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子久

1920年畢業於北京陸軍測量學校高等班，隨即參加北京中國畫學研究會。在金城指導下，劉子久系統臨摹了明清以來許多名家名作，在山水畫和花鳥畫的傳統技法方面打下了堅實基礎。學成后擔任中國畫學研究會導師，開始了賣畫授徒的藝術生涯。1926年金城病逝，劉子久在北京畫界漸覺舉步維艱，於是在1931年返回津門故里，先後在天津美術館、博物館工作，並創立天津國畫研究會，被推舉為主任委員。1956年出任天津美術家協會副主席，1960年被選為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劉子久在從事山水畫創作的同時，熱心中國畫教學及藝術設計工作。現代馳譽畫壇的王頌余、孫克綱、劉繼卣等人都是當年學生的優秀代表。

當年的天津中山公園，二門內假山觀音石像右側有一條小路，沿小路前行不遠，盡頭便是天津美術館。該館籌建於民國十八年(1929)冬，翌年10月館舍落成。這是一座頗具藝術性的白色西式建築，為兩層樓房，下有地下室，樓上是展覽室，有曲折迴旋的樓梯，給人以幽渺之感。美術館內分建築陳列室、石刻陳列室、國畫陳列室、雕塑陳列室、西畫陳列室、畫室和課堂等。該館首任館長為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的嚴智開教授(嚴修之子)。美術館開館后，除定期展覽古今美術作品外，還辦有繪畫傳習班，招收青年美術愛好者學畫。國畫名家劉子久曾應邀到館任國畫教師，並創建了國畫研究會，為天津的美術事業作出了貢獻。

1934年，44歲的劉子久經歷了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轉折。此時的他，已鮮少再做不切實際的夢，然而有一個夢卻緊繞著他，那就是畫畫兒。促成劉子久這一段夙世緣力的人，是在近代美術教育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嚴智開。早在中學時代，他就與劉子久相熟，兩人都同時就讀於南開中學，都喜歡美術。后嚴智開到國外留學學油畫，劉子久則到北京學習傳統國畫。1930年，嚴智開先生利用嚴氏家族興辦新學的強大影響力，自己在東洋和西方學習繪畫和美術教育的資歷，以及其兄嚴智怡任河北省政府委員兼省教育廳廳長的有利條件，倡導成立天津市立美術館，在天津市市長崔廷獻的支持下得到批准，並被委任為第一任館長。美術館醞釀創立期間，嚴智開在考慮專業設置和導師人選時首先想到了劉子久，並向劉子久透露了這個意向。但當時劉子久正在京嶄露頭角，捨不得離開，所以遲遲拿不定主意。津門有一些畫家想謀這個職位，但都未被嚴智開相中。在嚴智開先生心目中，此位置非劉子久先生莫屬。

美術館建立之初，便徵集古今名作，籌設陳列室。1930年初冬，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發生嚴重被盜事件，遺失珍貴石刻作品近百件。是年12月，這批文物被偷運到塘沽，準備走私出境，被海關截獲，“當即扣留充公，撥歸本館保存，以資陳列。此項石刻，旋經專家鑒定，謂系漢代、六朝及唐時之物，頗具價值，不多觀也”。數年間，陳列室又徵集了大量的古今繪畫原跡。古畫如王石谷、蔣廷錫、董誥、鄭板橋、焦秉貞、黃慎、吳宏、龔賢、陳青立、張兆祥、任薰等；今畫如吳觀岱、金城、胡佩衡、齊白石、徐燕蓀、周元亮、祁井西、邱石冥、惠孝同、馮諄湖、徐石雪、劉子久、陳少梅、劉奎齡、方若、溥儒、蕭謙中等，其中大部分是湖社畫家的作品。

1934年四五月間，嚴智開接到了教育部所發聘書，將到北平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任校長。他要將美術館的辦學事項進一步落實，為此再一次向劉子久發出邀請。

從1934年5月開始，劉子久先生在天津美術館任秘書兼國畫導師。按照館內的章程，館內共分三股，秘書兼第二股主任，除教學之外，主管鑒定、徵集、調查等事項。對於美術館的工作，子久先生感情投入，積極熱情，對職責分內之事一絲不苟。就拿子久先生為館里徵集書畫藏品這項工作來說，便充滿艱辛。美術館不同於博物館，有其職能的約束、經費的限制，不可能古今中外一應俱全，必須按照客觀條件和實際需要來進行操作，又要顧及藏品的質量，為此子久先生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和時間。他主動將自己的一些藏品和個人作品無償捐給美術館，又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友朋關係，得到了不少湖社同仁的作品，除了將“琉璃廠內十大湖”的作品搜集齊全之外，還陸續徵集了北京、上海等地許多畫家的作品。同時也注重收藏本地畫家的作品，往往不以名氣大小為主要原則，除了像陳靖、張兆祥、陸文郁、馬家桐、劉奎齡、陳少梅等大家之外，還包括李霞山、談月色、周鐵珊、黃逸儒等津地小名家的作品。憑其敏銳的眼光、超群的知識、公允的心懷和敬業精神，使美術館的收藏和陳列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值得一提的是，美術館對藝術品徵集的宗旨非常明確，絕不是為了收藏而收藏，明確提出要發揮藏品的社會作用，使之長期對外，公諸同好。天津美術館《館志》這樣寫道：“美術館之目的，主要在供研究者之參考。所藏美術品，必須公開陳列，功始有效。然年來限於經費，不全不備，無待諱言。所望於當代名流及社會人士，熱心贊助，惠贈珍奇，以供陳列。同時本館亦儘力搜羅現代中外名家傑作，及古今雕刻模型，與所能購置之副本、原照片或精美印刷品等實諸館中，則數年後，當有可觀，足為民眾觀摩欣賞，而美術館之基業，將於此為之嚆矢。區區之希望，固不敢妄自期許，亦維努力行之而已。”至1940年，劉子久任秘書兼二部主任6年，美術館各種藏品總數已達三千六百餘件，其規模已相當可觀。

在國畫教學上，劉子久先生也非常認真。當時美術館有兩個國畫班，一個是正班，又稱為研究班；另一個是星期班。採取非學歷教育的形式，從學者都是為了學真本事而來，不是為了求取文憑。因天津沒有研習國畫的官辦機構，所以學員很多。教學採取堂上授課的方式，有專門的教室。上課時子久先生邊講邊做示範，一招一式的來龍去脈，都在現場的演示中一一交代。包括如何蘸墨，如何用水，如何落筆，運行步驟，筆墨特點及各種技法要領和達到的效果，都在流變的過程中加以耐心的解釋。平時畫了大量的教學畫稿，每次上課都能保證學生人手一張，每周換一次畫稿，學生自始至終有畫稿臨摹。作業則給予修改和講評，使學生受益良多。十餘年間，培養了大批藝術人才，得意者20餘位，他們是：劉繼卣、王為（頌余）、劉維良、孫克綱、黃士俊、崔金剛、嚴六符、張鶴鳴、王寶銘、劉元方、梁仲英、商彝、李叔宏、趙文生、劉宏昌、邵潔、俞嘉禾、李文淵、李鴻樾、劉燕年等。子久先生的師表風範，更給後學潛移默化的影響。所以，王頌余先生曾深有感觸地說：“老師不僅教我以藝，更養我以德。

代表性作品有《支援前線》、《給軍屬拜年》、《長城放牧》、《為祖國尋找寶藏》、《冒雨鋪軌》等。

德高望重的劉子久先生是國畫大師、卓越的人民美術教育家、博物學家、天津美術事業及博物館事業的奠基人。在天津美術界，幾乎所有人都知道，天津當年的老畫家中劉奎齡和劉子久並稱為“天津二劉”，劉奎齡的工筆花鳥走獸稱譽當年畫壇，而劉子久的北宗山水則開創了當年天津國畫山水的新時代，稱雄於天下。劉子久的國畫作品六法兼備，注重寫生；章法謹嚴，筆墨蒼勁；賦色沉靜，借古開今。傳統功力極為深厚，又具濃郁的生活氣息。其用筆雄強穩重，源出郭熙、李唐、馬遠、夏皀、戴進諸家。所畫山石林木茂盛蒼古，蓋得力於盛懋、王叔明、王石谷等人。在墨法上，劉子久兼用積墨、破墨、潑墨，濃淡乾濕相得益彰，融南北二宗於一爐。其花卉畫面貌不一，有的屬於重彩勾染一派，有的屬於水墨淡彩，有的全以水墨寫出，既有古人傳統，又有個人風貌。就其總體繪畫風格而言，側重於布局謹嚴、用筆蒼勁的“北宗”一路。其在建國初期的山水畫與花卉畫，破除了傳統技法不能反映現實生活的陳規陋習的傳統觀念，一改變昔日片面崇尚古人的觀念，大膽探索山水畫的創新問題，借古開今。他帶頭走出畫室，到祖國的各地寫生，“收盡奇峰打草稿”，率先創作出一系列具有時代精神風貌的新山水畫，被譽為新中國新山水畫的開路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