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

中學時代開始寫新詩，1938年在《大公報》副刊上發表第一篇詩作《我們是黎明邊緣的輕騎兵》，歌頌了抗戰中的勇 士。1941年考入西南聯大外文系，求學期間將徐志摩等人的新詩用英文譯介到國外。1946年大學畢業，任教於北京大學西語系，常在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益世報·文學周刊》、上海《文學雜誌》、《詩創造》、《中國新詩》上發表詩作，這些詩歌繼承了我國民族詩歌和新詩的優秀傳統，借鑒了現代歐美詩歌的某些手法。與穆旦等人在詩歌理論和藝術表現手法見解相同，形成了風格特具的詩歌流派“九葉派”。解放后參加《毛澤東選集》的英譯工作，1957年調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從事英美詩歌和文論的研究工作。多年來致力於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宏觀研究。80年代初赴美國教授“中國新詩”和“英美詩歌在中國”等課。學術成果收入《現代派論·英美詩論》等書。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理事。

2008年11月8日晚，這個曾影響過一個時代審美情感的老人走了。著名詩人、翻譯家袁可嘉在美國安詳地走完了87年的人生路。

1948年的詩壇，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九葉派”的正式亮相，當然那個時候還不叫這個名字。由於曹辛之與臧克家組成星群社在藝術觀點上的分歧，他與詩作風格相近的辛笛、陳敬容、唐祈、唐湜等人創辦了《中國新詩》月刊，並與已經從昆明的西南聯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運燮、鄭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聯繫，形成了一個新的詩歌流派———“中國新詩派”。經歷了“文革”的禁錮，1979年之後，整個國內空氣緩和，大家都很活躍，鄭敏也重新開始寫詩，第一首詩名為《有你在我身邊———詩呵，我又找到了你》。有一天她接到唐祈的來信，約她和杜運燮、袁可嘉、上海的王辛笛、唐湜、陳敬容，到曹辛之家見面。袁可嘉是鄭敏的同學，但沒什麼來往。而其他人，其實鄭敏也是第一次見到他們，大都以前只知道名字而已。

當時大家都感覺，二戰以後那些前沿的思想都是通過詩歌反映出來的，而現在的詩歌雖然有很多創新，但也忘記了以前創作時的一些好的經驗。曹辛之於是倡導說，我們應該把四十年代中國的詩歌結成集給年輕人看看，給他們一些參考。曹辛之、鄭敏這些詩人都是在四十年代的時候在《大公報》發表詩歌的，還被說成是南北才子圍繞沈從文這個大糞坑轉。曹辛之說，我們是不是起個名字？資格最老的王辛笛就說：“我們知道自己的位置，我們不是鮮花，就做一點綠葉吧，九個人就九葉吧。”

於是他們每個人都挑選出幾首自己40年代創作的詩，出版了《九葉集》 ，之後他們也就被大家稱為“九葉派”詩人了。其實他們這個所謂的“九葉派”組織非常鬆散，《九葉集》之後大家還是各自忙碌。而今九葉已經凋零了八葉，只剩下鄭敏了。

中國現代主義啟蒙人物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中國新詩輝煌的年代。西方的現代主義詩人艾略特、里爾克、瓦雷里、奧頓如跨洋之魚游進了中國詩海，聞一多、戴望舒、卞之琳、馮至從他們那裡得到啟發借鑒。袁可嘉以及與他志同道合的“九葉派”詩人們，是這個時期將中西詩交融的傑出代表。當年他一手寫詩、譯詩，一手寫詩歌評論，為中國現代主義新詩披荊斬棘，搖旗吶喊。通過他對西方現代派文學進行的開拓性翻譯與研究，不但為中國作家和詩人的創作提供了新的視野，而且促進了當時人們的思想解放。在被禁錮了多年以後，有些人對他熱心介紹外國現代派曾經表示過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冷嘲熱諷，但他並不氣餒，依然研究不止，筆耕不輟。他被認為是在中國新詩和西方現代派文學交融借鑒過程中，介紹最早、成果最多、影響最大的中國學者之一。

袁可嘉先生的譯詩是融翻譯家、詩人和評論家三者神韻為一體的神奇結合。首先他的選題有批評家的眼光，他不是僅為翻譯搞翻譯，而是針對中國文壇的實際與需要，為我國文化建設引進可資借鑒的外國經驗。例如，20世紀50年代他下放勞動，譯蘇格蘭農民詩人彭斯；改革開放的80年代譯美國歌謠和西方現代派等等。其次他是西方文學研究的大家，他的翻譯與研究並舉，準確傳神。再次他本是位詩人，詩人手下別有爐錘，如他所譯彭斯的《新年早晨老農向老馬麥琪致辭》，詩中老馬的奉獻與晚年憔悴形象，以及老農的體貼入微和感恩之情，在中文譯詩里同樣躍然而出。美國詩人弗羅斯特說過：“詩在翻譯中丟失”，但袁可嘉譯詩似乎丟失得很少。他說：“翻譯詩歌不是一種不可能的傳達方式，而是一種不完美的傳達方式而已，翻譯工作者和文藝工作者一樣，所追求的是要超越那不完美的境界。”如斯所言，他正是這樣不懈地追求著。袁可嘉還對英詩漢譯做了許多理論探索。他在《關於英詩漢譯的幾點隨想》一文中，提醒譯者在採用“頓”的方法來譯格律詩時，要防止絕對化，切勿膠柱鼓瑟。他說：“我以為比較明智的辦法是寬嚴有度，不作絕對化的追求，在影響譯文流暢或風格表現時，寧可在形式上做點讓步。”他告誡譯詩者要避免兩種做法：一是語言一般化，即“以平板的語言追蹤原詩的字面，既不考慮一般詩歌語言的應有特點，也不照顧個別詩人的語言特色，結果既不能保護原詩的真正面貌，更談不上傳出原詩的神味。”二是語言的“民族化”，把外國詩歌漢譯成整齊劃一的中國五言、七言或者中國民歌，這樣雖有詩意，但經常導致削足適履，矛盾重重。他舉例說，“譯的是美國歌謠，那又怎樣把美國的民族性‘民族化’過來呢？如果硬要民族化，便是改成中國化的東西了，結果作品不倫不類，甚至庸俗化。”1986年他應邀去香港講學，香港的記者問他：“譯詩時，究竟有什麼原則可跟隨？又有什麼地方要注意？”他回答說：“並沒有什麼特定的原則和標準，簡單地說，就是忠實地把原文的精神、風格、內容傳達過來。首先要明白是藝術性的翻譯，不是技術性的，所以不是逐字逐句地譯過來就算。一切要看對象。”要達到袁可嘉所說的藝術性的翻譯，需要天分與勤奮長久合力而成，如荀子曰：“真積力久則入。”一般人難以企及，而袁可嘉先生可謂做到了。

徠著作書目

《九葉集》（詩集）與辛笛、穆旦等合集1981，江蘇人民 《八葉集》（詩歌集）與辛笛、穆旦等合著1984，香港三聯

《現代派論·英美詩論》（文學論文集）1985，1987，中國社科

《論新詩現代化》（文學論文集）1988，三聯

《外國現代派作品選》（1—4）主編，1980—1985，上海文藝

《米列詩選》美國米列著，1957，新文藝

《補萊克詩選》英國補萊克著，與穆旦等合譯，1957，人文

《彭斯詩鈔》英國彭斯著，1959，1983，新文藝、上海譯文

《英國憲章派詩選》1960，上海譯文

《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學理論文選編譯》，1961，作家

《試論獨創性作品》（文學評論）1963，人文

《美國歌謠選編譯》1985，外國文學

用心詮釋靈魂的藝術：讓我沉默於時空

“讓我沉默於時空，如古寺銹綠的洪鐘……”“重重的存在只為輕輕的死去”。曾幾何時，他的詩被廣為流傳，他的《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是上世紀80年代“文革”結束后第一代大學生人手一本的必備書。作為翻譯家的他，用心傳遞著詮釋靈魂的藝術，在當時的中國，被看作是思想啟蒙。11月8日晚，這個曾影響過一個時代審美情感的老人走了：著名詩人、翻譯家袁可嘉在美國安詳地走完了87年的人生路。

袁可 嘉1921年生於慈溪，1941年考入西南聯大外語系，后調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主要詩歌譯著有《美國歌謠選》、《米列詩選》、《葉芝詩選》、《威廉斯詩選》、《休斯詩選》等，主要論著有《論新詩現代化》、《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等，主要編著有《外國現代派作品選》（主編，與董衡巽、鄭克魯合作）等。

袁可嘉對詩的解釋尤為獨道，他說：“詩是雕琢后的語言，是人類語言的雕塑品。”但他所說的“濃縮和修飾”並非使用華麗辭藻，在翻譯《當你老了》時，袁可嘉譯出了這樣的詩句：“多少人愛你青春歡暢的時辰，愛慕你的美麗，假意或真心，只有一個人愛你那朝聖者的靈魂，愛你衰老了的臉上痛苦的皺紋。”他選擇不用楚楚動人來代表青春，不用傾城傾國來代替美麗，也沒有用“洗盡鉛華，傷逝紅顏”來代替皺紋，這樣的翻譯讓人不會忘記，最濃艷的妝並不是最美的，不見痕迹的雕琢才是最好的鏤空之術，詩如此，譯詩亦是如此。

讓我沉默於時空，如古寺銹綠的洪鐘，負馱三千載沉重，聽窗外風雨匆匆；

把波瀾擲給大海，把無垠還諸蒼穹，我是沉寂的洪鐘，沉寂如藍色凝凍；

生命脫蒂於苦痛，苦痛任死寂煎烘，我是銹綠的洪鐘，收容八方的野風！1946

要拯救 你們必先毀滅你們，這是實際政治的傳統秘密；死也好，活也好，都只是為了別的，逃難卻成了你們的世代專業；

太多的信任把你們拖到城市，向貪婪者乞求原是一種諷刺；飢餓的瘋狂掩不住本質的誠懇，慧黠者卻輕輕把誠懇變作資本。

像腳下的土地，你們是必須的多餘，重重的存在只為輕輕的死去；深恨現實，你們缺乏必須的語言，到死也說不明白這被人捉弄的苦難。

航行者離開陸地而懷念陸地，送行的視線如纖線在後追蹤，人們恐怕從來都不曾想起，一個多奇妙的時刻，分散又集中。

年青的閉上眼描摹遠方的面孔，遠行的開始擔心身邊的積蓄；老年人不安地看著鍾，聽聽風，普遍泛濫的是綠得像海的憂鬱；

只有小孩們了解大海的歡躍，破壞以馴順對抗風浪的囑咐，船像搖籃，喜悅得令人惶惑；

大海迎接人們以不安的國度：像被移植空中的斷枝殘葉，航行者夜夜夢著綠色的泥土。

近日，寧波慈溪市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辦根據慈溪市政協委員俞強提出的《關於要求保護我國著名“九葉詩人”外國文學翻譯家袁可嘉先生故居的建議》，重新對崇壽袁家洋房和袁家收花站進行了摸底調查。通過走訪袁先生親屬，確認文物普查登記的六塘村袁家收花站為袁可嘉先生故居。該建築建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由姚北大地主袁功亭之弟袁功勛（我國當代著名翻譯家袁可嘉的父親）建造，解放后政府沒收后，在此設立了棉花收購站，故稱“袁家收花站”。建築整體為坐北朝南五開間二層洋房，造型和內外裝飾帶有濃郁的民國風格，是慈溪市北部現存為數不多的史跡之一。這一新發現，不僅豐富了袁家收花站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內涵，也落實了袁可嘉先生故居的確切信息，對於進一步保護慈溪地方名人遺跡，挖掘地方文化傳統等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