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錦濤

陳錦濤，廣東南海人，中華民國時期著名政客。1897年在北洋大學堂任教習時，組織王寵惠等一起翻譯西方數學教科書，交給主持《時務報》的維新人物汪康年刊印出版（《汪康年師友書札》）。1905年，陳錦濤入耶魯大學攻讀經濟學，1906年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參加清政府學部組織的第二次遊學畢業生考試，列第一名，被賞給法政科進士，隨後歷任大清銀行監察、印鑄局副局長、統計局局長、預算司司長、幣制改良委員會會長、大清銀行副監督（中央銀行副行長）。1911年夏，清廷計劃向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借款以改革幣制，任命陳錦濤為首席代表，赴倫敦與各國銀行代表進行會談。1911年11月6日袁世凱組閣，授度支部副大臣（財政部副部長），但沒有到任。

據嚴復所說，陳錦濤“本老同盟會人”，是否成為正式會員，尚無證據，但1904年孫中山赴美時，與王寵惠、陳錦濤等人時相過從，經常在一起討論革命外交、財政問題，陳錦濤與孫中山為老相識，這一點毫無疑問（《孫中山年譜長編》）。12月7日，陳錦濤突然稱病辭去度支部副大臣職務，悄然南下，投奔革命陣營。武昌起義以後，大清銀行除上海分行外，其餘分支機構已紛紛歇業。陳錦濤策劃以大清銀行商股聯合會名義，申請將大清銀行改組為南方臨時政府的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得到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批准，於民國元年2月5日正式開業。臨時政府財政總長陳錦濤在開業典禮發表演說，曰：“滿清之辦理中央銀行，有政治上種種不良之原因，故中央銀行亦受其影響，未易改良。現在共和國體業已確定，本銀行將來於統一貨幣、辦理國庫兩事，股東必得絕大利益，且外國人慾來購股者甚多，現均一律謝絕，惟願我國民不可失此好機會。”（《中國銀行行史資料彙編》）

在籌組過程中，南北和談已在進行之中，南方各省代表多同意統一之後讓袁世凱出任總統。陳錦濤一面促令商股聯合會呈請袁世凱批准，一面又電請孫中山助其一臂之力。孫中山複電：“清帝退位，……中國銀行之創辦，及一切財政之已經施行者，當然繼續有效，絕無疑問，可由財政部宣布。”在短短兩個月中，大清銀行商股聯合會的報告得到了兩位總統的批准和追認，中國銀行擊敗了陳其美的“中華銀行”等競爭對手，順利取得中央銀行地位。陳錦濤還親自擬定了《中國銀行條例》30條，目的在於把中國銀行辦成股份有限公司制的中央銀行，這一設想“符合當時中央銀行思想的主流和國際上中央銀行發展的潮流。”（李昌寶：《中國近代中央銀行思想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

1912年3月下旬，陳錦濤在咨參議院文中說，將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是“借已有之基礎，應今日之急需，既以增長民國之實力，又可因其資產為通融，實為民國國家與該銀行股東兩得兼利之道。”（《中國銀行行史資料彙編》）

革命黨不得不將權力移交給袁世凱，與財政困難很有關係。這句話或許可以從陳錦濤的工作經歷得到一些印證。臨時政府成立之初，立即面臨著找米下鍋的問題，而軍餉開支則是重中之重。當時的“革命軍人”並非個個都是聖人，“當兵吃糧”是題中應有之義。無奈前清財政本已捉襟見肘，高度依賴關稅收入，而海關控制在列強手裡，對革命黨尚在觀望，不肯將償還外債剩下的“關餘”移交臨時政府。辛亥革命的獨特之處，是各省、地區採取了“獨立”的方式，結果各軍政府自我豁免了向中央交稅的義務。財政上能維持的地區不肯向中央交錢，急於用錢的地方則必須“救火”。孫中山返抵上海，人們以為這位革命領袖帶了多少銀兩回來，結果孫先生苦笑說：“余此次回國，未帶金錢，所帶著精神而已。”（《孫中山全集》第一冊）

革命黨領導最初準備請張謇徠出任財長，張謇知難而退，並致書陳述籌款之難，謂“每年所短八千萬兩之款，於何所求，將責之財政部長一人”。臨時政府在最拮据的時候，連幾十萬元都無力支付。另一方面，孫中山對於財政總長的任用，也有他自己的考慮：“財政不能任他派人。我知瀾生不敢有異同。且曾為清廷訂幣制，借款於國際，有信用。”（《胡漢民自傳》）孫中山用王寵惠當外交總長、用陳錦濤掌財政，有他的一點“私心”：都是同鄉舊友；年紀輕好駕馭；在西方國家形象甚好。

陳錦濤就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出任財政總長。《泰晤士報》著名記者莫理循在1月5日評論道：“財政部總長陳錦濤，是現代中國人中最有財政知識的人。據我所知，他在柏林會議上結識的外國銀行家，……對他的印象都極好。”（《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但理財單靠知識也是不行的。在當時情況下，陳總長唯一能做的，就是借款，不僅向江浙滬地區的商業團體、同鄉組織籌措，甚至向香港同胞、海外華僑作私人借款，但仍是杯水車薪。危急之際，實在無法可想，孫中山、黃興被迫與日方商談以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為條件向日本借款。日人垂涎漢冶萍多年，用心險惡，張謇緊急致函孫中山等人，堅決反對，但孫中山、黃興鑒於軍費開支急如星火，快刀斬亂麻，批准了借款，到2月13日臨時政府終籌得200萬元。

經多方奔走，2月24日陳錦濤終於向華比銀行借得100萬英鎊，年息五厘，97折收現，將財政債券打包成100萬鎊的等值作抵押，期限一年。比國借款勉強解了臨時政府燃眉之急。這筆錢除了開支軍費、行政費，還有相當部分是用來償還商界和私人的舊債。（賈士毅：《民國初年的幾任財政總長》，傳記文學出版社）南北統一之後，陳錦濤北上供職，在唐紹儀內閣倒台時辭職。

1916年，袁世凱“龍馭上賓”，段祺瑞組閣，陳錦濤第二次出任財政總長，在其《財政意見書》中，對中央銀行發表了幾點看法：一國金融的盛衰取決於中央銀行，因此中央銀行的地位至為重要；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發生停兌事件，原因就在於牽入政治風潮，被當權者所操縱；為使今後能真正承擔經理國庫和領導全國金融的重任，必須一方面增強中國銀行的資本實力，另一方面借鑒西方國家的經驗，從法律上規範政府向中央銀行的借款行為，如限制政府用款、制訂專門針對政府貸借的法律、對政府用款的數量、償還的條件都要有所限制等。中央銀行若和政府牽涉太深而喪失獨立性，會嚴重危及金融業的健康發展，因此提出要從法律上保障中央銀行的獨立性，為中央銀行的獨立運作提供法律上的保障。（李昌寶：《中國近代中央銀行思想研究》）老實說，陳錦濤的意見純粹從西方國家成熟的中央銀行運作出發，“中了美式教育的毒”，很難為軍人當政的北洋政府所採納。

段祺瑞本與國民黨多有衝突，陳錦濤積極參加南京臨時政府，隨後加入國民黨並擔任參議，種下了與皖系衝突的禍根。據近代著名作家吳趼人所述，有一次陳錦濤拜見段祺瑞，適段氏外出，其親信、秘書長徐樹錚接見，談話中陳錦濤對徐頗有藐視之意。徐懷恨在心，伺機報復。剛好此時發生某礦業公司向財政部官員行賄案，徐樹錚即運動議會彈劾，並向段祺瑞進言，指陳錦濤是國民黨人物，不如趁機除去。段祺瑞乃授意法部，將現任總長提送地方審判廳。吳趼人認為，當時發生的許世英租車案與此類似，但許氏僅辭職了事，顯然是派系鬥爭的結果。（《當代名人軼事大觀》，世界書局1923年8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時又發生了大清銀行分紅的新案子，報紙一致攻擊財政部，指陳錦濤“詐欺取財”。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陳錦濤對抗戰形勢悲觀失望，投靠日本，淪為漢奸，出任偽維新政府財政部長兼偽興華銀行總裁，1939年病死於上海，晚節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