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社會主義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有人把生態問題納入革命的軌道，例如美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K·博爾丁在他1953年出版的《組織革命》一書中，指出“生態革命”是社會存在的客觀條件逐步變化的結果，是觀念和理想乃至技術手段的革命。此後，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家們對人與自然的關係、資本主義生產中出現的生態危機等問題進行研究與批判。法蘭克福學派前期代表人物霍克海姆和阿多爾諾在《啟蒙的辯證法》等著作中，均把人同自然的關係及生態問題當做—個主要的理論主題進行研究。

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另一著名人物馬爾庫塞通過對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研究，認為它是馬克思關於解放全人類的學說中一個一直未被人們重視的方面。過去．人們只是對從資本主義制度的奴役下解放全人類的問題予以關心，而沒有把自然視為人類解放的一個領域。

馬爾庫塞認為，把自然的解放當做人的解放的手段的思想是馬克思上述手稿的中心思想，他認為，既然人對人的統治是依賴對自然的統治來實現的，那麼人的解放同樣也要依賴自然的解放來實現，而自然的解放就是恢復那些自然中所產生的向上的力量，恢復那些與生活相異的、表示著自由新特性的感性美的特徵。

馬爾庫塞主張應按照馬克思提出的“對自然的人道的佔有”，即按照人的本質佔有自然的思想，確定“自然革命”的內容。那就是從改變人、改變現存社會造就的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模式、心理類型和生理機制入手，進行一場人的本能結構革命和自然觀革命。這種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改變貧困，追求更高的物質享受，而是為了實現人的自我本質，克服各種形式的異化，使自然得到解放，使人類人道地佔有自然。

以馬爾庫塞等人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的上述思想，在西方思想界影響很大，可是，由於僅僅從理論上對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和技術制度提出激烈的批判，卻未能在革命措施和步驟方面提出具有實踐意義的東西。因此，不少批評家指出，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是一種“缺少實踐的馬克思主義”，其特點在於批判性而非建構性。

生態社會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是同綠色生態運動的發展分不開的，它誕生於20世紀70年代的德國，其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歷史階段：第一代（70年代）：以70年代的魯道夫·巴羅和亞當·沙夫為代表，他們是最早介入綠黨的共產黨人，被看作是“紅色”（共產主義運動）的“綠化”，具政治道路的典型特徵是“從紅到綠”。

魯道夫·巴羅原是東德統一社會黨黨員，后因持不同政見出逃到西德，在漢諾威大學任教授，同時開始倡導“社會主義生態運動”，研究“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謀求“綠色”和“紅色”政治力量的結合，要求建立一個由綠黨、生態運動、婦女運動和一切進步的非暴力社會組織組成的群眾聯盟，他的主要著作有《從紅到綠》、《創建綠色運動》等。

亞當·沙夫原是波蘭共產黨意識形態負責人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是波蘭“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1968年被解職後任奧地利大學客座教授、維也納大學哲學教授，1972年後成為羅馬俱樂部最早的成員之一，1980年任羅馬俱樂部執行委員會主席。以上二人既是共產黨人中最早介入生態運動的人，也是第一代生態社會主義的代表，他們典型的特徵是“從紅到綠”。

生態社會主義的第二代（80年代）代表人物，是威廉·萊易斯、本·阿格爾和安德列·高茲，以及蘇聯的一些學者。

加拿大著名左翼學者，他長期在加拿大約克大學從事教學研究工作，早年曾同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一起從事過研究，後來拋棄了該學派偏重哲理和書本的傾向，致力於經驗世界的研究。萊易斯在《對自然的統治》和《滿足的極限》這兩部著作中，闡述了他對生態社會主義的基本觀點。

萊易斯在1972年出版的《對自然的統治》一書中指出：人對自然控制的加強，並不是轉移或削弱了對人的統治，相反是加劇了對人的統治。這種從對自然的控制到對人的控制是靠科學技術的手段來實現的。然而，無論是對自然的控制還是對人的統治都遭到了自然的反抗，他認為，統治自然的觀念是生態危機的最深層的根源。這種觀念起了一種意識形態的作用，這種意識形態所設定的目標是把全部自然當作滿足人的永不知足的慾望的材料而佔有，導致生產無限的擴張，最終結果將是人的自我毀滅。

1976年萊易斯又出版了《滿足的極限》，在這部著作中，更加明確地提出了他的生態社會主義主張，闡述了生態危機以及擺脫危機的途徑問題。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從而造成過度生產，造成生產力和資源的嚴重浪費，這就導致人的異化和生態危機。要解決生態危機問題，必須實行—種新的“穩態經濟”，以縮減資本主義的生產能力，擴大資本主義國家的調節功能，並重新評價人的物質需求，並大大減少這種需求，改變人的現行的消費方式，調整人與自然的關係，實現一種新的發展觀。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年輕的社會學教授，是萊易斯學說的追隨者和鼓吹者，他在《論幸福和被毀滅的生活》、《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等著作中進一步發展了萊易斯的觀點，系統闡述了生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主張。阿格爾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這部著作中認為，馬克思主義關於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危機理論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機的趨勢已轉移到消費領域，亦即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

阿格爾認為，儘管如此，我們仍將從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本質的見解出發，努力揭示生產、消費、人的需求、商品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安德列·高茲，1924年生於奧地利，1948年後移居法國，是法國重要的左翼理論家。高茲曾追隨薩特，信奉“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 70年代后，他把生態學、生態危機和“政治生態學”理論納入自己的研究領域。他在《作為政治的生態學》這部著作中認為，

在當代西方，隨著科技發展及其應用，出現了嚴重的生態危機，諸如資源的枯竭、空氣、水、土壤的工業污染，特別是核污染正在摧毀全球的生態環境，世界人口的激增也造成巨大的災難。要改變這種災難的狀況，唯—的出路在於停止經濟增長，改變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費，並使用可再生的能源，採用分散的技術。

與此同時應選擇能促進個人自主與自然協調的建立在民主的技術基礎之上的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生態學》一書中，他集中論述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生態學的關係，闡述了他對社會主義未來和生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基本看法，主張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左翼與“新社會運動”的主流——生態運動結盟，反對晚期資本主義。

這一時期，蘇聯的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蘇聯生態理論在80年代十分活躍，不僅提出了許多新概念，而且初步擬訂了馬克思主義生態理論的框架。

蘇聯哲學家Э·B·基魯索夫在《生態意識是社會和自然最優相互作用的條件》一文中認為，現代生態形勢證明馬克思主義這樣的論點，即科學技術發展本身不僅沒有導致社會問題的自動解決，相反，由於耗盡自然資源和降低環境質量，可能使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惡化。因此，應當樹立生態意識。“生態意識是從根據社會和自然的具體可能性，最優解決社會和自然關係問題方面反映社會和自然相互關係問題的諸觀點、理論和情感的總和。

”生態意識是在人們對自然環境的整體性規律的認識，以及人類為保持對生命有益的自然界狀態在活動過程中必須考慮到的其他規律的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生態意識具有以下特點：(1)考慮到反映對象持點的綜合性質。(2)要善於把握認識客體的全部多質性和異源性，善於在這種多樣性後面發現生態學方面重要的本質的統一。(3)要求我們不僅有看到自然界中所發生變化的最近結果的能力，而且有看到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後更遠結果的能力，不僅能看到自然界和社會中正在發生的變化的正的聯繫．而且能看到其負的聯繫的能力。

總之，生態意識是人們了解生態規律，遵循生態規律，防止生態危機的最重要的認識論條件。只有認識和考慮到生態規律，才能把保持自然環境的有益狀態視為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蘇聯的學者還提出了“社會生態學”的概念和學科，他們認為，社會生態學不僅要求實現自然科學各學科的相互作用，而且要求實現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相互作用。要化學家以及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法學家和心理學家聯合起來，協同工作，才能解決環境問題。在各學科的共同努力之下，“生物圈”、“智慧圈”、“協同演化”等概念發展起來了。“協同演化”，意味著人類社會的定向發展和對生物圈的定向作用：即不僅不破壞生物圈，而且促進生物圈的進一步發展和保證人類進步。因此，蘇聯學者關於“協同演化”的概念實際上指人類同自然生物和諧相處，共同發展。

縱觀蘇聯學者的生態學理論，一般來說，很大程度上是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自然辯證法的思想來闡發的，其中不乏可資我們研究吸收的地方。蘇聯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當代全球生態馬克思主義中不可忽視的一支理淪力量。

第二代生態社會主義的典型政治理論特徵是“紅綠交融”。

第三代生態社會主義（90年代）的代表人物，有喬治·拉比卡、瑞尼爾·格倫德曼、大衛·佩珀等歐洲學者和左翼社會活動家。

早年參加過法國共產黨，是法國左翼運動的主要理論家之一，曾為法國社會科學中心主任，法國巴黎第十大學校長。80年代末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或稱蘇東劇變）以後，連續發表《生態學與階級鬥爭》等論文，著力研究全球生態危機與生態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認為生態社會主義標誌著工人運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工人運動的文化革命階段”。

德國左翼學者，哲學家，主張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解決全球生態危機問題。他的主要理論貢獻是為馬克思的“人類中心主義”正名，捍衛馬克思主義關於人化自然理論所代表的哲學理性傳統。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支配（domination）概念不同於統治（mastery），支配並不意味著征服與破壞，相反，這正是缺乏支配的表現，因為支配意味著人類對自己與自然關係的集體的有意識的控制。這是實質上的服務而不是破壞。其主要著作有《馬克思主義和生態學》。

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地理系講師，90年代生態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佩珀的代表作有《現代環境主義的根源》和《生態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主義》等。佩珀自稱為生態運動中的“馬克思主義左派”。他的主要理論貢獻在於勾勒了生態運動中的“紅色綠黨”和“綠色綠黨”的輪廓，深化了生態社會主義與生態主義之間關係的爭論，提出了生態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這一階段生態社會主義的總體特徵是“綠色紅化”。

生態社會主義經歷了“從紅到綠”、“紅綠交融”和“綠色紅化”三個階段，終於從綠黨主流中脫穎而出，成為當代西方社會主義運動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生態社會主義是一支涉及面很廣、影響很大的馬克思主義派別，美國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R·奧爾曼曾經把它列為當今世界十大馬克思主義流派之一。生態社會主義總體上的特徵是將生態學理論同馬克思主義結合，企圖找到一條既能解決生態危機，又能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由於其成員的經歷、認識不同，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又有許多不同的觀點和主張。人們注意到，當代生態社會主義存在著兩種比較明顯的傾向：一種是西方所流行的、以批判為主的傾向，這是—支由“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派別。它雖源出“西方馬克思主義”，但卻與之有顯著的差別：一是較多地融入現實的社會運動——生態運動(或環境保護運動)，打破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象牙塔式的純哲學的研究方式，較多地與實踐問題相結合。二是較為關注人類的生存環境問題，並把生存環境問題同政治問題聯繫起來。這種以批判為主的生態馬克思主義派別激烈地批判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形成反對資本主義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種傾向是原蘇聯和東歐地區所流行的、以改變自身生態環境為目的的生態社會主義派別，這一派別的研究方向和問題大多都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所遇到的，因此，它對於我們建立社會主義環境生態學具有重要的啟發價值。

不過，在對生態危機的性質、根源、克服生態危機的手段、策略以及未來前景等根本問題上，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家們的意見大體上是一致的。

首先，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資本主義是追求經濟合理性的社會，追逐利潤的最大化和市場、消費不斷擴張的“唯生產力論”是同生態合理性要求不相容的。資本主義“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雖然延緩了經濟危機，但是卻使得整個社會的消費越來越膨脹，有可能超過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導致了社會生產力和資源的嚴重浪費和破壞，而且這種社會制度倡導的是以消費為榮的消費文化，誘使人們為了享受消費而拚命工作，勢必一方面加劇了人的異化，另一方面加重了自然界的負擔，污染了環境，從而造成生態系統失去平衡，引起生態危機。

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這種“唯生產力論”和生態危機同樣也產生在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甚至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加嚴重，因此，生態社會主義是避免了上述弊病的、最適合人類生存的社會制度。

其次，生態社會主義否定生態殖民主義，批判軍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生態社會主義認為，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掠奪和剝削是造成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生態環境惡化的根本原因。發達國家不僅把生態危機轉嫁給不發達國家，殘酷掠奪不發達國家的資源，甚至還把第三世界當作垃圾場，傾倒存放各種有毒的垃圾。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也許能在本國或局部地區解決局部的生態危機問題，但不可能解決全球性的全部生態危機問題。

第三，生態社會主義主張立足現實，“超越”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他們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雖然沒有錯，但卻過高地估計了19世紀末開始的資本主義危機的嚴重性，而對資本主義本身能控制這種不利局勢的能力估計不足。另外，這一危機理論分析的重點也往往局限於生產領域之內，而對消費領域可能出現的變化則幾乎完全忽視了。他們認為，今天的危機趨勢已經從生產領域轉移到了消費領域，即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時代變化了理論也應隨之進行修正和補充，現在的生態危機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資本主義轉移危機的必要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資本主義搞操縱消費，實際上是“轉移目標”，是把經濟危機轉移到生態危機上去。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根據這些變化了的形勢，不斷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理論。目前的任務，是需要揭示生產、消費、人的需求、商業活動等和環境之間的關係。

第四、生態社會主義認為，擺脫生態危機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穩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所謂“穩態”，主要是指從量的增長轉向質的改進上來，具體說就是破除跨國公司和壟斷企業的集中化、官僚化生產體系，發展小規模、無污染的“軟技術”和小企業，“創造一個人人都能參與決策的領域，使每個人都能在其中發展滿足自己需要的手段”，讓人們到生產活動而不是到消費活動中去尋求滿足。這種“穩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既要能“逐步拆散龐大規模的工業經濟體系，儘可能減少個人對這一體系的依賴性”，又能“向人們提供非異化的，創造性的勞動，使人們從不必要的、有害於生態系統的消費心理中擺脫出來”，從而使人們的消費“真正植根於人與自然的完全和諧一致之中”。具體來說，這一模式應具備以下要求：1、把資源消耗限制在可維持的限度之內；2、做到平等分配，縮小貧富之間的差別，在不損害生態系統的前提下使人們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必要時提倡一種新的“樸素生活作風”；3、節制人口增長；4、注重環境道德，強調產品的耐用、簡便和易於回收，使廢物儘可能減少；5、提供創造性的、自主的、非異化的勞動，使人們在勞動中感到富有意義，是生活的需要，而不是謀生，真正把勞動與閑暇統一起來，為了實現這種生產結構，就要改組資本主義的權力關係，使工人能夠參與生產管理。

第五、在解決全球生態危機的手段和方式上，生態社會主義同生態主義的觀點相同，也提倡非暴力和基層民主的原則。

第六、生態社會主義主張依靠生態運動、女權運動、民權運動等社會運動的力量，同時也要與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運動相結合，亦即把“綠色”與“紅色”結合起來，如拉比卡所說，這種結合是“工人運動的文化革命階段”。

生態社會主義發掘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內含著的對生態環境問題的理論闡釋，並將其與現實中的生態危機問題結合起來。如在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問題上，許多西方環境理論著述中，對這個問題或輕描淡寫不敢涉及，或抽象地歸咎於“人類中心主義”，而生態社會主義則正確地揭示了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生態社會主義一方面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同時，也在尋找一條解決問題的道路，例如，豪沃德·帕森斯認為，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是一種政治生態學或社會生態學，它的基本觀點就是，環境問題像其它社會問題一樣根源於資本主義的剝削性結構，它的徹底解決方案也是社會生產關係的根本轉變和科學技術的繼續發展並服務於所有人的利益。這就明確提出自然生態問題的社會化解決思路。

在保護自然環境問題上，生態社會主義要求人們按自然規律辦事，反對把人同大自然的關係變成一種單純的索取關係；反對人們無限地追求高消費，反對把消費同滿足或幸福等同起來 的傳統觀念；主張實行勞動閑暇一元論，要人們在勞動中尋求歡樂或滿足，或者說注重提高生活質量，不僅要有物質生活，而且要著重精神生活等等，都是符合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

同時也應看到，生態社會主義在一些問題上也暴露了自己的局限性，如它把生態問題看得高於一切，或者用“生態危機論”去取代“經濟危機論”，是自覺不自覺地用人與自然的矛盾去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這就必然導致否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依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其結果只能是轉移人們的鬥爭方向。另外，它還以覺悟和知識而不是以階級立場來劃分革命的動力與非動力，這顯然也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相去甚遠，比如，它不重視所有制，只講參與管理，再如，它批判蘇聯模式過度集中無疑是對的，但又過分強調民主化，過分強調工人自治；批判過分集中化、官僚化、技術統治論，本來也是對的，但又把這些作為責難現代化大生產的依據，認為正是這種大生產導致了勞動的破碎化，並企圖用手工勞動去代替現代化大生產，這就是一種倒退了。有研究者認為：儘管少數生態社會主義者仍持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但從總體上說，與科學社會主義有著原則的區別。從總體上來說，生態社會主義試圖以無政府主義的內容來改造科學社會主義，更接近於歐洲歷史上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現代的“民主社會主義”。它企圖以分散的小生產與現代化大生產抗衡，是一種“開倒車”的社會主義。由於它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不觸及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所以並沒有為解救全球生態危機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

總之，生態社會主義雖然從理論體繫上來說，還比較粗糙，不夠系統，很不成熟，而且有很多空想的成分，但卻不能不承認，它在許多方面是有價值的。它畢竟象它所反映的綠色運動一樣，也是新生事物，因而從總體上來說是順應世界潮流的，它們把鬥爭的主要矛頭對準壟斷資本，從各個方面批判了現代壟斷資本主義的弊端，提出了保護生態平衡，反對生態殖民主義等主張，這些都是資本主義世界廣大人民迫切要求的反映，其基本方面是積極的。今後生態社會主義的發展前途如何，能否成為綠色運動的指導思想和主導力量，抑或隨著歷史的演化走向悲觀和虛無，成為曇花一現的歷史過客，人們將拭目以待。（轉自《馬克思恩格斯論環境》，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