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仲樂
中國演奏家
衛仲樂
1933年，他參加“工部局樂隊特奏中國節目音樂會”，以琵琶獨奏《淮陰平楚》（即《十面埋伏》）而得到各方讚揚。
1938年，隨中國文化劇團赴美演出，並灌制了多種樂器獨奏樂唱片，在美國流行甚廣，聲譽很高。
1940年，回上海與金祖禮、許光毅創辦“中國管弦樂隊”、“仲樂音樂館”，致力於民族器樂事業。
1955年起，任上海音樂學院教授及民樂系副主任、主任等職。
1962年起任中國音樂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衛仲樂畢生致力於民族器樂事業。
衛仲樂先生是中國著名的民族音樂家、音樂教育家，素有琵琶大王之美譽。他不僅精於琵琶、古、二胡、簫、笛的演奏技，而且對小提琴亦有相當高演奏水準。一位頗負盛名的外國音樂家，聽過衛先生的小提琴演奏后，十分驚訝，認定衛先生可以成為一流小提琴演奏家而勸他深造。當時衛先生早已獻身民族音樂。在他的一生，無論環境如惡劣、活如何艱苦，也沒有離開民族音樂這塊陣地一步；他始終秉承鄭覲文先生的教誨，實實在在地在“（捍）衛中（音）樂”正因為衛仲樂先生於民族音樂的貢獻良多，人們時常記著他。
衛仲樂先生，1909年農曆二月廿一（這年閏二月）生於上海一個碼頭工人家庭，父親姓殷。衛先生兄弟姊妹九人，他最小因家貧無力撫養，於襁褓中賣於一衛姓寡婦做養子，取名秉濤，又名崇福。“仲樂”一名，乃鄭覲文先生所改。衛家靠很少的一點積蓄過活，故而衛仲樂高小未畢業就被送去當學徒。
衛先生很小就喜愛音樂，自學簫、笛。此事當然不得養母支持。衛先生常於晚上在不設燈光的灶間練習。為此，很希望能得到名師指導。
1920年，鄭覲文等人在上海創辦的民間業餘國樂團體“大同樂會”，聘請了不少音樂名家傳授、研究、整理、改編、演出中國的民族音樂，還仿製古樂器製造新樂器，名噪一時，被後人譽為“國樂大學”。衛崇福十分仰慕大同樂會，很想入會拜師，但由於無人推薦和無錢交納學費，在會館前徘徊了半年之久。
1928年他鼓足了勇氣跨進會館大門向鄭覲文提出入會要求，鄭感到這個具有強烈求知慾的青年人可以造就，欣然同意他免費入會。他先後在鄭覲文、柳堯章、汪昱庭等名師的指導下學習古琴、瑟、琵琶、小提琴等，並繼續自學笛、簫、二胡、三弦、月琴等。他的興趣之廣泛、學習之刻苦、進步之迅速，在所有學員中首屈一指，深得鄭覲文的賞識。鄭還將其改名為衛仲樂。
1929年，大同樂會發起組建上海國樂聯合會。參加首次樂聯合會的有大同樂會、汪氏琵琶研究會、霄雿樂團、韓江絲竹會、琴侶齋、精武體育會、中華音會、酉學社、華樂團、儉德儲蓄會國樂組等十團體，希望各會員團體抽調骨幹組建40人規模的大樂隊。當時打算演奏多聲部樂曲，要求隊員按譜視奏。此事到各團體的理解與支持，上海國樂聯合會流產，40人規模的大樂隊也就沒有組成。
1929年秋，大同樂會單獨向社會招收隊員，組建大樂隊。衛仲樂先生就此之機加入了大同樂會。當時大同樂會的隊員竟有40餘人。
仲樂先生剛加入大同樂會時，並未引起鄭覲文先生的多少注意。相反，吳劍嵐、許如輝參加大同樂會，鄭覲文認為網羅到了人才，十分滿意。但是，衛先生的天賦與勤奮，很快就得到鄭覲文的賞識。鄭覲文曾耗一年時間傳授衛先生琴曲五大操之一的《秋鴻》，希望能通過衛先生這一新手，在杭州舉行琴藝交流會上為大同樂會贏得榮譽。
1931年，鄭覲文根據民民間音樂注重首調唱名的現實，發明了“七線譜”。鄭覲文翻譯了琵琶譜和古琴譜，分別讓柳堯章和衛仲樂練習。於此，亦足見鄭覲文對衛仲樂的重視程度。衛仲樂先生得到鄭覲文的提攜，得以嶄露頭角。
在鄭覲文的帶領下，衛仲樂經常在當時的法租界開森路的世界學院（后改名世界社）表演器樂獨奏和合奏，介紹中國古老的音樂文化，受到中外聽眾的歡迎。頻繁的藝術實踐使他的演奏日臻成熟，技巧越發出眾，為此，鄭覲文推薦衛仲樂擔任了大同樂會的樂務副主任，一般的演出由他來帶隊，並在1932年至1934年間推薦起在上海女子美術專科學校和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兼課。以後，他又到交通、復旦、同濟、震旦等大學輔導學生業餘國樂社團，為普及民族音樂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衛仲樂
1933年上海大光明電影院舉行隆重的落成典禮，風華正茂的衛仲樂在慶典上演奏了琵琶曲《十面埋伏》，氣勢磅礴、富有戲劇性的音樂，令人讚嘆不已。曲終技驚四座，一舉成名，從此他高超的琵琶技藝揚名於舞台內外。同年衛仲樂在世界社舉行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場個人民族樂器獨奏音樂會，獲得成功。音樂會上演奏了琵琶、古琴、二胡、洞簫等多種樂器，曲目有《十面埋伏》、《飛花點翠》、《陽春白雪》、《春江花月夜》、《醉漁唱晚》、《梅花三弄》、《陽關三疊》、《關山月》等。這次獨奏會標誌著衛仲樂的演奏藝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此後他又赴長沙、武漢等地舉行獨奏會，使觀眾眼界大開。
1934年至1935年，衛仲樂在世界社圖書館兼作教師，參加了百代公司的國樂隊，結識了聶耳，錄製了琵琶曲《塞上曲》、《陽春白雪》和琴曲《醉漁唱晚》、《陽關三疊》的唱片，1935年參加了由利未斯（阿拉伯）、阿夫夏洛莫夫（俄羅斯）及沈知白、章枚等人組成的“中國音樂學會”。
1935年鄭覲文去世，衛仲樂接替了樂務主任的職務，擔負起大同樂會的領導工作。1936至1937年，他應聘在南京中央廣播電台音樂組任演奏員定時演奏傳統樂曲，還經常介紹劉天華的二胡曲和琵琶曲。
1938年衛仲樂和許光毅等人應香港婦女救濟傷兵會之邀舉行了兩場音樂會，收入全部捐給受日本侵略者之害的中國難民；同年又參加了國際紅十字會所屬美國醫藥助花卉組織的“中國文化劇團”赴美國演出，以募捐資金和藥品，衛仲樂除自己獨奏外，還與孫裕德演出琴簫合奏《關山月》、《普庵咒》及參加《春江花月夜》合奏。演出長達七個月，足跡達美國11個城市。
訪美巡演后，衛仲樂進入紐約附近的一所設有音樂專業的文學院學習，只學了一個學期語言后，為了籌集昂貴的學費，他常在紐約的各大、中學，社團等處演出，但仍未能如願，被移民局通知限期回國。此間在一家唱片公司錄製了四張78轉唱片，錄製了琵琶、二胡、簫曲等共8首樂曲，卻未拿到任何報酬，於1940年回到了上海。在滬江大學音樂系任教一年後，開辦了“仲樂音樂館”。其在報紙的招生廣告上刊出的辦館宗旨是：“提倡中國音樂，培植專門人才及介紹西洋音樂，使其融會貫通，以求改進並創造中國音樂。”樂館教授的科目有古琴、琵琶、二胡、簫、笛、小提琴、鋼琴、理論作曲。后三門科目由沈知白負責教授，從大同樂會到仲樂音樂館，衛仲樂培養了許多學生如秦鵬章、龔萬里、陳天樂等。
報著“改進並創造中國音樂”的目標，1941年衛仲樂與金祖禮、許光毅共同創辦了中國管弦樂隊，每周六晚上練習，樂隊成員大多是衛的學生。樂隊在其領導下，繼承傳統，勇於探索創新，在樂隊聲部的編配、和聲織體等方面反覆試驗改進，比傳統絲竹樂隊有了很大的發展，除排演《春江花月夜》等傳統曲目外，還排演聶耳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曉》；劉天華的《變體新水令》；沈知白的《洞仙舞》；衛仲樂的《流水操》等一大批新作品，成為當時最大的國樂團體1945年10月，中國管弦樂隊與梅蘭芳劇團在蘭心大戲院同台演出，慶祝抗戰勝利。其後中國管弦樂隊的活動日益頻繁，1947年擴展改名為中國管弦樂團，活躍在舞台上。
衛仲樂
1954年衛仲樂隨中國文化代表團前往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訪問演出。1955年受賀綠汀院長委託籌建民族音樂系。1956年民樂系成立，沈知白任系主任，衛仲樂任副系主任，1958年衛任系主任。從課程設置、聘請教師、制定教學大綱、整理傳統樂曲、創作心得作品、完善教材建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為我國的民族音樂教育事業作出重大貢獻。
1956年起擔任中國音樂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他還是“九三學社”社員，第二至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衛仲樂在演奏上講究氣質和氣魄，注重表現樂曲的內涵，對傳統樂曲的處理不拘前人，具有獨創精神。他畢生致力於民族器樂事業，精通的樂器相當多，如笛、簫、二胡、琵琶、古琴等樂器，其中尤擅長琵琶，對傳統樂曲的處理首重表現樂曲的內涵，富有獨創，講究氣韻。擅長的琵琶曲有《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陽春白雪》、《霸王卸甲》等；古琴曲有《醉漁唱晚》等；二胡曲有《月夜》、《病中呤》等。
衛仲樂不僅精於琵琶、古琴、二胡、簫、笛的演奏技藝，而且對小提琴亦有相當高的演奏水準。一位頗負盛名的外國音樂家在聽過衛仲樂的小提琴演奏后，十分驚訝，認定他可以成為一流小提琴演奏家而勸他深造。當時衛先生早已獻身民族音樂。
在衛仲樂的一生中，無論環境如何惡劣、生活如何艱苦，也沒有離開民族音樂這塊陣地一步。他始終秉承鄭覲文先生的教誨，實實在在地在“（捍）衛中（國音）樂”。正因為衛仲樂於民族音樂的貢獻良多，人們時常記著他。
衛仲樂錄製唱片有《中國古典音樂》等8首和《塞上曲》、《陽春白雪》等，已在國內外發行。還寫了一些民樂合奏曲及《我是怎樣演奏〈十面埋伏〉的》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