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常昭合志

常熟自宋代以來，編修地方志書代代相承。據舊志所載，宋有《琴川志》，元有《重修琴川志》和《琴川續志》，明有《琴川新志》以及四種《常熟縣誌》，清則有《常熟縣誌》三種、《昭文縣誌》一種、《常昭合志》兩種。此外，明清兩代還有許多對縣誌作注、補記、補輯、續記的地方文獻，如明代的《皇明常熟文獻志》、《啟禎兩朝常熟實錄補編》、《海虞別乘》、《琴川要略》、《常熟志遺》等，清代有《琴川志注草》、《琴川三志補記》、《常熟志略》、《虞鄉雜記》、《虞鄉志略》和《常昭合志採訪稿》等等，總共多達二三十種。還有眾多的鄉里志書，如《梅林小志》、《支溪小志》、《里睦小志》等。民國期間，則有《重修常昭合志》，總括前志，結束清代，洋洋二百四十萬字，厚厚二十二卷。這部志書，資料翔實，內容豐富，體例完備，考證周密，可謂常熟歷修方誌之集大成者，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重修常昭合志》從開始修纂直至成稿付印，前後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漫長歲月，期間主纂三易，印刷及發行中幾經風險波折，到常熟解放時仍有部分稿件未能付梓，一直以謄清稿本的形式由文物保管部門妥為保管。直至進入八十年代，因要修新的常熟地方志，經有關部門不懈努力，始將未印稿本從高閣請出，複印幾套。於是《重修常昭合志》之全豹始為世人所見。

民國6年10月9日江蘇省公署訓令全省五道（其時全省分為金陵道、滬海道、蘇常道、淮揚道、徐海道）道尹及六十縣的縣知事：“江蘇通志局已於省垣設局開辦，其未籌備續修縣誌各縣，迅遵辦理。”

常熟縣知事張鏡寰（字叔平，民國5年8月至7年8月在任）接到省令后，當即與地方的鄉紳商議修志。其時，常熟的一些熱心地方公益事業和對地方文獻的搜羅有嗜好的士紳，如邵松年、丁祖蔭、徐兆瑋、丁國鈞、瞿啟甲等，鑒於辛亥革命使滿清王朝告終，中華民國取而代之，改朝換代已成事實，有必要給常熟的歷史作一總結，早有重修常昭合志之意。當時，以趙爾巽為館長的北洋政府清史館已在著手組織一批前清遺老編修《清史稿》，現在省里要修省志，又下令各縣修縣誌，續修縣誌也就是既合時勢又名正言順的了。

清代最後一部縣誌是龐鴻文主纂的《常昭合志》，有光緒三十年木活字排印本。至民國6年，相距不過十來年，但這段時間中國的歷史卻發生了巨大的轉折，常熟一地的歷史也發生了巨變，常熟昭文兩縣已合併為一，一切機構、制度、人物等，都需要斷代記載。所以應該重修常昭合志，給清代的地方史劃一個句號。另外，“龐志”修成之後，不斷發現志書中的差錯，也需要在重修時改正。因此，重修常昭合志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民國6年12月4日下午，邵松年、徐兆瑋、俞鍾穎、李士玙、丁祖蔭、丁國鈞、瞿啟甲、顧懷玉等集合在石梅縣立圖書館舉行首次修志會議。首先是推定主纂人選，當時推定丁祖蔭。至於挂名纂修，當然是縣知事張鏡寰。會上又根據徐兆瑋提議，決定在縣內各市、鄉設採訪員以作聯絡人，以各市、鄉助理員為主；另聘一鄉之素有文望者，以“留心掌故，增益見聞”。丁祖蔭也認為有必要這樣做，大家也一致同意，於是就推定徐兆瑋起草向各市、鄉發函通知。會上擬訂了征訪章程，還議定呈請縣署設立“常熟縣修志征訪處”，設於圖書館內，作為市、鄉採訪員上城聯繫、落腳、彙集資料之處，並公推丁祖蔭任征訪處主任，征訪處組成人員為：丁祖蔭、丁國鈞、丁學恭、王慶芝、仲傑、李士玙、宗家謨、言家鼐、周日鴻、邵松年、俞鍾穎、俞鍾鑾、衚衕穎、徐士康、徐兆瑋、張祖誠、葉士荃、蔣元慶、瞿啟甲、龐裁。

丁祖蔭字芝孫，家住縣城西門內西倉前。他性嗜古書，平時刻意搜羅，尤留心地方文獻、邑先賢遺著。家有園名“壺隱”，園中築“緗素樓”為藏書之所，所藏甚豐。他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任常熟縣地方長官（當時稱民政長），后又調任吳江縣知事，頗有政績。是時，他年方四十六七，正值年富力強之時。他對桑梓文化教育事業不但一向熱情關注，而且親自參與，辦過新式學堂。他“長於才而勇於任事，富藏書而豐於貲財”（龐樹森語），由他擔當此一重任可稱十分合適。

丁氏重任在肩，果然不負眾望，專心致“志”，在社會活動之餘，一頭扎進了故紙堆。他將龐鴻文修的《常昭合志》解剖分析，重訂卷目，“發凡起例，分章編則，均經手訂；至碑拓謄錄費有不足，恆解私囊。舉凡一邑掌故、官私著述，廣徵博訪，參稽考核，缺者補，訛者正……”（見龐樹森《重修常昭合志輯印經過》）。

從丁氏的日記中，也可以看出他對修志是很認真負責的。試舉幾例：

己未正月廿一日撰志傳跋。

正月廿七日補邑志列女傳。

二月十四日校城廂石拓。

三月初五日與修志集議。

四月初七日補纂邑志。

四月廿四日補志傳。

五月初九日校志。

九月初四日補志選舉類完。

九月初五日補志職官類；與修志集議。

庚申六月初五日與修志會議。

十一月十一補戶口志。

十一月廿八補荒政志。

…………

除此之外，他對“龐志”中的每一條史料都加以考證，查閱原始材料（只要能見到），做到“證引必從所出，疑義互相析衷”。對前志中有疑問的記載，根據新發現的證據進行糾正，並保留異說以備參考。如著名的古文獻《招真治碑記》，前志均書“昭明太子蕭統作”，丁祖蔭根據族人、在江南圖書館工作並參加編修省通志的丁國鈞（秉衡）的考證，確認為是梁簡文帝蕭綱所作，故《重修常昭合志》改記為“簡文帝賜玉案一、鍾一，為撰碑記”，並作註：“姑蘇志、盧、桑諸志此記俱作昭明太子撰，唯龔志不誤。茲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簡文帝集》正之。”這是一種對史料負責的慎重態度，表明了丁氏治學的嚴謹。

又如，關於常熟縣城城垣，前志記作“周二百四十步”，根據是《祥符圖經》所載。“龐志”依據顧祖輿《讀史方輿記要》，改為“海虞城初時編木為柵，周二千二百四十丈，元時改築土城，周四千八百四十丈”。前者似太小，後者又似過大。丁氏採用了前記數字，又將後記數字以及“‘言志’雲‘鄧志’稱元時州城周一萬四千八百餘丈”等幾說一併記載，並注“疑屬流傳之誤。”這並非是模稜兩可，而是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不得已採取的一種表述方法，讓幾說並存，再提出自己的疑問供後人參考，表明丁氏並不擅下定論。

為使志書所據資料更加準確，丁氏在編纂的同時還對鄉邦文獻進行了仔細的校核、編輯，以互相印證。如《三峰寺志》、《煙艇永懷》、《虞鄉續記》、《松窗快筆》、《虞邑遺文錄》、《瞿叔獻逸史》、《劫灰錄》、《支溪詩錄》等，有的題跋作序，有的編次，有的幫助印刷出版，在對這些文獻的編輯過程中，不斷對志書考證、校核、增補、糾誤，盡量使之完備、準確。

民國8年5月，江蘇通志局以所屬各縣所送征訪冊中缺略未備者甚多，特開列所需內容條目給各縣要求按條添補，以供通志編纂時參考。其中有：

一、城池、公署、壇廟及有名大寺觀，凡經“粵匪”（指太平天國軍隊）毀廢者，於何年修復、經修之官吏姓名，或至今尚未修復者（如公署添賃民房者多有之），均應分別詳載；二、關於本縣水利及舟楫通行之津渡及緊要閘壩、高大石橋分門擇要詳載其名稱暨坐落鄉鎮地址，或曾經修復，工程浩大者，應註明，不可遺漏；三、從乾隆至宣統，田賦之增減或昔有今無及先無後有者均應查明，分別詳註，另附蘆課雜稅；四、自乾隆至辛亥革命期間之戶口，何年最多，何年最少；五、各縣昔有驛站今設郵政，繫於何年裁改，在城在鄉均應一一詳載；六、工商、實業、土產及人工製造各貨品如昔無今有，興創確有成效、行銷獲利關係地方生計者均應分別添載；七、紳商捐辦之保節、育嬰、善堂、義冢或工費浩大確有成效至今尚存者均應詳載，但有名無實者不得濫收；八、自乾隆以後如地方上發生畸人、佚事、祥瑞、災異（指風、雹、旱、水、地震及地方妖妄、特別巨案）倘前志遺漏而確有可考證記載者應擇選摘記，但不得收錄附會、荒誕者……

上述八條征訪要求，在中國地方志發展史上是劃時代的一大創舉。縱觀歷代所修志書，由於修志的文人不懂或者輕視人類活動中最基本的經濟活動，由他們編纂的地方志書，往往偏重於人文，忽略經濟，對地方上的財賦稅收、商業貿易、農業副業、工業交通等反映不詳，甚至不列門目，隻字不提。隨著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萌生、發展，作為人們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經濟活動，再也不能忽視，所以在新修方誌中補充這方面的內容，實在是社會進步、歷史發展所必需。

丁祖蔭根據省通志館令，遂在《重修常昭合志》中增加了相關的條目，如電報局的設置、輪船的開通等，但志書中對工商實業的記載仍是相當缺乏。如光緒三十年，支塘創辦了縣內第一家使用機器生產的裕泰紗廠，這是常熟近代工業的先驅，而志書中卻沒有記載，這說明纂修者的認識還是有限。當然我們也不能苛求前人，平心而論，《重修常昭合志》在歷修地方志中還是水平最高、門類最全的，為修志嘔心瀝血的丁祖蔭功不可沒。

民國12年8月17日，《重修常昭合志》部分已成志稿開始付印，由常熟開文社承印，丁氏親自校讎。《重修常昭合志》總共有二十二卷，另有“卷首”及“附錄”。

丁氏在校閱清樣的同時，繼續補寫志稿。他對編修地方志要求甚嚴，刻意求精求備，不肯輕委他人秉筆。這樣做，文筆可前後一致，但個人畢竟精力有限，加上自1924年起，由於軍閥交戰，政局動蕩，地方不寧，影響了進程，故歷久而不克蕆事。

民國19年7月22日，丁祖蔭在蘇州大公園旁寓所病逝（生於清同治十年九月初九）。在他之前，在發起的人員中，已有丁國鈞（卒於己未年農曆十一月十七日）、邵松年（卒於癸亥除夕）、俞鍾穎（卒於民國13年）等先後謝世。

丁祖蔭修志未告完功即去世后，當時的縣長譚翼圭（字靜淵）於8月24日發聘書給徐兆瑋、宗子岱，敦請二人繼承丁氏未竟之業。徐兆瑋應允。民國20年1月6日，徐在日記中記有：“檢初我縣誌稿，得例言十八則，錄存之，以便續輯時有所依據……前志藝文，不著存軼，征考無由。是編歷稽藏目，博採藏家，刊寫藏佚，均加標註，未能目睹，姑付闕如。藝術為近今所尚，藏書為吾邑著稱。茲編甄輯特詳，藉彰邑粹。前志后卷多錄詩文，作者代興，浩如煙海，當待詩徵、文徵之專輯。其較有關係者，以類相從，並見各卷事實之下。是編告成於民國十三年。取斷代之義，凡清季生存之人物著述，概不著錄。”

徐兆瑋這個人選，是邑人推薦的。他是前清翰林，工詩文，好聚書，家何市，有藏書室曰“虹隱樓",所藏頗豐。他對地方掌故佚事尤為關心，日記中常詳記所見所聞。早在民國7年3月，就同丁祖蔭議，“志書願認修列傳、文苑一門”。當時列傳無人擔任，前志存稿及征訪資料均存在邵松年處。

徐兆瑋接手之後，整理丁氏原稿，當時已編竣的約有十分之七，其中一部分志稿已在印刷中。徐氏繼事，將完稿陸續付印。最先裝訂告竣而發行的是《藝文志》，資料詳核，史無前例，接下去是《金石志》單行本問世，是志由錢梅溪（泳）先生裔孫某操氈椎，遍走各鄉搜拓石刻，集錄以成，詳核與《藝文志》同。至民國26年，已付印者達17卷，均由縣內開文社印刷，由醉經閣書局裝訂；又由上海大東書局承印縣圖31幅。《重修常昭合志》共印500部。

1937年秋，抗戰爆發后，日軍飛機多次轟炸縣城，開文社與寺前街上的醉經閣毀於戰火，保存在兩處的已印或未印、已裝訂或未裝訂者均付之一炬。所幸原稿未毀，一部分保存在塔後街張美叔處，大部分則由徐氏保管，徐於1940年9月25日在上海寓所去世（生於1867年農曆七月廿一日）后，由其子樹人保存。

常熟淪陷期間，偽縣政當局曾計劃整理舊志。1942年3月24日，在第二次縣政會議上作出決定，聘陳旭輪出面主持整理縣誌稿本，但堅持民族氣節的陳旭輪並未任職。至翌年初，由公款公產管理處出面負責此事，據偽省教育廳指令，可開支經費一千元。不久，款產處撤銷，將縣誌草稿連同結餘款儲備票三百元交送偽教育局，轉縣立圖書館保管。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百廢待興。邑人士痛經浩劫，文物蕩然，一邑文獻如不急起整理，有失墮之虞。1946年夏，邑人蔣韶九、蕭盅友、陳旭輪、龐甸材、朱守真、王紀玉等在一起商議要續修常昭合志，就是將丁祖蔭主修未成之稿補輯整理，使成完書，並排印行世。此議得到邑人士的贊同。是年7月中旬，恰值常熟縣臨時參議會第二屆大會召開，徇眾所請，縣長潘一塵在會上提議編修縣誌，這一議案獲一致通過。會後，縣政府邀請地方人士組織修纂縣誌委員會，其成員為龐樹森（甸材）、金鶴沖等29人。

1946年9月29日成立修志委員會，辦公處暫設巫公祠。會上通過了《常熟縣修纂縣誌委員會組織大綱》；推定九人為常務委員會，曹仲道被聘為秘書長，推聘龐樹森擔任總纂，金鶴沖、王兆麟（紀玉）為協纂；纂修由總纂推薦，請主任委員（縣長）聘定。10月1日，委員會開始工作。

龐樹森擔任總纂后，聘龐士龍、瞿鳳起、曹仲道為纂修，桑君維為會計，蔡欣然為庶務，借石梅圖書館為會議、辦公之所。擔任協纂的王兆麟不久即奉命前往金陵圖書館編摩古籍。丁氏稿本從徐兆瑋家中請出，發現卷十六“職官志”、卷十七“選舉志”均未製表，卷二十一“列女志”尚待整理，卷二十二“雜記”尚付缺如，其他如“附錄”及“人物誌”總目亦未編定。

經分工，“雜記”由金鶴沖補撰數十條。曹仲道受任整理“列女志”，聘一位姓姚的老人（龐士龍說是姚毓柟，而曹否認；沈傳甲說是姚宗棠之子小棠，曹未予肯定）就宗嘉謨手輯之稿繕成帙，然後兩人對讀讎校，兩閱月畢事。之後，曹仲道入社會師範部授課，未再予其役。龐士龍、瞿鳳起二人任志稿付印、校對事，最為勤劬。龐樹森總其成，兼調度人事、籌措印刷經費。

印刷由良友印刷所承擔，雙方簽訂了合同，先付部分款子，由印刷所添購新字碼，力求字體整齊、清楚。

“丁志”稿本的整理到1947年6月完成，又用兩個月時間清稿。

當時正值內戰爆發之際，社會動蕩，物價飛漲。龐士龍、瞿鳳起與印刷所接洽結果，以印五百部計，約需二億二千七百萬元印刷費。縣裡財政有困難，勸募也不易。1947年7月1日，縣修纂委員會舉行第二次常務會議，會上對印刷一事進行了討論。有人提議，在經費困難的情況下，是否不要印刷，先繕抄幾部分別保存，此議被否決。最後決定：紙張費預計約七千萬元，由縣長想法解決五千萬，龐樹森籌集二千萬元，印刷費再另想辦法。在這次會議上，又作出決定：“丁志”完成，修纂委員會宣告結束，將來經費充裕，另組文獻委員會，編纂民國以來的常熟縣誌。原修志委員會歸併該會。

1948年10月第三次會議議決預約出售縣誌兩百部，以所得款購存紙張，以備待印部分之需。由於紙幣大幅度貶值，當初議定每部七十元，及商訂的發售預約手續甫就而物價已上漲五六倍，特兩次電詢上海紙行，俱稱乏貨，致使原定的以預售志書來購紙的計劃無法實現。到12月間舉行第四次會議時物價又連續上漲，無法全部付印，所以議決將以前（指民國十二年）已印成之“丁志”部分予以重印，毛訂百部，分存各委員及本邑文化機關。民國二十年所印成的部分“丁志”，經淪陷浩劫，保存在圖書館的，據圖書館館長陳景歧的報告有以下幾部：沿革志、疆域志、建置志、山川志、荒政志、善舉志、學校志、兵防志、風俗志、金石志、人物誌。缺水利志、賦稅志、祠祀志、名跡志、異徵志、物產志、職官志、選舉志、藝文志、列女志及雜記。其中“水利志”與“賦稅志”在抗戰前已印好，毀於戰火，這次要重印；“人物誌”缺總目及正文135至138頁，這次也補印，並續印181至574頁，使之完整。祠祀志、名跡志、異徵志、風俗志、物產志等，有的存書無多，有的未印，也交付印刷。至常熟解放前夕，仍有部分志稿未能印成，真是功虧一簣。

那些未印部分的謄清本由文物保管部門收藏。

建國初期召開常熟縣各界人士代表會議時，龐樹森、曹仲道以特邀人士身份出席會議，曾想在會上提議把未印志稿印完成，后見時機不成熟而止。

進入八十年代，常熟開始修纂新的地方志，斷代上自辛亥革命，下限迄1985年。修志辦公室從圖書館、檔案館借到了幾部舊縣誌作參考。其中利用價值最大的當數《重修常昭合志》，可惜殘缺不全。為窺全豹，市志辦與檔案局想用現代複印技術將未印之稿本複印，為此，多次與文管會協商。

1986年2月，《重修常昭合志》的謄清稿複印了四份，並裝訂成冊，由市文管會、圖書館、檔案館及市志辦公室各保存一份。內容為：卷十一祠祀志、卷十二名跡志、卷十三異徵志、卷十四風俗志（前已有單行本）、卷十五物產志（以上各志，前曾印行，此次複印均據單行本）、卷十六職官志、卷十七選舉志、卷二十一列女志、卷二十二雜記、附錄（以上各志均未印行，據謄清稿本複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