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進

戴進（1388-1462），字文進，號靜庵，又號玉泉山人，浙江杭州人。

宣德間（1426-1435），官直仁殿待詔，繪畫臨摹精博，得唐宋諸家之妙，故道釋、人物、山水、花果、翎毛、走獸等，無所不工。早年為製作金銀首飾工匠，后工書畫，以賣畫為生。

宣德時期被推薦入宮，戴進在首都不受重視，受到排擠，回到杭州后以賣畫為生，主要藝術活動和影響是在民間。作為明代著名的畫家，他的山水、神像、人物、走獸，沒有不精通的。早年學畫非常刻苦，由於臨摹古人作品很多，所以戴進的傳統筆墨功夫很好。創作沒有被傳統所束縛，他的畫用筆流暢，逐漸形成自己風格。他的山水畫，主要吸收南宋時期的馬遠、夏圭風格，但也吸取北宋時期的李成和范寬。戴進的人物畫主要題材有神仙、歷史故事、名人隱士等，所畫神像的威儀，鬼怪的勇猛，衣紋的設色，都很熟練。他畫衣紋常用鐵線描和蘭葉描，有時用丁頭鼠尾描，行筆頓挫有力。戴進的花卉、花果，畫的也非常精彩，有工筆設色和水墨寫意兩種形式。戴進的作品在明代中期被大眾認為是經典藝術，跟隨他學習的人很多。據美術史記載，受到戴進畫風影響的除了他兒子戴泉、女婿王世祥以外，還有夏芷、夏葵、方鉞、仲昂，以後又有吳偉、張路、蔣嵩、汪肇等人。戴進的畫風盛行一時，在宮廷內外特別是江浙地區影響很大，形成獨具特色的流派，畫史稱作“浙派”，而戴進作為浙派的創始人，很受人們的重視和讚譽。

其山水源出李唐、馬遠、夏圭，技巧縱橫，畫風健拔，一變南宋渾厚沉鬱的風格，畫神像、花鳥，都極精緻。他畫人物遠師吳道子、李龍眠，創蠶頭鼠尾描，行筆頓挫，筆法豪放。其畫風風靡於當時吳偉、張路、王世祥、方鉞、戴泉、夏芷、何適、謝賓舉、謝時臣、汪肇、蔣嵩、夏蔡等多人，皆承其畫風，而形成“浙派”。山水師馬遠、夏圭，並取法郭熙、李唐，俱遒勁蒼潤；人物佛像能變通運筆；頓挫有力；所作葡萄配以勾勒竹、蟹爪草，別具格調。畫在明中葉影響較大，為“浙派繪畫”創始人。

擅山水、人物、花鳥，山水取法宋元，用筆勁挺方硬，水墨淋漓酣暢，發展了馬遠、夏圭傳統。人物畫師法唐宋傳統，兼長二筆、寫意。人物畫主要題材有神仙道釋、歷史故事、名人隱士、樵夫漁父等，所畫神像的威儀，鬼怪的勇猛，衣紋的設色，均駕輕就熟。工筆用鐵線描和蘭葉描，寫意從馬遠變化而來，筆墨簡括。花鳥畫工筆、寫意、沒骨兼長。戴進的繪畫在當時影響極大，追隨者甚眾，人稱“浙派”，成為明代前期畫壇主流。子戴泉、女戴氏、婿王世祥等皆善畫，能傳其法。

戴進作為明代著名的畫家，繪畫臨摹精博，得唐宋諸家之妙，道釋、神像、人物、山水、花果、翎毛、走獸等，無所不工。

山水畫

他的山水畫畫作品，注重選題。畫法源出宋元，繼承南宋水墨蒼勁一派，主要吸收南宋時期的馬遠、夏圭（夏圭）風格，但也吸取北宋時期的李成和范寬，並取法郭熙、李唐、董源，用筆勁挺方硬，水墨淋漓酣暢，技巧縱橫，畫風雄健挺拔，俱遒勁蒼潤，一變南宋渾厚沉鬱的風格，發展了馬遠、夏圭傳統，善於用濃淡水墨的巧妙變化，來表現“鋪敘遠近，宏深雅淡”的品格，既有南宋院體遺風，又有元人水墨畫意，被推為“浙派山水首席畫師”。

人物畫

他畫人物遠師吳道子、李龍眠的唐宋傳統，兼長二筆、寫意，能變通運筆，創蠶頭鼠尾描，行筆頓挫有力，筆法豪放。人物畫主要題材有神仙道釋、佛像、歷史故事、名人隱士、樵夫漁父等，所畫神像的威儀，鬼怪的勇猛，衣紋的設色，均駕輕就熟。工筆畫衣紋常用鐵線描和蘭葉描，有時用丁頭鼠尾描，寫意從馬遠變化而來，筆墨簡括。

花鳥畫

戴進的花鳥畫工筆設色、水墨寫意、沒骨兼長，都極為精緻。所作葡萄配以勾勒竹、蟹爪草，別具格調。

代表山水作品有《金台送別圖》《春遊積翠圖》等。有《春山積翠圖》《風雨歸舟圖》《三顧茅廬圖》《達摩至惠能六代像》《南屏雅集圖》《歸田祝壽圖》《葵石峽蝶圖》《三鷺圖》等傳世。

據傳，戴進原來是位做首飾的鍛工。有一次，他去一家熔金鋪，看到自己製作的首飾被人玩膩了，拿去熔掉，感到很傷心。於是改學繪畫。有一次，戴進由錢塘（杭州）到金陵（南京）辦事，帶了很多行李，於是就找了個挑夫挑著，但由於街上人多，走了不久，兩人便失散了，戴進找不到挑夫，挑夫也找不到戴進。於是他憑著記憶，畫了一幅挑夫的肖像畫，到挑夫集中的地方去問，眾挑夫一看，很快就認出了這幅肖像畫的是誰，終於幫助畫家找到了那位挑夫，取回了行李。由於戴進畫藝高超，后被召進皇宮畫院。當時，畫院受寵的畫師有李在、倪端、謝環、石銳等。這些畫師一見戴進的作品，都覺得戴的水平在自己之上，個個都很妒忌。傳說有一次，明宣宗召集畫家，要每人獻上一幅新作品，戴進便呈上一幅剛剛畫好的《秋江獨釣圖》，畫面上畫了一個穿紅袍的人在水邊垂釣。畫師謝環知道機會來了，進讒於皇帝，說圖中的漁翁穿紅袍，分明是譏諷朝廷大臣不務政事。本來，宣宗剛看到這幅作品時，心中還很是稱讚，經謝環如此一說，竟然相信，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將戴進逐出了畫院。關於戴進被讒一事有多種說法。通常認為是被謝環所讒。明朝學者郎瑛在其《七修續稿》中記述更為詳盡：“宣宗召畫院天台謝廷循（即謝環）品評戴進所進圖畫，初展《春》《夏》。謝說：非臣所及。到《秋景》，謝忌妒心起，沉默不語。皇上問其何故？謝說：屈原當年遇昏主投江，今畫漁父，有不遜之意。皇上沒言語。再展《冬景》，謝說：七賢過關，是亂世啊！皇上勃然大怒，說：可斬！戴文進（即戴進）和他的徒弟夏芷在慶壽寺僧房飲酒，夏芷把僧人灌醉，竊其度牒，削師頭髮，夜半出逃，歸隱杭州。”戴進一生是悲慘的，皆因小人進讒。小人殺人不見血，信乎？悲哉！

關於戴進的生平事迹，有關記載甚為簡略，且互有出入。據清代張潮《虞初新志》和厲鶚《東市雜記》記載，戴進少年時當過銀匠，打造金銀首飾和其他工藝品，人物、花鳥、釵釧，精巧絕倫，技藝特出。戴進也以此為傲，暗自得意，以為別人得到他的工藝品會十分寶貴，長久地珍藏下去。有一天，戴進在市上見一熔金者，所熔金器都是他精心製作的手工藝品，頓時“憮然自失，歸語人曰‘吾瘁吾心力為此，豈徒得精意，將托兒不朽吾名耳。今人爍吾所造，亡所愛，此技不足為也。將安托吾指而後可？’人曰：‘子巧托諸金，金飾能為俗習玩愛及兒婦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苦？能徙智於嫌素，斯必傳矣。’”戴進大喜，遂學畫。又明朝郎瑛《七修類稿》記載：“永樂末，錢塘畫士戴進，從父景祥征至京師。筆雖不凡，有父而名未顯也。”可知戴進的父親戴景祥即為職業畫家，且頗有造詣，戴進長於繪事，有其家學淵源。比較這兩種說法，以嘉靖時郎瑛之說為早，郎瑛還曾目睹戴進在西湖橫村橋的墓碑，應該更為可信。但不管怎樣，戴進出身低微這一事實，是史家所公認的。

前文所引戴進在永樂末年隨父征京師，指的是北京。戴進到應天府南京則在永樂初。據明代周暉《金陵瑣事》記述：戴進永樂初年到南京，將入水西門，轉盼之際，一肩行李被腳夫挑去，莫知所之。文進雖暫識其人，然已得其面目之大都，遂向酒家借紙筆畫其像，眾聚腳夫認之，眾曰此某人也。同往其家，因得其行李。永樂初年，戴進至多十七八歲，已有如此好的捕捉和記憶人物形神的能力，一方面顯示了戴進在繪畫上的聰穎天資，另一方面也說明戴進可能從小跟著父親學畫，刻苦練習，到這時已積累了一定的繪畫經驗。永樂初，明成祖尚未遷都，京城尚在南京，永樂十九年（1421）才遷都北京，而以南京為留都。戴進隨父進京當在1421年至1424年間。他在宮中十幾年，畫藝大進，卻並不得志，因而離開京都，回到杭州。

至於戴進是否正式入過朝廷設置的畫院，各種記載不盡相同。據《佩文齋書畫譜》卷五十五李在條下引《閩畫記》云：“李在……宣廟（明宣宗）時與戴文進、謝庭循、石銳、周文靖同待詔直仁智殿。”徐沁《明畫錄》也稱戴進“宣德初征入畫院，見讒放歸，以窮死”。可知戴進是在宣德（1426—1435）初進入畫院的，並被授予待詔的頭銜。而郎瑛《七修類稿·戴進傳》則說鎮守福大監向宣宗進獻戴畫四幅，還推薦戴進本人，但因宣宗聽信了謝庭循的讒言，大為震怒，要斬戴進，戴進只得連夜潛逃。則戴進似乎未及見賞於宣宗，就惹來了禍水，更不用說封官授職了。

此外，明朝李翊的《戒庵老人漫筆》中也言及戴進遭刑，不被取用之事。文曰：“宣德間，崑山畫士謝庭循雖以畫蒙寵，終日侍御圍棋。時錢塘戴文進畫法極高，與等輩十八人行取至京，皆不及戴者。考試，令戴畫龍，戴本以山水擅名，非其本色。隨常畫龍皆四爪，呈御，上大怒，曰：‘我這裡用不得五爪龍，著錦衣衛重治，打御棍十八發回。’”但從現存明代宣德時期的宮廷繪畫來看，走的多是南宋馬、夏一派的路子，風格與戴進十分接近，戴進曾征入畫院之說還是較為可信的。

戴進被讒一事，在各家史籍中均有記載，說法雖各異，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戴進在繪畫上的超群出眾的才藝引起了畫院諸名家妒忌與排擠。有兩則流傳較廣的戴進遭排擠的故事。

其一是鎮守福太監向宣宗薦戴畫四幅，宣宗即召集畫院名家謝庭循等評其畫。“初展《春》《夏》，謝曰：‘非臣可及’。至《秋景》，謝遂忌心起而不言。上顧，對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畫原對漁父，似有不遜之意。’上未應。復展《冬景》，謝曰：“七賢過關，亂世事也。’上勃然曰：‘福可斬！’”

其二則見於明嘉靖時李開先的《中麓畫品》中，曰：“宣廟喜繪事，一時待詔如謝廷殉、倪端、石銳、李在等則又文進之仆隸輿台耳。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以得意者為首，乃《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垂釣於江邊。畫家唯紅色最難著，進獨得古法。延珣從旁奏云：‘畫雖好，但恨鄙野。’宣廟詰之，乃曰：‘大紅是朝廷品服，釣魚人安得有此？’遂揮其餘幅，不經御覽。”明代史料大都承襲此說。但到了清朝，孫承澤在《庚子消夏記》中，對此提出了懷疑，他認為“此三家村中語也。宣廟善畫，嘗見御筆雪山圖，一人衣緋，策杖入寺，此豈朝服耶？其不取文進，定有在也。”

戴進被讒之事，發生在他四十歲左右，按郎瑛之說，戴進聽到宣德帝發了“福可斬”的恨聲，當晚就由徒弟夏芷幫助，灌醉慶壽寺的一個和尚，偷了度牒，削髮假扮僧侶，倉皇出逃，歸隱於杭之諸寺。以後，為逃避謝環（庭循）的搜尋，又曾一度隱姓埋名，輾轉漂泊到雲南。歲末，就持自己畫的門神，去各家出售。

而李開先《中麓畫品》則記敘戴進雖未能得到宣宗的賞識，但還未有馬上離開宮廷，只是“寓京大窘，門前冷落”，生活成了問題，“每向諸畫士乞米充口”。當戴進落魄之時，謝環則為當時所崇尚，為閣臣作大畫，就把戴進請來代筆。後來此事被請閣臣知道了，便怒斥謝環：“原命爾為之，何乃轉託非其人耶！”於是戴進無法在宮廷繼續呆下去，遂辭歸。臨行時，禮部侍郎王直有《送戴文進歸錢塘》詩相贈，曰：“知君長憶西湖路，今日南還興若何？十里雲山雙蠟展，半篙煙水一漁蓑。岳王墳上佳樹綠，林逋宅前芳草多。我欲相隨尋舊跡，滿頭白髮愧蹉跎。”由此看來，戴進在京城時與官員們有過交往。

戴進晚年的活動範圍主要在故鄉杭州及南京、浙東一帶，仍以畫畫為生。關於戴進的結局，流行的說法是他晚景凄涼，以至“嫁女無資，以畫求濟，無應之者”。天順六年，因窮困潦倒而死，終年七十五歲。

日本著名美術史家鈴木敬在《明代“浙派”繪畫研究》一文中對此提出了異議。他在考察了與戴進交往頗密的文人杜瓊、楊榮（1371—1440）、楊士奇（1365—1444）、王直（1379—1462）等人的詩文之後，認為戴進“窮困死”一說不可靠。如杜瓊記其“晚乞歸杭，名聲益重，求畫者得其一筆，有如金貝”，而且他的才華和人品、修養都受到了這班文人的推崇，如楊士奇讚譽說：“此君高節凈娟娟，況復瑤華相映妍。”

因此，即使戴、謝的關係如前文所述那樣，他晚年窮死一說也讓人難以置信。

戴進死後葬於西湖橫村橋。郎瑛在《戴進傳》中云：“余過橫村橋，見其墓凄迷於蒼莽之中，祀絕而將為人發矣。悲其事，因掇其行，以書其傳雲。”又說：“戴奔走南北，動由萬里，潛形提筆，經幾春秋無利祿以系之也。生死醉夢於繪事，故學精而業著，業著而名遠，似可與天地相始終矣。”對戴進獻身藝術的精神以高度評價，而對畫家坎坷的一生，也寄予無限同情。

戴進的作品在明代中期被大眾認為是經典藝術，在明中葉宮廷內外特別是江浙地區影響極大，成為明代前期畫壇主流，其畫風風靡於當時，形成獨具特色的流派，畫史稱作“浙派”，戴進作為“浙派”創始人，很受人們的重視和讚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