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帽壺

“僧帽”，出家僧人頭上帶的帽子。《佛教大詞典》“帽子”條目記載如下：頭巾、禪巾、菩薩巾，冬季僧侶頭上所戴布制之物。《釋氏要覽》卷下送終篇頭巾條載帽的形制“全長五尺三寸，前面長二尺八寸，背後長二尺五寸。”然而，除南傳佛教僧眾因為天氣的原因基本上未見著帽外，佛教各宗派的帽子又有著不同的形制。如在大乘佛教裡面有天台、真言、凈土和禪宗的區別，有漢傳佛教和密宗的區別，以國籍論又有中國佛教與日本佛教帽子的區別。早期佛教對帶帽的要求比較規範，《四分律》記載，佛言：“比丘不得裹頭，是白衣法，若裹頭如法治，時諸比丘頭冷痛白佛。佛言：聽以毳若劫貝作帽裹頭。”這段文字記敘的是早期有家僧人不許帶帽子的規定，但是後來因比丘無頭髮，天氣寒冷所以佛祖慈悲允許用毳或劫貝作帽裹頭。即便如此，《大比丘三千威儀經》還規定了“著帽之時，不得對佛作禮。”

佛教典籍中，佛祖雖然規定了是否可以佩帶帽子，但是卻沒有為它規定具體形制。因而流傳到後世佛教中帽子的形狀不單有宗派之分還有國籍之別。中國僧帽壺根據傳器型制主要分三種，其一為明代李茂林款式，其二為時大彬款式，其三為最早出現在紫砂器中的僧帽壺——“高”僧帽壺。經比較以上三款都叫僧帽壺，同一名稱的器形差別卻很大。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從上古陶器、青銅器的使用，漢之後由漆器到瓷器，至紫砂的興起和進步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這種影響並隨著社會的發展變的更加複雜。從作品的角度來說每個朝代都會根據當時的社會文化氛圍，工藝製作水平和審美風格而有著自己的特點和變化，比較同一時期的器物是無法找出它們的傳承點和變化原因的時候，轉移到歷史文化的角度上來，而不能僅僅從工藝設計這一點來看問題。

李茂林款僧帽壺

嘴短直，嵌蓋，壺肩上平面有篆文一圈，可迴旋倒讀均成文。壺底刻“萬曆丁丑子京先生索，文嘉銘”。（萬曆丁丑為公元1577年）壺身上貼的蓮瓣花紋裝飾應該是根據佛教習慣而來。此壺在僧帽壺中的地位是比較獨特的，因為如將嘴、把不做考慮的話，壺身與當今和尚們冬天所帶之

帽子最為相象。因此可以說在遍查佛教典籍后，沒有發現有關對僧帽的具體形制記載的情況下，此壺和僧帽這個名字的原始意義（上文《四分律》中載僧人因天氣寒冷而佛祖准許帶帽之語），並和現實情況下（凈土、禪宗等中原佛教僧侶所帶之帽子）最相符。

時大彬款僧帽壺

特點頗為明顯，壺身六瓣，鴨嘴流，蓮瓣裝飾上升到壺冠，耳型把上有一小扳手（似飛把）。壺底刻“萬曆丁酉年時大彬制”（公元1597年）楷書。

比較

僧帽壺中李、時兩款均留有銘文

顯示這兩把壺製作時間相差不過二十年，但是形制卻差距如此之大。一般情況下同名器形見應存在的一定的相同點或前後變化的傳承，於這裡卻絲毫沒有脈絡可尋。再翻看資料，介紹時款僧帽壺時多提到了是從元代瓷器中“甜白釉僧帽壺”演變而來，根據時間計算元代要早於紫砂開始盛行的明朝。雖然紫砂圓形僧帽壺本身之間也有一些細微不同變化，但總的來說應該是最早出現在紫砂器中的僧帽壺造型。

甜白釉僧帽壺

現藏於首都博物館成器於元代的甜白釉僧帽壺，元（1260-1368），是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蒙古）占統治地位的朝代。雖然從元世祖即位至元順帝末年不過百餘年但是從歷史上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借鑒一直沒有停息，可以斷定中原文化在這個時期受北方少數民族的影響就更大了。單就器皿上也出現了很多和以往造型不一樣的有鮮明少數民族的設計。

瓷器僧帽壺也有著鮮明濃郁的少數民族風格，經過多方查找對比后發現元及以後歷代以“僧帽壺”來命名的瓷器有很多，如“明宣德寶石紅僧帽壺”、“青花藏文穿連雙龍紋僧帽壺”、“甜白釉僧帽壺”等。尤其是現藏於台北故宮的“青花藏文穿雙龍紋僧帽壺”，揭示了僧帽壺的來歷！此器頸，流，把身基本上和以上幾種差別不大，關鍵在於壺身上的一圈藏文，其意義為吉祥祝福用語，現將其摘錄並翻譯如圖：“日平安，夜平安，陽光普照皆平安，日夜永遠平安泰，三寶護佑永平安”。此處所謂三寶即是對佛教中佛、法、僧的稱謂。這把壺形制仿自元代僧帽壺，為什麼明代要原樣仿製上一代少數民族朝代“元”的器用品呢？根據這把壺身上藏文吉祥祝語的記載發現藏傳佛教和僧帽壺的出現應該有一定的關係。

有資料說永樂皇帝為了在連續不斷的法會上減輕僧人們的睡意而定做了數百僧帽壺賜予眾僧作為飲茶器具。黑色法帽在被蒙哥賜予藏僧的時間上要早於瓷器僧帽壺的出現，考慮到僧帽壺的使用價值和它與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有著很深的淵源，以“藏”民族的一些實用器皿，包括從藏傳佛教法器中選取和其有相同處的與之進行了仔細對比，發現了藏傳佛教中常用的五佛冠，可能也對早期僧帽壺的設計起到了影響。“五佛冠”，其冠字有把帽帶在頭上的意思。就形制來說，此冠分五朵蓮瓣，每一葉冠中間，都有一個蓮瓣形的佛龕，佛龕中間各有一個代表五佛之一的梵文字母。這也與僧帽壺頸部以上的設計比較相象。至此，經過以佛教界法器的比較和對歷史上僧帽壺來源的考察，關於其出現的原因的一種解釋——它可能是以中原漢族傳統器皿“湯瓶”為主體結合藏傳佛教法王“黑帽”和法器五佛冠的式樣為頂部設計，並以此來明確其宗教使用特點而設計的飲器。它的用途初期專為佛教僧侶飲茶，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變成普通人也可以使用的茶壺。

僧帽壺最早出現的時間是元代，最早出現時的載體為瓷器。明以後隨著大量瓷器工匠轉移到紫砂器方面的製作后也將此器形移植了過來。並且根據以上原因來看，紫砂圓形僧帽壺的出現時間要早於李茂林，更早於時大彬款，時款應為紫砂工藝成熟后，由製作紫砂器皿的工匠根據紫砂壺成型特點加以改良后出現的結果。李茂林款僧帽壺應和其它兩種是沒有傳承關係的，其出現的理由可以做以下兩點考慮：一，李根據漢地佛寺內僧人實際使用后產生靈感設計而來；二、李根據當時出現的瓷器僧帽壺款式所啟發，進而獨立創作的。

通過從歷史的角度，證明了僧帽壺在歷史上有著並且也應該有它獨特的地位：其一，解釋了壺名的由來，揭示了其與少數民族器用品有著直接聯繫，並且反映出一段各民間交流的歷史。其二，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僧帽壺製作工藝，設計思路轉變的過程。通過它能夠比較清晰的反映紫砂在中國歷史大環境中不斷變化的歷程，說明了“飛把”工藝設計的出處。其三、也展現了佛教傳統中從無帽到有帽，以至於到帽子成為法器的一種演變過程。通過這次對僧帽壺的研究后更發現僧帽壺與傳統文化分不開，它是折射出中國文化傳統和歷史的一面鏡子。

明永樂紅釉僧帽壺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明永樂紅釉僧帽壺，高20厘米，口沿作成僧帽形，上配一圓形蓋，口部有槽狀流，腹部圓鼓，曲柄。明永樂、宣德紅釉及甜白製品最為珍貴。清康熙朝多仿永樂、宣德器，亦很精美。

明時大彬僧帽壺

明代萬曆後期，宜興紫砂茶具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供春的學生時大彬。時大彬做壺要求很高，稍不合意，即打碎重做，不留於世。現藏於香港茶具文物館的僧帽壺，就是時大彬的傑作之一。

明時大彬僧帽壺（圖1），通高9.3厘米，橫寬9.4厘米。壺身的上部，口沿長有五瓣蓮花，壺蓋呈正五邊形，邊緣隱現在花瓣之中。蓋鈕為佛球狀，猶如僧帽之頂。壺頸不長，緊接花瓣，好比是帽沿，如此造型，活像一頂僧帽，僧帽壺之名，也由此而得。僧帽壺的壺底為正五邊形，再加上壺的嘴和柄的造型也非常奇特，整體給人以剛健挺拔，神韻自若之感，因而為世人稱絕。

傳說宜興金沙寺僧始創紫砂壺時，做的就是僧帽壺，他是仿造自己的僧帽製作而成的。後來，供春也製作過僧帽壺，時大彬也仿僧帽制壺。其實，據查證：明宣德窯曾燒制過寶石紅僧帽壺，這種壺的形狀是仿西藏茶壺的，造型與時大彬僧帽壺大同小異。而宣德年間(公元1426—1435年)至少比供春所處的正德年間(公元1506—1521年)要早70年以上，也就是說，僧帽壺並非金沙寺僧首創。

明時大彬僧帽壺（圖2），寬：16.5厘米高:17厘米。20世紀90年代出土於江蘇江都地區，磚紅色，屬宜興紫砂明代始創期，欠火溫，胎土明顯不熟，沖泡熱水能變色，與揚州博物館藏六方壺是同一胎土，為時大彬早期手法，製作技藝還不算成熟，較原始，底款“時大彬於茶香室制”楷書八字，字體漂亮，為印章，故“茶香”二字略淺。此壺最大的價值應是首創紫砂之型。清初戲劇家李斗《揚州畫舫錄》中記載了大彬壺的特徵：大彬技指以柄上拇痕為標識。而此壺把手上下有明顯的指紋印。雖此壺做工不精，但氣韻具足，可見大彬早期制壺便出手不凡，似天生就是為壺而生的人。而藝人總有一個成長的過程，早期作品與成熟時期相比，相差之距也就合乎情理了，這也是一個藝人必經的過程，今天觀此壺可定為鑒證早期宜興紫砂壺的標準器，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

明景德鎮甜白僧帽壺

規格：高19.4cm。元景德鎮窯有青白釉品種，流行於明代，以永樂、宣德紅釉及甜白釉為貴。

該器特點是圓頸、鼓腹、圈足，口和肩之間安一曲柄，頂蓋部如同一隻僧帽，與柄相對處有流。甜白釉器以明代永樂窯生產的最為著名。永樂白瓷大多薄胎，釉極瑩潤，能照見人影，比樞府窯卵白釉有更加明顯的乳濁感，給人以溫柔甜凈之感，所以稱為甜白，素有“白如凝脂，素猶積雪”之譽；又因在此白瓷上可以填彩進行繪製，而又稱作填白。甜白這種高質量白瓷的誕生，為青花、釉里紅的彩繪作了很好的襯托，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僧帽壺在元時就有景德鎮青白釉器，它流行於明代，以永樂、宣德紅釉、甜白釉產品為貴，以至清康熙時仍有仿製品。

明永樂白釉錐花僧帽壺

高20.4厘米，口徑16.5×11.2厘米，底徑7.5厘米僧帽壺因口似僧伽之帽而得名。原多為金屬製品，瓷制僧帽壺從元代景德鎮開始燒制，以明代永樂、宣德甜白釉、紅釉為貴。白瓷發展到明永樂時，由於釉料淘洗精細，含鐵量極少，而燒制溫度高，形成釉面潔白細膩，釉質溫潤如玉，給人一種“甜”的感覺，故名“甜白釉”。它代表了明代白瓷燒製取得的最高成就，為白瓷中的上品，倍受世人珍視。此壺通體施甜白釉，錐刻有纏枝花、卷草、蓮瓣紋等，造型雋秀，胎白釉潤，為永樂甜白瓷的傑作。

明宣德鮮紅釉僧帽壺

高20cm，口徑16.1cm，足徑17.2cm。壺闊頸，溜肩，鼓腹，瘦底，圈足。一側口邊至頸部置寬頻形曲柄，相對的另一側出鴨嘴狀流槽。附圓紐傘形蓋，蓋邊和壺口後部各置一個小圓系，可供穿繩連接。外壁施紅釉，釉色明艷純正。圈足內和器里施白釉，無款識。

僧帽壺因壺口似僧侶的帽子而得名，是藏傳佛教用器。明永樂、宣德年間景德鎮御窯場有大量生產僧帽壺。

清代康熙時景德鎮窯曾仿製宣德紅釉僧帽壺，其釉質接近宣德器，但造型卻略顯笨拙，區別如下：宣德器的頸部輪廓線呈內傾弧線狀，較為秀氣；康熙器的頸部近於直筒狀，略顯臃腫。宣德器腹部上寬下窄，最大腹徑在上腹部，有變化之巧；康熙器的最大腹徑在中腹，故顯得渾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