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焦慮

中年職工奔波在單位和家庭之間，擔心抽不出時間接送孩子；青年白領穿行在擁擠的地鐵里，發愁買不起房子；大學生害怕畢業后找不到滿意的工作，甘願接受“零工資”的試用；老人們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兌現、看病難上加難；公務員抱怨錢包癟、壓力大；農民害怕化肥漲價，糧價偏低；私企老闆唯恐政策變動、眼下的生意不可為繼……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競爭加劇，焦慮不再是“弱勢群體”的專利，而漸成一種普遍心態。在許多人看來，身邊往往危機四伏，總有原因讓人感到不安。

社會焦慮，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幾乎可以說是少見的。

老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焦慮，顯然是對高房價、高物價、通脹、負利率、腐敗、分配不公、壟斷企業的高收入等等現象的直接擔憂和不滿。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同基本民生相關的部位。

在計劃經濟時期，城鎮職工個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單位”中，單位發放工資，提供住房、醫療、養老等保障，賦予人們基本的“安全感”。在轉型期，社會結構劇烈變革，原先由單位提供的“保護殼”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閥”又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人們內心裡埋下了焦慮的“種子”，面對就業壓力和失業風險，變得焦躁不安。

從1998至2000年，國有企業共產生下崗職工2100多萬人，波及數千萬家庭。1994年起，我國逐步改變大學畢業生分配製度，由國家統分向市場化就業轉變，提倡“自主擇業”、“靈活就業”。進入新世紀，各地大學繼續擴招，畢業生人數猛增，“就業難”從下崗職工向大學生群體迅速蔓延，就業焦慮從“40”“50”人群向“80后”、“90后”人群迅速擴散。

我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體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會安全網”。人們難免出現無所適從的心理狀態，難免產生無法迴避的焦慮。

戶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標籤：沒有城鎮戶口，就沒有糧票、布票、油票，就無法在城市生活。改革開放30餘年，戶口已不再承載糧油功能，但是戶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沒有戶口，生活並不輕鬆：

住房——高房價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戶口人員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與商品房的差別至少在數十萬、百萬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車限購政策的出台，如果沒有當地戶口，兜里揣著錢，也難以買房、買車。

教育——儘管不少城市對非戶籍人口子女義務教育政策有所鬆動，但是戶口仍承載著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沒有戶口就難以享受優質教育資源。不用說小學、中學，單清華、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標就只能讓外地人羨慕。

社保——按照規定，用人單位要為員工辦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儘管養老保險關係異地轉接制度已經建立，但由於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異，不同戶籍的社保待遇並沒有實現均等化。

改革開放打破了舊的城鄉結構，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經濟發達地區流動。表面看，原來的城鄉分割、戶籍分割不明顯了，然而，由於缺乏完整的體制保障，改變城鄉對立、戶籍限制的任務依然艱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戶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壘、社保差異、待遇懸殊……由此帶來的“人群排斥”，已經給社會留下深創巨痛，並在事實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離”。

應當承認，近年來，各地正採取措施，努力將公共服務覆蓋到更多外來人口包括農民工群體，可是，無論是藍印戶口，還是“綠卡”、居住證，都沒有實現真正的同城待遇；無論是“新東莞人”、“新深圳人”、“新蘇州人”，這些稱呼還是給不同人群貼上不同的標籤，人群“排斥”現象並未從根本上改變。

不從根本上解決外地人（包括農民工）的同城待遇問題，就無法根除他們心中的焦慮。

改革開放之初，人們秉承著勞動致富的信念，社會也給勤奮守法的人創造了致富機會。財富積累的方式正在發生變化，從“勞動致富”向“財富致富”、“資本致富”轉變。其中，住房已經成為拉大財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浙江大學新近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經過10多年的住房市場化改革，住房已成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財產組成。一些擁有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財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較少或尚未購買自有住房的家庭，財富差距被持續拉大。這種差距根本無法通過工資收入增長得到彌補，由此在一些人群中產生了強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

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於轉型期社會財富分配機制尚不健全，財富分配向政府、壟斷行業、發達地區傾斜的趨勢未從根本上扭轉，人們的工資收入水平也在拉大。

高房價、高物價、高生活成本……短短10餘年，人們的財富差距就由萬元級、幾十萬元級轉向千萬元級。在很多人看來，如果沒有“背景”，缺少資本，生“錯”地方，干“錯”行業，抓不到機會……即使通過自我不斷地努力，也無法實現個人的既定目標。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的心態怎麼會平和？

正像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深刻指出的：當代中國正經歷著空前廣泛的社會變革。這種變革在給我國發展進步帶來巨大活力的同時，也必然帶來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

中國社會急速的轉型、變革，意味著社會整體利益結構的調整，大批社會成員社會群體的社會位置和經濟位置重新洗牌。現代社會意味著要面臨著空前的社會風險。人們有時覺得無章可循，不確定性因素增加。這使得社會成員產生一種人生的不確定感，前景的不確定性，心裡不踏實，人們對於未來不可預期。這自然就會形成社會焦慮現象。

社會焦慮現象其實還反映了在中國現階段，民眾對基礎民生問題、對於未來美好並且是否合意生活所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重視。老百姓的幸福指數相對提高了，不僅僅滿足於溫飽了，因此，人們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了，才會產生焦慮。

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形成以及以人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催生了社會成員個性意識、財產意識和維權意識的覺醒，同時又使人們十分看重自身的經濟利益問題，於是，這就造成一種普遍的現實感，使社會成員注重現實的日常生活，注重現實生活的質量問題，而擯棄以往禁慾主義以及過於理想化如烏托邦式的行為取向。

但是，民生問題在改革開放以前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以至於出現嚴重欠賬的情形，而且，改革開放以後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內，由於過於追求GDP、過於重視經濟發展而輕視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種種，致使民生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

社會焦慮對於社會的不利影響很多。社會焦慮會引發一些社會成員非理性行為和越軌行為的出現，會大面積降低人們對自身生活的滿意程度。

同其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不同的是，中國是在一種比較特殊的條件下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

其一，與先發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社會要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完成由傳統社會經濟結構向現代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與其他大部分后發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社會還面臨著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獨特的艱巨任務。巨量的事情，必然會造成更為廣泛、複雜和突出的種種社會問題。

其二，在中國社會急劇轉型時期，社會和經濟之間、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以及行業之間出現了一種十分明顯的不平衡現象。這就使得各種矛盾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必然會導致大量社會問題的出現。

其三，近年來，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迅速被中國各個階層廣泛接受和認同。這對民眾影響巨大：民眾空前重視現實生活尤其是物質生活，空前重視自身權益的維護。雖然這是一種歷史的趨勢，但在近期內客觀上勢必會對一些有礙於以人為本理念實現的現實問題提出質疑、形成不滿，進而造成某些糾紛和抗爭的行為。

其四，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必然是政府推動型的，這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同時還應看到的是，中國推動型的現代化建設具有兩重屬性。除了其積極作用之外，還有著一定的負面隱患，這就是公權容易擴張、腐敗容易形成，等等。這些隱患進而會同民眾形成抵觸。

所以，特殊的時代背景條件，使得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矛盾呈現出一些明顯的“本土化”特徵。

主要表現於兩個方面。一是，基本發展面的優勢，即：中國經濟的強勁發展，使得民眾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這就為社會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的支持；法治社會的逐漸形成，使得社會成員在解決社會矛盾問題時逐漸地能夠有章可循；近年來以人為本理念的提出和實施、和諧社會理論的形成和實施以及改善民生政策取向的形成和實踐，更是直接有效地解決或緩解了許多社會矛盾問題。二是，同其他國家和地區同期發展階段相比，中國社會具有一些應對社會矛盾問題的獨特優勢。這些獨特優勢，儘管在很大程度上屬於技術層面上的優勢，但是如果得以充分開發，將會有助於不少社會矛盾問題的解決或至少是緩解。而這樣一些獨特的優勢，卻常常被人們忽略或重視不夠。

首先人心普遍穩定。世界上恐怕沒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如此珍惜社會穩定。中國人期待穩定。甚至有外國人也發現，社會穩定幾乎成為中國人的一種情結。

其次，強大的舉國動員能力。一些由自然災難所引發的公共危機，往往會激化社會矛盾，並最終演變成為大規模社會衝突的導火索。而中國所具有的強大的舉國動員體制和能力，恰恰能夠有效地化解類似的公共危機，有效地防止其演化成大規模的社會衝突。在這方面，2003年中國抗擊“非典”的行動、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救災行動，都是典型的案例。

第三，務實、平和、寬容精神的傳統。幾千年來，中國人一直極為注重現實生活，具有一種明顯的務實精神。而且，由於中華民族源於多個民族，是多個民族融合而成，這就使得中華民族含有多個民族的基因，具有一種平和寬容的精神。

第四，家庭的重要緩衝作用。中國人對於家人幾乎是負有無限責任，客觀上這有利於社會矛盾問題的緩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會矛盾問題的加劇。

第五，網際網路的減壓作用。截至2011年6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4.85億人。中國網際網路的普及率已經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網際網路對於中國社會矛盾問題有著兩重意義的廣泛影響。一方面是網際網路對社會矛盾問題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如果運用得當，網際網路則能夠對社會矛盾問題的緩解產生積極影響——比如，有效減壓、有效闢謠、有效批評、有效建議。

顯然，如果能夠將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之為國家的發展出謀劃策，則可以獲得大量的具有建設性的建議，從而有助於社會矛盾問題的解決或是緩解。

儘管中國現階段面臨著諸多的社會矛盾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但也不必過於擔憂，以至於失去信心。縱觀現代化建設比較成功的國家和地區在同等發展階段都曾遇到過類似的矛盾問題，同時也都成功地解決了這些矛盾問題。

我們不能迴避而是應當積極主動有效地應對並化解社會矛盾。就此而言，我認為，應當從標本兼治兩個方面著手。從治本的角度看，應當特別注重從源頭上著眼，也就是“七一”講話中指出的那樣，“推進社會建設，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著力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比如，豬肉價格首現環比下降；國務院加快了供地的進度，保證保障房用地；為了抑制通脹，央行加息、收緊貸款、上浮利率種種政策接踵而至……

總之，只有正視矛盾，解決矛盾，才能化解社會焦慮，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會矛盾、消除社會的不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的和諧因素。

社會焦慮【作者：何懷宏（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和純粹個人的焦慮不同——那是在任何社會裡都免不了的，社會性的焦慮特屬於某些社會或時代，是一種廣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種瀰漫於社會不同階層的焦慮，不會輕易消退，不容易通過心理的調適而化解，人們所焦慮的對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質和內容上又存在著一些共性。比方說，貧困者可能憂慮自己生存的缺乏保障，而富有者也可能憂慮自己財產的缺乏保障。兩者雖然不可等量齊觀，而憂慮則一。

這種社會性的焦慮往往直接由物質的原因而起，也突出地表現於物質生活，表現於擔心自己及家庭物質生活的現狀和前景。但關注社會焦慮的人不難發現這樣一種情況，亦即主觀上社會焦慮較為嚴重的時期，常常並不就是客觀物質生活最為匱乏的時期，在社會焦慮和物質匱乏之間雖然有一種相關性，但並不存在成完全對應的關係。人的內心深處之焦慮和外在生活狀態之悲慘並不總是嚴密吻合，也就是說，社會普遍焦慮的時候並不一定就是社會生活最為水深火熱或個人生活普遍焦頭爛額的時候，甚至有時這倒是向一個有希望的社會轉型的徵兆。

不過，在這裡不想分析這種關係，也不涉及社會焦慮的物質和其他觀念方面的成因，而只想談談產生社會焦慮的一種道德和精神信仰方面的原因。

一般來說，這樣一種社會焦慮往往會同時涉及到社會道德的一種缺失感，即焦慮者感到，所遇到並擔心的困窘和不幸主要的並不是由於偶然的自然因素，而是有持久的人為因素，而且這種人為的因素還主要是人們的道德缺失所致。這樣就可能無可逃遁，也無可依賴。可能感到多少年來形成的共同體趨於瓦解，本來比較親密的同事、朋友乃至家庭的情感紐帶都開始在利己主義的冰水中淡化甚至消溶，看到一些社會的道德底線被粗暴地踐踏，看到許多社會的不公落到周圍人的身上，而且很可能已經或有一天也將落到他的身上。也預感到自己如果遇到更大的不幸，將不會獲得多少同情和幫助，靠不了別人，靠不了單位或組織，因此對未來的前途難免會產生深深的憂慮。

而一種社會的焦慮還在更深的隱蔽處涉及到一種精神信仰的缺失。焦慮者因看見到處都是物慾的流行，功利的甚囂塵上，人們都以外在的成敗論英雄，以權力和金錢劃分人的等級，從而隱隱地痛感人們精神上缺乏一種寄託，沒有一塊能夠真正長久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因為，如果一個人、一個民族精神上有寄託、有希望和追求，就可能不會太在意物質的匱乏，甚至將物質的匱乏視作一種精神的歷練，從而也鼓舞其鬥爭，幫助走出生活困境。當然，更重要的是，一種精神的信仰可以給人提供生活的意義乃至一種真正自足的幸福感。

所以，作為一個歷史的參照，不難理解，為什麼耶穌的話語能夠在兩千年前吸引許多的人，那也是一個普遍焦慮的時代。耶穌談道，不要為生活憂慮，為身體憂慮，為壽數憂慮，憂慮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而是應當為更重要的東西憂慮天上上的飛鳥，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忙碌、也不積蓄，尚且好好地活著，而人不是比飛鳥貴重得多麼？人固然有許多的勞苦，但也不要為未來憂慮，因為未來自有未來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的擔當就夠了。

在一個普遍樂觀和盲目自信的時代之後，可能會是一不堪回首的的時期；而在一個普遍焦慮的時代之後，卻也可能是一個進展最快的時期。所要提出的問題只是：一個古老的民族是否能有足夠偉大的活力，以致不僅深切地感受到這種缺失，還在精神上開始蓬勃地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