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強學堂

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是1893年張之洞為培養“精曉洋文”的外交人員，奏請清政府創辦的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國人自行創辦和管理的新式高等專門學堂。它揭開了近代湖北教育的序幕。1902年改名為方言學堂。

1893年11月29日，張之洞向光緒帝上奏《設立自強學堂片》。他認為“蓋聞經國以自強為本”、“自強之道，以教育人才為先”，故取“自強”二字。學堂位於武昌三佛閣大朝街口，開辦之初，設方言、算學、格致、商務四門，專門培養外語和商務人才。每門招生20人。1896年7月，鑒於中日甲午戰爭的教訓，自強學堂改訂章程，調整學科門類設置，強化外語人才的培養，算學改歸兩湖書院。格致、商務不再單獨設門，只作為課程附列其中。同時設有譯書局，併入了創辦於1892年的礦務、化學學堂，開創了自然科學專門教育。方言一門擴大為英語、法語、德語、俄語4門。每門招生增至30人。每門招生增至30人。

1898年，增加東文（日語），共計5門。

1902年，自強學堂由三佛閣遷至東廠口，同時改名為方言學堂。“方言”即“外語”之意。根據1904年1月，張之洞等人上奏並得到清政府認可頒行的《奏定學堂章程》中《各學堂獎勵章程》文件的規定，湖北方言學堂為“程度與高等學堂略同”的“外省方言學堂”，方言學堂不設總辦。課程設有地理、歷史、算術、公法、交涉等。

1911年3月，辛亥革命前夕，新任湖廣總督瑞徵認為學堂“風氣不端”，湖北提學使王壽彭認為經費無法支持。遂以教育經費緊張為由強令停辦，校產交武昌軍官學校使用。

1913年民國政府委派教育部視學，湖北都督黎元洪決定在東廠口原方言學堂舊址，延用原方言學堂師資及圖書設備，籌辦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

1923年6月，武昌高師評議會及主任會議決定：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改名為國立武昌師範大學。1924年2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更名。

1924年9月，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國立武昌師範大學又改名為國立武昌大學。

1926年冬，武漢國民政府將國立武昌大學與國立武昌商科大學、湖北省立醫科大學、湖北省立法科大學、湖北省立文科大學、私立武昌中華大學等合併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又稱國立第二中山大學），設有大學部和文、理、法、經、醫、預6科、17個系、2個部。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以原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為基礎，改建國立武漢大學。

光緒十五年（1889年）七月十二日，人稱“洋務殿軍”的張之洞調補湖廣總督。其間，張之洞在湖北傾全力於近代工業、商業的興辦，籌辦湖北織布官局、湖北槍炮廠，開採大冶、鶴峰的銅鐵礦，籌建亞洲第一家大型鋼鐵聯合企業——漢陽煉鐵廠。新式工商業的發展，急需大批新式的專門人才，張之洞由此萌生了創辦新式學堂——湖北自強學堂的構想。

光緒十五年（1889年）以前，湖北只有兩所容量極小、破敗不堪的舊式書院江漢書院和經心書院。張之洞就任湖廣總督后，在整頓修復江漢、經心書院的同時，開始著手創辦一所更新更大的書院——兩湖書院，設經學、史學、理學、文學、算學、經濟學等6門經世致用的新式科目。創建新的書院，必須要有豐厚的資金。當時湖北連年水旱災害，民窮財盡，以往書院經費來自鹽務所捐，此時已不能再抽取。同時由於張之洞在湖北大舉興辦近代工業企業，主要資金必須保證工業建設需要。在此情況下，張之洞想出從湖南、湖北茶葉厘捐中籌措經費的辦法。

光緒十七年（1891年）三月，軍機處發出一份公文，公文稱：“有人控告張之洞勸令茶商輸捐，修建兩湖書院經費，有礙商情。”上諭“如果屬實，自應裁撤，以恤商困。”由此引起不小波瀾。有人向張之洞獻計獻策，向張之洞稟稱：“兩湖書院原定商籍課額，本為南北茶商而設。商意在利，不在科名，不若即以所定商額改為通商西學，即延請華人之能西學者以訓誨之，專習各國語言文字。”張之洞認為正與自己“維持茶務本意適相符合，尚屬可行”。於是在同年5月13日致札江漢關道，令設方言商務學堂。張之洞在函札中稱：“應即於兩湖書院外另設學堂，設立方言學、商務學，專習各國語言文字及講求商物。”7天後，張之洞正式向光緒帝上《查明茶商捐助書院學堂經費商情樂從折》，陳述抽收茶捐創辦書院學堂經過，並報告“所有查明茶商捐助兩湖書院暨方言、商務學堂經費，與士林商務均有裨益，眾商樂從，並酌減捐數”。

兩個月後，張之洞又修改原兩湖書院和辦方言商務學堂的計劃，於7月21日致札鐵路局令修算學方言各學堂，稱：“照得算學最切實用，天文、地輿、水利、武備無不相需甚殷。至方言商務，亦為今日自強要圖。為願兼習化學、礦學等事，亦可就鐵政局觀摩考求。將來博習會通，成效尤大。為此札仰該局即便遵照籌議，將各種學堂規模、章程、定額若干名、經費若干兩，需屋若干間，酌擬大略圖呈候核定，一面即行委員迅速擇地估工興辦。”張之洞的這份函札，實質上是張之洞在湖北改造舊教育創辦新式教育的一份宏偉藍圖。

光緒十九年（1893年）十月二十二日，張之洞向皇帝上奏《設立自強學堂片》：“再治術以培植人才為本，經濟以通達時務為先。湖北地處上游，南北要衝，漢口宜昌均為通商口岸，洋務日繁，動關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緩，亟應及時創設學堂。茲於湖北省城內鐵政局之旁，購地鳩工造學堂一所，名曰自強學堂。分方言、格致、算學、商務4門。所需經費，暫就外籌之款湊撥濟用。”這份報告寄達京城后，光緒皇帝在報告上硃批7個大字：該衙知道了，欽此。自此歷經3年，三易其名，第一所近代新式學堂——湖北自強學堂，終告建立。

湖北自強學堂開辦不到一年，正趕上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緊接著張之洞調署兩江總督，駐節江寧（南京）近兩年。1896年3月，張之洞回任湖廣總督不久，鑒於甲午戰爭中國慘敗的教訓，對自強學堂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張之洞經深思熟慮，決定將自強學堂原設的4門課程進行調整，把算學一門移歸兩湖書院，停止格致，商務兩門，將方言一門擴大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4門，之後又增加東文（日語），共計5門。張之洞認為，唯有方言一門，“為一切西學之階梯”，學通了外文，“將來格致，商務，即可自行誦譯探討”。再是中俄、中日近鄰，“去冬以來，時局緊迫，兩文尤為切實之用”。

1896年，漢陽煉鐵廠招商承辦后，張之洞決定將原鐵政局內設立的化學學堂併入自強學堂，別為一門。張之洞認識到“西學事事，原本化學。化學愈精，則能化無為有，化無用為有用，而獲利亦因之愈厚”，“惟化學精奧，非不通西文者所能受業”。化學併入專門教習西文的自強學堂，如魚歸大海，兩相受益。

自強學堂增設譯書局，開創翻譯商務經濟書籍之風。張之洞認為“西書之切於實用者，充棟汗牛”，“方今商務日興，鐵路將開，則商務律、鐵路律等類，亦宜逐漸譯出，以資參考”。決定將翻譯刊布西書之事附入自強學堂中。近代史上著名人物汪康年受聘在自強學堂負責譯西書工作多年，還出版過著名數學家華蘅芳的專著多種，在社會上廣泛流傳。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頒布“變法”上諭，宣布實行“新政”。在此“新政”下，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下興學詔：“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切實整頓外，著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設中學堂，各州縣均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

作為後期洋務中樞的湖北，理所當然應該率先行動。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1902年6月3日），張之洞致札學務處“設立方言學堂一所，以城內舊日農務局屋舍充用。即將自強學堂原有學生移入，仍另行定章，分別去留”。自強學堂改名方言學堂后，選在東廠口原農務學堂建址。這裡北倚蛇山，南臨長湖，地勢高爽，風景宜人，是當時湖北諸學堂中最理想的辦學位置。

方言學堂較自強學堂規模擴大，學生數量增加。自強學堂時期，歷屆招生新生最多為120名。改為方言學堂后，明確規定英、俄、日、德、法五科，每科各招30名，共計150名。到了1905年2月，招滿3屆的在堂學生已達354人，這是自強學堂開辦以來人數最多的一年。同時增開課程達16門之多，計有人倫道德、經學、中國文學、外語、地理、歷史、算術、博物、物理化學、教育、理財、公法、交涉、繪圖、體操、兵操。

方言學堂雖屢遭厄運，仍為社會培養了不少的專門人才。自強學堂和方言學堂的學生畢業后，主要分佈在各省的教育、工業、商業方面，從事教學、翻譯及商務諸事。留在湖北的多在省城及府縣的實業中等學堂擔負外語、國文、歷史、地理、格致、教育、圖畫、體操、算學、經學等課程的教學。我國近現代史上許多著名人物也在這裡畢業和肄業。例如著名的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中光復新疆的主要負責人馮特民，著名民主革命家、史學家、《湖北學生界》的主筆劉成禺，著名的法學家馬德潤，著名的外交家沈翔雲、夏維崧以及陳篆、陳宦、趙恆惕等。

自強、方言學堂是張之洞親手悉心創辦的近代新試學堂，在當時就引起社會強烈的反響。湖南有識之士創辦的東山精舍，“仿湖北自強學堂成法，分科造士，教之以實事，程之以實功”。被認為湖北自強學堂與各同文館、實學館、水師武備學堂一樣“皆合中外學術相與講習，所在皆有”。著名維新人物梁啟超在其著作中也多次提到自強學堂，對這類新式學堂寄予厚望。

但清朝末年“國步維艱，外患日棘，民窮財盡”，宣統二年（1910年）九月，湖廣總督瑞澄等以湖北教育經費緊張為由，向湖北咨議局提出將方言學堂等學堂停辦的議案。宣統三年（1911年）二月，新任提學使王壽彭，認為經費無法支持，不顧咨議局的決議，斷然將方言學堂停辦。自強學堂從1890年春開始動議籌辦，1893年正式建成定名，1902年6月改名方言學堂，到1911年2月被迫停辦，前後歷經22年。

分齋：設立方言齋、算學齋、格致齋、商務齋。其中方言齋前身為1891年張之洞建立的專修商業外語的方言商務學堂。

資格：以“資性穎悟，身家清白，先通華文，后通儒書，義理明通，志趣端正”者為合格。

學制：改膏伙製為獎學金制、分科教學制。在堂修滿5年方可畢業。其中4年在堂學習，1年出國遊歷。

教習：英文、法文教習由華人充當；俄文、德文聘請俄員、德員為教習，並以華員為助教。

方針：務求實用、切忌空談。規定不習八股時文，學生不得吸洋煙，畢業后不得為洋行服務。

徠管理：學生必“以華文為根底，以聖道為準繩”；凡在誦堂時須聽教習約束，在齋舍時須聽提調約束；進堂以後，須專心致志，誦習本課，不準在堂兼作時文試帖，不準應各書院課試及歲科小試，但得請假應鄉試。

待遇：除飯食、書籍、紙筆等均由學堂供給外，每人每月給膏伙銀5兩。后取消了膏伙銀制度，而根據成績優劣發放獎學金。

張之洞於1902年撰寫了一首《學堂歌》，用以描述他在荊楚大地大力興辦新式教育所結成的累累碩果。這首歌在當時廣為傳唱，亦可視為方言學堂校歌。摘錄首尾兩段於此（全文見維基文庫）：

天地泰，日月光，聽我唱歌贊學堂。

聖天子，圖自強，除去興學無別方。

教體育，第一樁，衛生先使民強壯。

教德育，先蒙養，人人愛國民善良。

孝父母，尊君上，更須公德聯四方。

教智育，開愚氓，普通知識破天荒。

物理透，技藝長，方知謀生並保邦。

……

眾同學，齊奮往，造成楚材皆賢良。

文善謀，武知方，學中皆是國棟樑。

荀卿子，歌成相，此歌勸學略摹仿。

中國盛，聖教光，黃種尊貴日蕃昌。

上孝慈，下忠良，萬年有道戴吾皇。

張之洞1893年-1907年

總稽察姚錫光

首任總辦蔡錫勇（曾任中國駐美聯社使館翻譯，師從李善蘭）1893年-1897年

總辦張斯枸1897年冬-1899年5月

提調錢恂1893年-1898年9月

提調汪鳳瀛1898年-1899年4月

提調程頌萬（曾任嶽麓書院學監）1899年4月-1902年10月

提調程頌萬1902年10月-1905年春

首任監督梁鼎芳（兼任武昌知府）

首任會計庶務委員（總務長）馮台異（曾任唐河崇實書院山長，馮友蘭之父）

監督馨齡1905年春-1911年

監督曾廣熔1905年春-1911年

辜鴻銘著名國學大師和英國文學專家；

華蘅芳晚清著名數學家；

汪康年《時務報》創辦者。

在新疆響應辛亥革命的馮特民烈士；

趙恆惕湖南督軍；

夏維嵩曾任中國駐俄代辦。

1.學堂首次選送學生赴國外留學；

2.1896年，學堂附設洋務書局專司翻譯“西學”之書；

3.1898年2月，學堂首次派遣總稽察姚錫光出國考察，是甲午海戰後中國派往日本的第一個考察團；

4.1898年，學堂首次接待外國學者來校參觀訪問。

自強學堂從一開辦起便一改中國傳統書院“學不分專門”的舊習，仿照西方高等教育模式，在全國各學堂中率先實行分門（科）教學、按齋（班）授課的體制，開風氣之先，在全國範圍內起到了良好的示範帶頭作用，此後許多學堂“均仿自強學堂成法”，進行分科教學。自強學堂在當時社會影響較大，其成就與水平得到了許多專家學者如李端棻（《請推廣學校折》中寫到“格致製造諸學，非終身執業，聚眾講求，不能致精。今除湖北學堂外，其餘諸館，學業不分齋院，生徒不重專門，其未盡二也。”）、梁啟超等人的高度評價，後來《清史稿》也寫道：“查京外學堂，辦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強學堂、上海南洋公學為最。”（1902年，管學大臣張百熙關於“籌辦大學堂”的奏摺中所言）

學堂畢業生中有30多人成為辛亥革命志士，6位師生後來被推舉為“甲種”或“乙種”“武昌起義有功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