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

方立天，1933年生於浙江永康，北大哲學系畢業。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宗教學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中央文史館館員。兼任中國宗教學會顧問、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哲學史》雜誌主編、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員會委員、中國文化書院導師等。主要從事中國佛教和中國哲學的教學與研究，尤其是在中國佛教思想史研究領域卓有建樹。著有《方立天文集》、《慧遠及其佛學》、《中國哲學研究》、《中國佛教研究》、《法藏評傳》等著作十餘部。

1961年，北京大學畢業的方立天先生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從事中國哲學史教研工作，確立了以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為研究重點。

1962年，為了對佛教有比較準確的了解，方立天先生到中國佛學院進修8個月。

1964年，在《新建設》第三期發表《道安的佛教哲學思想》，在第8-9期發表《慧遠佛教因果報應說批判》。

1965年，在《哲學研究》第五期發表《試論慧遠的佛教哲學思想》，《新建設》第八期發表《僧肇的形而上學》。美國的《中國哲學研究》雜誌將其《試論慧遠的佛教哲學思想》一文翻譯為英文發表。

1969年到1972年，方立天先生和許多教授一起被發配到江西省余江農場勞動。

198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方立天先生的《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這部歷史18年才完成的文集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在初版13年後，於1995年再版，2002年三版。

1984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慧遠及其佛學》。同年，國務院將方立天先生從講師直接晉陞為教授。

1980到1990年，中華書局陸續出版方立天先生和師友們一起編輯的《中國佛教思想史料選編》共4卷10餘冊。

198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華嚴金師子章校釋》。這部校釋得到了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的高度評價，成為古籍整理的範本。

1986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初版《佛教哲學》。1986年該書獲得中國圖書榮譽獎，1988年獲中國人民大學圖書優秀獎，1995年獲國家教委首屆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同年，方立天先生開始了培養研究生的工作。

198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1992年二版，1997年三版。

1990年，由中華書局初版《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1992年二版。

1991年，《佛教哲學》出版增訂版，加上了認識論部分，體系更加完整。

1993年，《佛教哲學》被翻譯成韓文在韓國出版。

2001年，方立天先生為教育部選中，成為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基地的領軍人物，中國人民大學也由此成為國內外知名的宗教學教研重鎮。

2002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初版《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上下卷。

主要介紹

1961年，北京大學畢業的方立天先生被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和研究。當時，他選擇的方向是在中國思想史上儒、道、佛三教互動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從此以後，他便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然而，確定以佛學為研究對象在當時並非易事。一方面，佛學在中國的研究幾乎是空白，他也幾乎要重新學起，而佛學的典籍卻浩如煙海。研究者又同時要具備語言、文字、宗教、哲學、歷史等諸多學科的知識。於是，他甚至曾經到中國佛學院進修八個月。另一方面，當時的社會思想對於佛學研究並沒有一個良好的氛圍，即使在學術界，佛學研究也是被邊緣化的，“文革”期間更是被禁止。這對於一向珍惜時間的方立天先生來說的確是一件無奈的憾事。然而，本著對學術的負責，對真理的執著，方立天先生選擇了佛學，也選擇了困難，選擇了勤奮。於是人們便看到了方立天先生幾十年如一日的在圖書館學習、工作的身影。

1978年，方立天先生恢復了他的研究計劃之後，很快便以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1982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他歷時十八年完成的《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這部文集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在初版13年後，於1995年再版，2002年三版。在個案研究領域，他專門寫作了《慧遠及其佛學》、《法藏》等。在佛教典籍的整理上，他與師友一起編輯的《中國佛教思想史料選編》共4卷10餘冊，成為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國內高校最流行的佛教思想資料集。他自己撰寫的《華嚴金師子章校釋》得到了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的高度評價，成為古籍整理的範本。

這一時期，方立天 先生影響最大的著作是《佛教哲學》。這本書可以說是方立天先生為佛教現代化所做出的一個努力。佛教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要能廣泛為現代人所了解，必須用現代哲學語言加以解釋。當時的佛教研究著作以佛教史居多，而介紹佛教基本思想的極少。《佛教哲學》可以說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它對佛教哲學的基本內涵做出了準確而精要的概括。此書出版后，受到專家學者和社會大眾乃至佛教界的共同推崇。北京大學周一良教授稱讚說，中國自此有了“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門書”。它的確成為了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流行最廣的一部佛教入門書。這部書甚至也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1993年被譯為韓文，在韓國出版。

1978年以後的十年間，方立天先生出版專著6部，合著4部，發表論文50餘篇，基於此突出成就，國務院1984年將其從講師破格晉級為教授。

方立天先生先後完成了《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和《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同時還萌發了撰寫在思路與體裁上與《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相似的中國佛教哲學著作的想法。“一方面，是為了深化中國佛教哲學的研究；一方面，是為了吸納佛教哲學研究成果於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以豐富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內涵。”這一成果就是後來嘔心瀝血十五年完成的九十一萬字的巨著《中國佛教哲學要義》。這部書一出版，在學術界、佛教界以及政界都引起了強烈反響。它將中國佛教哲學置於中國思想發展史的背景下，對中國佛教哲學體系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概括。顯示了佛教在中國化的進程中，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不斷融合，併產生中國佛教哲學的過程。專家評論說“與以往同類著作相比，該書無論是就思想的深度還是廣度而言，都是一個巨大的飛躍。”不僅如此，這部書在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問題上，都在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有所突破。

方立天筆耕不輟，發表的文字已有400多萬字，論文350多篇。其中的重要著作和論文現已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彙編到《方立天文集》（六卷）。成為了解方先生思想的重要作品。

《佛教中國化與中國化佛教》

方立天在對中國佛教和中國哲學進行理論創造的同時，他也時刻關注時代，關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改革開放以來，在全社會取得了空前進步的今天，精神領域卻出現了諸多危機。信仰與道德的失落，人文精神的貧乏，傳統觀念與現代文明激烈碰撞。而佛教本身有其積極入世的一面，對中國傳統社會各個方面也產生了極為深廣的影響。這便決定了宗教研究者應有一種歷史使命感，來反思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關係、各宗教之間、宗教與和諧社會之間的關係。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佛教如何在當代社會重建價值，發揮作用，成為了方立天先生理論思想的內容之一。方立天先生認為“宗教問題特別重要，千萬不能等閑視之。”他重視宗教與社會的關係，並對中國宗教觀進行了理論的探索，撰寫了《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歸納、總結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十個創新觀點。方立天先生是教育部重大攻關課題“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的首席專家，正在為推動宗教研究在中國的發展，為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

在經過“同情之默應”與“心性之體會”之後，方立天先生也在實踐著自己的佛學人生。學術研究枯燥而繁瑣，在完成了《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之後，方立天先生形容“猶如參加一場馬拉松賽跑”。這不僅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更需要一種獻身精神的支撐，一種對名利的淡泊，對學術的熱忱。

半個世紀以來，方立天躬耕於人大校園，相繼開設了中國哲學史、中國古代哲學問題、佛典選讀、佛教概論、佛教哲學、佛教與中國文化、魏晉玄學、隋唐佛學等課程；發表著作17部，文章370餘篇，培養國內外博碩士研究生40餘名。其中，他參與編輯的《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中華書局出版），為佛教學科的恢復和發展打下了基礎；他主編的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宗教》卷是國際公認的了解中國宗教學科研究現狀的權威刊物；他主編出版的《宗教研究》年刊成為反映國內宗教研究最高成果的園地；他相繼擔任教育部“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研究”、統戰部“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若干重大問題研究”等多項重大課題的首席專家

方立天先生認為，心性和直覺是中國佛教哲學的兩大要點。《中國佛教哲學要義》這部書以心性問題為中心，這“不僅抓住了佛學，而且是整個宗教的本質問題。”（蒙培元語）方先生認為從思想文化的旨趣上看，儒釋道都是生命哲學，都強調人要在生命中進行向內磨礪、完善心性修養，最終成聖成賢，這也成為三教合流的思想基礎。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與中國文化傳統有明顯的差異，其融入中國文化的立足點就是心性學說。方立天先生對中國佛教的直覺現象予以了高度重視，認為這是中國佛教哲學最富特色和價值的部分之一。他利用現代學術方法解析這一具有濃郁宗教色彩的實踐方式，為人們科學地了解佛教的宗教實踐開闢了研究途徑。直覺思維方式並非為佛教所獨有，中國傳統的儒家和道家也擁有豐富的直覺思維資源，而且與佛教直覺是相通的。三者之間互相影響而各有特點，“中國佛教重視空觀是區別於中國固有哲學直覺論的根本特點，而中國佛教重視把自心與真理、本體結合起來進行觀照，以及鮮明的圓融直覺思維，則是有別於印度佛教直覺論的主要特色所在。”

他認為“有人在追求外在物質財富時，忽略了內在價值和精神生活。甚至在富裕舒適的生活中喪失了人性和價值。物質生活提升，精神生活下降；科學知識增多，道德素養欠缺……這是一種價值危機，它成為了當今人類進步的重大障礙，也成了人類社會諸多問題的根源之一。”

方立天並不是一位盲目的信仰者，而是理性的研究者。對於宗教信仰與研究的關係，他曾多次發揮了他的老師湯用彤先生提出的思想，即研究者必須有“同情之默應”與“心性之體會”。因為宗教是一種精神現象，包括了理論與實踐。“通過內在心性的修養，生命智慧的升華，精神品格的凈化，去體會佛教哲學，感悟人生的真實。只有這樣才能探驪得珠，真正得到佛教哲學的精華，提升人生境界和生命品質。否則只做文字考證，捨本逐末，徒得其表。”這段話可以說道出了方立天先生研究佛學幾十年的體悟。把佛教思想與實踐結合起來，融入到生命之中，在學術與生活上都嚴格要求自己，不斷完善自己，這正是方立天先生一生的寫照。當人們讚歎於他的勤奮與豐碩的研究成果時，他謙虛地認為，自己是農民的兒子，又是新中國培養的知識分子，必要以最大的努力回報黨和人民。當被問到中國傳統文化對方先生的影響時，他說：“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體現出來。我的工作、事業取儒家的態度——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生活、名利上則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響——順其自然、淡然處之。”與方立天先生在學術上一絲不苟、兢兢業業的態度不同，他在生活上從來沒有高的追求。很多在房間放不下的書，都擺在走廊。不過，對此他不以為然。他的房子正如他心目中的中國傳統文化，不因陳舊而失去價值，也不因時代的變遷、思想的變幻而改變。然而，正是這不變的生活和不變的執著，成就了中國佛學研究、宗教發展的巨變。他的人生價值也由這變與不變得到了體現。

1．《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中華書局1982.4版，1995.7（二版）。

2．《華嚴金師子章校釋》，中華書局1983.9版，1987（二版）。

3．《慧遠及其佛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11版，1987（二版）。

4．《佛教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6版，1991（增訂本），1997（二版）。

5．《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4版，1992（二版）。

6．《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上下冊），中華書局1990.2版，1992（二版）。

7．《華嚴金師子章今譯》，巴蜀書社1990.6版。

8．《法藏》，台灣東大圖書公司1991版。

9．《中國哲學研究》，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版。

10．《中國佛教研究》，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版。

11．《法藏評傳》，京華出版社1995.9版。

12.《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中華書局1981～1992版。2．《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第二卷），齊魯書社1980版。

3．《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續編》（第一、二、三卷），齊魯書社1981 ～1982版。

4．《中國哲學通史》（第一．二．三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1995版。

5．《中華的智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版。

6．《世界十大宗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版（譯著）。

7．《中國的文化與宗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版（譯著）。

8．《中學生中外名著選讀》（哲學卷），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版。

9．《中國文化的基本文獻》（哲學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版。

10．《佛藏輯要》，巴蜀書社1994版。

11．《宗教箴言錄》，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4版。

12．《佛教大師評傳叢書》（智顗、吉藏、玄奘、法藏、宗喀巴），京華出版社1995.9版。

13．《佛學精華》（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版。

14．《儒學與中國文化現代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10版。

1．《道安的佛教哲學思想》，《新建設》1964.3。

2．《慧遠佛教因果報應說批評》，《新建設》1964.8─9。

3．《試論慧遠的佛教哲學思想》，《哲學研究》1965.5 美國《中國的哲學研究》轉載。

4．《僧肇的形而上學》，《新建設》1965.8。

5．《論竺道生的佛學思想》，《中國社會科學》1980.4。

6．《論魏晉時代佛學與玄學的異同》，《哲學研究》1980.10（合作）。

7．《慧遠評傳》，《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第二卷），齊魯書社1980。

8．《僧肇評傳》，《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第二卷），齊魯書社1980。

9．《論支遁的佛學思想》，《世界宗教研究》1981.1。

10．《論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哲學研究》，1981.8（合作）。

11．《梁武帝蕭衍與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81.4。

12．《道安評傳》， 《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續編》（第二卷），齊魯書社1980。

13．《道生評傳》， 《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續編》（第二卷），齊魯書社1982。

14．《論隋唐佛教宗派的特點》，《中國哲學史研究》1982.4（合作）。

15．《〈華嚴金師子章〉評述》，《論中國哲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16．《中國佛教哲學是中國哲學的一部分》，《中國哲學史研究》1983.1。

17．《華嚴金師子章校釋》，《中國哲學史研究》1983.2。

18．《佛性評述》，《求索》1984.4。

19．《華嚴宗的佛教理論構架和哲學範疇體系》，《中國哲學範疇集》，人民出版社1985。

20．《魏晉南北朝佛教的演變》，《中原文物》特刊，1985。

21．《試析華嚴宗哲學範疇體系》，《哲學研究》1985.7。

22．《華嚴宗哲學範疇體系簡論》，日本《中外日報》1985.11.18；《世界宗教研究》1986.2。

23．《試論中國佛教的特點》，《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東方出版社1982；《走向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1。

24．《佛教、佛法、佛學與佛教哲學》，《世界宗教研究》1986.4。

25．《中國佛教的特質》，《文史知識》1986.10。

26．《三度捨身的梁武帝》，《文史知識》1986.10。

27．《佛教與中國倫理》，《五台山研究》1987.1─2。

28．《佛教與中國政治》，《社會科學戰線》1987.2。

29．《佛教與中國哲學》，《晉陽學刊》1987.3。

30．《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衝突與融合》，《哲學研究》1987.7，《新華文摘》1987.10轉載。

31．《佛教與中國哲學的衝突與融合》，日本《中外日報》1987.10.23；《世界宗教研究》1988.1。

32．《略談華嚴學與五台山》，《五台山研究》1988.1。

33．《古代浙江籍佛教學者與中國文化》，《浙江學刊》1988.8（合作）。

34．《近十年來中國佛教研究概述》， 《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東方出版社1987。

35．《佛教的人生哲學──兼論佛儒人生哲學之異同》， 《中國哲學史研究》1989.1。

36．《中印佛教思維方式之比較》，《哲學研究》1989.3。

37．《佛教中國化的歷程》，《世界宗教研究》1989.3。

38．《禪悟思維方式簡論》，《五台山研究》1989.1─2。

39．《中國佛教哲學思維方式簡論》，《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1989.1。

40．《般若思維簡論》，《江淮論壇》1989.5。

41．《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天津社會科學》1989.6。

42．《儒佛人生價值觀之比較》，《中國社會科學》1990.1。

43．《佛教文化體系結構的核心是什麼？》，香港《菩提》1990.12。

44．《論佛教文化體系結構與核心》，《佛教文化》1991.2。

45．《論中國佛教哲學的形成》，《中國社會科學》1991.6。

46．《佛教與漢地習俗》，《現代中國》1991.11

47．《中國佛教哲學思維方式的類型和特點》，《中國思維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48．《論佛教文化體系》,《中華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中華書局成立80周年紀念論文集》 , 中華書局1992.4。

49．《中國佛教哲學的歷史演變》，《歷史研究》1992.3。

50．《中國佛教哲學體系》，《哲學研究》1992.10。

51．《中國佛教心性論哲學範疇網路》，《中國哲學史》創刊號，1992。

52．《天台宗心性論述評》，《佛學研究》第1期，1992。

53．《心性論──佛教哲學與中國固有哲學的主要契合點》，《社會科學戰線》1993.1，《新華摘》1993.3轉載。

54．《南北朝時代佛教三大心性論思潮》，《國故新知：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詮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8。

55．《中國佛教的因果報應論》，《中國文化》第7期，1993,《書摘》1994. 3。

56．《中國佛教的神不滅論》，《世界宗教研究》1993.2。

57．《中國佛教文化漫述》，《中華文化》創刊號1993。

58．《洪州宗心性論述評》，《中國社會科學》1994.2。

59．《談談佛教與中國民俗》，《華夏文化》創刊號1994。

60．《臨濟宗心性論思想述評》，《北京社會科學》1994.2。

61．《〈壇經〉心性論述評》，《哲學研究》1994.5，《智慧的探索──中國哲學1995年》，上海出版社1996。

62．《如何全面認識玄奘的形象與思想》，《玄奘研究》創刊號，1994。

63．《真性與自覺──達摩、慧可、僧璨心性論》，《少林禪苑》1994.1。

64．《融合：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雙向選擇》， 《炎黃文化研究》增刊號，1994。

65．《略論我國的彌勒信仰》，《佛學研究》第2期，1993。

66．《華嚴宗心性論述評》，《中華文化論壇》1994.4。

67．《禪宗精神》，《哲學研究》1995.3。

68．《彌勒信仰在中國》，深圳大學《文化與傳播》1995.7。

69．《心性論──禪宗的理論要旨》，《中國文化研究》冬季號，1995。

70．《石頭宗心性論思想述評》，北京大學《國學研究》第3卷，1995。

71．《略論佛教對道教心性論思想的影響》，《世界宗教研究》1995.3。

72．《〈法華經〉導讀》，台灣《文化與哲學》，1995.10。

73．《禪與道》，《道家文化研究》第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6。

74．《儒佛互動互補──以心性論為中心》，《炎黃文化研究》增刊號第2期，1995。

75．《中國佛教倫理思想論綱》，《中國社會科學》1996.2。

76．《印度佛教心性論思想述評》，《佛學研究》第4期，1995。

77．《佛教倫理中國化的方式與特色》，《哲學研究》1996.6。

78．《靈知心體說──菏澤宗心性思想略論》，《禪學研究》第2期，1994. 11。

79．《印度佛教人生理想論簡說》，《長白論叢》1996.4。

80．《慧遠的政教離即論》，《文史哲》1996.5。

81．《簡論中國佛教的涅盤思想》，《閩南佛學院學報》1996.2。

82．《從對“如何是佛”的回答看禪宗的核心思想》，《中國文化研究》冬季號，1996。

83．《中國佛教人生理想論》， 《亞文》第1、2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1997。

84．《從中國佛教凈土思想的演變看傳統與現代的轉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6.6。

85．《道佛互動互補──以心性論為中心》，《炎黃文化研究》1996。

86．《中國佛教的宇宙結構論》，《宗教學研究》1997.1。

87．《印度佛教本體論簡述》，《哲學研究》1997.9

88．《中國佛教本無說的興起與終結》，《中國文化研究》冬季號，1997。

89．《中國佛教的氣本原說和道體說》，《宗教學研究》1997.4。

90．《中國佛教“理”思想的拓展與演進》，北京大學《國學研究》第5卷，1998。

91．《〈法華經〉與一念三千》，日本《中外日報》1997.11.25；《世界宗教研究》1998.2。

92．《略論中國佛教的佛身觀》，《五台山研究》1998.2。

93．《華嚴宗的現象圓融論》，《文史哲》1998.5。

94．《中國佛教的過去與未來──為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而作》，《中國宗教》1998.4。

95．《天台宗的現象即本質論──“諸法即實相論”述評》，《浙江社會科學》1998.6。

96．《鎮澄對僧肇〈物不遷論〉的批評》，《哲學研究》1998.11。

97．《從中國固有本體論的特色看中國佛教本體論的形成》，《佛學研究》第7期，1998。

98．《從地論師與攝論師的心識本原之辨到天台、華嚴心本說的闡發》，《人海燈》1998.4。

99．《中國佛教的心論》，《天心與人心──中西藝術與體驗》，台灣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2。

100．《中國佛教心本原說的創立與發展》，《文史》1999第2輯，中華書局。

101．《漢晉禪法略述》，《閩南佛學院學報》1999.1

102．《禪、禪定、禪悟》，《中國文化研究》秋季號1999。

103．《從達摩到慧能：禪法的演變》，《正法研究》1999創刊號，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

104．《論南頓北漸》，《世界宗教研究》2000.1。

105．《印度佛教真理觀略論》，《人海燈》2000.1。

106．《儒佛以心性論為中心的互動互補》，《中國哲學史》2000.2。

107．《圍繞佛教真理觀的一場歷史性論爭──佛教三論系與成論系在二諦問題上的歧異》,《哲學研究》2000.6

108．《南北朝禪學》，《宗教學研究》2000.2。

109．《如來禪與祖師禪》，《中國社會科學》2000.5

1．《論我國古代唯物主義者和自然科學家的聯盟》，《光明日報》1978.9.21

2．《賈思勰的樸素唯物主義真理觀》，《哲學研究》1979.4

3．《評“四人幫”在中國哲學史方法上的實用主義》，《中國哲學史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9

4．《我國古代對立統一規律思想簡論》，《哲學研究》1979.10

5．《法制、是非、宗教──讀劉禹錫〈天論〉》，《光明日報》1979.12.20

6．《論我國古代唯物主義者的真理觀》，《教學與研究》1979.3

7．《再論墨子“三表”說的性質問題》，《教學與研究》1980.1

8．《漢代經學與魏晉玄學》，《哲學研究》1980.3

9．《略論漢代經學衰亡的歷史必然性》，《中國哲學》第3輯，1980

10．《桓譚評傳》，《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第2卷），齊魯書社1980

11．《中國哲學史中的佛學影響》，《百科知識》1980.5

12．《評唯心主義在社會史上的作用》，《人民日報》1980.7.17

13．《評唯心主義在社會史上的作用》，《中國哲學史研究》1981.1

14．《王充的戰鬥精神》，《人民日報》1981.1.22

15．《〈白虎通義〉與封建等級制》，《學術月刊》1981.4

16．《中國古代哲學的性情範疇》，《中國哲學史研究》1984.1

17．《關於魏晉玄學的範疇、主題和分期》，《文史哲》1985.4

18．《中國古代唯物主義者歷史觀的合理因素》，《中國哲學史研究》1985.2

19．《中國古代形神論二題》，《天府新論》1985.6

20．《中國古代唯心主義者歷史觀的基本錯誤和合理因素》，《中國哲學史研究》1986.1

21．《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哲學》，《自修大學》1986.1

22．《隋唐時代的哲學》，《自修大學》1986.2

23．《欲與理》，《哲學範疇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10

24．《儒學與佛學》，《文史知識》1988.6

25．《儒家人生哲學簡論》，《百科知識》1988.6

26．《柳宗元、劉禹錫的天人論》，《人與自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27．《早期儒家人格觀及其現代意義》，《南京社會科學》1991.2

28．《弘揚陳亮的精粹思想──在全國首屆陳亮學術討論會上的主題發言》，《中國哲學史》1994.1

29．《儒道的人格價值觀及其會通》， 《長白論叢》1995.2 ，《新華文摘》1995.7轉載

30．《傳統人生價值觀與現代化》，《人民日報。海外報》1995.8.5

31．《儒道佛人生價值觀及其現代意義》，《中國哲學史》(1─2)1996

32．《中國哲學與唯物辯證思想》，《教學與研究》1996. 6 ，《新華文摘》1997.2轉載

33．《先秦哲學：中國古代睿智之光》，《高校理論戰線》1998.10

36．《先秦哲學與人類生存智慧》，《光明日報》1999.3.19，《教育報》199.4.20，《新華文摘》1999.6轉載

37．《論中國傳統文化的人生價值觀》，《光明日報》1999.10.22，《新華文摘》 2000.1。

1．《讀〈漢唐中國佛教思想論集〉》，《哲學研究》1964.2

2．《對中國佛教思想的研究與批判》，《人民日報》1964.4.29

3．《文貴深沉──再評〈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人民日報》1980.1.8

4．《良好的開端──介紹〈中國哲學史研究〉創刊號》，《光明日報》1981.3.5

5．《第一部中國哲學範疇史──評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人民日報》1983.1.21

6．《一部有學術生命力的著作──再評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中國哲學史研究》1983.3

7．《在民盟中央召開的中年知識分子座談會上的發言－－發揮中堅和橋樑作用》，《群言》1985.6

8．《佛教與中國文化》（訪談錄），《光明日報》1986.6。11.11

9．《佛教與中國社會》（訪談錄），《社會科學評論》1986.12

10．《在五台山研究會首屆學術思想討論會上的發言》，《五台山研究》1988.2

11．《中國宗教古迹一覽·序》，《哈爾濱地圖出版社》1988.9

12．《把握自我，勤奮開拓－－治學漫談》，《文史哲》1988.4，《學者談藝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9

13．《積極投身於開創當代新文化運動》，《中國文化書院學報》第1期，1989.1

14．《禪者的思考·序》，中國青年出版社1989.10

15．《中國宗教十年》，香港《法言》1989.9，《世界宗教研究》1990.2

16．《了解、改造、創新 ──張岱年、丁守和、方立天談傳統文化》， 《光明日報》 1990.2.2

17．《積極開展宗教學研究》，《中國文化書院學報》第2期，1990.1

18．《向讀者推薦十本人文科學的書籍》，《中國圖書評論》1990.5

19．《宗教與當代中國社會》，《學術月刊》1990.1

20．《歷史的迴響──評“太虛誕生一百周年國際會議”》，香港《法言》1990.4

21．《超凡世界·序》，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6

22．《我與佛教研究》，《文史知識》1990.7

23．《澳門文化起儒風》，《澳門日報》、《華僑報》1990.12.30

24．《重德、自強、寬容、愛國》（訪談錄），《天津日報》1991.5.23

25．《剛健自強──談中華民族精神》，天津《學術信息》第6期，1991

26．《民族精神的界定與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哲學研究》1991.5，《新華摘》1991.7轉載

27．《〈文化：宗教與人系列論叢〉總序》，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4

28．《深刻的反思科學的總結──評〈中國文化與文化論爭〉》，《光明日報》1991.11.21

29．《國情、開發、創新》，《中華文化論壇》創刊號，1994.1

30．《孫中山文化觀述評》，《學術研究》1994.1

31．《中國傳統文化的尋蹤與闡揚》，《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4.6（合作）

32．《佛學研究的現代化與佛教中國化》，《瞭望》1994.7─833．《寶島台灣歸來話佛教》，《法音》1994.5

34．《寶島台灣歸來話佛教》（二），《法音》1994.9

35．《佛藏輯要·序》，巴蜀書社1994（合作）

36．《佛門大師評傳叢書·序》，京華出版社1995.9

37．《使人類向善，使世界光明──〈佛門大師評傳叢書〉之緣起》，《佛教文化》1996.1

38．《人生真相與生命意義的探求──〈禪心人〉序》團結出版社1996.5

39．《一部富有開創性的力作──江燦騰〈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 ─1995）》，《法音》1996.7（合作）

40．《宗教與未來社會》，《21世紀中國戰略大策劃，大國方略》，紅旗出版社1996.9

41．《宗教·生活·文化》（訪談錄），《哲學動態》1996.10

42．《人文科學課題中的應有之義──重視開展宗教研究》，《高校社會科學研究與理論教學》1996.6

43．《不立文字，見性成佛》（訪談錄），馬來西亞《星洲日報》1997.2.16

44．《祝賀〈藏外佛教文獻〉第一輯出版》，《世界宗教研究》1997.1

45．《〈張岱年全集〉五人談》（之一），《光明日報》1997.4.26

46．《對當今世界宗教發展趨勢的看法》，《中國宗教》1997.2

47．《認真研究中國道教文化──〈中國道教史〉筆談》， 《光明日報》1997.8.9

48．《在普陀山佛學院的講話》（摘要），中國佛教協會《研究動態》1998.1

49．《宗教美學的新開拓》，《中國高等教育》1998.4

50．《北大魂》，《青春的北大》，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4

51．《宗教與宗教學》，《慧泉》1998.2

52．《融合互補：未來的文化走向》，《中華文化論壇》1998.3

53．《傳統文化對現代化的切入點是什麼？》，《人民論壇》1998.6

54． 《中國佛教2000 年──談中國佛教的發展》（訪談錄）， 《科學時報》1999.1.28

55．《跬步記述》，《哲人憶往》，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1

56．《提高國民素質，增強審美意識──在大型畫冊〈傳世畫藏〉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中華讀書報》1999.6.2

57．《石峻與中國哲學研究》，《光明日報》1999.6.18（合作）

58．《深切懷念周叔迦先生》，《佛教文化》1999.4

59．《“元神不滅論”：愚弄人的邪說》，《人民日報》1999.8.10

60．《我和中國佛學及哲學研究》，《學林春秋》三編上冊第197─214頁，朝華出版社1999.12

61．《宣揚‘世界末日’就是反人類》，《高校理論戰線》2000.2。

62．《我和中國佛學研究》，《佛學研究》1999.8，1999年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63．《弘法利生：當代佛教的主旋律──“佛教在21世紀的使命”演講比賽評述》《法音》2000.5。

64．《我與中國佛學》，《世界宗教文化》2000.2

65． 《一代覺者，百世師範──深切悼念趙朴老》， 《佛教文化》2000.3\4。

66．《我與中國佛學及哲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4。

67．《〈佛教與儒、道的衝突與融合──以漢魏兩晉時期為中心〉序》，《中國哲學史》2000.3。

著名哲學史家、宗教學家，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方立天先生於2014年7月7日九時二十六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同志對方立天教授逝世表示哀悼，向家屬表示慰問，並委託方立天教授治喪委員會代送花圈。

方立天1933年3月3日生於浙江永康。他曾總結，一生中有三個重要的轉折點：1949年、1956年及1961年。

1949年方立天初中畢業，次年來到上海，在財政系統的幹部學校（華東稅務學校）學習，念了幾個月就留校工作，后被調入馬列主義教育室當助教，講中共黨史、聯共黨史、哲學、政治經濟學四門課程。被趕上陣的方立天只得先去復旦聽相關課程，回到學校再現學現賣，也頗受學生歡迎。

相比1949年的革命鍛煉，1956年則是學術大門的打開。這一年國家號召向科學進軍，鼓勵在職青年報考高校，方立天不顧校領導反對，以同等學力報考了北大哲學系。

“我考試前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根據我的條件怎麼準備這次考試。首先政治我沒有什麼問題；歷史、地理，我把高中的課本都拿來系統地學了一遍；語文，我估計題目就是鼓舞大家前進，弘揚集體主義精神這些方面的。我準備的題目和後來考試的題目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已經有了腹稿。最大的問題是要考數學，數學要作為參考分。補習高中的數學我是來不及了，不過我考慮初中的題也會出一點，我要是把裡邊初中的分數拿下來就可以作為參考。所以我就把初中的東西複習好，結果好像差不多。”方立天曾總結自己如何以初中學歷考進北大。

進入北大被他看做自己的學術新起點：“在中國哲學領域，馮友蘭先生親自為我們講授了‘中國哲學史’，張岱年先生生前對我更是耳提面命，多有教誨。在佛學領域，湯用彤先生和任繼愈、石峻先生都曾給我以直接的教導和影響。此外，陳寅恪、陳坦、呂澂等先生的佛學著作，是我案頭不可或缺的，也使我受益良多。”在從教50周年研討會上，方立天回顧了自己的求學生涯。

1950年代後期，北大要求老教授給本科生上課，馮友蘭特為1956級學生開設“中國哲學史”，而方立天正是56級2班的課代表，有較多接觸、討教老師的機會。他曾問馮友蘭，怎樣才能學好中國古代哲學，馮友蘭回答：“要把中國古代哲學中好的東西發掘出來，加以繼承和弘揚，那才叫本事。”

“這句話對我來講有指明方向的意義，我這一輩子就是按照這個思路來進行學術研究的。”方立天后來總結。

五年大學，因為運動，上課時間不過兩年半，但方立天在哲學系學習的同時在歷史系聽了一年多的課，還充分利用圖書館自學。相對當時對知識分子“又紅又專”的要求，方立天屬於不紅不白的“粉紅色道路”，為此遭到批判。1961年畢業時，他因為覺得留京無望，將志願都填成了青海。而這一年之所以成為第三個轉折點，是因為方立天意外地被分配到人大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可以繼續自己的研究，而不用改行教馬列政治課。

“三年不出好文章就走人”

1961年的京城四校排名還是人北清師，人大地位最高，其教學規劃需要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對老師的要求也高。以哲學史教研室為例，不僅要能通講從先秦到現代的哲學史，還要有研究重點、專業分工。系主任對方立天說，三年不出好文章就得走人。

方立天報的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方向，這一斷代的最大特點是佛教的傳入和儒釋道三教格局的形成，因其難度大，沒有同事報這個方向，“我就說我來吧”，“我想三年拿東西，也就佛教有成果。”

但除了幼年浙中農村的民間宗教氛圍，與大學時任繼愈兩個小時的輔導，方立天對佛教知之甚少，他意識到自己首先需要補習佛教知識。當時中國佛學院在法源寺開課，方立天向院系領導申請后前去旁聽，親聆大師傳道，體察僧人的修持實踐，副院長、學者周叔迦還親自開書單，讓其定期彙報。方立天曾回顧這8個月的學習收穫：“第一是增加了佛教的知識，第二是了解了佛門的生活，對他們的人格和修養有了直接的體驗。我對佛門有一個直接的、感性的認識。這樣我對佛教的觀察角度就不一樣了。”

有說法稱1961年的佛學為“險學”，而與方立天相交多年的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宗教研究院名譽院長樓宇烈認為此說不確。“當時任繼愈先生就有幾篇文章批判近代學者的佛教研究，毛主席看了之後還批示應該加強宗教研究。所以那一時期宗教研究雖然比較謹慎，但還是被重視的。像我1961年上半年還在農村，下半年就被調回參與編《中國哲學史》了。當然方老師能去佛學院進修，確實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作為一名青年學者，方立天最初採用的研究方法是從個案入手，從研究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佛教高僧開始，進入整個佛教歷史。1964、1965年，方立天相繼發表學術論文《道安的佛教哲學思想》、《試論慧遠的佛教哲學思想》，前者發表在《新建設》，相當於《中國社會科學》，後者發表在《哲學研究》，“要不就不發，發就在最好的報刊雜誌上發。”方立天曾回顧當時投稿的心態。

《試論慧遠的佛教哲學思想》後來被美國的《中國哲學研究》翻譯轉載，而據說解放后十餘年來被《中國哲學研究》轉載的論文僅有三篇。在當時的學術會議上，有老先生驚訝於方立天的年輕，“這時心裡有很大的充實和滿足。”方立天回憶。

但雖然三年內寫出了好文章，方立天還是不得不“走人”：四清運動開始，他被下放西山農場；“文革”開始后，他被下放江西，1972年回京並進入北師大，直到1978年人大復校，才回到人大，繼續佛教研究。

浙江永康人，1933年3月3日生。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馮友蘭、任繼愈等學界泰斗。1961年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哲學史教研室任教，是中國人民大學宗教學與中國哲學學科的重要奠基人，在海內外佛教學術界享有盛譽。7月7日，因病去世。

在中國人民大學師生印象里，他是每天端著水杯，背著書包，等候圖書館開門的一位師長。

在學界的評價中，他的《中國佛教哲學要義》，被譽為中國佛教哲學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

坐守書齋治學數十載，談起自己的成就他曾謙遜地說：“天地人和，因緣際會，成就了我的學術人生，構成了我的幸運人生。”

“雙耕”中國哲學與中國佛教

在北大學習期間，他對中外哲學史產生了濃烈興趣，與馮友蘭、湯用彤、張岱年、任繼愈等學界泰斗的接觸使他獲益匪淺，“當時我與馮先生的接觸較多，我對先生對待學術問題的態度、治學方法，乃至精神氣象，也更多了一層了解。”

從北大畢業后，方立天被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哲學史教研室工作，這被他視為人生旅途最重要的轉折點，“我在學術生涯的漫長道路上開始了艱難跋涉。”

在討論研究方向時，方立天選擇了儒、釋、道三教互動融合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作為重點，將長達700年歷史的佛教哲學和世俗哲學結合起來研究，在中國哲學和中國佛教這兩塊園地進行“雙耕”。

“決定研究佛教，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方立天在自述中提到，研究佛教需要具備語言、文字、宗教、哲學、歷史等多學科的知識，還要對佛教的宗教生活實踐有一定的體察和了解。

對佛教研究矢志不移，方立天有自己的思考：佛教是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思想體系之一，涉及諸多方面；佛教在和中國固有文化的衝突、融合中，對中國文化的各種形態都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從哲學層面研究佛教、以佛教哲學的研究成果豐富哲學史，兩者相得益彰。

著述50年，闡述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宗教不是社會上的孤立現象，也不是文化領域中的絕緣形態，對於宗教必須與影響它的相關因素聯繫起來進行研究，才能顯現其獨特的本質與價值。”20世紀90年代以來，方立天把學術視野拓展到了中華文化精神和中國宗教理論。

在1995年全國首屆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選中，方立天以《佛教哲學》獲一等獎。這本問世於1986年的書還獲得第一屆中國圖書獎榮譽獎，是當時國內影響最大的佛教普及讀物之一。

“我著重探求中華文化的傳統和核心問題，提出對中華文化三大傳統（人本主義、自然主義和解脫主義）的看法，並認為，人生價值觀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是中國國學之魂，自強不息是中華民族的主要精神。”方立天說，“在中國宗教理論領域，我近年來一直在思考，正確研究和總結馬克思主義宗教觀、中國傳統宗教觀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認為，方立天教授不僅闡發了宗教學知識，而且在中國宗教認識和理解方面提出了許多創新見解，為後學的中國當代宗教研究起到引領作用。他在宗教與文化關係上的真知灼見，對當今的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具有重要啟迪意義。

縱覽方立天50年著述，其間一條主線就是闡述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他說：“為構建當代世界文明做出應有的貢獻，是今日我們宗教學者的重要責任。”

立身有道、追求崇高的為人準繩

躬耕於佛教、哲學領域，為方立天陸續贏得“全國先進工作者”、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等諸多榮譽，也陶冶固化了他靜心專一、不畏困難的治學態度和立身有道、追求崇高的為人準繩。

“他沒有大學者的派頭，不尚空談，他總是那樣謙遜，有了新觀點還特別要聽一聽我們的意見。從方先生的身上，讓我感受到什麼叫鍥而不捨、金石可鏤的可貴精神，什麼叫立身有道、溫潤無華的人格魅力。”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對方立天的治學態度與為人之道十分欽佩。

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理性和客觀的研究者，但“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體現出來。”方立天表示，中國傳統文化對自己安身立命和人生價值取向的影響很大，“我的工作、事業取儒家的態度，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生活上、名利上則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響——順其自然，淡然處之。”

曾有評價說，方立天是“新中國培育的能夠矗立在學術史上的學者”，他用實際行動為這句話作出了最好的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