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超然

清雍正九年(1731年)出生，其父為衙署雜役。孟超然自幼穎敏勤學，16歲中秀才，為鰲峰書院山長林枝春所器重，選為拔貢，入太學。不久，中副榜舉人。巡撫陳宏謀愛惜其才，與學使馮鈐商議，擬連章向朝廷保薦孟超然。馮鈐認為：孟生有才，必能發達，假如通過奏薦，按例不過當個縣令，反誤其前途。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孟超然再次參加省試，果中解元。第二年會試，連捷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兵部武選司主事，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升考功郎中，京察中評為一等，人稱“孟考功”。乾隆三十年(1765年)，出主廣西省試。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分校京闈。隨後視學四川。由於孟超然處事廉正，待士有禮，許多長年失意於科場的老士子，都爭出應試。孟超然為匡正士風，特標榜宋代蜀中大儒魏了翁為治學模範；又針對當地男子成婚，必析產分家，很少合族共居的風俗，撰寫《厚俗論》進行勸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還朝時，蜀人為孟超然豎立“去思碑”。朝廷要重用孟超然，孟超然因“親老”辭官，急於歸里，年方四十二，便不再出仕。

福建巡撫徐嗣曾，注重教育，善待士人，擬請孟超然主持鰲峰書院，曾三次往訪，孟超然都以病辭。之後，徐嗣曾又趁孔廟致祭機會，親率各司道官員徒步登孟府，才得一見，終於答應出任山長。徐嗣曾為書院設都講，增加生員補貼。孟超然才大德高，律己甚嚴，一介不苟。任山長后，廢除書院繁瑣規例，以“誠”字訓導諸生，親自考察勤惰。因此，書院就學者激增，黌舍不足容納，數人共居一室，但人人奮發，學風丕振。在孟超然主持的8年中，培養出一批出色人才，如陳壽祺、梁章鉅、林則徐等。孟超然的聲望，足可與首任山長蔡世遠並稱。

孟超然居家勤於治學，手不釋卷，但從不肯以著述示人。藏書數千卷，每書紙尾眉間都寫滿批註，凡有見解或疑問，都以細楷標出，多闡發前人所未發，其學問為閩中大員所敬重。主講鰲峰時，按察使王慶長登門聽課，執弟子禮。

當時，閩南有一富豪犯罪入獄，願出銀10萬兩，尋求解脫之門，想請託於孟超然。一日，孟超然與諸弟子宴聚，談興正濃時，有人趁機稍露意圖。孟超然慢慢起身到廳前，仰天嘆道：難道我近來有什麼醜行被諸位發現了嗎？為什麼這類語言會傳到我的耳中呢？滿座人都惶悚不已。

孟超然辭官后，本無多錢，而親族中凡有貧病、喪葬、嫁娶求其資助的，無不量力周濟，因此生活更加窘困，但求助者還是很多，孟超然便靠借貸典當以應付，並無厭倦之意，有人甚至連孟超然的衣服都搜刮而去。孟超然曾道：南朝文學家徐陵很窮，現在自己還有車可賣，還不算最窮。我雖然不敢自比范仲淹，不過是先戚族之憂而憂，后戚族之樂而樂罷了。遇有造謠中傷、造假欠條或久借賴賬的事，也都不予追究。待人始終態度溫和，從無違禮之語；對不義之事則絲毫不姑息。平日在家，若非公事，連一張名帖都不入州、縣衙門。

孟超然的學術主張，不同於一般尋章摘句的腐儒。認為，修身立命的關鍵在於“克己寡過”、“變化氣質”；泛談性命之學不如歸於實踐，自己年已將衰，與其追求廣聞博見，不如注重身心修養。對宋代理學家楊時晚年所作墓誌文中摻入佛學見解，對明代王守仁學派以至湛甘泉等名家紛繁的見解，都認為流弊很大。孟超然的學術著作有《喪禮輯略》、《誠是錄》、《焚香錄》、《求復錄》、《晚聞錄》、《廣愛錄》、《家誡錄》、《瓜棚避暑錄》、《使粵日記》、《使蜀日記》、《亦園亭文·詩集》等。

孟超然作吏部郎中時，深惡以權謀私的腐敗官吏。一次，孟超然去四川督學，發現該省總督貪污受賄很嚴重。適逢總督壽辰，總督大人廣發柬帖，欲藉機大撈一把。孟超然先書一楹聯相贈祝賀，總督不受。孟超然說：“楹聯以自己的職銜落款，可以了吧。”總督仍不受。孟超然明白了，人家是嫌禮輕，不實惠。壽日這天，孟公來到總督衙署，攜一椅子坐於頭門外。這時，總督的各屬官絡繹而至，其中抬物舉銀者不乏其人。孟超然攔住參加賀壽的人說：“大人清廉，不收禮品。我是從吏部來的京官，只送點微物且不收，何況你們是他的下屬，更不會收。”他還嚴肅地說：“你們中若有藉機饋贈重物，行賄拉關係的，我一定向吏部揭發檢舉。”結果，送禮者都被孟超然堵了回去。

總督錢物落空，自然懊喪，可蜀中官民卻為之大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