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觀念

柯林武德在導論中開明宗義提出：“本書是歷史哲學的一種嘗試。”“我在這裡所努力做的就是對歷史學的性質做一番哲學的探討。”為此，他對歷史學的四個基本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歷史學的定義是：史學是一種研究或探討：歷史學的對象是人類“活動每跡”，即弄明白人類在過去的所作所為；歷史學家是通過對征據的解釋而進行研究的；歷史學的作用是“為發”人類的自我認識，其價值就在於告訴我們人已經做過什麼，人是什麼。今天存在的那種歷史學是4000年來形成的。那麼，它是怎樣發生的，經過哪幾個階段，該書第一至四編回答了這些問題。

第一編：希臘一羅馬的歷史編纂學。柯林武德指出，發源於地中海和美索不達米亞的近東、北非海岸地區的歷史學是一種准歷史學，因為這些陳述並不是對問題的答案，而僅是作者已知的東西，它所記載的不是人類的活動，而是神明的活動，因此可稱之為神權歷史學。准歷史學的兩種形式（神權歷史學和神話）統治整個近東直至希臘興起為止。

“與此相比，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的著作把我們帶到了一個新世界”。希臘史學不是傳統，而是研究，不是神權主義的，而是人文主義的。“歷史學”是一個希臘名詞，原意只是調查和探究。希羅多德採用它作書的標題，從而標誌著一場文學革命”，使希氏本人成為歷史學之父。這種轉變是與希臘人生活的特定條件密不可分的。但是，他們又不可能把歷史學當作科學，而僅當作知識的集台，因而存在歷史目光短淺、題材局限等缺陷。希羅多德風格是平易、流暢而有說服力的，而修昔底德的風格是粗硬、造作而令人反感的。因而後者不是前者史學的繼承人，而是一個把前者的歷史思想掩蓋並窒息在反歷史的動機之下的人。在希臘化時期，斯多葛派把世界作為一個單一的歷史單位，則是其典型特徵，它創造了普世歷史觀念的希臘主義。到了波里比烏斯時代，新型歷史觀成熟了。“他使用了歷史學這個詞，這是現代意義上的使用，……這是第一個主張為這門學科本身進行普遍研究的鼓吹者。”

波里比烏斯的史學思想傳入羅馬。李維所述的羅馬史，在羅馬人心目中就不是“許多種可能的特殊歷史中的一種，而是普通的歷史了，是唯一真正的歷史現實的歷史，即普遍歷史”。“而作為一個歷史史獻的貢獻者，塔西佗就是一個巨人，但他是否是個史學家值得懷疑。因為他刻畫有物人損於真實。”

希睹和羅馬歷史編纂學的特點：一是人文主義的，是人類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與失敗的歷史；二是實質主義的，這是它的主要缺點。因為它建立在一種形而上學體系的基礎上。

第二編：基督教的影響。柯林武德認為，公元0～5世紀是歐洲歷史編纂學的第二次轉折。這一時期。基督教揚棄了希臘—羅馬史學的兩個主導觀念。基督教的歷史學認為歷史的過程並不是人類的目的，而上帝的目的的實踐，因而歷史過程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具有同樣性質。“根據基督教的原理撰寫的任何歷史，必然是普遍的、神意的、天啟的和劃分時期的”。

專門致力研究這種觀念的中世紀歷史編纂學的“偉大任務”就是要發現和闡這種客觀的或神的計劃這一任務，歷史學應依照上帝的啟示，向人們解答上帝過去的，未來的所作所為。可見，“神意在歷史中的作用得到了承認。但它卻是以一種再沒有任何留給人類去做的方式被承認的”。歷史學家們陷入了自以為能預示未來的錯誤之中，“傾向於在歷史本身之外去尋求歷史的本質，辦法就是使目光脫離人類的行為以便窺測上帝的計劃”。

“中世紀結束時，歐洲思想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對歷史研究進行一番嶄新的定向。”“於是隨著文藝復興，人們就又回到一種基於古人看法的人文主義歷史觀上面來。”史學思想又一次把人放在它的畫面上的中心地位。歷史變成了人類激情的歷史，被看作是人性的、種必的一種必然體現。這場運動的積極成果，首先見之大舉清除中世紀歷史編纂學中一切幻想的和毫無根據的東西。17世紀初，培根就提出“記憶主宰著歷史學”，也就是說歷史學的主要工作是以其具體事實追憶和記錄過去。而笛卡爾根本不相信歷史是知識的一個分支。他的懷疑主義導致17世紀下半葉笛卡爾派歷史編纂學的出現。這個新學派是以系統的懷疑主義和徹底承認抵制原則為基礎的。

笛卡爾學派的反歷史傾向，恰恰導致了它的跨台。強大的反笛卡爾運動於18世紀初興起。第一次進攻是由維科發起的。他根據Verum—factum（真理一事實）的原則，提出歷史是人類社會和他們的制度的發生和發展的過程，歷史在某些時期具有普遍性質，它的周期性運動並不是周而復始的一種單純的循環，不是一個圓而是一個螺旋。“在這裡，……我們第一次看到了一個完全近代的觀念。”

“第二次——而且就其歷史影響的所及而言，對笛卡爾主義是遠為更加有效的攻擊——是洛克學派所發動的攻擊，它在休謨的身上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一派對哲學朝向歷史學重新定向作出了貢獻：一是否定天賦觀念而堅持知識來自經驗，二是否定了有意溝通所謂的觀念和事物之間的鴻溝的任何論證，三是否定抽象觀念並堅持一切觀念都是具體的。

這兩次進攻為啟蒙運動中“人類普遍的歷史”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第三編：科學歷史學的濫觴。柯林武德認為，科學的產生，需要兩個前提：一是歷史學的視野必須放得開闊，二是人性作為某種一致的和不變的東西這一概念，必須加以抨擊。浪漫主義運動之父盧梭及其後繼者赫德爾提出的種族差異論認為。不同的人種所遺傳下來的心理特徵亦是千差萬別的，不同種族的社會政治制度之間的差異正源於上述心理差別。而康德的自然規律和自然計劃“二者平行論”把歷史描繪成人類精神自我發展的過程。康德的兩位學生席勒和費希特亦未能跳出他們的先生所設下的臼巢。

“由赫德爾於1784年所開始的歷史學運動，到黑格爾而達到了高峰。……任何只讀過他這部《歷史哲學》本身的人，都不能不認為它是一部深刻獨創性的和革命性的著作，在書中歷史學第一次充分成熟地走上了哲學思想的舞台。”他提出了一種新歷史學，叫做歷史哲學。”但是歷史哲學對他來說並不是對歷史的一種哲學反思，“而是把歷史本身認為一種更高的勢力並使之變為哲學的而不是單純經驗的東西”。“這種哲學性的歷史將是一一部人類的普遍的歷史”，“而且將顯示從原始時代到今天的文明的進步”。

“十九世紀的歷史學並沒有放棄黑格爾的這一信念：歷史是有理性的．……。”他的弟子之一馬克思“把黑格爾的辯證法的頭腳倒置過來”，把“黑格爾已往宣布從自然科學的管轄之下解放出來了的歷史學，又一次隸屬自然科學的管轄之下”。然而“歷史學的實踐在十九世紀里變得愈來愈加懷疑所有的歷史哲學都是些毫無根據的臆測。這一點和那個世紀之普遍傾向於實證主義有關”。實證主義認為研究自然和歷史包括兩件事：首先是確定事實，其次是構成規律。

在第四編：“科學歷史學”中，柯林武德分別考察了英、德、法、意等國科學歷史發展的概況。在英國，布萊德雷於1874年寫成的《批判歷史學的前提》一書，揭開了考據歷史學的序幕。他的史學思想的出發點是：“實在所包括的既不是孤立的特殊，也不是抽象的一般，而是分別的事實，這些個別事實的存在乃是歷史性的。”布萊德雷的思想造就了威爾遜和牛津的實在主義及羅素和劍橋的實在主義，導致19世紀晚期歷史研究中普遍出現的蔑視歷史哲學的傾向。

值得一提的是與上述傾向格格不入的史學家伯里。在其前期研究中遵循了“歷史就是有關個體的知識”這一準則，但在後期則陷入了“歷史是偶然性”的組合的泥沼。“代表著歷史學思想通過從內部來對它的原則進行哲學批評而由實證主義階段轉變到理想主義的階段。”與奧克肖特氏相對照，湯因比的《歷史研究》“重申”了實證主義。湯因比認為歷史的主題是人類某些單元，研究對象是各種文明。一個文明的衰落也是另一種文明的興起，“只是歷史學家個人缺乏知識或同情心。才阻礙了他看到無論任何歷史過程都有這一雙重特徵，即它同時既是創造性的而又是破壞性的”。

在德國，“到19世紀末，人們對歷史理論而特別是歷史學與科學之間區別的性質，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且此後目益增長”。著名的哲學史家義德爾班認為，“科學以總結普遍規律為其目的，而歷史則以描述個別事實為其目的”。這樣，歷史學就以全盤被驅逐出知識的領域而告結束。哲學家齊美爾看到，自然的事實與歷史的事實並不是同一意義的事實，後者不能被感知或實驗，“歷史學家面前所有的一切只是文獻和遺跡，他必須想方設法從其中重新構造出事實來”，“歷史是一種精神的東西，是一種人的個性的東西……”可見，齊美爾沒有完全擺脫實證主義的影響

20世紀初。近代德國傑出的史學家邁耶在他的論文《歷史學的理論和方法論》中，徹底地批評實證主義的傾向，“把歷史設想為一種從外部所看到的純粹景象，而不是一種過程，——即歷史學家本人既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又是對它的自我意識。歷史學家與他的題材之間的密切無間的全部關係就消失了，歷史重要性的概念就變得沒有意義了”。因此，柯林武德一針見血地指出：“邁耶的有賴於選擇重要事件的歷吏學方法的原則，也就消逝於一縷輕煙”。

可以說。“法國這個實證主義的發源地也是實證主義受到最堅強和最出色的批制的國家”。現代法國哲學家拉希利埃的中心思想是知識本身就是自由的一種功能這一觀念，“而柏格森對意識的分析就為歷史理論提供了一種有價值的貢獻”，近代法國歷史編纂學沿著他的著名法則，“立足於運動”而前進，於利昂的《高盧史》、艾利·阿累維的《英國人民史》便是明證。

就義大利而言，19世紀湧現出以羅齊為代表的傑出史學家。1893年他27歲就寫出使他一舉成穭的論文《納入藝術慨念之下的歷史學》，從根本上否定了歷史學是一門科學。在他心目中，“真正的歷史對純屬或然的、或者純屬可能的東西是不留餘地的；它允許歷史學家所肯定的，就只是他面前的證據所責成他去肯定的東西”。

第五編“后論”實質上是柯林武德本人的歷史觀的反映。在這裡，柯林武德對歷史學的本質、歷史學的基本特徵、歷史學的社會作用進行了精闢的分析，因而這篇“后論”是把握作者思想的關鍵。

作者堅持這一論題，“研究自然的正確道路是靠那些叫做科學的方法，而研究心靈的正確道路則要靠歷史學的方法……。歷史學就是人性科學所自命的東西”。因而，一切人類的行動都是歷史學的題材，當然歷史學家並不關心人們的吃、睡等自然過程，而關注人們的思想及其創造過程。從這個角度說，歷史學是“作為心靈的知識”。另一方面，歷史學既不同於科學也不同於抽象，而是將二者結合起來的“第三種東西”，它最本質的東西是記憶和權威，由此構成”一種想象的網”。這張“網”的特徵是：（1）它必須在空間和時間；（2）一切歷史都必須與它自己相一致；（3）歷史學家的“圖畫”與叫做證據的某種東西處於一種特殊的關係之中。

那麼，這種歷史的證據有哪些，柯林武德羅列了推論（包括演繹和歸納兩種）、證詞、“剪刀加漿糊”等類型。並指出，依賴上述證據的歷史學都不是真正的、科學的歷史學。歷史學的真諦是：“歷史學家必須在他自己的心靈中重演過去”。因而。“只有能夠在歷史學家的心靈里加以重演的東西才是歷史知識”。它包括兩點，一是經驗，二是思想。離開了這兩點，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歷史。這就決定了歷史思維的特徵是反思。歷史研究的終極目的是獲得自我認識，求得人類的進步。

該書是作者死後，由其所寫講稿、演說等編輯而成。柯林武德想過要寫一本書來說明歷史這個概念的發展，書名就叫做 《歷史的觀念》。但是1943年1月，柯林武德英年早逝，這令他無法完成《歷史的觀念》。《歷史的觀念》是由他的學生諾克斯根據他遺留下來的手稿整理編輯出版的。

《歷史的觀念》主要源於兩部分手稿，一部分是一組題為“歷史哲學講稿”的演講稿，這是柯林武德在1936年前兩個學期寫作和講授的。1940年，柯林武德對講稿進行了修訂，並以“歷史的觀念”為名又講授了一次。

第二部分手稿即《史學原理》，其性質就不一樣了。柯林武德原想將它當做一本單獨的書。但是柯林武德終未完成，后被諾克斯收入《歷史的觀念》一書中。

柯林武德在《歷史的觀念》中表述了一種唯心主義史學理論觀點。儘管在解決傳統史學困境的有效性方面，其觀點是有待商榷的，卻體現了其一貫的現代主義立場。兩相比較，後現代主義歷史哲學呈現的學術邏輯是：問題意識鮮明，過程意識缺乏；將歷史本體置於形而上的“物自體”地位，使其對歷史寫作與構思層面的制約力缺乏；重視文本與語言在歷史寫作中的地位，使之成為研究者可以無限釋讀的對象，史學研究應有的學術敬畏之心缺乏。

一、關於柯林武德中心論點

柯林伍德在西方史學中佔有重要地位，自從被介紹到國內開始，他的思想便給人以強調主觀因素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的印象，《歷史的觀念》告訴讀者柯林武德的中心論點：“哲學是反思的”。因為它的任務不僅是要思維某種客體，而且要思維這一思維著某種客體的思維。因此哲學所關懷的就並非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對客體的關係，它既關懷著客體，又關懷著思想。歷史學家的思想固然會對歷史認識產生巨大影響，但絕不能因此說歷史完全是歷史學家主觀杜撰出來的東西，無論歷史學家是否去撰寫歷史，歷史都是不依賴於歷史學家的思想而客觀存在的，歷史學家的歷史認識能否符合客觀的歷史真實既取決於現實條件的限制，又取決於歷史學家本人在現實實踐中形成的歷史觀是否正確。

二、關於剪刀加漿糊式的歷史學

在論述“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這個命題之前，柯林武德首先批判了以往的歷史學方法，並把它們歸為剪刀加漿糊的歷史學。所謂剪刀加漿糊式的歷史學，是指歷史學家根據自身的需要，摘錄和拼湊各種不同的權威們的證詞而建立的歷史學。柯林武德認為它根本就不是歷史，因為它並沒有滿足科學的必要條件，只是單純的摘抄和編排前人的東西，缺乏主動的思維。如果一旦權威的證詞相互抵悟，歷史學家就無所適從，這種史學從古典時代一直延續至今，19世紀的“批判歷史學”並沒有改變它的性質，只是把它修補的更加精緻和完善。柯林武德號召要在歷史學領域裡進行一場“培根式”的革命，來清理這兩類研究方法給歷史學帶來的負面影響。他認為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話一自然科學家必須要“質問大自然“一開啟了自然科學的新時代，培根認為，科學家必須採取主動，為自己決定他想要知道什麼，並在他自己的心靈中以問題的形式總結出這一點：而且還要找到迫使自然做出答案的手段。柯林武德認為這種方法同樣適用於歷史學。但柯林武德認為，這種方法完全是參照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所建立的，首先收集歷史事實，然後尋找規律，進而建立理論，也就是在已經收集到的事實裡外推出可以分辨的模式來，最後把這些模式外推成為一種有關普遍歷史的理論。這只是剪刀加漿糊式的歷史學的垂死階段，因為它們無法告訴讀者除權威的證詞之外的東西，只不過是把現成的情報從一個心靈轉運到另一個心靈里，毫無創造性。因此這兩種歷史學都會被一種新的歷史學所取代，這種歷史學就是柯林武德所提到的人性的科學，而這一切，又是以他的核心命題“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為切入點的。

三、關於人性科學

柯林武德所謂的人性科學是一門關於人的自我認識的學科。他認為歷史學是基於反思所肯定的心靈事實，是心靈科學，精神科學，也是一種人性科學。因為如果沒有這種自我認識，那麼人們關於其他的事物的認識也是不完整的，各種知識所建立起的基礎也是不牢固的，但這種自我認識並不是關於人身體的性質，也不是關於他心靈知識。而是關於他的認識能力與理解力，或是他的思想，或是他的理性的知識。關於如何獲得這種知識，自洛克到柯林武德所處時代的哲學家們都有過不同的嘗試，但無一例外都失敗了，柯林武德認為，他們失敗的原因在於“人性科學”的研究方法被自然科學的類比所歪曲，17、18世紀自然科學的發展突飛猛進，給人們的生活與思維方式帶來了極大的改進，因此把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應用到每一種問題上在當時看來都是正確的。長期以來史學研究方法都是在自然科學的蔭庇之下成長起來的，史學對自然科學的模仿，使得專業史學家有意無意之間強烈地傾向於以自然科學的思想方法治史，乃至史學有向自然科學看齊的趨勢。但事實上，自然科學與人性科學二者無論是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都有著本質的不同，這就要求學者要正確的區分自然科學與人性科學。

四、關於歷史科學與自然科學

柯林武德認為歷史科學與自然科學同屬於科學，因而都基於事實，但作為兩者對象的事實，性質卻大不相同。他說：“一切科學都基於事實，自然科學是基於由觀察和實驗所肯定的自然事實；歷史科學則是基於反思所肯定的心靈事實。”他認為，同自然科學相比，歷史學所要研究的對象是人事，歷史也就是人事的歷史，自然並沒有歷史。自然科學家研究自然現象時，沒有必要研究自然是在怎麼想的，但是歷史學家決不會只關心這兩個之中的任何一個，而把另一個排除在外，他進行研究的不是單純的事件，而是行動。人的行動不光包括它的外在表現，重要的是它還包括有行動者的思想和動機。柯林武德說：“自然的過程可以確切地被描述為單純事件的序列，而歷史的過程則不能。歷史的過程不是單純事件的過程而是行動的過程，它是一個有思想的過程所構成的內在方面。”而歷史學家所要尋求的正是這些思想過程。因此歷史學的對象就不是單純的歷史事件，而是“歷程”。歷史事件有始有終，但歷程卻無始無末，它只存在著形式的轉化。“歷程P1轉化為P2，但兩者之間並沒有一條界線標誌著P1的結束和P2的開始，P1並沒有而且永遠也不會結束，它只是改變了形式稱為P2，P2也並沒有開始，它以前就以P1的形式存在著了。因此，P1的遺跡不是P1的死掉的殘骸，而是仍然是活生生起作用的P1本身，只不過是被納入了另一種形式P2而已……這就是柯林武德所謂的活著的過去。而這種P的存在，正是思想的載體。”歷史與自然科學二者所適用的因果律也有差異，這也是歷史難以把握的原因所在，柯林武德依據自己的經驗認為，權威在敘述某個過程或思想時，因為某種原因必然會在這個過程或思想的內部各環節留一些空白沒有加以描述，但這些空白是包含在權威們關於這個過程和思想的描述之中的，歷史學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標準，運用自己的方法準則和他自己對於相關性的信條來填補這段空白。當然史家的發揮是在不影響其真實性的前提下進行添補，此書中柯林武德稱之為“構造”。

同時，他的理論也存在明顯的缺陷：

首先，他的理論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不夠明晰，有的缺乏科學規定，這就往往導致某些理論的混亂、諸如他所謂的“理解”、“重演”等等，究竟作何解釋，並沒有闡明。這是他理論的薄弱性所在。其次，他截然劃分並割裂科學方法與史學方法有絕對他的傾向，甚至不承認歷史本身也有像自然規律那樣的客觀規律。應當說，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之間並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它們之間互相滲透、影響、利用並促進著。再次，柯林武德試圖建立一種與傳統史學相對立的、無所不包的、無所不能的史學，卻僅僅局限於對史學進行方法和知識論的考察，遠遠沒有對歷史規律本身作出任何結論，從這一意議上說，柯林武德對史學史上的古往今來“評頭品足”，卻拿不出博採眾長的建設新型史學的“圖紙”。

《歷史的觀念》自問世以來，成為史學理論家們所關注的重要著作之一。沃爾什、魯賓諾夫、戈爾登斯坦、杜森等西方史學家都曾擔文評述。這也足見該書影響之深廣。

柯林武德在《歷史的觀念》中對以往史學的批判，對哲學的界定，在歷史認識論的發展上有著重要的學術意義和價值，標誌著歷史哲學的研究方向從歷史本體論轉為歷史認識論上來。

出版信息

《歷史的觀念》現有兩個編本。一個是諾克斯在1946年編輯出版的版本。這個版本的主體內容是，柯林武德1936年所作的歷史哲學演講，演講主題是從古希臘到其所處時代的史學史。還有《史學原理》手稿中的部分內容，以及他當時已經發表的論文《歷史學想象》（1935年）和《人性與人類歷史》（1936年）。另一個是杜森於1994年編輯出版的版本。杜森編輯的版本，仍以諾克斯版本的內容為主體，另外增補了三篇文獻，分別是《歷史哲學講稿》（1926年），《緒論：某某哲學、特別是歷史哲學的觀念》（1927年）和《歷史哲學綱要》（1928年）。這三篇文獻表明了早期柯林武德對歷史哲學的思考，有利於讀者認識其歷史哲學的發展脈絡。

羅賓·喬治·柯林武德1889年2月22日於英國蘭開郡。他13歲以前受其父親，畫家兼考古學家w·G·柯林武德（1819～1900）的家庭教育，1908年入牛津大學，1912年被選為牛津大學導師，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被征從事戰時工作，戰後重返牛津彭布魯克學院，任研究員，1934年被選入皇家學會，1935年任牛津溫弗萊特形而上學教授，1943年退休。他的著述，除《歷史的觀念》外，還有《形而上學論》、《藝術原理》、《自傳》等。作為一位當代英國哲學家，他的歷史觀多少代表著西方史學界對歷史科學的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