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廷玉

鄭廷玉(亦作庭玉)，彰德(今河南安陽市)人，生卒年月不詳。元鍾嗣成《錄鬼簿》把他列入“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類，名次排在關漢卿、高文秀之後，位居第三。在其名下，共著錄雜劇二十三種。鄭廷玉究竟創作併流傳下來多少雜劇，歷來說法不一。明朱權《太和正音譜》著錄二十一種，明臧晉叔《元曲選》收錄四種，《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收錄六種，《孤本元明雜劇》收錄一種《元刊雜劇三十種》收錄二種，王國維《宋元戲曲考》著錄五種。諸本著錄或收錄的流傳下來的劇本共有六種，它們是《楚昭公疏者下船》、《包待制智勘後庭花》、《布袋和尚忍字記》、《看錢奴買冤家債主》、《宋上皇御斷金鳳釵》、《崔府君斷冤家債主》。其中《宋上皇御斷金鳳釵》、《崔府君斷冤家債主》兩種的著作權有異議。《元曲選》、《宋元戲曲考》沒有收錄和著錄《宋上皇御斷金鳳釵》；《元曲選》雖收錄了《崔府君斷冤家債主》，卻標明作者是“無名氏”。至於鄭廷玉所撰雜劇以外的其他創作，今存於世者，僅有清李玉《北詞廣正譜》收錄的一支套數《金山寺》殘曲。有關鄭廷玉的生平及其創作情況的介紹和評價，古人留下的資料很少。明朱權《太和正音譜》評其詞“如佩玉鳴鑾”，而鄭廷玉的創作成就，主要在於雜劇，唯一涉及到對其雜劇作創進行評價的材料，是“天一閣藍格鈔本”《錄鬼簿》略傳后明賈仲明補寫的〔凌波仙〕弔詞：

《金鳳釵》《打李煥》《後庭花》，《忍字記》《欒城驛》《雙教化》，《鳳凰兒》《料到底》偷閑暇。《因禍致福》關目冷，《貶揚州》《債主冤家》。《漁父辭劍》才情壯，《孫屬遇猿》節佳，《疏者下船》安頓精華。

這篇輓詞本來已經夠短了，行文中竟又出現了十四種作品的名稱，真正屬於評語的只有十幾個字，其中“偷閑暇”云云，又實在令人費解。這些情況，給研究鄭廷玉造成了困難。許多年來，對鄭廷玉及其作品的研究進展緩慢，也許與此有關。

鄭廷玉是元代前期的一位高產雜劇作家。他熟悉社會生活，洞察人情世態，作品題材廣泛，藝術技巧高超，語言生動、質樸，表現的思想內容也比較複雜，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對元代的社會生活、市井百態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描摹和反映，既有對當時社會的黑暗腐朽和醜惡現象的無情揭露和鞭撻，又有對美好幸福生活的熱烈追求與憧憬，具有相當高的認識價值與審美價值。鄭廷玉著力於藝術形象的塑造，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個性鮮明，富於立體感，既注意使人物性格特徵在發展變化中充分展示，又充分展示人物性格特徵的發展變化，對人的良知與高尚品德進行熱情謳歌。趙鶚(《金鳳釵》)是一位寒士，雖然歷經坎坷，善良忠厚的本色卻始終不渝，即使在賣詩周橋藉以謀生的艱難時刻，也能見義勇為，挺身而出。在他的筆下，《看錢奴》中的賈仁、《忍字記》中的劉均佐、《冤家債主》中的乞僧，同樣是大財主、慳吝人，卻存在著性格上的差異，表現出作者深厚的藝術功力。鄭廷玉的雜劇中宿命論、因果報應觀念相當濃重，使作品的豐厚意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另外，某些描寫技法比較陳舊，例如被狗舔吃了手指上的油這類細節，元人雜劇中屢見不鮮，而在鄭廷玉作品中又不止一次出現。總之，鄭廷玉雜劇的思想內容是健康或基本健康的，藝術方面也熠熠閃光，是中國古代戲曲寶庫中的一筆寶貴財富。

鄭廷玉的不少作品表現了萬事前定、富貴在天的宿命論思想，宣揚神佛威力，因果報應；但劇中也有一些可取的內容。如《看錢奴》一劇，寫一個凍餓將死的打牆人賈仁，由於在東嶽廟求神拜佛，神靈被感動，將財主周榮祖家的藏金，讓他在打牆時全部得去，富貴20年，作為對他信佛的報答。周榮祖由於父親不信佛，毀寺廟修宅舍，以致應舉落第返鄉，淪為乞丐，將兒子長壽賣給了賈仁。直到20年後，賈仁死，家財仍歸周家，周氏父子亦得團圓。本劇取材於晉干寶《搜神記》中"張車子"故事，但有不少加工創造。劇中用誇張而又有生活氣息的細節描寫，刻畫守財奴賈仁慳吝刻薄的性格，生動深刻，入木三分，具有典型意義，歷來為人稱道。此劇表現了鄭廷玉對社會現實有深入的觀察，又熟悉舞台演出的規律，但他的宿命論思想，影響了創作成就。這情況在《包待制智勘後庭花》等劇中也存在。至於《疏者下船》、《忍字記》、《金鳳釵》諸劇，思想境界不高，藝術上也無甚特色。

鄭廷玉劇作語言當行，技巧熟練，尤擅長諷刺手法。由於他熟悉人情世態，他的劇本常有比較濃郁的生活氣息。 ）

1、《看錢奴》是鄭廷玉的代表作。取材於晉干寶《搜神記》卷十“張車子”故事。劇作寫財主周榮祖為“一念差池，合受折罰”，而平時不敬天地的賈仁，因在佛前祈求福祿，神靈遂將周家福力借與他20年。20年後，果然物歸原主。作品中宣揚的神佛威力和因果報應、富貴在天的思想是不足取的。但是作品以諷刺喜劇的誇張手法，淋漓盡致地揭露了守財奴賈仁為富不仁的本性、貪婪慳吝的心理和偽善狡詐的手段，則入木三分，有著明顯的積極因素。 2、《看錢奴》寫財主周榮祖家“福力所積，陰功三輩”，為“一念差池，合受折罰”。而平時不敬天地，“本當凍餓而死”的窮賈兒，因在佛像面前百般祈求福祿，神靈體念上帝“不生無祿之人”，遂將周家的福力借與他二十年。結果周榮祖受了二十年貧窮的折罰，窮賈兒享了二十年他人的富貴。人物就在自己不可知的命運中完成了神靈的安排，周家的財富二十年後又絲毫不差地回到了自己的手中。作品宣揚了神佛的威力和因果報應、富貴在天的迷信思想。但其中刻劃財主的慳吝與狠毒，揭示了階級社會中人們的精神面貌，仍有它的現實意義。

“雪中賣子”一場和賈仁病死時的描寫，突出地刻劃了一個守財奴的形象。他買周榮祖的兒子又捨不得“恩養錢”，咬幾次牙才出了兩貫錢。周榮祖不肯，他反賴人家反悔，要罰他一千貫錢。還把周榮祖硬推出門，嗾狗咬他。他自己說，一次走到街上，一個店裡正燒鴨子，他便推買鴨子，著實地撾了一把，油了五個指頭。回家吃飯，一碗飯咂一個指頭，一會瞌睡上來，剩下的小指頭被狗舌了，便一氣得病。臨死還囑咐兒子把他剁成兩截裝在馬槽里，免得買棺材。流落叫化的周榮祖對財主的痛罵，也道出了窮人對不平社會的憤怒與詛咒：

……似這等無仁義愚濁的卻有財，偏著俺有德行聰明的嚼韭菜，這八個字窮通怎的排，則除非天打算日頭兒輪到來。發背疔瘡是你富漢的災，禁口傷寒著你這有錢的害，有一日賊打劫火燒了你院宅，有一日人連累抄沒了舊錢債。恁時節合著鍋無錢買米柴，忍飢餓街頭做乞丐，這才是你家破人亡見天敗。…… 3、《看錢奴》 元鄭廷玉作。寫貧民賈仁因得周榮祖家祖財而暴富，后又廉價買得周榮祖之子為養子，最後錢財重歸周家。全劇共四折一楔子。劇情是：貧民賈仁平時以挑土築牆為生，偶然挖到周榮祖家藏在牆下的祖產而致富，周榮祖夫婦則因此落魄。賈仁雖有了萬貫家財，卻無兒無女，命坐館先生陳德甫替他買一個兒子，恰巧風雪之中周榮祖夫婦走投無路，情願將兒子長壽賣給他，只得到了很少的一點錢。二十年後，長壽長大成人，賈仁吝嗇成性，財富越聚越多，此時卻染病身亡。周榮祖夫婦乞討至東嶽廟中，遇到長壽，卻不知相認。後來偶遇陳德甫，經他向長壽說明實情，一家人才得以重聚。周榮祖看到錢上印記，方知這原來是自家財產。

《元刻古今雜劇三十種》本、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脈望館校息機子《古今雜劇選》本、息機子《古今雜劇選》本、《元曲選》癸集本、《元人雜劇全集》本。

《看錢奴》的主旨是借周、賈二人的榮枯轉換，宣揚貧富天定，因果報應的思想，消極的一面是顯而易見的。但其中用漫畫的手法刻畫守財奴的形象，把財主貪婪慳吝的心理和偽善狡猾的手段，刻畫得入木三分，又有著明顯的積極因素。像第二折的賈仁買子，他連別人出賣親子的錢都要賴掉，連替他做中人的門館先生都要叫他賠錢。為了攫取財富真是到了滅絕人性的地步。在第三折，作者用誇張的買鴨刮油、狗舔指頭、馬槽發送、借斧斷屍等戲劇性的場面，刻骨入髓地揭示了一個守財奴損人利己的本性和貪婪慳吝的心理。賈仁這一守財奴的形象，概括了剝削階級里許多人物的共同特徵，具有很高的典型意義。我們從明代徐復祚的雜劇《一文錢》中的盧至、清代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嚴貢生等吝嗇鬼的形象，可以看到此劇的深遠影響。另外，考察外國文學史，我們也能發現，鄭廷玉對賈仁吝嗇心理和行為的描寫，同莫里哀筆下的“慳吝人”阿巴公，以及莎士比亞筆下的“夏洛克”也存在異曲同工之妙。

《後庭花》、《金鳳釵》寫的是兩起殺人案件，情節比較複雜，各自反映了病態社會的一角。二劇雖未脫一般公案戲中鬼魂伸冤、清官摘奸發覆的格套，但對權豪勢要、奸胥滑吏和潑皮流氓的暴也有所揭露。

《楚昭王》（《元曲選》作《楚昭公》）寫春秋時吳楚交兵，楚昭王兵敗，攜兄弟、妻、子四人乘船逃亡；風浪大起，船不勝載，昭王的妻、子先後投水。后昭王復國，全家終得團聚。作品表現了兄弟親於父子、夫妻的封建倫理觀念。《忍字記》寫財主劉均佐經神仙點化、悟道出家的故事，主張無條件地忍耐，反映了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逃避現實以擺脫人世苦悶的消極人生觀。鄭廷玉具有圓熟的戲劇技巧，熟識人情世態，擅長諷刺手法。語言的當行，使他筆下的人物，因性格不同而往往具有不同的聲口特色。

中國十大古典喜劇

《救風塵》(雜劇)元朝關漢卿所作。描寫惡棍周舍騙娶妓女宋引章后，殘酷虐待。宋引章的結拜姐妹趙盼兒見狀挺身相救，假意答應嫁給周舍，騙得休書，救了宋引章，自己也憑智謀脫身。

《西廂記》(雜劇)元朝王實甫所作。描寫張生在蒲東普救寺遇見崔相國之女鶯鶯，兩人遂生愛意，老夫人嫌他們門不當戶不對，只允許他們以兄妹相稱。侍女紅娘巧妙地從中幫助，使得有情人終成眷屬。

《看錢奴》(雜劇)元朝鄭廷玉所作。描寫貧民賈仁挖得金銀財寶一大批，然而十分吝嗇。他買了周榮祖的兒子做義子。二十年後，賈仁死了，周家父子相聚，發現財物上有周家祖先的印記，才知道財物原來是周家財產，至此物歸原主。

《牆頭馬上》(雜劇)元朝白樸所作。描寫李千金同裴少俊相愛而私自結合，后被裴父發現，把李千金趕跑了。后得知李千金堂兄是戶部尚書後，裴父又到李千金處賠禮，才得團圓。

《李逵負荊》(雜劇)元朝康進之所作。描寫兩個壞人冒充梁山頭領宋江、魯智深，搶去王林的女兒，李逵信以為真，與宋江大鬧。后真相明了，李逵向宋江負荊請罪，並下山捉住了兩個壞人。

《綠牡丹》(傳奇)明朝吳炳所作。描寫書生柳希潛、車本高、顧粲三人，爭著要娶沈重之女沈婉娥，沈重令三人以綠牡丹為題，各作詩一首。柳希潛請館師謝英代筆，車本高請妹妹車靜芳代筆，只有顧粲是自己作的。婉娥與車靜芳女扮男裝，拆穿了這對作弊活寶，並尋得幕後真才子顧粲。

《幽閨記》(傳奇)元朝施君美根據“拜月亭”改編而成。描寫書生蔣世隆在戰亂之中遇見少女王瑞蘭，兩人結為夫妻。王瑞蘭之父因門第差別，強行拆散了兩人。后蔣世隆考中狀元，兩人終於團圓。

《中山狼》(雜劇)明朝康海所作。描寫的是中山狼被獵人追趕，乞求東郭先生救它。東郭先生把它藏在口袋裡，騙走了獵人。狼出來后，說它快餓死了，一定要吃掉東郭先生，幸虧路遇老丈，設計殺死了惡狼。

《玉簪記》(傳奇)明朝高濂所作。描寫南宋書生潘必正在臨安應試落第，到女貞觀看望姑母，遇到了道姑陳妙常，兩人相戀。潘必正的姑母督促潘再次赴試，並親自送他登船。陳妙常雇小舟追上必正，互贈玉簪和鴛鴦扇墜。後來潘必正考中併當了官，與妙常結為夫妻。

《風箏誤》(傳奇)清朝李漁所作。描寫書生韓世勛題詩於風箏上，風箏落在詹家，詹淑娟和詩其上，因而結為夫婦的故事。

張車子故事

干寶《搜神記》卷十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有個叫周擥嘖的人，命定貧窮。有一天夢見天公可憐他，把命中注定屬於尚未出生的張車子的錢千萬，暫時借給他，從此果然逐漸成了富人。周家有個貧窮女僱工張嫗，在車房生了個私生子，取名車子。後來周家就逐漸窮了，而車子長大后卻成了富人，命中屬於張車子的財富終於還給了他。《文選》卷一五張衡《思玄賦》云：“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舊注也引張車子故事來解釋這兩句，李善注說見《鬼神志》及《搜神記》。《抱朴子內篇辯問》也說：“為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可見張車子故事自東漢以來，流傳十分廣泛，說明貧富循環，皆由天定。

布袋和尚傳記

布袋和尚的正規傳記，始見於北宋初年（988年）贊寧所著《宋高僧傳》卷21中的《唐明州奉化縣契此傳》，這也是現存僧傳中最簡明的布袋和尚傳。其後又有成書於1004年的《景德傳燈錄》，在《宋高僧傳》的基礎上加入了若干典故。此後的諸布袋傳，多半是循著《景德傳燈錄》的記載再有所增刪。這些傳記中，較為重要的有《佛祖統紀》、《佛祖歷代通載》、《釋氏稽古略》、《神僧傳》等書中的布袋傳，以及《定應大師布袋和尚傳》、《布袋和尚後序》、《重刻彌勒傳略記》與《布袋和尚傳》等。傳記的字數和細節，有隨著年代的推移愈形冗長的趨勢。後世有關布袋和尚的傳說細節和典故，大致上成形於《佛祖統紀》（1258—1269），並完備於元代的《定應大師布袋和尚傳》。不論細節的繁簡，有關布袋和尚生平梗概，各傳中卻沒有太大的出入。措其共通之處，則為：布袋和尚，自號契此，為明州（浙東地區）一帶的僧人。形裁腲脮，蹙額皤腹，以杖荷布袋隨身，而且言行奇特怪異，並具神通。因曾有一偈題及自身為彌勒應化，因此被人認為是彌勒下生。他坐化於後梁貞明二年（或三年，916或917年；唯《宋高僧傳》雲其卒年為唐天復中，即901—903年間）。坐化后仍有人看到他在別州活動，因此四眾競圖其像。

註：前述布袋傳記，摘錄其出處如下：贊寧，《宋高僧傳》，成書於988年。道原，《景德傳燈錄》，成書於1004年。志磐，《佛祖統紀》，成書於1258—1269年。華亭念常，《佛祖歷代通載》，成書於1341年以前。覺岸，《釋氏稽古略》，成書於1354。佚名，《神僧傳》，成書於1417年。曇噩，《定應大師布袋和尚傳》，成書於1286—1366年；所謂“定應大師”，根據傳中所言，乃是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敕賜的謚號。廣和，《布袋和尚後序》，成書年代不詳。惠智，《重刻彌勒傳略記》，成書年代不詳。佚名，《布袋和尚傳》，成書年代不詳。另，大川普濟（1197—1253）《五燈會元》中亦有布袋傳，但和《景德傳燈錄》的記載大致相同。此外從元代到清代所修浙江地區的方誌中，也都有布袋和尚的簡略傳記，如清雍正《浙江通志》的布袋和尚傳，記有“貞明三年示寂於岳林寺，建塔封山之原。晉天福初，莆田縣令王仁煦遇師於江南天興寺，后又遇於福州官舍，出懷中圓封書，戒王曰：我七日不來，則開看。王如戒，圓封書無他，就是那篇‘彌勒真彌勒’的偈，乃知師是彌勒佛也”。清雍正《寧波府志》布袋和尚傳，所述：“縣令莆田王仁佶”見過示寂后的布袋和尚兩次，並得到了兩篇偈。這個記載，說明王仁佶（不是“煦”）是奉化縣令，莆田人。後面還說：“王令記其事，並刻其偈於碑。”這些傳記多是從《宋高僧傳》、《景德傳燈錄》、《佛祖統紀》等書中節錄而成，並無新意。

[1]鄧紹基：《元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

[2]李修生：《元雜劇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86頁。

[3]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第三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