出版了《新學制高級中學教科書代數學》（商務印書館），其主要內容為代數之基本運算、代數推廣之方法、分析之基本概念和代數之本身問題四個篇章。1924年又經中國科學社出版《高中代數學》。這些教科書是我國數學教育由仿效日本轉向仿效美國后，由中國學者自編教材的嘗試。

除編纂教科書以外，何魯還撰寫各種數學書籍，介紹西方數學知識。主要著作有收入“算學叢書”的《行列式詳論》、《虛數詳論》、《二次方程式詳論》、《初等代數倚數變跡》以及《變分法》、《微分學》等。何魯的著作內容翔實，論理嚴謹，深入淺出，為數學讀物中不可多得之珍品。其《虛數詳論》序曰：“純粹數學入室之功。在能逐處推廣。虛數者，推廣代數運算符號之一也。”該書“讀例”曰：“一是書凡分五章。一二章為虛數索原及其運算。用別形所得慕氏公式。致用最廣。其論形數則為圖解雜數運算張本。第三章推廣三角公式。第四章論三次方程式。末章論二項方程式。於n次單位根演論極詳。為近修大代數三角學所不及。”這本60餘年前的作品，至今讀起來仍使讀者興趣盎然。何魯的著作為西方近代數學在中國的傳播起過重要作用。他晚年還曾撰寫一部《數學自學叢書》，內容涉及從初等數學到高等數學的眾多內容，可惜未能終篇，便與世長辭了。

何魯還是我國早期科學社團的重要組織者和活動家。在法留學期間，創辦“學群”團體，後來“學群”併入中國科學社，成為我國早期重要的科學技術學術團體。1920年中國科學社呈准財政部撥南京成賢街文德里官產為社所，3月遷入，8月15日成立圖書館。這個圖書館是由何魯與胡剛復、竺可楨等名教授籌辦的，圖書均是由教授們私人藏書湊起來的，數量雖少卻多精品。對普及科學知識，培育科技人才起了積極作用。1935年7月中國數學會於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成立，何魯被選為董事會9位董事之一。大會還通過教育部關於審訂數學名詞的交議，並擬請陳建功、胡敦復、何魯、熊慶來、姜立夫、江澤涵等15人組成委員會。中國數學會還決定出版《中國數學會學報》和《數學雜誌》。前者由蘇步青為總編輯，後者由顧澄任總編輯，何魯、錢寶瓊、傅種孫等13人組成編委會。

20世紀前期，我國數學名詞術語由於翻譯各異，非常混亂，急需統一。1934年教育部決定審訂數學名詞，陳建功、何魯等15人組成委員會。經過近四年的努力，終於於1938年出版了我國第一部《算學名辭彙編》，為我國數學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何魯是解放前部聘教授之一，十分注意發現和選拔數學人才。1938年華羅庚任教西南聯大，在極其艱苦條件下完成巨著《堆壘素數論》。這部20世紀數論經典著作原稿送到中央研究院，無人能審，連原稿亦丟失了。後送教育部，交由何魯主審。正值盛夏，何魯冒著酷暑，躲在重慶一幢小樓上揮汗審勘。審閱中不時擊案叫絕，一再對人說：“此天才也！”閱后不僅長篇作序，還利用部聘教授之聲譽，堅持給華羅庚授予數學獎。1941年華羅庚終於成為國民黨政府第一次數學獎的獲得者。

何魯早年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在法國他又受到了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熏陶。1927年“四一二事變”時，何魯正繼胡適之後在上海任中國公學校長。面對蔣介石藉口清黨，製造寧漢分裂，大肆捕殺共產黨人，何魯公開發表演說：“蔣介石這一手做得很孬！蔣介石要闖禍！”事後陳立夫派特務到中國公學氣勢洶洶問何是否講過這樣的話，何魯義正辭嚴地講：“我說過蔣介石要闖禍的話。如果他不改正，他還要闖大禍！……”1947年東北戰場國共雙方重兵雲集，形成拉鋸戰。4月何魯等發起“重慶大專學校教授時事座談會”，到會者二百餘人。何魯首先發言：“二十多年前，我就說過，蔣介石做得很孬，要闖大禍；二十年後的今天，我說蔣介石做得更孬，要闖更大的禍！而且禍在眼前！”接著他列舉了二十多年來國民黨政府的貪污腐敗的種種事實，指控了製造內戰的禍首。何魯的慷慨陳辭，激起陣陣掌聲。次日，重慶各大報刊，包括《新華日報》均報導何魯等人的發言。

1934年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提倡禮、義、廉、恥。何魯對此曾說：“管仲教齊桓公，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實謂齊君不知禮儀，寡廉鮮恥；並非用以教老百姓者。老百姓誰不知恥？今當道自身寡廉鮮恥，而反以此約束老百姓，只笑話耳。”

1946年1月9日重慶《新華日報》登載如下新聞：“本社消息：褚輔成、許德珩、西恆諸氏，邀請重慶學術界人士舉行九三座談會。出席：何魯、劉及辰、潘菽、吳藻溪等二十餘人。……何魯的發言更為沉重，他慷慨指出，今日的中國，趙高太多……聽眾一致報以熱烈掌聲，歷久不息。”當時延安《解放日報》刊登了此條消息。解放后，何魯當上全國政協委員。有一次毛澤東主席接見政協委員，與何魯握手時還談及此事，對何魯說：“你的膽子不小！”

陳立夫當教育部長時曾約見何魯，表示願向蔣介石推薦何魯。何魯笑曰：“我見到他非罵他不可！你作介紹人，不怕嗎？”事後與朋輩笑談此事，他詼諧地說：“他要介紹我去給蔣介石‘排朝’，我辭以不夠資格。給蔣介石‘排朝’，要花鼻樑才合格。我的鼻樑不花，所以不夠資格。”聞者大笑。

何魯寓居重慶石鍾花園時，國民黨政府曾派人送去一套中將禮服和薪金，何魯拒之不受。1935年冬，何魯與一軍官同為一對新人證婚。何魯借證婚之機，說：“婚後要生子，中國是人口多，特別是軍人多。軍人多了就要出事，各據州郡，你爭我奪，神仙打仗，凡人遭殃。中國的事情辦不好，他們要負責任。擁兵多了，有大閥、小閥，鬧得不亦樂乎！兩位結婚生了娃娃，切忌不要娃娃當軍人，老百姓就安居樂業，幸福無窮！”這話惹惱了另一證婚武人，這位軍官氣洶洶地說：“將來生娃娃洗三朝的時候，要多用自來水把娃娃的腦殼好好沖洗沖洗，讓他頭腦清醒才好。不然，一個人腦瓜子不清楚，亂罵人，會惹事生非的！”

何魯曾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慷慨陳辭，痛斥蔣介石政府；何魯還曾在廬山當眾撕毀蔣介石的請柬，表示堅決不吃“奉諭飯”。何魯終於惹惱了當局。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何魯的名字列入了美蔣特務暗殺之黑名單。只是由於偶然的原因，何魯才倖免於難。

何魯是位數學家，還是一位詩人和書法家。

早年的勤學奠定了他的功底，家鄉的山水哺育了他的靈感，人生的閱歷又陶冶了他的情操。在教學生涯之餘，何魯又進入了詩的境界。他用詩詞記事、酬和，用筆端謳歌祖國的大好河山，抒發自己的激情。他留下的舊體詩詞達數千首。建國後部分已整理出版。

1935年與其兄何斗垣同游重慶北溫泉，曾寫道：

年來詩興已無多，不對名山懶放歌。

今日置身巴峽里，蟲吟泉吼也想和。

他在“秋興”其二中寫道：

葉葉題詩句，句句著香痕。

分明無怨曠，一心報國恩。

他曾贈詩於京劇藝術家程硯秋：

回首松江畔，相逢各盛年。

今茲藝益老，故人渺如煙。

田墅騰歡日，農民慶更生。

我慚鳴盛世，君宜譜新聲。

“詩言志。”何魯在詩歌中，獻出了一顆赤子之心：

添得建設磚一塊，百年休負有涯身。

何魯擅長書法。他在其硯台上銘刻銘詞：“終日相攜，形影不離。子不棄我，如式佩。”1954年，年已花甲的何魯在學俄語時，逐日把一本俄文日曆譯成中文，再用朱墨蠅頭小楷抄錄下來。字跡工整、清麗，一字未改，一筆不苟。何魯的書法先學顏、柳，后習歐、王，博採眾長，自成一家。他的楷書既有歐體的銳利俊麗，又融合了“二王”的筆意，還有漢碑的特色。據說何魯的書法傳到東鄰日本，頗受日本書法界的讚譽。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就很推舉何魯的書法藝術，曾盛情邀請何魯率書法代表團訪問日本。可惜由於何魯辭世未能成行，可謂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件憾事。

1973年9月13日，79歲高齡的何魯在書房伏案工作，突然心肌梗塞發作，手中緊握的筆尚未放下，便倒在了書桌旁，匆匆走完了79年的人生旅途。

創辦載英中學

何魯曾在重慶、廣安辦過三所中學，尤其是1939年2月在重慶唐家沱辦的“載英中學”（原重慶第46中學）以收留貧窮學生和因參加進步活動被外校開除的學生而聞名。何魯親自從左思《蜀都賦》中的名言“江漢炳嶙，世載其英”中取“載英”作校名，以表明他渴盼教育出人才的願望。當時何魯任交通大學和中央大學教授，由於他的名望和影響，該校彙集了許多優秀老師和進步人士，成為聞名重慶的一所新型的學校。何魯十分支持革命，不顧當局的種種阻撓，大力疏通《新華日報》在學校的銷量渠道，傳授進步思想，使學校的民主氣氛十分活躍。

全國解放后，何魯任重慶大學校長，同時還兼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委員，1957年調北京。2014年3月23日，何魯誕辰120周年。是年，重慶市第四十六中學恢復載英中學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