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漏院記
待漏院記
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皋、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
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辟，玉漏猶滴，撤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辟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厘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仇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下死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
棘寺小吏王某為文，請志院壁，用規於執政者。
待漏院：宰相等待早朝休息的在方，漏，古代計時器。
品物：眾物，萬物。亨：通達順利。
歲功：一年農事的收穫。
三公：周代三公有兩說，一說是司馬、司徒、司空，一說是太師、太傅、太保。西漢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御史大夫（大司空）合稱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稱三公。為共同負責軍政的最高長官。唐宋仍沿此稱，惟已無實際職務。
六卿：《周禮》把執政大臣分為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亦稱六卿。後世往往稱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為六卿。
皋（gāo）：即皋陶（yáo），相傳曾被舜選為掌管刑法的官。
夔：堯舜時的樂官。
火城：朝會時的火炬儀仗。
噦噦（huì）：象聲詞，徐緩而有節奏的響聲。
金門：又稱金馬門，漢代官署門旁有銅馬，故名。
弭：停止，消除。
眚（shěng）：原義為日食或月食，后引申為災異。
薦：副詞，表示頻度，相當於“一再”、“屢次”。
禳（ráng）：除邪消災的祭祀。
厘：改變，改正。
四聰：《尚書·堯典》：“明四目，達四聰。”孔穎達疏：“達四方之聰，使為己遠聽四方也。”
三時：春、夏、秋三個農忙季節。
慆慆（tāo）：紛亂不息的樣子。
重瞳：相傳舜的眼睛有兩個瞳子，此指皇帝。
隳（huī）：崩毀，毀壞。
懸：系連，關聯。
旅：俱，共同。
備員：湊數，充數。
棘寺：大理寺（古代掌管刑獄的最高機關）的別稱。
天道不說話，而萬物卻能順利生長，年年有所收成，這是為什麼呢？那是由於掌握四時、五行的天官們使風雨調暢的結果。皇帝不說話，而人民和睦相親，四方萬國安寧，這是為什麼呢？那是由於三公商討了治國綱要，六卿職責分明，伸張了皇帝的教化的結果。所以我們知道，國君在上清閑安逸，臣子在下勤於王事，這就是效法天道。古代的賢相名臣善於治理國家的，從皋陶、夔到房玄齡、魏徵，是屈指可數的。這些人不但有德行，而且都勤勞不懈。早起晚睡為國君效力，連卿大夫都是如此，何況宰相呢！
朝廷從建國初即沿襲前代的制度，在丹鳳門西邊設立宰相待漏院，這是表示崇尚勤於政務。當朝見之所的門樓上映著一線曙光，東方還未大亮時，宰相就動身啟行，儀仗隊的燈籠火把照耀全城。宰相駕到，馬車鈴聲叮?，富有節奏。這時宮門未開，玉漏聲殘，侍從撩開車上帷蓋，主人下車到待漏院暫息。在等候朝見之際，宰相大概想得很多吧！
或許在想，百姓尚未安定，考慮怎樣使他們平安；各方少數民族尚未歸順，考慮怎樣使他們前來歸附。戰事未息，怎樣使它平息；田野荒蕪，怎樣使人們去開墾。德才兼備之人尚未任用，我將推薦他們；奸人在朝，我將貶斥他們。氣候反常，天時不正，災害一次次發生，我願意辭去相位來乞求上天消除滅害；各種刑罰未能廢止不用，欺詐行為不斷發生，我將請求施行文德教化來矯正這些人。懷著深深的憂慮，等待天明入宮。宮門開后，善聽各方意見的天子離得很近。宰相向皇帝奏明了意見，皇帝採納了他的建議。於是世風清明安定，百姓因此而富裕。如能這樣，宰相位居百官之上，享受優厚的俸祿，那就不是僥倖而得，而是完全應該的。
或許在想，我有私仇未報，考慮怎樣斥逐仇敵；有舊恩未報，考慮怎樣使恩人榮華富貴。考慮著金錢美女，怎樣到手；車馬玩物，怎樣取得。姦邪之徒依附我的權勢，我便考慮如何提拔他們；正直之臣直言諫諍，我便考慮怎樣罷斥他們。三時各地報告災情，皇上憂慮，我便考慮怎樣用花言巧語取悅皇帝；眾官枉法，國君聽到怨言，我便考慮怎樣奉承獻媚求得皇上的歡心。他為私事思緒紛亂，強自坐著假睡。宮門開了，金殿上龍目四顧，宰相提出建議，皇上被他蒙惑，政權由此而毀壞，皇位也因此而動搖。如果這樣，那麼即使宰相被打入死牢，或流放遠地，也不是不幸，而是完全應該的。
因此可以懂得，一國之政，萬人之命，繫於宰相一人，難道可以不謹慎以待嗎？還有一種宰相，他們沒有惡名聲，也沒有好名聲，隨波逐流時進時退，竊取高位貪圖利祿，濫竽充數而保全身家性命，也是不足取的。
大理寺小官吏王禹偁撰寫此文，希望能把它記錄在待漏院壁上，用以告誡執政的大臣。
此文大約寫於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作者當時36歲。此前五年左右的仕宦生涯中，他基本擔任地方州縣官職。端拱元年，太宗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二年，拜左司諫，知制誥，判大理寺，故此文末尾曰“棘寺小吏王某為文”。
在唐宋兩代的政治結構中，宰相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宋時文人當政，宰相權力尤重。王禹偁有感於宰相人選在朝政中所起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寫了這篇很有時代特色的文章。
《待漏院記》是王禹偁為世人傳誦的政論性篇章之一。從題目類型上，這屬於“廳壁記”，實際卻是一篇充滿政治色彩的“宰相論”，以宰相待漏之時的不同思想狀態，將宰相分為賢相、奸相、庸相三個類型，褒貶之意非常鮮明，反映了他對現實政治的憂慮、批判與幻想。
文章開篇探究天道的運行規律、聖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對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書·武成》）的治道原因進行解釋，藉以導出宰臣勤於政務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從而自然轉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則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時的整肅莊嚴場面，繼而以“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這個設問作為過渡，圍繞待漏之時宰相們的所思所慮所追求，將這批人分為賢才、奸才和庸才三個類型，勾畫各自的面孔與靈魂。宰相總理全國政治、經濟、軍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務，位高權重，能夠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從而對整個國家造成影響，亦即“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而如何保證相權的正當實施呢？作者把它歸結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為公則賢，“思”為私則奸；賢者“憂心忡忡”於安黎民、撫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薦賢才、斥佞臣、禳災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於復私仇、報舊恩、斂財富、陟同黨、斥異己、巧言諂容取悅君王；賢者居高官食厚祿而無愧，奸者不保於自身。這兩種人在思想上針鋒相對，對權力與責任的理解和運用亦截然不同，他們也會最終得到相應的獎懲。作者用對比手法分別刻畫二者的內心世界、表現其對帝王乃至國家政事的不同影響，以及各自的結局，使得賢相與奸相勢同水火的狀態更為鮮明地呈現在讀者眼前。至於庸才，則只以寥寥幾筆為之勾勒臉譜，說他們既無過不必挨罵，又無功不受讚譽，成天隨大流，尸位素餐、濫竽充數、明哲保身而已。
《待漏院記》講的是宰相職責，也反映了宋儒的政治理想。作者心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君王獨斷而無為於上，百官分職而勤劬於下，而作為其間樞紐的，就是宰相。不過，在現實政治中，奸相多而賢相少，庸相為數尤眾，作者正是深感於此，才寫了頗有規諷之意的《待漏院記》。寫作此文之後不久，他就遭到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貶謫，表面原因是為被妖尼道安誣訟的徐鉉抗疏雪冤，追究深層原因，則是因其直言敢諫、得罪權臣，至“為流俗所不容”（《宋史·王禹偁傳》）。說明宰相知國政懸萬命，當慎于思之以蒼生之富庶。勸誡宰相為政當勤，忠直無私，以保國安民為己任，而不應圖謀私利，誤國誤民，或貪圖祿位，庸碌無為。文章體現了作者開明的政治主張和實現清明吏治的進步要求；採用對比的寫法，刻畫了賢相和姦相的形象。
王禹偁是北宋倡導詩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張行文要明白曉暢，自然平易。《待漏院記》不僅在結構上具有對稱美，語言成就更為突出：以四字句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靈活押韻並自由換韻，充滿節奏美、韻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齊勻稱，又有紆徐之致。五十多年後，慶曆新政中失敗被貶的范仲淹寫下《岳陽樓記》，其中“先憂後樂”的警句固然與此文之中“夙興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構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記》的影子。
文章開頭的這幾句話：“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後人評價很高，這段話既是《待漏院記》要求宰相“勤政”的理論基礎，也反映了中國古代儒家思想對政治結構的認識。儒家經典反覆申明的理想政治模式是“垂拱無為”（《尚書·武成》：“垂拱而天下治”、《周易·繫辭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而達到這種理想狀態的前提有二：其一，聖人是道德領袖，是價值標準；其二，三公、六卿各司其職，用這種道德指示與教育百姓。這種政治模式不是聖人創造的，而是“法乎天”的。“天道”在儒家看來是道德的宇宙，為人類世界確立價值標準，提供模仿榜樣。天官們負責司掌氣息風雨，從而使得“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這種政治哲學反映了以農業為基礎的民族所特有的思維模式。
1．將千古賢相奸相心事，曲曲描出，辭氣嚴正，可法可鑒。尤妙在先借“勤”字立說，后將“慎”字作斂，……雖名為記，極似箴體（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
2．篇末自署其官以及姓名，亦見敬謹之意，而用規一語，尤覺一片婆心，千載如揭。宜昔人稱為垂世立教之文。 （余誠《古文釋義》）
3．此記首以天道，終以人命，而要歸於善體其君之心，嗚呼！所系亦大矣。待漏之頃，思乎？否乎？是又在居其職者。 （李扶九《古文筆法百篇》）
4．非駢非散，似箴似銘。文格猶沿五代，而緊切“待”字落想，詞無鯁避，正色毅然。（浦起龍《古文眉詮》）
王禹偁（chēng）字元之，濟州鋸野人，一生經歷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他於太平興國八年（983）中進士，當過翰林學士，三任知制誥，但三次受排擠而外放，晚年當過黃州地方長官，所以後人稱他“王黃州”。當宋初一方面空洞浮靡的駢文盛行，一方面柳開、穆修等人生澀僻奧的古文崛起之時，王禹偁卻從兩種文風的兩軍對壘中看到了各自的弊端，他打出的旗號“夫文，傳道而明心”，看上去仍是唐代古文運動中“文以載道”的舊調重彈，但他借著“傳道明心”卻強調了表現內在心靈感受的意義。既然要表現內在心靈的感受，就不應該把文章寫得浮靡空洞或生澀僻奧，而應當“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所以他自己的散文總是寫的平易曉暢，既不像駢文那麼呆板，又不像宋初古文那麼生澀，顯得既有古文的自然流暢又有駢文的內在節奏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