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昌浩

陳昌浩，曾用名蒼木，1906年8月，出生於武漢市漢陽縣永安堡戴家莊（今武漢市蔡甸區奓山街），早年入武昌大學學習過，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5月任共青團湖北省委宣傳部幹事，同年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大革命失敗后，陳昌浩在武漢地區堅持過一段時間的地下鬥爭。1927年9月，經黨組織選派，他離別已懷胎數月的妻子劉秀貞和長子陳柏生（陳祖澤）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動身前，陳昌浩為妻子腹中的孩子取名“洋生”（陳祖濤），意為“父親留洋之際出生”。到蘇聯后不久，陳昌浩便成為中共預備黨員，與張聞天、秦邦憲等人同為中共在蘇聯的“二十八宿”之一。

1930年10月，陳昌浩回到上海，12月轉為中共正式黨員，曾任共青團江蘇省委常委、團中央委員等職。

他1930年11月從蘇聯回國后，政治委員。

1932年10月，參與指揮紅四方面軍主力由鄂豫皖蘇區向西轉移。參與創建川陝蘇區，同徐向前等指揮反“三路圍攻”、反“六路圍攻”。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同年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

1935年5月，參加長征。毛澤東、朱德等率領第一方面軍與四方面軍的張國燾、陳昌浩會合，兼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委員。曾獲金質紅星獎章。

陳昌浩先後有四任妻子，與首位妻子劉秀貞有二子陳祖澤、陳祖濤，與第二位妻子張琴秋無子女，與第三任妻子格蘭娜育有一子陳祖莫，1965年7月第四任妻子孟力。

張琴秋（1904-1968），學名張悟，張琴秋是著名的紅軍女將領，1924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長征期間，曾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等重要職務；建國后，張琴秋擔任了紡織工業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

陳祖濤，1928年生於湖北漢陽。紅軍著名將領陳昌浩將軍之子。11歲到蘇聯，1951年從蘇聯莫斯科包曼最高技術學院機械系畢業回國，不久便被派回莫斯科聯絡蘇聯援建一汽事宜，作為駐蘇代表，與蘇聯專家合作，負責工廠設計和生產準備工作，為3年建成一汽做出重大貢獻，是中國汽車工業的奠基人之一。

1930年，陳昌浩從蘇聯回國后，歷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兼共青團中央鄂豫皖分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政治委員、第四方面軍政治委員。1932年10月，參與指揮紅四方面軍主力由鄂豫皖蘇區向西轉移。後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第四方面軍（兼西北軍區）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參與創建川陝蘇區，同徐向前等指揮反“三路圍攻”、反“六路圍攻”。1936年11月，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12月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陳昌浩早年參加革命，曾擔任黨和軍隊的許多重要職務，1953年到1967年擔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一生為黨和人民做了許多重要工作。在戰爭年代，他不畏艱險，不怕犧牲，英勇鬥爭；新中國成立后，他投身於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編譯工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做出積極貢獻。在中央編譯局工作期間，他領導完成了多項重要任務，並積極推動編譯人才隊伍建設，在各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正是由於包括陳昌浩同志在內的老一代編譯工作者所做出的努力，中央編譯局各項工作才有了一個良好的基礎。他們對工作勤勤懇懇、盡職盡責的態度，對真理孜孜不倦、不懈追求的精神，成為中央編譯局的優良傳統。中央編譯局各項工作隨著黨和國家的事業發展不斷向前推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今天我們紀念陳昌浩同志，就是要發揚老一代的優良傳統，適應新形勢新要求，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推動中央編譯局各項工作進一步開展，努力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做出新的貢獻。

中央紅軍經過長征，僅剩下1萬多人，到達陝北后僅剩下約8000人，而第四方面軍尚有8萬之眾，且武器精良，裝備整齊。當時張國燾與毛澤東的分歧與鬥爭加劇。毛澤東要求張國燾率部“北上”，而張國燾則意欲“揮師南下”。張國燾曾拍發了一份密電給陳昌浩，指示陳昌浩勸毛澤東與其一併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監視其行動。若堅持北進，則應開展黨內鬥爭，徹底解決之”。這份電報流露出的“殺機”是顯而易見的。

當時的“左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截獲此“密電”后，立即連夜策馬飛奔，前往毛澤東駐地密報。毛澤東聞訊大震，當夜即率“黨中央”及部隊秘密“北上”，迅速撤離“險境”，這就是黨內傳聞的所謂“密電事件”。毛澤東曾稱讚葉劍英每逢大事不糊塗，指的就是這件事。毛澤東與陳昌浩的嫌隙，恐怕蓋出於此。為陳昌浩日後不得復出埋下伏筆。但這一事關重大的“密電”，在事件發生后竟不翼而飛，而與此案有關的當事人，亦都先後作古，使之變得疑竇叢生。陳昌浩本人生前則曾對兒子陳祖謨滿含冤屈地表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份“密電”。多年來，一些當時的四方面軍將士和黨史研究者亦發表公開談話和文章，斷然否認“密電”的存在。

陳昌浩之所以在“密電”一事上大喊冤屈，用他的話來說根本就不曾見過這份密電。陳昌浩曾言及自己也是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決不會做出自相殘殺的糊塗事來。

1936年10月1日，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經過長征，在黃河以東的甘肅會寧城下會師。第二天，中央發布《十月作戰綱領》（即“寧夏戰役計劃”）那時的寧夏地域廣闊，與外蒙古相交接。如果紅軍先取寧夏，后取甘西（甘肅西部），就可以從外蒙古及新疆兩個方向連通蘇聯，獲取戰略物資，解決紅軍長久以來謀求的戰略靠背問題。按照黨中央的指示，陳昌浩、徐向前率領紅四方面軍的三十軍、九軍、五軍以及紅四方面軍總部、直屬部隊共計21800餘人西渡黃河作戰。這時，河東紅軍主力和河西部隊的聯繫已被快速趕來的國民黨部隊切斷。 1936年11月，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同年12月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1月8日，中央及軍委提出放棄奪取寧夏的原計劃，河西部隊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中央還就此致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陳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徵詢意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召開會議，一致決定西進，並電告中央。隨後，中央電復西路軍：同意西進，並說新疆接濟正在準備中。就這樣，西路軍走上了一條坎坷路。11月11日，中央來電詢問西路軍是否有把握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有意讓西路軍東返。11月12日，西路軍領導回復“我們可以完成任務”。11月16－18日，古浪戰鬥失利，9軍損失三分之一。11月22－12月上旬，西路軍與馬家軍連續激戰，紅軍兵力減至15000人。

1937年1月上旬，西路軍進至甘肅臨澤，高台一帶。1月12－20日，馬家軍猛攻高台，高台失守，5軍全軍覆沒。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和3000餘名將士犧牲。成為紅軍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慘敗，其中4000餘人經營救返回延安，陸續到達新疆的有600餘人，4000多人流落民間。未渡河的四方面軍近2萬人以後成為新組建的由劉伯承、鄧小平129師骨幹，而陳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裝行乞才脫離危難。當時有兩萬紅軍戰士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姦殺和淪為乞丐。

在西路軍全部人馬已不足萬人，傷病號佔1/3，處境十分危急時的1937年2月13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致電中央說：“我們詳細考慮及根據百餘日苦戰的教訓，認為四軍、三十一軍此時不能歸還建制夾擊二馬，則西路軍無法完成西進任務。決心在甘州、撫高地區乘機擊敵，俟天氣稍暖即轉到西寧、大通一帶活動。因拼戰而不能根本戰勝敵人，持久消耗實為不利也。”17日中央複電陳徐，同意撫鄰地區尋機破（敵）的意見，不同意西路軍出青海大通，並指出：“你們（對）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何種程度的自我批評與何等程度的轉變呢？我們認為，你們今後的勝利是與（對）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是有關係的，你們認為是否如此呢？”這個電文把當時的行動方針問題與歷史上的政治路線問題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它給西路軍軍政委員們特別是主席陳昌浩的政治壓力可想可知。21日晚，在陳昌浩頑固堅持下，已經突圍的西路軍重返倪家營，致使部隊在馬匪圍攻下損失慘重。黨中央及軍委致電西路軍，要求他們：“望全體指戰員，堅持黨和紅軍的光榮旗幟，奮鬥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滴血，絕境中求勝利，全黨和全體紅軍誓為你們的後盾。”24日陳昌浩、徐向前致告急電文匯報險惡的處境，在表示“戰至最後一滴血”決心的同時，懇請中央抽調“八個足團，一兩千騎”馳援；26日軍委主席團複電要求他們“固守五十天”。可是，在彈盡糧絕，傷亡慘重及馬家軍趕盡殺絕的情況下，最後被迫突圍。

3月14日，西路軍僅剩3000餘人撤進肅南縣石窩山，並在此召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決定將剩餘部隊編成3個支隊，分散行動。8月下旬潛回延安。西路軍西渡黃河，以兵敗河西走廊結束。

1937年6月，陳昌潔輾轉來到武漢。此後，陳昌浩人生的軌跡與自己的老搭檔徐向前迥然相異，這恐怕是兩人分手時所無法料到的。其實，就當時特定的歷史情況看，即便是陳昌浩也與徐向前一起到達延安，中央也得找一個西路軍兵敗的替罪羊。

陳昌浩來到武漢的第二天，就來到革命老區湖北英山縣，打算在這兒重舉義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裝。但當地的反動武裝非常囂張，陳昌浩感到自己的願望難以實現。此時的陳昌浩思念親人的心情更加強烈，於是給他在漢陽老家的親友寫了一封信，約他們見面。在漢口，與闊別10年的老母和妻兒見過面后，陳昌浩了卻了一樁心事，然後趕赴陝北。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嚴重的胃潰瘍，被批准到蘇聯治病。從此，開始了他長達10多年漂泊異國的生涯。

1941年，德國突襲了蘇聯，陳昌浩被緊急疏散到中亞共和國一個名叫科坎加的小鎮。在這時，沒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局委員和紅軍最大的一個方面軍的總政委。他的昔日戰友們在國內馳騁沙場建功立業時，陳昌浩則在採石場做苦力維持生活。

沒有醫生和藥物，糧食緊張，陳昌浩的胃潰瘍越來越嚴重。其間，陳昌浩曾給中共中央，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寫信，要求回國參戰，但都沒有迴音。

1942年冬天，陳昌浩接到蘇聯人民外交委員會聘他為翻譯的公函。他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線了，盡了一名戰士的責任。1943年，共產國際宣告解散。經季米特洛夫提議，蘇共中央把陳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找了回來，先後安排他們到蘇聯外國文學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陳昌浩從此開始從事翻譯工作。

抗日戰爭結束后，遠在蘇聯的陳昌浩又多次給黨中央寫信，要求回國參加工作。不知由於什麼原因，他始終沒有收到回信。不久，蔡暢途經莫斯科，專門看望了陳昌浩。通過蔡暢，陳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表達了回國服務的請求。

經過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批准，1951年，離開祖國10多年之久的陳昌浩攜蘇聯妻子格蘭娜和幼子陳祖莫回到了祖國。劉少奇等代表黨中央，親自來到北京西站迎接他。老戰友，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徐向前邀請陳昌浩和在紅四方面軍工作過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會。在昔日的老戰友家裡，陳昌浩像一個落魄之人，低著頭，彎著腰，與他昔日之戰友、部屬，當時共和國的將軍們、部長們一一拱手，表示歉意。當他和前妻、時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的張琴秋緊緊握手時，非常愧疚，連聲說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對不起你呀！”

1962年5月，曾經返回湖北故鄉，在那裡見到了數百名當年的紅四方面軍部下，而今皆為解放軍高級將領。陳在大會上眼含熱淚向他的舊部致歉，獨自承擔起西路軍覆滅的責任。

但即便如此，他還是無法逃脫命運的無情追擊。他在“文革”被“紅衛兵”、“造反派”們無休止地揪斗。1967年7月30日晚，絕望之極的陳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藥，離開了令他感到痛苦的世界。這年，他61歲。後來，他的屍體被秘密火化后拋棄於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的墓穴里，還只有一個空空的骨灰盒。

1980年8月20日，黨中央為陳昌浩舉行追悼會。由軍委副主席徐向前主持，王惠德同志致悼詞，李先念、王震、陳慕華和陳昌浩生前好友，以及群眾代表500餘人參加了追悼會。

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出的《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下了定論：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種定性結論一旦作出，就沒有什麼好商討的了，從此成為鐵案和研究禁區，直到“兩個凡是”被否定之後，人們才敢於觸及西路軍兵敗這個禁區。陳昌浩1937年8月下旬潛回延安之時，中央正在開展對張國燾路線的清算，西路軍失敗已與張國燾路線聯結在一起。

李先念接到小平同志批轉的朱玉的彙報文件和批示后，派人用不少精力和一年時間廣為查閱中央檔案中的大量電報文件，並結合自己當年在陳昌浩、徐向前指揮下，率軍渡黃河、戰“走廊”、過祁連山、出星星峽進入新疆的親身經歷，於1983年2月寫出了《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他在文中歸納說：“上述主要歷史事實說明，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因此，西路軍的問題同張國燾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軍南下的問題性質不同。西路軍是根據中央指示在甘肅河西走廊創立根據地和打通蘇聯，不能說是‘執行張國燾路線。”李先念將此《說明》送給了陳雲同志閱看。陳雲是1936年秋從共產國際（莫斯科）專程赴新疆去迎接西路軍的，是這段歷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見證人之一，具有對李先念《說明》鑒定判別的資格和發言權。

1983年3月8日，陳雲對李先念的《說明》作出文字表態：“先念同志：你寫的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兩遍。這些附件都是黨內歷史電報，我贊成把此件存中央黨史研究室和黨的中央檔案館。先請小平同志閱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閱。”鄧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說明》和陳雲的表態信后，於1983年3月22日批示：“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件存檔。”（“全件”指包括先念同志選送的一批電報在內）。當時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葉劍英、趙紫陽同志也都圈閱同意。

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黨史上卷有關西路軍一段內容的闡述，違背黨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徑，只講“奉命過河”，不講奉誰的命，以此含混無賓語的敘述模糊歷史真相。李先念很生氣地於7月8日寫信給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楊尚昆和副組長薄一波、胡喬木、胡繩、鄧力群，對此提出尖銳批評。有關同志作出檢討，已經印刷的書籍拆了重印、重裝。現在的眾多資料顯示，西路軍政委陳昌浩和總指揮徐向前正是執行了中央軍委的電令，在率軍渡過黃河之後，在祁連山與大漠之間的數千公里的狹長地帶，遭到以回民為主體的馬步芳、馬鴻逵等騎兵部隊的圍剿，幾乎全軍覆滅，成為紅軍戰史上最慘重的失敗。

陳昌浩本人曾寫過《兵敗抒懷》一詩：“壯志匡神州，拔劍掃妖氛。勇士戰場死，祁連葬英魂。全軍沉血海，敢顧家與身？痛悼諸戰友，長風萬里行。耿耿懷大義，凜凜報國心。不求垂青史，願作鋪路塵。悲憤碎肝膽，革命倍艱辛。抬頭望宇宙，歌罷淚紛紛。”是對該事件最好的寫照。

陳昌浩故居和墓地，在武漢市蔡甸區奓山街代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