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韓諫議

在整部杜集中，《寄韓諫議注》並不是杜詩最高成就和主體風格的代表作品，但是，這首詩深具別樣之美，似乎也不是杜甫其他詩作光芒所能掩蓋。此詩雖為七言古體，但在詩歌意象選取、意境營造乃至情感抒發等方面，可以說落筆便得楚騷之風。葉矯然《龍性堂詩話》謂此作“文心幻森，直登屈、宋之堂”“文心幻森”四字，深識騷意。

起首二句“今我不樂”“身欲奮飛”楊倫《杜詩鏡銓》稱其“開口便有神遊羽御之意”。繼而“美人”“秋水”句，沿襲《離騷》隱喻和《兼葭》《秋水》的意境，致懷思韓君之意。“鴻飛冥冥”借《法言》語比韓之遁世。“葉赤”“雨霜”則化用鮑、謝詩寫秋深之景象。此詩所化用的詩句，皆以其意境相類，故能水乳交融，整個詩境的營造似茫茫無跡而瀰漫八荒，詩人之意緒似從天而至，緣水而生。“岳陽”“洞庭”“瀟湘”等地名的頻繁出現，點明了韓君屏居之地，也使詩歌帶上了濃郁的楚文化地域特色。

“玉京群帝”以下六句寫天宮之事，如天馬行空，極意鋪張，頗似太白《夢遊天姥吟留別》中對夢幻仙境的描繪。詩中運用了屈原似的象徵和隱喻，使其對神仙世界虛幻莫測、撲朔迷離的描寫，筆筆落到現實人間。詩人運用比興手法，由洞庭秋水的“美人”之思而馳筆於天界仙官之境，表現了“仕”與“隱”的強烈對比，曲盡今昔哀榮之致。“羽人稀少不在旁”，是為韓君政治命運之寫照。“影動倒景搖瀟湘”，則又照應“美人”屏跡之所在。

“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接下來六句，言此學仙遁世者，本為王佐之才，嘗立功帝室也。以“運籌帷握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漢書·高祖紀》）的韓張良喻韓諫議，頗多稱許之意。仇兆鰲《杜詩詳註》引黃生語認為杜甫此詩乃借韓君之經歷“因以自寓”，置身政治漩窩之中，個人的命運實在難於左右，杜甫對此有切膚之感，故而尤能深刻體會韓諫議“帷握未改神慘傷”的意味。杜甫借韓君以自寓，韓諫議的形象處處可見詩人自己的影子，不禁感慨系之。至於“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直不知是寫諫議，還是詩人內心之自況。

最後四句杜甫表達了其一以貫之以蒼生社稷為念的思想。“周南留滯”以太史公司馬談比於韓諫議，對其不復用世深致惋惜。“南極老人”句，表明詩人之著眼，並非止於個人之藏用，而是將國運民生作為其詩歌的終極關懷。杜甫期冀“美人”貢之“玉堂”，乃深惜諫議有韓張、司馬之才，本當報效朝廷，匡扶社稷，竟不見容於當世，以至於留滯秋水，終老江湖，實為國家之不幸。這首詩作於杜甫居夔后出峽前，詩人大半生飄泊流離，備嘗生活艱辛，閱盡世態炎涼，至此已是老病纏身，進人了人生的晚景。“今我不樂”之起興，點出了詩人當時心境，更寄寓了政治深意，這在結尾部分得到很好的表現。

這首詩在詩歌意象與創作風格方面有神接屈子、境妙滴仙之致，但其老成詩筆與曲折情懷，歸根到底還是杜甫式的。詩歌遣詞造意異常精省凝鍊。章法上尤能巧設伏筆，處處呼應，雖縱橫馳騁而渾然一體，表現出杜甫一貫嚴密的詩思和嚴謹的結，情感的抒發一波三折，曲盡其意，含晦而深摯。

一篇寄予隱者的詩歌，寄託了生命遲暮的詩人對理想與現實的嚴肅思考和執著不舍的政治情懷。它所引發時代、社會與個人的今昔之感、哀榮之念，實與老杜同一時期《諸將》《八哀》《秋興》《詠懷》諸作貌異而神合。

這首詩作於唐代宗大曆元年（766）秋，杜甫出蜀居留夔州之時。從作品看，詩中的韓注大概是杜首的一位好友，曾出任諫言，於國有功，且富有才幹。但他在朝廷卻受到小人排斤，於是辭宮歸隱於岳陽，修神仙之道，杜甫為朋友感到惋惜，於是寫這首勸他去輔國佐君。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男，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唐代著名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出生於河南鞏縣，原籍湖北襄陽。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少年時代曾先後遊歷吳越和齊趙，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三十五歲以後，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後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官場不得志，親眼目睹了唐朝上層社會的奢靡與社會危機。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先後輾轉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繫蒼生，胸懷國事。杜甫創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別”等名作。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雲。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後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於《杜工部集》。

大曆五年（770年）冬，病逝，享年五十九歲。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後人稱為“詩聖”，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後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