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雲五
原商務印書館總經理
王雲五（1888年7月9日～1979年8月14日）男，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出生於上海，祖籍南朗王屋村，現代出版家、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名鴻楨、字日祥、號岫廬，筆名出岫、之瑞、龍倦飛、龍一江等。1907年春任振群學社社長。1909年任閘北留美預備學堂教務長，1912年底任北京英文《民主報》主編及北京大學、國民大學、中國公學大學部等英語教授。1912年，由胡適推薦到商務編譯所工作。
他堅持以“教育普及、學術獨立”為出版方針；編輯《百科小叢書》，主編《萬有文庫》；創立了《四角號碼檢字法》；編著了《王雲五大詞典》《王雲五小詞典》等等。開辦並復興東方圖書館，編寫出版了大量的古典、中外名著和教科書辭典等。為中國近代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大量貢獻，成為中國近著名出版家。1912年1月被孫中山任命為“大總統府”秘書。這以後，將精力轉到政治活動方面，並擔任多種要職，1963年12月辭去一切政務，只任台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
大事件
1905
早年經歷
17歲，王雲五用按揭的方式買了一套《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三年後付清書款時，他已經把大百科全書通讀一遍了。
1906
被上海益智書室聘為英語教員
1906年冬，王雲五被上海益智書室聘為英語教員，兼授數學、史地課，開始步入教育界。翌年春，他任振群學社社長。在一首詩中，他表明了當時的志向：“風雲擾擾亞洲時，大廈教誰一木支。努力中原他日事，巍峨天半鑄男兒。
1912-01
得到孫中山的欣賞
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王雲五被孫中山聘任為大總統府秘書。他將其對教育政策和制度的主張寫信給教育總長蔡元培，沒想到與他沒有一面之緣的蔡先生竟邀他到教育部工作。
1912-04
《民主日報》被查封了
1912年4月兼北平《民主日報》撰述，以岫廬和出岫的筆名寫社評。由於文章批評時政，引起北洋軍閥的不滿，這張報也就被查封了。
1925
發明了“四角號碼檢字法”
1925年，王雲五發明了“四角號碼檢字法”，這是一件了不起的貢獻。從此，徹底解決了漢字檢索中的大難題。王雲五還運用杜威的十進分類法，創立了“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可以說，他為中國現代目錄學的分類奠定了基礎。
1929
出版了《萬有文庫》
首先出版了百科小叢書，其後又出版了國學、師範、自然科學、醫學、體育、農學、商學、史地等小叢書。 1929年開始出版的《萬有文庫》就是在此基礎上彙編而成的；三是將編譯所附設的英文函授科擴充。
1932
“一·二八事變”爆發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日本突襲上海閘北，印刷廠總廠、貨棧、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庫存圖書和紙張，整個商務印書館的基業，幾乎都在日本侵略者的炸彈下化為灰燼。
1972-03-21
王雲五任大會主席
1972年3月21日，第五次“國大”舉行“總統”選舉會議，由王雲五任大會主席，蔣介石以“全票”當選“第五屆總統”。
王雲五手稿
9歲時，大哥回鄉應試，順利地通過了“童子試”，但還未成為秀才，便因病逝於鄉下。因此，村裡人都說他家風水不好，不該違反天意，他父親再也不敢讓他走讀書應試這條路了，只把他送入私塾，多識幾個字，為日後轉習商務準備條件。14歲，父親送他到一家五金店，要他一面做學徒，一面到夜校補英文。後來他離開五金店，入美國教會主辦的守真書館學習英語。16歲時，他進入一家同文館修業，次年春還兼任該館的教生(助教)。同文館附設圖書館，這使他有機會廣泛閱讀西方學者斯賓塞、孟德斯鳩等人的著作。17歲，王雲五用按揭的方式買了一套《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三年後付清書款時，他已經把大百科全書通讀一遍了。
1906年冬，王雲五被上海益智書室聘為英語教員，兼授數學、史地課，開始步入教育界。翌年春，他任振群學社社長。在一首詩中，他表明了當時的志向：“風雲擾擾亞洲時，大廈教誰一木支。努力中原他日事，巍峨天半鑄男兒。”10月，他轉入中國新公學任英語教習，胡適(時名洪騂)、朱經農等為該校學生。胡適曾說：“中在中國公學兩年，受姚康侯和王雲五兩先生的影響很大。”嗣後中國新公學併入中國公學，王雲五繼續任教歷時四年。
1907年春任振群學社社長。
1909年任閘北留美預備學堂教務長。
辛亥武昌首義后，上海革命軍興，學校停課。王雲五為李懷霜主辦的《天鐸報》撰稿，並任《南方日報》譯述。
1911年12月，孫中山從歐洲回國，香山縣的旅滬同鄉會在扆虹園設宴歡迎，王為宴會主持人，他所致的歡迎詞以及對中華民國建國意見的陳說，都得到孫中山的欣賞。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王雲五被孫中山聘任為大總統府秘書。他將其對教育政策和制度的主張寫信給教育總長蔡元培，沒想到與他沒有一面之緣的蔡先生竟邀他到教育部工作。得到孫中山的同意后，他上午在總統府辦公，下午到教育部做事。3月教育部遷北京，他任專門司第一科科長，又負責起草大學令和專門學校令，不久被薦為僉事。同年9月加入國民黨。
1916年春，他離京至滬。7月任蘇粵贛三省禁煙特派員。
除了任公職外，他也開始筆耕的生活。1912年4月兼北平《民主日報》撰述，以岫廬和出岫的筆名寫社評。由於文章批評時政，引起北洋軍閥的不滿，這張報也就被查封了。
在擔任禁煙特派員期間，因為耿介和認真的性格，使他難免染上是非。心力交瘁下，他決定離開行政，以從事翻譯工作為生，再以較多時間充實自己。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戰後許多國際問題、國際法都待研究。所以，他的興趣就轉向這方面，同時又開始學德語和法語。王雲五對工作的忘我程度和工作能力都令人吃驚。他晚年在回憶當時翻譯一篇中美合約的情況時寫道：“我立即開始工作，從當日下午5時起，夜間僅睡2小時，迄次日午後3時，計實際工作22小時，而成稿二萬六千字……”
此時，他的學生與朋友在上海合辦公民書局，請他主編公民叢書，同時，由他選書、校稿。這樣，他開始與出版事業有了接觸。
步入商務
“五四”以後，商務印書館的元老高夢旦、張元濟等人面對滾滾而來的新思潮，感到有些力不從心。為了跟上急劇變化的大時代，他們想引入新鮮血液，曾下決心聘請在“五四”博得大名的胡適出任編譯所所長的要職。胡適謝絕了邀請，力薦當年有過師生之誼的王雲五代替自己。既未受過正規高等教育、也未出過國門，完全靠自學起家的王雲五於是有機會邁入老商務的大門，施展他的全部熱忱和抱負。時在1922年，他35歲。王雲五初入商務即顯示了其魄力和判斷力。他大刀闊斧改組編譯所，一是調整和擴大了編譯所的機構，按照新科學的學科門類分設各部，延聘專家主持各部。他所引進的人才大多是新近從國外留學歸來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如留美歸來的任鴻雋為理化部長、竺可楨為史地部長、周鯁生為法制經濟部部長、陶孟和為總編輯部編譯、朱經農為哲學教育部部長，又聘胡明復、胡剛復、秉志、楊杏佛等為館外特約編輯；二是創編各科叢書，為他日編印《萬有文庫》做準備。首先出版了百科小叢書，其後又出版了國學、師範、自然科學、醫學、體育、農學、商學、史地等小叢書。1929年開始出版的《萬有文庫》就是在此基礎上彙編而成的；三是將編譯所附設的英文函授科擴充。
經過王雲五一年的整頓，到1923年出版圖書由1922年的289種，增到667種，為歷年之冠。內容涵蓋哲學、宗教、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文學、藝術、史地等。
1925年，王雲五發明了“四角號碼檢字法”，這是一件了不起的貢獻。從此，徹底解決了漢字檢索中的大難題。王雲五還運用杜威的十進分類法，創立了“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可以說，他為中國現代目錄學的分類奠定了基礎。
1929年，在王雲五的主持下，《萬有文庫》開始陸續出版，創造了百年商務第二輪輝煌。這是他策劃出版的一套由多種叢書組成的綜合性大叢書，共出版兩集，第一集1010種，2000冊，第二集700種，也是2000冊。該叢書開創了我國圖書出版平民化的新紀元，在舊中國影響很大。許多內地城市和學校，都以《萬有文庫》第一集成立了一個小型圖書館。
1930年2月，商務總經理鮑咸昌去世時，王雲五已辭職離開了商務。兩位負有監理名義的元老高夢旦、張元濟和董事會都主張邀請他回來擔任總經理，他再三拒絕，經不住幾位元老誠摯的力勸，在兩個先決條件獲得董事會通過後，答應重返商務。這兩個條件，一是取消此前的總務處合議制，改由總經理獨任制；二是接任后馬上出國考察並研究科學管理，為期半年。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日本突襲上海閘北，印刷廠總廠、貨棧、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庫存圖書和紙張，整個商務印書館的基業，幾乎都在日本侵略者的炸彈下化為灰燼。種種跡象表明，日本人是蓄意炸毀這家有一定規模且具有象徵意義的文化企業，並不是漫無目標地轟炸。
經此浩劫，王雲五痛心疾首，一夜而成“白頭翁”，這足可見其內心的焦慮和所承受的壓力。經過徹夜苦思，明知前途艱險莫測，他仍決定肩負起複興商務的責任。為了挽救瀕臨破產的商務，在經過董事會同意后，他被迫解僱了3700多名員工，挨罵和鬧工潮的風險他都一一頂住了。他認為：不如此，這麼龐大的財務負擔就足以把商務壓垮，更談不上復興；保全商務對國難當頭的中國教育文化事業尤其重要，與此相比，他個人成為眾矢之的事小。
當年8月1日，商務總管理處、上海發行所、新開的印刷廠同時復業，在發行所門口，懸掛了一副對聯：“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這個口號表達了王雲五和同仁當時的心愿。總館、總廠復業后，新訂僱用契約重新錄用職工，陸續公布各種章程、規則，全面推行“科學管理”的改革和整頓。王雲五以總經理兼生產部長及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總攬編譯、出版、印製全權。經過加強對工廠的管理、實行職工三班工作制及其他種種的改革，商務生產增加，成本降低，大量重版舊書和增出新書，達到日出新書一種。此後，王雲五又主持編印了多套叢書，其中《大學叢書》和《叢書集成》影響尤大。《大學叢書》是商務為大學編印的教材，由他擬定編印計劃，請蔡元培領銜，邀請國內各大學及學術團體代表54人組成編委會，自1932年開始出版，前後共出版了300餘種。這套教材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對我國的教育事業和學術研究卓有貢獻。《叢書集成》是中國古籍叢書，被稱為“叢書的叢書”，選定宋、元、明、清著名叢書一百部編輯而成。本叢書的選目、編目、撰述、校訂等工作都由他親自主持，最後由張元濟複審。這部叢書共有圖書4100種。
短短時間內，商務實現了全面復興，而且再度開創了出版史上一個鼎盛的時代。王雲五說自己之所以不顧艱苦，不避嫌怨，力排萬難復興商務，僅僅是“為我們中國人爭一點點的氣”。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為適應戰時環境，王雲五決定商務以香港分廠為生產中心，仍堅持以出版業務為主的方針，親自駐港督導一切。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淪陷，王雲五改在重慶設商務總管理處統轄後方各分廠，其出版方針以一般用書為主，用叢書方式出版各種抗戰讀物。
王雲五從1921年進商務，到1946年辭職從政，前後在商務工作了二十五年。在這期間，除1929年9月至次年1月一度離開外，他一直在商務擔任要職，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商務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棄商從政
抗日戰爭時期，王雲五見商務印書館的業務日薄西山，就把大量的精力投入政治活動，在政壇上日趨活躍。1938年7月到1946年6月，他連任國民參政會四屆參政員。他雖然在1912年加入過國民黨，但因在1927年國民黨黨員登記時未辦手續，所以此時成了一位無黨派的“社會賢達”。但他比國民黨還國民黨，在參政會上極力支持國民黨和蔣介石，被稱為“國民黨之前哨”，因而受到蔣介石的特別器重。在“皖南事變”發生后，中共參政員拒絕出席參政會二屆二次會議，王雲五無端指責此為開了“惡例”。
1946年5月，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改組，王雲五被任命為經濟部長，一躍而成了國民政府大員。他辭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編審部部長職務，同時還辭去了參政會參政員和主席團成員的名份，以經濟管理專家自任，標榜自己“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但因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經濟蕭條，物價飛漲，經濟部無力管制，王亦束手無策。第二年，他又升任為行政院副院長。
1948年5月，“行憲內閣”成立，王雲五以無黨派的“社會賢達人士”名義參加“行憲國大”，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財政部長。當時，國民黨軍事、政治和財政經濟面臨全面崩潰之勢。為挽救瀕於崩潰的經濟，他在蔣介石的授意下，提出幣制改制方案，以金圓券代替法幣，限制物價，並獲通過執行，但不久即遭到失敗。王雲五本非最高決策人，但卻是這一改革的始作俑者，故一時成了眾矢之的，遭到各方面的彈劾，被迫引咎辭職，悄然離開南京去了廣州。由於王雲五從政時位居國民政府高官要職，且一貫支持國民黨和蔣介石、積極反共，加之他設計的金融改革方案又鬧得天怒人怨，因此在1948年12月25日新華社發布的43名戰犯名單中，他被列為第15號戰犯。
重返商務
人們多認為王雲五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但他卻一度選擇了從政。這種從政是扭曲的，他的抱負註定得不到施展，只有等他再回到文化產業上，他才又如魚得水。
1964年，王雲五告別政壇，重新回到出版界，於1964年7月出任台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台灣商務印書館原系商務印書館的一個分館，於1948年1月5日正式成立。在商務印書館海內外三十七八家分館中，台灣分館不僅資歷最淺，規模也最小，全館同人寥寥十餘名。
1950年11月1日，商務印書館台灣分館改稱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從此開始獨立經營。台灣商務印書館從經銷總館圖書的分館一變而為出版機構，一面開始出版新書，一面重版總館出版的書刊，但當時書種難求、市場有限，只有慘淡經營。從1950年到1963年，台灣商務印書館每年出版新書與重版書，共計不過數十種，營業所得，勉強維持日常開支。
王雲五認為造成營業小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從事出版計劃的資金。為增加營業收入，他制定台灣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方針，以最初兩年盡量整理重印大陸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有用圖書，自第三年起，開始印行新著譯的圖書。
在爭取到主動翻印商務印書館本版書的地位后，王雲五一面零星選擇重印，以增進營業，一面對過去曾經暢銷一時而今仍屬有用的大部頭叢書著手研究。王雲五看到，《萬有文庫》在台灣奇缺，於是從兩集4000冊圖書中，刪除內容陳舊或不合時宜者，重新選輯1200冊，編為《萬有文庫薈要》。該書包含各種門類，宛似一小圖書館，推出之後，極受各界歡迎，從1964年12月開始預約發售，到1965年4月，已銷售400餘部，台灣商務印書館聲威重振。繼《萬有文庫薈要》之後，王雲五為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百衲本二十四史》等書。台灣在光復之前內地圖書流傳不多，這些圖書適時補充了文化資源的需求，因而大都很暢銷。
王雲五一直主張：出版家能夠推進與否，必須視其有無創造性的出版物。因此，重印舊版書一年多后，王雲五決定提前籌劃新出版物。除《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等工具書外，王雲五策劃的新書以叢書為最多，著名的叢書有《人人文庫》《各科研究小叢書》《古籍今注今譯》《新科學文庫》等。《人人文庫》從1966年7月迄1990年6月止，共出版二十四年，出書逾2000種，多達2440餘冊，讀者頗得實惠，因此風行一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該文庫對促進學術、普及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國故整理方面，王雲五早年在大陸商務印書館時期創編《學生國學叢書》，就我國的古籍，每書各選其精要，詳加闡釋，並於導言中說明全書的大要。此種整理方式雖有助於學生課外大量閱讀，但也不免留下對整本書未窺全豹的遺憾。為彌補《學生國學叢書》的遺憾，台灣商務印書館在王雲五入主后出版了對全書都加以整理的《資治通鑒今注》。該書成功出版發行后，王雲五幾經考慮，於1967年秋決定編纂《古籍今注今譯》。這一叢書極大地方便了對於國學的閱讀與研究。
王雲五主持台灣商務印書館將近十六年，這是他一生出版事業中另一個輝煌時期，也是他個人著述最為高產的時期。這一時期他對自己的過去多有總結，其中比較重要的專著有：《岫廬八十自述》（1967年）、《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1973年）、《岫廬最後十年自述》（1977年）。這些專著內容涉及學術、文化、教育、出版以及社會政治等方方面面。
辭職掛冠
陳誠在任期間多次萌發辭職之念，不甘心做有職無權的高官。陳誠消極避讓，無意過問“行政院”事務，這正是王雲五擔當重任的極好機會。但是，王雲五對為官生涯也產生倦意，去意彷徨，又脫不了身。對於公務，他不再全力以赴，於是萌發了自撰年譜的念頭。王雲五寫作的特點之一是，敘述評論不厭其詳，大量引用文件、信函及報告速記等檔案資料。他一旦決定寫自撰年譜，勢必投入大量精力收集整理各類資料，只能把公務放到次要的地位了。王雲五於1963年2月開始寫自撰年譜，自取其名為《岫廬自撰年譜稿》，行文較為隨意，未曾出版。他後來撰寫並出版的《岫廬八十自述》中，大量採用了《岫廬自撰年譜稿》中的文字。王雲五自撰年譜，為後人研究他本人以及商務印書館歷史和台灣社會政治保存了大量珍貴文獻。其作用與貢獻，是他的“政績”所無法比擬的。自撰年譜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時間，而且寫作過程本身使他恢復了對自由生活的嚮往，於是他下定決心辭去官職，遂於1963年6月24日致書陳誠，力請辭去台灣行政部門副院長之職。
在他提交辭職書後的第三天，即1963年6月26日，陳誠正式向蔣介石提出辭去台灣行政部門院長之職。陳誠為了自己能順利辭去此職，將王雲五的辭職書扣下。蔣介石挽留陳誠，同時再給他一個月假期，命王雲五代理院長職務。欲罷不能，使王雲五感到很苦惱。10月23日他又擬就第二份辭職書，未獲批准。后因陳誠堅辭院長，蔣介石遂同意王雲五辭去副院長，理由是任何他人組閣，在資望上皆不便屈王雲五為副，又因為王雲五不是國民黨員，不便讓他當“行政院長”來組閣，只能允其辭職。辭職后的王雲五，被聘為台灣當局領導人幕僚機構資政。所謂台灣當局領導人幕僚機構資政，只是一個虛職，在蔣介石認為需要時，提供些政見方面的建議而已。
在其他一些問題上，王雲五的觀點與國民黨最高當局的政策也有較大的分歧，他的意見一再被否決，使其從1960年就萌發了退出政壇的念頭。
王雲五辭去台灣行政部門的職務之後，雖然仍虛掛著“資政”的頭銜，常託故不參加有關的諮詢會議。1972年5月6日，他致函張群，以“久病未愈”為託詞，請辭台灣當局領導人幕僚機構“外交綜合組”副召集人的虛職，並表示今後不再參加討論。對於一屆“國大”第五、六次會議，他也虛與委蛇，一般討論不參加，僅在關鍵時刻受當局力邀，才出面主持。
1972年3月21日，第五次“國大”舉行“總統”選舉會議，由王雲五任大會主席，蔣介石以“全票”當選“第五屆總統”。
1978年3月21日，王雲五應邀主持第六次“國大”的“總統”選舉，蔣經國當選。“總統”選舉前後的許多會議，王雲五大多不參加。
王雲五傳記
而且王雲五的影響並不僅僅局限於商務印書館，以商務印書館在中國近現代出版、學術文化史上的巨大影響，倘要研究中國現代出版史、文化史，無論如何是避不開這位重量級人物的。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實施，內地出版業的經濟效益日益得到越來越多的強調。歷史就是這樣富有戲劇性，經過幾十年的曲折摸索之後，中們似乎又回到了王雲五當年所處的時代，遇到他當年面臨的難題。王雲五自然也就得到很多出版商的共鳴和研究者的關注。歷史人物的熱與冷，往往是出於現實社會的內在需要，王雲五此時引起人們的關注也正是當下出版業狀況的一種反應，其中有許多可以探討的東西。
在一個具有重視義利之辨傳統的國度里，對利的強調和追求必然要冒著被世人視為小人的道德風險，即使是在步入市場經濟的今天，這一傳統還沒有從人們的觀念中徹底退出。在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多依靠官府，或親自出面刊刻自己的著作，這自然不需要考慮銷售贏利方面的問題，而是量個人的財力和能力來進行，因此，他們對以追求利潤的私人書坊是看不上眼的，而私人書坊的惡名一方面是由於刊刻書籍的粗糙，另一方面則是其濃厚的商業氣息。在這種情況下，自然不會有文人士大夫心甘情願地去做書坊主，除非他們科舉無望，為生活所迫。好在那時文化和商業各自在雅和俗的層面上發展運作，並沒有形成特別明顯的交鋒。但當中國歷史的車輪駛入現代文明社會之後，一切就都不一樣了，文化成了商務色彩的文化，商務也成了具有文化色彩的商務，文化與商業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地走到了一起。
具體表現為：文化納入現代產業的範圍，利潤成為推動文化事業的一種內在驅動力，不管人們是否願意承認；其次是學者的介入現代出版業。文化與商業的這種以出版為紐帶的融合必然帶來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其間既有學界與出版商之間愉快的合作，但又有兩者的激烈衝突。學界考慮的是出版物的學術價值和印刷水平，而出版商則除此之外，更多的需要關注利潤，如果無利可圖，他們就不會表現出多大的積極性，即使該書的價值再高。長期以來，學者們經常稱頌和強調的是出版商不計成本支持學術的義舉，自然這也是他們的一種願望，對那些計較利潤的出版商，他們往往採取不屑一顧的蔑視態度，而且話語權又往往操在他們手裡。在今天，那些曾買過書號、推銷過自己著作、受過出版之累的學人對此當會有很深的切身感受。
在商言商，對進入出版界的學者來講，他們的商人身份以及他們的計較和精明肯定會付出道德上的代價。而道德恰恰是歷來國人論定人物的基本尺度，即使個人做出的成就再大。明白這一點，王雲五的不為內地學者所接受自然也就在意料之中。
但是，王雲五的意義也正在於此，他的現代企業運作方式、他的追求利潤之舉雖然為他帶來了道德上的惡名，但他卻為出版界所接受，他幾十年在商務的穩固地位、後來出任民國政府的“經濟部長”、台灣地區經濟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就足可以說明這一切。儘管的他的經營和改革方式並不完全符合出版業的行業特點，如果運用在其它工商業上可能更為合適，但是他的這些努力並非毫無意義，他的成功和失敗不僅在當時，即使是在今天都有很多可以借鑒的地方。當前中國的工商業正大力推進現代企業制度，半個世紀的實踐證明了王雲五的意義和價值。無可否認，王雲五的經營和改革會有一些負面的東西，但中們需要的不是指責和批判，而是理解之同情。可以想象，如果一個出版商不求利潤，這個出版社何以能生存。學界那種讓出版商不計成本支持學術文化的幻想只能是一相情願的，而且對學術的發展也未必有利。
換個角度來看，這種出於利潤考慮的出版對學術文化的發展未必不是一種良性的制約，那種關注現實民生、面向大眾的著作因其有潛在的市場而得到優先出版的機會，而過於冷僻的研究則受到限制。實際上學界內部的冷與熱不也是如此嗎？出版商可以幫助那些過於冷僻的研究，但這不是他們法定的義務，這更需要得到政府和有關機構的支持。因此，一個優秀的出版商必須在學術與利潤之間保持一種平衡，就像現在人們常說的，既要有良好的社會效益，又要有良好的經濟效益。一般說來，出版商大多會偏於一端，兩者都能兼顧、還能使學界和商界都滿意的出版商實在是寥寥。王雲五就是這種能保持平衡者，他除了使商務印書館發展壯大，獲得豐厚的利潤外，在文化普及和推動學術上還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如《萬有文庫》、《大學叢書》、《中國文化史叢書》等叢書的出版，這些在中國現代文化史都是要寫上一筆的。在出版業日益商業化的今天，強調王雲五的經營之道更有現實意義。他是將現代企業制度引入出版業的始作俑者，其靈活的運作方式和優秀的組織才能很值得今天的出版商學習借鑒。
王雲五無疑是個成功者，胡適曾經把將王雲五介紹進商務印書館作為自己人生的得意之筆，可見其對王雲五評價之高。王雲五把握住了歷史給予他的難得機遇，在商務印書館乃至中國文化面臨重大轉機的時刻走進中國現代出版業，走進中國現代文化的中心。他的這種學者兼商人的雙重身份和豐富經歷對現代學者也是很有啟發意義的。自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國經濟持續走熱，不少學者下海經商，但幾年下來，成功者寥寥。其原因值得深思，最起碼它使中們真切地認識到商人的獨特價值，學者雖然文化素養很高，但做生意並不一定就是高手，商人不是什麼人想當就能當好的，而能將學問和生意都做好，就更非一般人所能為了。王雲五就是其中成就突出的一個，具有典範的意義。就中國目前的現狀來講，優秀的學者並不缺少，但優秀的出版商卻是難遇難求，而能將兩樣都做好者，更是無處可尋，但現實恰恰正需要這類人物。好在現在有不少人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出版界已開始出現了一批王雲五類型的出版商，但還都沒有做到那個份上。將來也許會有，但至少現在還沒有。
“為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而非子彈。”這是上世紀30年代《紐約時報》對王雲五和商務印書館最高的評價。中相信，每一位讀書人、出版人內心深處都有一個“商務情結”，商務印書館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現代出版機構，與北京大學同時被譽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雙子星。
王雲五在商務印書館的歷史上，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1921年中秋節，王雲五在胡適推薦下進入商務印書館，在商務張元濟、高夢旦兩位先生的支持下，主持編譯所，著手制定編輯出版《萬有文庫》。王雲五堪稱大出版家，有遠見卓識，也有襟懷抱負；擅長科學管理，也有力排眾議的魄力。他組織全國學者出版《大學叢書》300多種，主編《中山大辭典》，出版《萬有文庫》，影印《叢書集成》，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王雲五自傳《岫廬八十自述》是一本遲到的書，儘管姍姍來遲，畢竟來了。看《萬象》上的廣告，江西教育出版社要出版《王雲五文集》，令人欣喜。
王雲五有記日記的習慣，所以他的自傳《岫廬八十自述》是皇皇巨著，並不偶然。原書50章，100多萬字，詳細記錄了王雲五一生的各個階段。現在中們看到的這個版本，是由王雲五先生的公子王學哲節錄而成，只有20餘萬字。雖然大量的史實無緣過眼，但窺一斑而知全貌，這本書總算對王雲五的傳奇人生有一個大概了解。
王雲五是一個小學徒出身，受正式學校教育不過五年，他的學問全是通過自學獲得。沒有文憑，卻在同文館、中國公學做英語教師。王雲五在中國公學任教時，認識了小他兩歲的學生胡適，兩人成為朋友。胡適讚揚王雲五是“有腳的百科全書”。王雲五自20歲起，用了3年的時間，讀完《大英百科全書》，可謂博覽群書，雜家的知識結構，為他日後從事出版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胡適在他的日記中記錄了王雲五的學問人生和道德人品，完全是發自內心的讚美，而非溢美之詞：“王雲五是一個完全自學成功的人才，讀書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書一萬二千本，中文書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極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萬元的巨款，並且可以無人知道。但他不要這種錢，他完全交給政府。此人的學問道德在今日可謂無雙之選。”“他是一個符號象徵，象徵了一個貧苦無依的人的奮鬥成功的故事。”這樣解讀王雲五的一生，當然可以，有人把王雲五和美國的富蘭克林相提並論。
可是，王雲五的一生，也是20世紀中國文人從政的一個失敗個案。抗戰結束后，王雲五應國民政府的邀請，出任經濟部長，制訂了在中國經濟史上著名的“金圓券”貨幣政策，導致通貨膨脹、民怨沸騰，給國民政府經濟的全面崩潰壓上了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對此，王先生的頭腦是清楚的，他在《八十自述》的“結語”中說，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然後是教育；而其他社會活動，“公務政務殆如客串”。
在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王雲五這個名字在內地一直帶有較濃的負面色彩，排除黨派性的意識形態之爭不計，其學人之外的商人身份也是他難以為內地學界所接受的主要原由之一。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台灣學界對王雲五的極高評價，同一文化人物在海峽兩岸竟有著反差極大的境遇，其中確有許多值得深思的東西。但不管是褒是貶，凡熟悉中國現代出版史者都必須承認，在商務印書館的百年曆程中，對其決策、發展方向曾產生重大影響者，除德高望重的張元濟外，第二個就要數到王雲五，他們二人一前一後，分別代表了商務印書館發展的不同時期。
在商言商，對進入出版界的學者來講，他們的商人身份以及他們的計較和精明肯定會付出道德上的代價。而道德恰恰是歷來國人論定人物的基本尺度，即使個人做出的成就再大。明白這一點，王雲五的不為內地學者所接受自然也就在意料之中。
王雲五一直熱衷於社會文化活動，年屆古稀還主持嘉新文化基金會、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等機構，任“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文化復興與運動推行委員會”副會長、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等職。此外，他還主持了台灣“故宮博物院”的工作。在晚年，他對於社會公益事業傾注相當心力並多有建樹。1972年，他用2萬本的書、數百萬的儲蓄，建立了雲五圖書館，並立下遺囑：將所存全部書畫及精印藝術品，分給兒女作為紀念，其餘全部剩餘資產連同身後各項收入，一律捐予財團法人云五圖書館。等他和兩位妻子去世后，所居房屋即歸併於雲五圖書館，僅保留新建小樓房一幢，作為旅外兒女回國時暫住。在他主持商務印書館時，所創行的各種文庫就是以最低廉的價錢而使青年有機會博覽群書。他曾說：“我以前沒有錢買書看，我希望現在好學的青年，能夠享受到隨意讀書的快樂。”
王雲五一生儉樸，定居台灣后，一直住在一幢木造平房裡。日常飲食不喜鋪張奢靡，只粗茶淡飯而已。衣著以棉布為主，一件長袍，一雙布履，已成了他的標記。
王雲五是一個小學徒出身，受正式學校教育不過五年，他的學問全是通過自學獲得。沒有文憑，卻在同文館、中國公學做英語教師。王雲五在中國公學任教時，認識了小他兩歲的學生胡適，兩人成為朋友。胡適讚揚王雲五是“有腳的百科全書”。王雲五自20歲起，用了3年的時間，讀完《大英百科全書》，可謂博覽群書，雜家的知識結構，為他日後從事出版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胡適在他的日記中記錄了王雲五的學問人生和道德人品，完全是發自內心的讚美，而非溢美之詞：“王雲五是一個完全自學成功的人才，讀書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書一萬二千本，中文書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極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萬元的巨款，並且可以無人知道。但他不要這種錢，他完全交給政府。……此人的學問道德在今日可謂無雙之選。”“他是一個符號象徵，象徵了一個貧苦無依的人的奮鬥成功的故事。”
雲五應國民政府的邀請，出任經濟部長，制訂了在中國經濟史上著名的“金圓券”貨幣政策，導致通貨膨脹、民怨沸騰，給國民政府經濟的全面崩潰壓上了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對此，王先生的頭腦是清楚的，他在《八十自述》的“結語”中說，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然後是教育；而其他社會活動，“公務政務殆如客串”。
他的現代企業運作方式、他的追求利潤之舉雖然為他帶來了道德上的惡名，但他卻為出版界所接受，他幾十年在商務的穩固地位、後來出任民國政府的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就足可以說明這一切。儘管的他的經營和改革方式並不完全符合出版業的行業特點，如果運用在其它工商業上可能更為合適，但是他的這些努力並非毫無意義，他的成功和失敗不僅在當時，即使是在今天都有很多可以借鑒的地方。
當前中國的工商業正大力推進現代企業制度，半個世紀的實踐證明了王雲五的意義和價值。無可否認，王雲五的經營和改革會有一些負面的東西，但我們需要的不是指責和批判，而是理解之同情。可以想象，如果一個出版商不求利潤，這個出版社何以能生存？學界那種讓出版商不計成本支持學術文化的幻想只能是一相情願的，而且對學術的發展也未必有利。
在商務張元濟、高夢旦兩位先生的支持下，主持編譯所，著手制定編輯出版《萬有文庫》。王雲五堪稱大出版家，有遠見卓識，也有襟懷抱負；擅長科學管理，也有力排眾議的魄力。他組織全國學者出版《大學叢書》300多種，主編《中山大辭典》，出版《萬有文庫》，影印《叢書集成》，王雲五自傳《岫廬八十自述》。江西教育出版社要出版《王雲五文集》。
發明檢字法
五四運動之後的20世紀20年代初，國外的知識大量湧入，知識呈爆炸之勢，形勢逼人，工具書的編纂已成當務之急，然而，從東漢的《說文解字》到清代的《康熙字典》，其檢字法都以六書為準，十分繁瑣不便且不科學。當時許多有識之士都試圖改革漢字的檢字法。有位研究者發明了一部以點、線、面為基礎的檢字法，投稿到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從中得到啟發。從此他悉心總結前人的改革設想，並借鑒了電報密碼的一些思路，苦思半年，決定以漢字的四角為基礎創立號碼檢字法。商務印書館的同仁高夢旦也把多年的研究心得和材料貢獻出來，以幫助王雲五成就此大業。經過幾年的設計、論證、試驗、修正，王雲五把漢字筆劃分為五類，一是橫和挑，二是直和直鉤，三是撇，四是點和捺，五是屈折，分別用數碼進行了編碼，發明了簡單實用的“四角號碼檢字法”。後來又在分類上又作了一些改進，最後定為“一橫二垂三點捺，點下帶橫變零頭，叉四插五方塊六，七角八八小是九。”並據此法編了《王雲五大詞典》等不少工具書，直到上世紀50年代還為人們所廣泛使用。
養生經
王雲五年逾九旬高齡時，精神仍健旺如二十年前，雖記憶力稍差，但頭腦清晰，分析力倍增，牙齒好，消化力強。談到他的養生經：一是“勤用腦多走路”，他的起居習慣是早睡早起，每夜3時即起床寫作，勤于思考完成了許多創造性思想的不朽事業，每寫作50分鐘，即繞著書房走10分鐘，自認不出門走10里，走出了健康與智慧。一是接近大自然吸收太陽、空氣、水，自然界的三寶，增進身體的能量與健康。
他的“飲光”鍛煉術不僅在一些國民黨元老之間流行，有趣的是，已故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生前曾接受了一位來自“東方國家”的保健師的勸告，在克里米亞療養地試行此術。他的秘書回憶道：“增加了這個神秘的內容后，我們驚異地發現他（勃列日涅夫）變得步履輕快，因吸煙而困擾著他的肺氣腫也消失了。可惜他不是個善於持之以恆的人……”假如他堅持下去，蘇聯的歷史也許會是另一個樣子。
王雲五有兩位妻子、七子二女和四十多位孫子和外孫，他的子孫多旅居國外。他的兩位夫人是姐妹倆，徐凈圃、徐馥圃。子女九人，除一女早逝外，其餘也均為國際聞名的學者、專家。大兒子學理，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博士；二兒子學武，工程博士；三兒子學政，在美從商；四兒子學農，牙醫博士，香港；五兒子學哲，法理學博士；六兒子學藝，神經外科博士；七兒子學善，醫學博士。大女兒學文早逝；二女兒學醫，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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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雲五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