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均

金玉均是朝鮮王朝末期（朝鮮高宗在位時）的政治家，字 伯溫，號 古筠、古愚，謚號 忠達。1851年2月23日（朝鮮哲宗二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於朝鮮忠清道公州。金玉均的生父為金炳台，6歲時被堂叔金炳基收為養子，並於1872年參加科舉考試，獲文科狀元及第，除授成均館典籍，1874年後歷任弘文館校理、司諫院正言、弘文館副修撰、弘文館副校理，1883年任參議通商交涉事務（外衙門參議），后調任東南諸島開拓使兼管捕鯨事，1884年6月上任外衙門協辦，直至甲申政變。

金玉均曾於1882年東渡日本考察政治經濟制度，並在“壬午軍亂”之後作為修信使朴泳孝和副使金晚植一行的顧問再赴日本，進行廣泛的活動。此時，朝鮮國內由閔妃外戚集團掌權，事大主義極度膨脹，戚臣們靠著清朝的後援作威作福，國政日漸昏暗。為此，金玉均等人決心打破陳規、改革國政，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載弼、尹致昊等人組織了“開化黨”。由於開化黨鼓吹脫離中國獨立，所以又稱“獨立黨”。

為了推翻事大黨（守舊派）的政府，金玉均於1884年12月4日以郵政局開業典禮宴會為契機，與朴泳孝、洪英植等開化黨人一起發動了“甲申政變”，在清洗了多名事大黨大臣之後，金玉均組織了新政府，被擢升為戶曹參判，併發布了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新政綱。但由於袁世凱率領駐守清軍鎮壓開化黨，甲申政變僅過三天便告失敗。

甲申政變失敗后，金玉均被迫亡命日本，化名為岩田周作，輾轉小笠原群島、北海道、東京等地長達十年。為了藉助清朝的力量以完成未竟志向，他去了上海，準備北上天津會見清朝實權人物李鴻章。

1894年3月28日（高宗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金玉均在上海東和洋行被洪鐘宇刺殺。清朝政府保護了洪鐘宇，並用軍艦威靖號把金玉均的屍體引渡給了朝鮮，朝鮮政府以謀叛大逆不道之罪將其凌遲處斬。但第二年新內閣成立之後，在法務大臣徐光范和總理大臣金弘集的要求之下，為其洗刷了罪名，恢復了官位。純宗隆熙年間，追贈為奎章閣大提學，還受到了皇帝派官吏前去祭奠的禮遇。

1851年2月23日（舊曆咸豐元年辛亥正月二十三日），金玉均生於朝鮮忠清道公州一個沒落兩班家庭。金玉均的生父金炳台對漢學很有造詣，一生清貧，以訓學為業。金玉均天資聰穎，且深受父親熏陶，自幼接觸詩書。6歲時，其父指月命金玉均吟詩，金玉均脫口說出“月雖小照天下”的詩句。

同年（1856年）初，金玉均被過繼給堂叔金炳基為養子，來到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1861年，金炳基調任江陵府使，金玉均隨從前往，一直到1866年。金玉均在那裡用功讀書，進入栗谷書院（“栗谷”是朝鮮著名學者李珥的號）學習，不僅熟諳儒家經典和唐詩宋詞，還學習了實學派學者朴趾源、丁若鏞等人的著作，深受實學思想熏陶。

所謂實學，其字意為實事求是之學問，是在朝鮮王朝封建制度日趨瓦解、商品經濟逐漸發展、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加深的條件下發生和發展的 一個先進的學派。實學派的中心思想是主張研究學問要講究實效，在政治上要刷新舊弊；研究自然科學，以振興實業；軍事上培訓精兵，以實現國富兵強。在這方面，實學派巨匠朴趾源的《限民名田議》、《擬請疏通疏》和丁若鏞的《湯論》、《軍器論》等著作最有代表性。金玉均自幼攻讀這些實學著作，從中受到很大啟發。

1866年，金玉均隨養父回到漢城。1872年，金玉均參加科舉，獲謁聖文科狀元及第，從此進入政界，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此期間，金玉均結識了劉鴻基和朴珪壽，為他以後的思想和活動奠定基礎。劉鴻基號大致，是中人出身的醫生，也是朝鮮最早的開化派，人稱“白衣政丞”（意即“平民宰相”）。他和另一名中人出身的學者吳慶錫一起宣傳他們的主張，逐漸形成了“開化思想”。

金玉均出身兩班貴族，地位高於劉鴻基，但卻對他的學說產生了興趣，並克服身份差別向他求教。劉鴻基也全力栽培金玉均，使金玉均接觸了《海國圖志》、《瀛寰志略》、《中西見聞》等中國傳來的“新書”，開始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產生憧憬。金玉均還在劉鴻基的介紹下與吳慶錫、李東仁等早期開化思想家交遊。同時，劉鴻基篤信佛教，這也對金玉均產生了很大影響，吳慶錫的兒子吳世昌回憶道：“金玉均從劉大致（劉鴻基）那裡所受到的思想感化中，需要特記的一件事情是大致的佛教信仰一事。大致常嘆息朝鮮的學士長於儀禮卻薄於道念，為此他勸金玉均也要努力研究佛教。與其他人不同，金玉均之所以從青年時代起經常講有關佛典的文句和佛說也是劉大致感化下所產生的結果。”後來與金玉均有深交的日本政治家犬養毅也說過：“金氏的學問和修養之根底在於佛教而不是儒教，即是：他的學問在於禪學而其修養也依著禪學，因而他始終愛讀佛書，而全然不顧儒書，甚至厭惡儒書。他（金玉均）曾對我說：‘縱觀日本的各藩，越是深受儒學影響的藩越是充滿形式主義，萬事也越窮塞。’由此可見，他是視儒教為形式主義的宗教的。”所以，正如韓國學者李光麟所說：“或許在佛教裡面的‘否’的邏輯上他（金玉均）找到了否定朝鮮的儒教至上主義國家體制的理論依據” ，這種佛教的影響對於金玉均擺脫在朝鮮王朝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束縛也有重要作用。

除了劉鴻基之外，另一名對青年金玉均影響至深的人物——朴珪壽則是當時的右議政（相當於副首相），系朴趾源之孫，繼承了乃祖的實學思想，不僅學識淵博，而且在內政外交方面多有獨到見解，大力主張自主開放。因此，金玉均十分敬重朴珪壽，並經常求教於他。同時在朴珪壽的家裡，金玉均還認識並結交了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等青年貴族子弟，所以朴珪壽的家可以說是開化黨的搖籃。正如朴泳孝所回憶的：“（金玉均的）新思想來源於我親戚朴珪壽家的舍廊房中，金玉均、洪英植、徐光范以及我伯兄朴泳教經常會聚在齋洞的朴珪壽家”。就這樣，青年金玉均從劉鴻基那裡繼承了文明開化、維新變革的思想，從朴珪壽那裡汲取自主開國論，從而初步在腦海中接受並形成了區別於實學的開化思想。

金玉均的青少年時代以及他登上歷史舞台的19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朝鮮半島歷史上的轉折時期。從1866年法美艦隊入侵到1876年朝鮮被迫同日本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江華條約》，在這10年的歲月里，朝鮮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朝鮮王朝的封建制度風雨飄搖，國家面臨殖民地化的危險，如此內憂外患深重的時代 背景，不可避免地要影響到金玉均等一批代表朝鮮早期資產階級的上層知識分子。

金玉均在1876年2月《江華條約》談判過程中便初次體驗到日本的強大，當時金玉均的好友、開化思想家吳慶錫作為朝鮮代表的翻譯官前往江華島參與同日本的談判，吳慶錫經常出入日本代表一行所下榻的驛館，他詳細探問和了解日本的形勢之後，便立即回漢城找到金玉均交代談話內容，並勸告將來有機會一定要與日本人交友或親自赴日考察。從此，金玉均開始以日為師，探索國家富強的道路。

金玉均認為，要挽救國家和民族危如累卵的局面，要實現文明開化和富國強兵的夙願，就必須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在這方面，日本的“明治維新”對金玉均影響最大。他的開化黨同志徐載弼回憶道：“由於他（金玉均）清楚了解歐美文明並非是一朝一夕間所形成、而是經過列國間長達幾個世紀的競爭與努力才建成的事實，因而，他非常驚嘆日本在‘一代’期間內達到其水準。於是，他自然千方百計地效法日本，並以其為榜樣，欲推進朝鮮的改革事業。”金玉均特別欣賞日本的發展道路，他在19世紀70年代中後期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載弼等人結成“開化黨”，決心在朝鮮也搞一個維新，實現一場大規模的政治經濟改革。

《江華條約》簽訂以後，朝鮮政府與日本開始往來，各種新思想開始闖入朝鮮併發生激烈碰撞。1876年，金綺秀率領朝鮮開港后的第一次修信使團訪問日本，撰寫了報告書《日東記游》，首次將明治日本的氣象展現在朝鮮人面前；1880年，金弘集率領第二次修信使團渡日交涉，回國后帶來了中國駐日使館參贊黃遵憲寫的《朝鮮策略》和鄭觀應寫的《易言》，在朝鮮引起巨大反響；1881年，朝鮮政府派遣“紳士遊覽團”考察日本，成員之一的魚允中又轉去訪問中國，回國后寫了《中東記》一書，並將其贈與同金玉均亦師亦友的劉鴻基。時代的劇烈變遷和這些書籍的傳入都對金玉均產生強烈影響。此外，金玉均還在1879年委託開化僧李東仁潛入日本進行考察，帶回了大量新書籍和新事物，為此他甚至變賣自己的家產來資助李東仁東渡。總而言之，在《江華條約》以後的數年中，金玉均獲得了不少來自日本的情報，極大強化了腦海中對明治日本的憧憬以及對文明開化的渴望。

隨著金玉均對日本幻想的不斷升級，他不滿足於從別人那裡獲得的有關日本的間接情報，而是一再向國王高宗請求允許他以個人身份親自赴日視察，直接目睹日本社會。1882年2月（辛巳年十二月）終於得到了高宗的許可，與開化黨同志徐光范及隨員邊樹、柳赫魯等一同動身，這是金玉均平生第一次東渡日本。金玉均到達日本后，仔細考察日本社會，多次訪問日本朝野的知名人物，他還在慶應義塾寄食，受教於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日本統治階級口蜜腹劍，一再表示將在道義上和物質上全力支持開化黨的改革。金玉均將他在第一次渡日時的所見所聞編為《箕和近事》一書（此書已亡佚）。

1882年7月，朝鮮爆發“壬午兵變”，起義士兵和漢城市民趕走了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掌握實權的王妃閔妃倉皇出逃，代表極端保守勢力的國王生父興宣大院君李昰應上台。同年8月，在日本考察的金玉均與徐光范隨花房義質回到朝鮮，而朝鮮的宗主國清朝亦在此時悍然出兵干涉朝鮮內政，逮捕了大院君，將他押往中國，並軟禁在保定府。清軍3000人駐紮朝鮮，閔妃亦藉助清朝力量捲土重來，並成為守舊派的代表。金玉均在壬午兵變中親眼目睹清軍對朝鮮的干涉，產生出強烈的反清情緒，立誓要使朝鮮脫離清朝而獨立。他曾對英國駐日公使巴夏禮表示：“清國逮捕大院君及其後的處置是對朝鮮的冒犯” ，並認為朝鮮作為清朝的屬國是“萬無之恥” ，金玉均亦常對開化黨同志感嘆道：“西洋各國皆是獨立國也，無論某國，獨立然後可以和親，而朝鮮獨為中國屬國，深可恥也。朝鮮亦於何時可為獨立，而與西洋諸國同列乎？”這種獨立自主的思想促使金玉均以及開化黨人進一步的奮鬥。

壬午兵變結束后，日本以使館被焚、僑民被害為由強迫朝鮮簽訂《濟物浦條約》，內容之一就是派使團赴日本謝罪。《濟物浦條約》簽訂后不久，朝鮮政府以朴泳孝為修信使、金玉均為顧問，於1882年9月赴日謝罪。這是 金玉均第二次前往日本。由於此行中多有開化黨人，因此日本藉機開始扶植開化黨。明治天皇親自接見了朝鮮使團，日本政府動員朝野有影響的人士給予優遇和開導，同意把條約規定的50萬日元的賠款延長10年付清，並在無政府委任狀的條件下，以釜山關稅和端川金礦為擔保，橫濱正金銀行借給17萬日元巨款，以5萬元支付賠款，12萬元用於創辦開化事業。經過這次訪問，金玉均“遂傾意依賴於日本” ，也對國家改革的前途充滿信心，他在日本對留學生鼓吹道：“如果說日本是東方的英吉利，那麼我國就是亞細亞的法蘭西！”金玉均在朴泳孝使團回國后仍逗留日本，試圖籌集更多借款，但日本政府告訴他必須有委任狀才行，於是他就在1883年3月返回朝鮮。

此時的朝鮮在金玉均、朴泳孝等開化黨人的推動下正展開著開化運動，其中朴泳孝在任漢城府判尹時籌備建立博文局、巡警部、治道局等近代機構，而金玉均利用其外衙門參議的身份與日本交涉，使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義贈送朝鮮國王步槍425支，彈藥5萬發。這些改革儘管還是初步的，但都是進步的，也就引起了以閔妃為首的守舊派的極大不安。由於守舊派無論在經濟實力還是政治權勢上都遠勝於開化黨，所以開化運動不斷遭到阻撓而舉步維艱。

到1883年春夏之交，閔妃集團覺得再把開化黨人留在漢城是一種危險，於是外放金玉均為東南諸島開拓使兼管捕鯨事，調朴泳孝為廣州留守，奪去他們的實權，使他們遠離漢城。金玉均則在朝堂上繼續抗爭，竭力反對閔妃集團的閔台鎬、穆麟德等人發行“當五錢”的措施，並獲得國王高宗的委任狀，於1883年6月前往日本借款300萬元以紓解朝鮮的財政困難，這是金玉均第三次訪日。在他這次東渡日本前，日本就許諾過他只要有國王的委任狀就借款300萬元，但金玉均到達日本后，一向支持開化黨的日本政府居然拒絕了金玉均的借款要求，對待他的態度也非常冷淡。金玉均在日本滯留了10個多月，一無所獲，連借10萬或20萬都沒辦法。他的老師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連發《朝鮮政略之急在於挪用我國資金給它》、《挪用日本之資金給朝鮮無風險》、《挪用資本給朝鮮對我國甚是有利》三篇文章，呼籲日本政府貸款給朝鮮，但無濟於事。日本政府拒絕借錢給金玉均的原因，是由於那時日本正與閔妃集團政府交涉通商問題，為了能在未來的協定中保留更多特權，日本企圖討好閔妃集團，而不願給予開化黨更多支持，正在朝鮮交涉的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也密報日本政府說金玉均不可信。金玉均在1884年5月歸國時無奈地對他的老師福澤諭吉吐露：“沒有資金，什麼事也無從著手。如今空手歸國的話，平素就嫉視我、欲置我於死地的閔族一派事大黨必逞其非難中傷，策劃陷我於絕境。姑且不論玉均自身，我獨立黨的同志會蒙受沉重打擊，改革的計劃也會化為烏有，朝鮮除了永遠做支那的屬國外別無他途。我黨與事大黨終究不能兩立，所以在不得已的場合下說不定會達致最後的決心。”

金玉均在1884年5月借款失敗回到朝鮮后，他與守舊派的對立和鬥爭日益加劇，鑒於自身處於弱勢地位，他不得不“暫退田舍，以弛其禍，以圖展后之策”。在開化運動陷入困頓的情況下，金玉均等開化黨人決定採用非常手段推翻守舊派政權，於是就有了1884年12月驚心動魄的“甲申政變”。

金玉均隱居田舍后不久，由於朝鮮政府在與日本交涉時遇到麻煩，國王三次召還金玉均，金玉均遂於1884年6月23日重新出仕，擔任協辦交涉通商事務（外衙門協辦），直至甲申政變。這時，金玉均雖對日本存有幻想，但他已經透過借款事件看到了日本政府的變幻無常，產生了一定的戒心和反感。他曾當著日本駐朝一等書記官島村久的面痛斥道：“日本政府變幻政略，如兒戲之事！”因此，他決心即使沒有日本人的支持，也要當機立斷，實行改革，實現文明開化的理想。金玉均早已規劃了改革的兩條途徑：“一是得君密敕而和平行事也，一是密賴君意而以力從事也” ，也就是說他將改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國王身上，其途徑一種是和平，一種是武力，然而在和平改良的道路已經行不通的情況下，只能採取武裝政變的手段，而金玉均正是在等待時機。

到了1884年下半年，機會終於來了。中法戰爭於當年8月全面爆發，清軍節節敗退，其在朝鮮的威信急劇下降；同時，清廷為了應付與法國的戰局，將原先駐紮朝鮮的3000名軍隊調走一半。日本人亦蠢蠢欲動，鼓動金玉均等開化黨人發動政變，藉此使朝鮮脫離中國，以便將其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自1884年10月30日歸任朝鮮以後，對金玉均等人態度大變，他慫恿開化黨人說：“中法開戰，清國將亡，貴國有志於改革之士，不可失此機……” ，主動提出幫助開化黨。金玉均原本在規劃朝鮮改革時亦認為：“若用武力，則勢不得不雇傭日本人” ，到此時他更是覺得“獨立我國，變革舊習，非藉手日本外無策” ，因此儘管他對日本有所疑慮，仍決定與日本聯手。從1884年11月起，金玉均就和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載弼等開化黨人頻繁密談，醞釀政變計劃，他們也時常出入日本公使館，尋求日本的支援。

1884年11月13日，金玉均對洪英植說：“吾輩以今日之迫切之狀，立於壘卵之地。不顧左右，一圖變革，即因勢而決策者……蔽一言，速圖勿遲為上策。” 11月16日，他對劉鴻基說：“日廷之議，存而勿論。似可假使日廷無助援吾輩之意，在我國事勢，今幾至於背水無糧，其迫切之狀，固不待日廷之舉動。……運付之於天，以一死之志，吾輩已有所決。”金玉均等開化黨人還多次向日本和美國求助。竹添公使一再表示聯合開化黨發動政變，稱：“吾志亦如公而決，誓勿相疑”。美國公使福特雖不介入，但聽完金玉均的改革計劃后亦表示支持，稱：“公輩之從前為國一死之志，吾果深信而欽敬者”。 1884年11月29日夜，金玉均單獨入宮，對國王高宗遊說稱中日如果交戰，清朝必敗，朝鮮當自圖萬全之策，並誇口說會得到日本的全面協助。高宗為其所動，乃親書密旨交給金玉均，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權”。一切準備工作完成後，一場由金玉均主導的流血政變一觸即發。

1884年12月4日，開化黨人洪英植為總辦的新建郵政局開業，晚間舉行了盛大的開廳宴會，守舊派主要大臣和列國公使都應邀出席了賀宴。金玉均等人在宴會廳周圍埋伏好行動隊員，準備在席上酒足飯飽之時別宮縱火，趁人奔 赴火場之機逐個幹掉守舊派大臣，然後控制國王，奪取政權。但別宮放火未獲成功，行動隊員們只好在郵政局鄰舍放火，然後高喊失火。聽到喊聲，守舊派大臣閔泳翊帶頭衝出堂外，被刺反奔，血污一片，撲於堂上。賓客見此情景，大驚失色，倉皇散去，開化黨的政變計劃暫時受挫。但事態既已至此，金玉均只好下決心，按原定計劃進行下去。

金玉均帶領幾名開化黨人奔入王宮，強使國王遷至景佑宮，暫時控制了國王。這時竹添進一郎率200名日軍來援，開化黨遂放手大幹。金玉均假傳王旨，將守舊派高官召入景佑宮護駕。守舊派大臣，諸如閔台鎬、閔泳穆、趙寧夏等，有的奉命進宮，有的聞變趕來，均被開化黨刺客殺死。政權暫時由開化黨掌握。這就是朝鮮近代史上著名的“甲申政變”。

金玉均等人立即組成了以開化黨人為中心的新政府，於翌日晨通告各國使節。新政府里雖然有不少王族和中間分子參加，但主要部門的權力，如兵權、財權等，都由開化黨掌握，金玉均自己擔任了戶曹參判（相當於財政部副部長）。開化黨在組織新政府的當天晚上，金玉均等人徹夜不眠，擬定新政府的政綱，於12月6日晨以國王教旨形式公布全國。

開化黨的新政綱，共有十四條，其主要內容有：敦促清政府早日釋放大院君，廢除朝貢虛禮；廢除門閥，廣泛登用人才；改革全國的地租之法；革罷內侍府等冗重機構；急設巡查和近衛軍，以加強社會治安和國防力量；實現類似西方君主立憲制政體，等等。由此可見，開化黨的新政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資產階級自由民權思想。這一政綱雖然未能提出當時最為迫切的反帝要求和土地問題，但它向封建專制制度提出君主立憲的要求，表達了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榜樣改革朝鮮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的進步願望。

正當金玉均等開化黨人準備將其政綱付諸實施時，守舊派餘黨的反攻倒算也就開始了。另一方面，由於以金玉均為首的開化黨人嚴重脫離群眾，所以漢城市民都以為開化黨勾結日本人挾持國王，篡奪國家政權，因而紛紛聚集起來，號召殺光倭奴和開化黨。1884年12月6日下午，即政變的第三天，守舊派勾引袁世凱、吳兆有率領1500多名清兵攻入昌德宮（此時國王已從景佑宮返回昌德宮）。於是國王重新落入守舊派手中，甲申政變以“三日天下”而告終。

甲申政變失敗后，金玉均和其他開化黨要人躲進日本公使館尋求避難，當時朝鮮的反日情緒空前強烈，成千上萬的漢城市民聚集圍攻日本公使館，300多名日本僑民也遭到市民們的追殺，湧入公使館內。竹添進一郎公使準備焚燒公使館逃走，金玉均等人被迫斷髮易服隨之逃往日本，從漢城到仁川一路遭到圍攻，金玉均本人也掛了彩。等到了“千歲丸”號輪船時，誰料竹添公使堅決不讓金玉均等人上船。在一同逃難的日本僑民和“千歲丸”號船長辻覺三郎的勸說和協助下，金玉均才能夠與竹添一起上“千歲丸”號赴日。這時，朝鮮政府急命外務督辦趙秉鎬、外務協辦穆麟德前往仁川港捉拿金玉均等4人。竹添進一郎竟又一次背信棄義地準備交出金玉均等人。當趙秉鎬等上船時，幸好辻覺三郎船長俠義相助，將金玉均等人裝進木櫃並放進密室中，才得以逃過一劫。

1884年12月11日，“千歲丸”號起航，金玉均面臨滾滾海濤，回想政變的過程，對於自己計劃不周導致同志遇難、為了祖國的獨立和繁榮進行改革反被當成叛賊以及竹添公使的翻雲覆雨等種種情形和遭遇感到無限的痛苦和悔恨。1884年12月13日，“千歲丸”號抵達日本長崎，金玉均隨後移居東京，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再也沒有踏上故國的土地。

守舊派開始了對開化黨大規模的清洗。金玉均作為“逆賊”之首，被朝鮮政府判處孥戮之刑，其家屬無論男女老幼並坐誅，其他開化黨人及其家眷也多被處決。只有金玉均之妻俞氏及其幼女在窮鄉僻壤中東躲西藏才逃過一劫，直到1894年12月日軍鎮壓朝鮮東學黨起義時才在忠清道沃川郡發現了這對母女並保護起來，兩人饑寒交迫，處於極端凄慘可憐的困境，她們甚至不知道金玉均已被殺害的事情。

逃到日本的金玉均化名 岩田周作，寄寓他鄉，過了整整10年的亡命生活，境遇十分困苦。雖然不少的日本朝野人士如福澤諭吉、后藤象二郎、頭山滿、犬養毅等都抱著同情的態度對待金玉均，與金玉均過從甚密。但是由於《漢城條約》和《天津會議專條》的簽訂，日本改變對朝政策，金玉均對日本政府來說也暫時失去了利用價值，所以日本官方對待金玉均的態度從甲申政變前口口聲聲表示“同情”和“支持”變成此時此刻的冷遇和白眼，把他當成了外交包袱。朝鮮政府也一直與日本交涉引渡金玉均等人的事宜，甚至其派來的刺客如張殷奎（又名張甲福）、宋秉畯、池運永等人接踵而至，就連日本外務卿井上馨也出賣金玉均，他與中國駐日公使徐承祖商議，將金玉均騙到上海，再予以捕捉。

然而這些陰謀因為種種因素都沒有得逞，金玉均也從未放棄自己的理想，隨時準備東山再起。1885年冬，金玉均聯絡日本自由黨政客大井憲太郎、小林樟雄等人，計劃率領1000名日本浪人反攻江華島，為此金玉均專門寫信給同情開化黨的江華府留守李載元，譴責“奸臣輩不識天下大勢，做出壞事，究不知國家將見奪於外國”，表示他“為我上監（對國王的尊稱）一人之心，可質神明，斷無他心”“上監雖惡我，我心則不變”，並希望李載元裡應外合，為其購買1000支槍，助其反攻朝鮮。金玉均的反攻計劃泄露以後，引起了朝鮮國內巨大的恐慌，也引發了中日朝三國的嚴重關注。而大井憲太郎等金玉均協助者亦因“大阪事件”而被捕，反攻計劃徹底告吹。日本遂更加將金玉均視為麻煩製造者，監視其日常生活。

金玉均在反攻朝鮮計劃失敗后本欲訪問美國，不料在1886年5月發生了池運永事件，再次打破了金玉均的計劃。原來在這年2月，朝鮮政府以金玉均的學生、內衙門主事池運永為“渡海捕賊使”赴日本，負責暗殺金玉均之事。池運永到了日本，探得金玉均在東京，便致書求見。金玉均對此感到懷疑，便派心腹柳赫魯等去探試，讓柳赫魯等故意在池運永面前說金玉均壞話，結果從池運永口中詐出真情，並從箱包中看到了朝鮮國王給他行刺金玉均的委任狀，結果行刺未遂。金玉均對此震驚而憤怒，立即將此事告知日本政府首腦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以求生命保護，又投訴到法院，但皆如石沉大海，沒有下文。同時，金玉均又在日本報紙上發表了寫給國王高宗的《池運永事件糾彈上疏文》和寫給清朝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與李鴻章書》，強烈批判朝鮮政府的暗殺行徑及清廷的干涉政策，重申他對朝鮮改革的主張，並鄭重向李鴻章建議：“立朝鮮為中立之國，作萬全無危之地” ，提出了獨到的朝鮮半島中立化構想。然而，經過這次事件，日本政府徹底對金玉均失去耐心，認為：“朝鮮國人金玉均以國事犯之身逃離本國，目前滯留日本，其滯留我邦不僅引起與日本政府有友誼厚情之關係的朝鮮現政府的不快之感，又有妨礙我邦之治安及阻礙外交上之和平之虞” ，因此不但不理睬金玉均，還以保護為名義強制將其流放到太平洋中的小笠原群島。金玉均四處奔走活動無果，被迫於1886年8月前往小笠原群島，後由於水土不服，於1887年5月向日本政府提出轉移居住地的要求，於是他又於1888年7月被軟禁於北海道札幌，直到1890年才恢復自由，回到東京居住。

經過池運永事件及兩次放逐，金玉均對日本甚為失望，他在給高宗的上疏中斥責日本“前曾一度熱心我邦國事，迨事勢一變，忽棄而不顧，又何足恃乎！”此後他逐漸改變其親日的態度，不再只依賴日本，而是尋求多邊交往。他到處散播“三和主義”，主張中日朝三國共同抵禦歐美侵略，維持東洋的和平。他還曾寫過《興亞之意見》，闡述他的“三和主義”思想。為此，金玉均準備與清朝聯絡，會見當時主持清朝政事的李鴻章，想與他探討東亞的未來、清廷對朝政策和防止日本擴張的問題。金玉均在1886年便致信李鴻章，這是金玉均與清廷高層進行溝通的最早嘗試，1891年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出任中國駐日公使時亦與金玉均多有交往，后又邀請金玉均訪華。金玉均也從1893年秋開始做去中國的準備，他請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尋找適當人員，教他漢語，同時又作為到中國去的翻譯，於是汪鳳藻給他推薦了中國駐日使館的日語翻譯吳升（吳靜軒）。金玉均遂前往中國上海聯絡志士，共圖大業。

1894年3月27日中午，由神戶開來的“西京丸”號抵達中國上海，一聲汽笛叫過，輪船徐徐靠岸，水手拴好纜索，旅客順次下船。其中有兩名西裝革履的朝鮮人、一名中國人和一名日本人，一同攜著行李走出碼頭。他們分坐4輛東洋車（黃包車）到北河南路，在一家日本人開設的東和客店下車，付清車費後進入店裡。店主吉島德三問道：“從何處而來？來此何事？”

為首的一個人說：“從大阪來，來此旅遊。”店主問：“尊姓大名？”那人答：“我姓岩田，名和三。”他指著旁邊的一個朝鮮人說：“這位叫洪鐘宇。”又指著身後的一位中國人和日本人說：“這位叫吳升，那位叫北原延次，我的僕人。”店主一一登記下來，並把他們引到二樓住下。

這四個神秘的旅客是誰呢？他們到上海來做什麼？原來為首的岩田和三就是十年之前朝鮮甲申政變的主導者金 玉均，洪鐘宇是留學法國的朝鮮留學生，吳升是清朝駐日使館的書記官，僕人北原延次是和田延次郎的化名。金玉均自甲申政變失敗后，和朴泳孝在日本郵船“千歲丸”船長辻覺三郎的幫助下逃往長崎，後來到東京，住在慶應義塾大學校長福澤諭吉的家裡，而福澤對他們始終予以資助。兩人就在日本長期潛伏下來，金玉均化名岩田周作，朴泳孝化名山崎永春。

朝鮮政府對金、朴兩人在日本甚感不安，曾多次要求日本引渡，均被拒絕。當時袁世凱曾獻計暗殺，1885年10月11日他謁見朝鮮國王高宗時筆談寫道：“玉均聞日政府亦甚惡之，此時若購一壯士刺之，日人既不能辦朝鮮人，自必送交外署，加以遠配，搪塞日人，此亦甚易。”高宗寫道：“至玉賊事，果是明見之論，當隨機圖之也。”於是便有了張殷奎、宋秉畯等人行刺的事件，但久無結果，袁世凱頗不滿意，甚至要求親自出馬刺殺金玉均。

很快朝鮮人池運永主動請纓，朝鮮政府便派其行刺，於是才發生了前文提到的池運永事件。事後，日本政府將金玉均移住小笠原群島、北海道等地，每月發給15元生活費，后增至50元。1890年，因日朝關係趨於緩和，金玉均便回東京居住。當時朴泳孝也從美國回來，但與金玉均意見不合，兩人間的來往很少。

朝鮮政府聞訊，重新密謀行刺計劃。1892年5月，李逸稙奉命來東京，但因孤掌難鳴，未曾下手。同年秋，留學生洪鐘宇從法國歸國，路過東京，李逸稙和洪鐘宇密謀，決定李逸稙在日本行刺朴泳孝，洪鐘宇則將金玉均誘到上海下手。洪鐘宇找到金玉均說：“現在你在日本生活拮据，且寄人籬下，何不到中國投奔李經方（李鴻章之子，曾任駐日本公使），日後還可通過李鴻章回國。”金玉均昔日與李經方頗有交情，為之心動，決定先去上海，見機行事。李逸稙見金玉均中計，便資助旅費5000元，並介紹清國使館書記官吳升為嚮導兼翻譯。

於是1894年3月10日，金玉均及其北原延次、洪鐘宇和吳升四人從東京乘火車到大阪，23日乘“西京丸”號從神戶離日，27日抵達上海，一同前往東和客店。當日晚金玉均在東和客店拜會了在上海教書的開化黨同志尹致昊，尹致昊提醒他洪鐘宇可能是密探，但金玉均不以為然，說：“但是現在他並沒有密探的跡象，他似乎什麼事都知道，然而我並不信任他。”

1894年3月28日晨，洪鐘宇拿了一張5000元的支票給金玉均看，並說：“這筆錢去小東門外天豐錢莊取來后，我們做 生意，你看怎樣？”金玉均說：“好，就這樣吧。”9點鐘的時候，洪鐘宇從外面回來說：“天豐主人外出，要傍晚才回來。”

下午2點鐘，洪鐘宇穿了一套朝鮮服到金玉均的房間，見金玉均在窗口藤榻上睡午覺剛醒，在藤榻上看書。洪鐘宇將僕人北原打發出去購物，然後拔出手槍射擊。第一槍打中金玉均的左頰，子彈由頰斜穿而上，直達腮門之右，鮮血直噴，金玉均痛極大叫。洪鐘宇又打第二槍，子彈由左胸入，並未穿透。金玉均奪門而走，逃至走廊，洪鐘宇接著打第三槍，彈中左肩胛稍後。金玉均奔至東首5號房外，倒地死去。

店主吉島等人在樓下，驀然聽到響聲，還以為門外人放花爆。三樓旅客聽得較清楚，都下樓察看，金玉均已倒在地板上死去。吉島見洪鐘宇神色蒼白地下樓外出，心知有異，他趕到二樓，見眾旅客亂成一團，不知所措。吉島立即去日本領事館報告，領事說：“朝鮮人自相殘殺，不便過問。”吉島又報美國租界巡捕，捕頭派人報告上海縣。後來日本領事帶了田鍋、田口兩醫生來視察。

1894年3月29日晨，洪鐘宇在吳淞口旅店被捕，押至東和客店接受搜查。中午上海縣令黃爰棠來客店驗屍，日本副領事山座圓次郎、翻譯加藤義三、英捕房麥捕頭、美捕房黎捕頭都到現場，檢驗結果，確系槍殺。第二天黃縣令在縣公堂初審：“你是金玉均的朋友嗎？”——“謀叛之人，怎能為友？”

“你為何殺他？”——“大逆不道之人，人人可殺，若任其回國，勢必又起風波。”

“殺人者死，你知道嗎？”——“知道，今得為國除此巨蠹，死亦甘心。”

“你何以知道其為金玉均？”——“他時稱岩田周作，時稱岩田和三，但確系金玉均無誤。今奉朝鮮王之命行刺叛臣。”

“行刺時共放幾槍？”——“心急手忙，不知槍數。”

“兇器何在？”——“奔跑時被拋入河裡。”

黃縣令對翻譯速水說：“果系朝王飭洪行刺，則洪非但無罪，且更有功。但為何事先不照會呢？今搜洪身，並無朝王令旨。若依仇殺而論，應擬抵罪，似須著保，以待訊供。至於金之屍體，今日趕緊棺殮，暫停七日，然後附船載回。”速水立即譯出。金玉均的僕人北原說：“後日黎明，日本郵船‘西京丸’開船，可載主人屍體回國。”黃縣令說：“不可，務須停留七日。”

次日黃縣令將此案情形稟報江海關道觀察聶仲芳，由聶電告南北洋通商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電駐朝大臣袁世凱。金玉均的僕人北原於1894年3月31日乘“西京丸”東返，金的棺材則暫存虹口捕房。當夜，江海關道署接到朝鮮漢城回電：“金玉均系朝鮮叛臣，脫逃已久。洪鐘宇系官員。此案理應解歸朝鮮定奪。”於是聶觀察便和黃縣令商議，只有聽候上級指令。

且說朝鮮政府聞報，急命其駐天津督辦徐相喬謁見李鴻章，要求將洪鐘宇送回國內處理，並將金玉均的屍體解回朝鮮。李鴻章同意朝鮮的要求，徐相喬立即專程南下。1894年4月6日徐相喬抵上海，將金玉均的靈柩和洪鐘宇從租界引渡給清政府，然後移交給徐相喬。因當時無便船去朝鮮，聶觀察稟請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劉坤一批准，派軍艦“威靖”號專程將洪鐘宇和金玉均的靈柩送到朝鮮。

1894年4月12日，金玉均的屍體運抵朝鮮，朝鮮政府以謀叛大逆不道之罪將他判處死刑，並在其屍身上追加凌遲處 斬的酷刑。金玉均的屍體被千刀萬剮以後，首級高懸在漢城西郊楊花津的要衝，肢體徇示朝鮮八道。朝鮮守舊政府終於拔掉了一個眼中釘。

金玉均之死差點成為中日戰爭的導火索。金玉均被刺身亡的消息傳到日本，朝野人士無不憤恨。當時日本秣馬厲兵，準備與清朝在朝鮮決一死戰，正在朝鮮尋釁滋事。這時傳來與日本人士多有交情的金玉均被刺的消息，頓時沸騰起來，日本政府急派齋藤新一郎、岡本柳之助赴上海調查，取回金玉均遺體。當兩人抵滬時，金玉均的屍體已被引渡給朝鮮政府。不久金玉均的屍體解回朝鮮，被處凌遲並梟首示眾。福澤諭吉稱凌遲金玉均是“日本人的感情所完全不能諒解的” ，日本“金氏友人會”聞之憤怒，於1894年5月20日在東京舉行盛大葬禮，在青山公園為其築衣冠冢，安葬金玉均遺發和衣物，那天送葬的人有數千。犬養毅等32名議員向政府提出質詢，並說：“將金屍解回朝鮮是對日本帝國一大侮辱，要求對中國採取措施。”玄洋社成員的野半介在舉行金玉均葬禮的第二天，登門造訪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向他建議說：“清國對金玉均的處置，實為日本之一大恥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政府應對清國宣戰，以雪韓、清兩國加於我國之恥辱。”但陸奧宗光認為時機未到，對的野半介說：“若為他國一亡命客之死而宣戰，決不可能。”並介紹的野去找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川上也認為發動戰爭的時機尚未成熟，不過川上暗示說：“聞貴社（玄洋社）為濟濟遠征黨之淵藪，豈無一放火之人乎？若能舉火，則以後之事為余之任務，余當樂就之。”結果沒過多久朝鮮就爆發了由全琫准領導東學黨起義，日本趁機“點火”，終於引爆了中日甲午戰爭。

金玉均生前留下的著作不多，編著有《箕和近事》（已亡佚）、《治道略論》、《甲申日錄》等幾本書或小冊子，其中《治道略論》作於1882年壬午兵變結束后，包括“治道略論”和“治道略則”兩部分，闡述了他關於整備道路等問題的主張，曾由當時的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作跋文，后又發表在《漢城旬報》上；《甲申日錄》大約作於1885年下半年，以日記形式敘述甲申政變的經過，是研究甲申政變的基本史料。

除此之外，金玉均還有一些文章和書信散見於日本或中國的書籍和報章中，包括《朝鮮改革意見書》、《致沁留（李載元）書》（三通）、《與吉田清成書》（兩通）、《池運永事件糾彈上疏文》、《與李鴻章書》，均用漢文寫成（《池運永事件糾彈上疏文》本用漢文，但日本報紙登載時轉譯為日文，原文已不存）。這2部書、7封書信和1篇上疏文被收錄進“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 金玉均全集》（亞細亞文化社，1979年）中。此外日本人須永元等人家中也收藏了金玉均的一些信札。

金玉均有著深厚的漢學功底，琴棋書畫樣樣精通。金玉均在1882年出使日本時就結識了日本的圍棋世家——本因坊家，其中與本因坊秀榮的交情最深。金玉均流亡一年後的1886年2月，金玉均和秀榮投宿溫泉療養地熱海的小林屋，一連十八天手談度日，傳為日本圍棋史上的佳話。金玉均被流放到太平洋中央的小笠原群島之時，本因坊秀榮更是不遠萬里來探望，在三個月的時間裡，每日與金玉均對弈、交談。

圍棋大師吳清源曾在他的隨筆中提到，秀榮在滯留小笠原群島的三個月里編出了一萬道布局問題。而小笠原群島的圍棋之風也是在金玉均 被流放的兩年間開始盛行的。1890年金玉均從北海道回東京以後，更是和秀榮等職業棋手同研棋道。後來方圓社《棋道》雜誌1918年9月號還刊登了金玉均這一時期的研究：《朝鮮的變棋》。日本圍棋棋史《坐隱談叢》記載，金玉均棋力為初段棋手授二子或讓先，而秀榮則讓金玉均六子。

1995年9月，韓國棋院舉行“韓國現代圍棋”50周年紀念活動，這一天，日本棋院理事大枝雄介正式向韓國棋院名譽理事長趙南哲贈送金玉均棋墩。金玉均的棋墩厚11.7厘米（四寸盤），寬40.8厘米，長42.6厘米；加上蓮花腳11.7厘米，棋墩高度為23.4厘米。此為本因坊三世道悅所制定的標準盤規格，嚴格遵循德川幕府二百餘年的傳統規格。金玉均棋墩是榧木材質的四方正目，考證為幕末最高棋墩師福井勘兵位所制。金玉均棋墩梧桐木蓋的里側題有金玉均墨筆：

此局余從材木町棋局店購得，初見黦黑歪缺，價值如瓦礫，歸而划新之。雖不入極佳材，其為中等之最佳品，明矣。遂留贈三宅我友，用為文房中激揚善事。甲午仲春日 古筠頭陀志

1894年3月9日夜，金玉均為去中國會晤李鴻章，從東京品川驛登上開往大阪的列車，臨行前把棋墩送給好友三宅彪三。三宅彪三為《時事新報》記者，後為後為政界寡頭后藤象二郎的秘書。 1894年3月28日，金玉均在上海東和洋行賓館的客室中洪鐘宇三彈身亡，享年43歲。101年後，金玉均棋墩被送往韓國。

金玉均是現代韓國國旗——太極旗的設計者之一。1882年，朝鮮政府以錦陵尉朴泳孝為修信使出使日本，金玉均作為顧問。二人在前往日本的“明治丸”號輪船上繪製了朝鮮歷史上第一面國旗。太極旗中的陰陽圖和三線卦出自中國的《太極圖說》和《周易》，表明朝鮮深受中華文化的熏陶；而太極圖案長期以來就為朝鮮人使用作自己的民族圖騰，從高句麗時代的墓葬里就可以發現太極的圖形，因此也具有鮮明的朝鮮民族的色彩。1883年，朝鮮高宗正式批准太極旗作為國旗，而且經過不斷變化、發展、完善，最終形成了今天的韓國國旗。

當時金玉均被朝鮮官方定性為親日賣國的逆賊，因而他在朝鮮國內遭到萬人唾罵。在金玉均遇刺后，國王高宗下教旨稱其為“逆魁玉均，殆天地開闢以後未有”。然而，朝鮮開化黨與日本人對金玉均的評價則截然相反。金玉均與日本朝野名人有廣泛的交際，日本人對金玉均甚為推崇，稱之為“偉人”、“英豪”、“志士”。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也說：“金玉均確實是既勇敢又明快的非凡之人，我知道他的志向並不在於一身或一家之富貴，而是在於為自己的祖國謀求繁榮與富強。”在開化派俞吉濬撰寫的金玉均墓誌銘中更是寫道：“嗚呼！抱非常之才，遇非常之時，無非常之功，有非常之死，天之生金公若是已耶？”既表達了對金玉均的肯定與讚賞，又流露出對他壯志未酬的悲劇一生的嘆惋之情。

即便是與金玉均政見不同的“事大黨”，亦對金玉均不無肯定，比如金允植寫道：“初古愚（金玉均）游於瓛齋（朴珪壽）先生門下，頗曉宇內大勢，嘗與同志憂嘆國事。辛巳年間，余以領選使入天津，古愚等諸人以遊覽東渡日本，約共扶國。余於壬午軍變隨兵東還，自是清國多干涉我國事，而余得清黨之目。古愚諸人憤清國之侵我自主之權，遂同日公使釀成甲申之變，遂得日黨之目。及事敗，舉國指以為逆。余在政府，不能不同聲誅討，然兩心相照，知其出於愛國，非有他圖也。”甚至連刺殺金玉均的刺客池運永也對金玉均盛讚道：“夫我國逆魁玉均者，亦個人中之傑也。唱開化於長夜，首要民以自由；奮富國於式微，能期國之獨立。不循途轍，多涉艱險，而風流之映發，器量之疏通，有足以動人而聞世者。”鎮壓甲申政變的清軍將領袁世凱也表示如果金玉均事先與他溝通，他是不會反對金玉均的改革的。可見當時的金玉均因其人格魅力和百折不撓的精神還是得到許多的同情和肯定。

20世紀以後，隨著日本逐漸控制朝鮮半島，金玉均在朝鮮的形象不再是“逆賊”，其官方評價亦大有改觀。1910年6月29日，由純宗皇帝李坧下詔為金玉均正式平反，並稱讚道：“故戶曹參判金玉均，夙抱經綸，不屑榮進。遊歷海外，洞察宇內大勢；屢陳昌言，自任宗國之憂。及當甲申，決意改革，期樹不世之勛業，乃者事敗倉卒。漂泊鄰境，備經風霜，意至殞身。然其眷眷一念，未嘗忘國，實為維新之首倡，文明之先覺也。”並賜其“忠達”的謚號。兩個月以後，日韓合併，朝鮮半島淪為日本殖民地，在朝鮮日據時期，日本殖民當局更是將金玉均推崇為“偉人”，將其定性為“文明開化的先覺者”、“東洋和平的犧牲者”，湧現出大量紀念金玉均的傳記和作品。一些人士還在忠清南道的公州市（金玉均出生地）為他豎立追慕碑，以永久紀念和緬懷金玉均。

然而這些推崇活動很大程度上都是為日本當時的侵略政策服務，尤其是金玉均主張的“三和主義”更是為標榜“大東亞共榮”的日本帝國主義的青眼所看中，比如1934年一些日韓人士在東京組織了“古筠會”，宣稱“本會是基於古筠金玉均先生的三和主義精神，統一朝鮮同胞之思想，圖謀東洋民族之和協，以增進其福祉為目的”。由此可見日本殖民時期雖然大力推崇金玉均，但其已成為日本統治朝鮮及侵略擴張的工具。

朝鮮半島獨立以後，無論是朝鮮還是韓國都對金玉均作出肯定的評價。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金日成曾在回憶錄《與世紀同行》中提到他自幼認為“金玉均是出類拔萃的人物，甚至想如果他的改革運動沒有失敗，或許朝鮮的近代史會是另一個樣子也未可知。”他還說史學界長期將金玉均貼上“親日派”的標籤，他認為這種評價是不公平的，他曾告訴歷史學者說：“金玉均在改革運動中，沒有注重與人民群眾結合的問題，這顯然是錯誤的。但是，如果因為他依靠了日本的力量，就把他評為親日，那就會陷於虛無主義。他所以利用日本的力量，目的並不在於搞親日的改革，而是基於對當時力量對比關係的精細考慮，要使之有利於開化黨一邊，這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策略。”因此朝鮮很重視對金玉均的研究，亦對其甚為肯定，並於1964年出版了名為《金玉均》的論文集。今天朝鮮將金玉均定性為“朝鮮近代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先驅”。

大韓民國亦基本上對金玉均及其改革持正面評價。韓國史學界將金玉均定性為急進開化派的代表，有人稱讚其為“現代化的先覺者”、“革命家”，也有人認為他是親日派而加以批判和鄙視，正如韓國學者金榮作所說：“關於金玉均的歷史評價，在對金玉均在內的初期開化派的開化思想及初期資本主義啟蒙思想等作出高度評價的同時，另一方面，不僅是一般人中，甚至部分專家中仍殘存著給他貼上親日派標籤而予以貶低的意見。”同時，雖然金玉均的思想得到肯定，但他的手段和方法仍被不少韓國學者批判為過於急躁而不可取的，比如著名歷史學家李光麟指出金玉均“在條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迫不及待地地企圖將先驅性思想付諸實踐，結果只能是悲劇。一般認為，如果忍辱負重而到1890年代才展開運動，則會取得重大成果”。

總之，不管怎麼說，金玉均是朝鮮半島近代化的先行者，同時又是頗具人格魅力及理想主義色彩的豪傑人物，他所倡導的開化思想及為國家獨立與富強的奮鬥足以彪炳史冊。但是他脫離群眾，視朝鮮人民為“愚蠕之物” ，並且依賴日本，採取過激手段，都是其局限性表現。他的開化黨同志朴泳孝曾對他做出這樣的評價：“金玉均的長處是交際，非常善於交際。詩文書畫也很好。金玉均的短處在於缺乏德義和謀略。”金玉均在日本流亡時，一切仰賴福澤諭吉、后藤象二郎等日本民間人士的支援，他卻不懂理財，得錢肆意揮霍，因此就連最支持他的福澤諭吉也頗有微詞，可見金玉均的人品也有一些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