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伯魯
文伯魯
文伯魯（1886－1940年），字壽昌，重慶府巴縣冷水場人（今屬重慶市九龍坡區華岩鎮），世居重慶南紀門水溝巷。歷任巴縣中學監督（即校長）、夔府中學、重慶府中學堂教師、學監、重慶圖書館館長、川東師範學堂（今西南大學）校長、重慶大學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重慶大學創始人之一）、重慶大學教授等職，是享譽重慶乃至國內教育界的著名教育家。
文伯魯自幼聰慧好學，幼年入私塾讀書，即十分發憤，1902（壬寅）年參加清末科考，一舉中了巴縣第一名秀才。是年，清光緒帝下令推行新政，興辦新式學堂，選派優秀成績生員到國外留學，學富國強兵的方法。文伯魯和同里好友任鴻雋（字叔永）相約去美國，因父堅決不允出國讀書，失掉這次出國學習機會，視之為終身憾事。
1904年，他開始從教，後來由巴縣小學的國文教師直接調任巴縣中學監督（即校長），年俸銀50兩，維持家庭費用。兼之其父有病，家計維艱。但他生性曠達，從不以為苦，一面勤奮任教，一面嚴謹治學。以後又在夔府中學、重慶府中學堂執教。文伯魯教書誨人，更是悉心傳授，不敢稍有怠惰，因之，他的學生多有取得卓越成就者，胡子昂曾在巴縣中學讀書四年，是文校長在巴中執教時的得意門生之一。
1912年夏，鑒於重慶（巴縣縣治）缺乏文化設施，群眾精神文化生活匱乏，他與友人共同籌款募書，將“重慶書報社”所藏書籍及“字水書院”遺存的書籍一併接收過來，租佃市中區神仙口的文昌宮（今東華觀附近）設為館址，創辦成圖書館，這是重慶第一家公共圖書館，供眾閱覽，開啟民智，此時的圖書館定名為“重慶圖書館”，公推文伯魯為館長。次年，他又與巴縣教育會長周文欽合作，建起了巴縣圖書館（今重慶巴南區圖書館）。
其時，四川省“蜀學會”重慶分會亦設在該館內，正副會長王子固、向仙喬（向楚）、胡汀帆常在此聚會議事。革命的功用再次加強了圖書館在戰時的地位，但也給後來的查封的隱患埋下了伏筆。也是在這同一年，九月的一個下午，陰風驟至，黔軍和袁軍長蛇直入巴縣龍崗、界石，直逼重慶。寧靜安謐的圖書館，也難逃劫難，無奈地浸淫在戰亂的硝煙戰火里。越二年，袁世凱復辟帝制，討袁軍起，重慶響應。隨後，四川當局遂將“蜀學會”誣為叛逆，認定重慶圖書館為秘密機關，委派劉存厚來重慶處置，將文伯魯私產沒收，圖書館也一併查封。何日是一個盡頭，誰也預料不及的。漫漫長夜，期待黎明的曙光。1916年，袁世凱倒台，一出歷史鬧劇，就這樣畫上一個句號。黨禍解除了，冤案平反了，文伯魯館長的私產及圖書館圖書器物，始獲發還，此時寂清的安然，倒有些悲欣交集。
1918年，文伯魯任川東師範學堂第八任校長（1918年10月-1921年7月），他不僅治學有方，教學盡責，而且十分愛惜人才，熱心勉掖後進，對成績優秀而家境貧寒的學生，總是竭力資助，如後來成為知名教授的向宗魯就曾得他的關懷和濟助，向宗魯在四川大學為祖國造就不少人才，如楊明照、王利器、屈守元等弟子成就斐然。
1928年重慶地方士紳和學者發起籌辦重慶大學，文伯魯為籌備委員。重慶大學成立后，他又在該校執教多年。1935年5月，當時四川省政府教育廳決定將重慶大學文學院、農學院併入四川大學。10月，該兩院正式併入四川大學。文伯魯不願遠離家鄉，辭不就聘，乃薦門人向宗魯前往川大。文伯魯晚年，妙手行醫，仁心濟世，樂此不倦。
比文伯魯小十二歲的向宗魯，是巴縣白市驛龍鳳鄉人氏，幼年父母早逝，寄養於族兄家中。也許是少無雙親，家無恆產，八歲進入私墪的向宗魯，讀書發憤，努力上進，小小年紀，能講解文義，讀書過目不忘。1909年就讀於川東師範學堂，經龔秉權（前清舉人）、梅際郇（前清舉人）、文伯魯等名家指教，精研經史文學，並於1911年入成都存古學堂（次年更名為四川國學院）深造，深得經學大師廖平（字季平）之器重。從1930年起，向宗魯先後在重慶大學、四川大學任教授、中文系主任，在教學及著述方面均有傑出成就，但向宗魯不忘文伯魯的知遇之恩。
何魯1894年生於廣安縣。1904年考入成都機器學堂。畢業后，被保送入南洋公學，繼入清華就讀。1912年赴法國里昂大學深造，1919年成為第一個獲得科學碩士學位的中國人。何魯懂英、法、德多國語言，詩詞書法，極有功力。培養了著名物理學家嚴濟慈、吳有訓、錢三強等一大批弟子。文伯魯與向宗魯、何魯三人，在那個時代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常在一起談國事，話教育，探索中國光明之路。
文伯魯雖是文人雅士，但十分關心國是，對時局有獨到的見解，並積極投身於革命活動之中。
文伯魯在重慶府中學堂任教時，同盟會重慶支部的領導人楊庶堪（即楊滄白）為重慶府中學堂監督，當時以楊庶堪為首的同盟會員佔據了重慶文教界，並將同盟會重慶支部設在學校內，以此為基地開展活動，文伯魯同張培爵志同道合，秘密相約，加入同盟會，從此步入革命行列。1911年，楊庶堪登高一呼，四川各地盟員便齊集重慶。是年11月22日，楊庶堪與張培爵、朱之洪等人領導重慶辛亥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在重慶、川東地區的統治政權，宣布重慶獨立並通電全國，11月23日重慶蜀軍政府成立。
重慶光復后，張培爵任蜀軍政府都督，曾聘請文伯魯作夔關監督。夔關是長江上的重要關口，對過往川江的商船徵收商稅，其通關厘稅一直是四川第一大稅收來源，全省最主要的財政支柱。在舊時官場中，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肥缺。但文伯魯恪遵父訓“不做官、不要錢”，婉辭不受，轉薦同盟會員燕梓材擔任此職。重慶起義不久，楊庶堪出川追隨孫中山先生繼續革命，文伯魯即接替楊庶堪出任重慶府中學校長。1913年，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熊克武起兵討伐袁世凱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胡景伊。文伯魯在教書育人同時，仍心繫國家安危，1915年，袁世凱陰謀稱“中華帝國皇帝”時，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和反對，全國各地反袁浪潮蜂起，文伯魯亦奮起聲討，援筆親撰《討袁檄文》，痛斥袁世凱禍國殃民的罪行，發表在《商務日報》上，社會輿論為之轟動，不少文士擊節稱快。但文伯魯因作此文措詞犀利遭到緝捕抄家的大禍。那時，他的莫逆之交陶闓士寫了一首慰友詩，用以勸慰老友，並鳴不平。詩曰：
文子巴山秀，門前春水生。
興來三日醉，老去一橫經。
身隘屠龍志，兒皆作鳳鳴。
哪堪重陽九，喑口代躬耕。
註釋：
隘：通“溢”，充盈之意。
口：疑漏字。代躬耕：謝靈運《初去郡》：“廬園當棲岩，卑位代躬耕。”
《巴縣文史資料》第三輯，1986年
文伯魯一生有三大建樹：一是辛勤地教書育人，桃李競芬芳；二是研究經學，造詣頗深；三是晚年悉心鑽研中醫學，以醫技普濟眾生，因醫術精湛，得到“儒醫”稱號。
他早年與陶闓士、龔秉權（即龔春岩）、賴以庄相交甚契，過從甚密，時相唱和詩詞。
1920年，文伯魯任川東師範學校校長時，駐防重慶的軍閥劉湘曾親自到學校，敦請他去擔任軍部秘書長，文伯魯以矢志教育，無意軍務為由，婉拒不就。當時，四川軍閥割據，混戰不休（四川從1912年到1933年，共發生大小軍閥混戰四百七十多次），生靈塗炭，民不聊生。文伯魯不願同流合污，之後辭去川東師範校長職務，從此不再擔任行政工作，致力於學術研究。
文伯魯治學嚴謹，對《詩經》研究尤為精深，文章簡潔明暢，為著名文學家趙熙所稱許。他所存手稿甚多，但謙抑不肯輕易示人。1918年1月，經學大師章太炎奉廣東軍政府命來渝謀商國是，住在重慶中營街向楚私宅，得讀《討袁檄文》，也備極稱賞，以為是不可多得的妙文。文伯魯晚年，專心研究中醫學，欲窮究竟，醫理頗精。他於1933年曾在成都參觀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的解剖室，與院長莫爾斯(William R.Morse)教授交談，介紹中醫中藥的優越性，由於論述精闢，使莫爾斯讚嘆不已。文伯魯在研究中醫學時，特在重慶開設一藥房，囑二弟文仲宣（巴渝名醫）在此掛牌行醫，文伯魯也有時應診，因醫術精湛，得到“儒醫”雅號，他曾自撰楹聯，聯曰:
受一廛而為民，高蹈未就，所業期於人有濟;
經十載仍似舊，美成在久，此心原與世無爭。
文伯魯一生勤奮好學，篤志敦行，敝屣名利，厚德載物，堪為一代師表。無論從教從醫，志在救民濟世，終因生不逢辰，壯志難酬，1940年遽然病逝。國學大師馬一浮曾題寫文伯魯先生像贊，贊曰：
文伯魯
窈而穆者其容，淵而藏者其胸。
嘉有子之肯構，孰抱璞而永終。
——蠲叟敬題
（《馬一浮集》第二冊，274頁）
文伯魯藏書極多，達數千卷，其中有宋、明善本及國內外珍本，尤以門人向宗魯購贈的《中醫診斷學》日本手抄本最為珍貴。解放后，他的長子文德陽將藏書全部捐獻給國家，其中《中醫診斷學》日本手抄本一冊及其他診本兩冊由次子文復陽捐獻給重慶市衛生局。
重慶城實際上就是老巴縣的地盤，巴縣建縣還早於重慶府建府628年，重慶府治又在巴縣縣治領域內異名而同城達七百四十餘年。巴縣與重慶曆來是郡、州、府、縣同城而治，在以前可以說重慶即巴縣，巴縣即重慶。巴縣同重慶的分出是在上世紀初。《巴縣誌》就是編寫老重慶志書的根底。長久以來，本埠史家曾多次修繕《巴縣誌》，均因種種原因未得大成。民國14年（1925），文伯魯受聘參加編纂《巴縣誌》，負責編纂兼總校，主纂《工業》、《交通》、《商業》篇。與著名學者向楚、梅際郇、陶闓士、龔春岩、賴以庄等一起共事，經過四年努力，終於完成《巴縣誌》的刊訖工作，凡23卷，附文征1卷，共24卷。重修的《巴縣誌》雖對清朝舊志有所參閱，但體例構架，因時制宜，新增"工業"、"商業"、"交通"、"軍警"、"交涉"、"自治"、"學校"、選舉"、"市政"、"物產"、"事記"、"蜀軍革命始末"，實為舊志所無。《巴縣誌》被譽為民國以來國內稀有之名志，博得學界交口讚譽。至今，學界專家學者想要研究重慶的歷史風物，民國《巴縣誌》仍是不可或缺的參考書。上世紀八十年代，巴縣人民政府，組織了本埠的專家學者，對民國《巴縣誌》進行了篩選，加了簡要的註釋，方便了仿人使用這部皇皇巨著。可惜受當時左的思想影響，刪減許多不應當刪減的內容，有損全書的完整嚴密。
歷史文化名城重慶市的文化遺產是植根於老巴縣文化基礎之上的。巴渝鍾靈毓秀，人傑地靈，世載其英。從兩漢以來文教之興，名士迭出，燦若繁星，更僕難數。遠有馮時行、蒲國寶、蹇義、江朝宗、劉春、王應熊、王爾鑒、廖春瀛，近有鄒容、朱之洪、楊庶堪、梅際郇、向楚、周文欽、文伯魯、陶闓士、任鴻雋、向宗魯、胡子昂……，他們或封疆大吏、或入值中樞、或執掌學宮、或鼓吹革命；或以教化育人為己任，並致力於宣德達教，博化篤俗；這些巴地前輩賢達，其言為世范，其行為表則。“高劭足以振玄風，功業可傳國垂世”。（語出《華陽國志》）
二十世紀初葉，重慶文教界曾廣為流傳著“四大金剛”之說。所謂的“四大金剛”，並非橫眉怒目的赳赳武夫，反倒個個都是飽讀詩書，溫文爾雅的大學問家，這四位學人即向楚、文伯魯、梅際郇、陶闓士。1933年，巴縣成立文獻委員會時文伯魯任委員，他學識淵博，品德高尚，深受人們的尊崇敬重。
1940年夏，清貧一生的文伯魯因病去世，享年僅五十有四。但他為重慶以及我國的教育事業所做出的傑出貢獻，卻銘刻在歷史的豐碑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