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職官考選制度

中國奴隸制時代實行親貴合一的世卿世祿制度。職官選用的標準是貴族的血緣親疏。《禮記·王制》認為周代就有了取士制度，方法是：養士於“塾”、“庠”、“序”等家學或地方學校，由鄉大夫、鄉老考察其德行道藝，擇其優者送進“國學”。然後再選其“賢”者授予一定的官職。

秦朝統一全國，改封建為郡縣，廢除世卿世祿制度，實行官僚制度，客觀上具備了產生一套官吏選拔制度的必要與可能。根據睡虎地秦簡記載，秦代選官標準是統治才能，所謂“審民能，以任吏”。為使選官得當，秦律規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史記·范雎列傳》）。由於缺乏資料，人們對秦代的官吏選拔制度知之甚少。

兩漢取士的辦法是，由皇帝下詔責成中央和地方各級長官，選賢舉能，向朝廷推薦，稱為“察舉”。每次所舉都有一定名目，如賢良、方正、孝廉、茂材、文學、直言極諫之士，等等。察舉之外，有時也兼用考試，如對策、射策。著名的大儒董仲舒就是經過兩次對策，選拔為江都相的。大體說來，西漢時舉賢良多，東漢時舉孝廉多。兩漢察舉，仍是考選制度的初創階段，標準比較籠統，辟召也無定期，經常是因為發生了日食、地震、水旱災害等，才下詔察舉。察舉實行未久，鑽營請託和弄虛作假之風就盛行起來。至東漢末年，察舉不實的情況比比皆是，民間有“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諷語流傳（《抱朴子》外篇卷15）。

三國魏文帝時，採用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實行“九品官人法”，亦即“九品中正制”。這也是南北朝時期的取士制度。方法是，任用“賢有識鑒”的官員，擔任本籍州郡的大、小“中正”，由他們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評選人才。“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後付尚書選用”（清趙翼《廿二史記》卷八）。這種制度與漢代的察舉不同，薦舉之責不再屬於地方行政長官，而由專職取士的中正官負責。選舉辦法也較漢代詳備。但在實行中，中正官全由世族豪門把持，他們品評人才以門第為重，結果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現象（《晉書·劉毅傳》），產生了“士人皆厚結姻緣，賓士造請，浸以成俗”（唐杜佑《通典》卷14）的流弊。

察舉制與九品中正制採用推薦選拔，容易受薦舉人主觀因素的影響，標準很難統一，特別是中正官“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晉書》卷45），很不利於中央集權與整個國家的治理。為了掌握統一的人才標準，從西漢開始就時常對被薦舉人進行考核；不過，當時的考核只是薦舉的輔助手段，時行時停，未能形成制度。至隋唐，終於發展成一種嚴格的考試製度。

九品中正制至隋而廢。隋文帝雖然罷中正官，但仍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兩科薦舉士人。至隋煬帝創立進士科，以“試第”取士，才打破了門閥的嚴格界限，開科舉制度的先河。

至唐朝，科舉考試作為一項制度正式確立起來了。士人可以不經推薦，直接報名投考，經過逐級考試，由官府擇優錄取。科舉制度是在士族制沒落、封建地主經濟迅速發展的條件下產生的。它糾正了魏晉以來世家大族壟斷用人大權的弊病，適應了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也為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開闢了一條進入仕途的道路，有利於廣泛地吸收地主階級人才。因此，從隋、唐至明、清，一直以科舉制度作為主要的選官制度，其間雖然也實行過制舉、蔭生、捐納等選拔方法，但有的是臨時措施，有的範圍狹窄，都不能同科舉制度相比。科舉制度延續1300年左右，成為中國古代實行最久、最重要的一項職官考選制度。

科舉制度在實行中，考試程序和內容都有一些變化。

唐時，屬於京師或州縣學館的士子叫“生徒”,每年由學館選送一批參加尚書省的“省試”；其他士子，要先經過縣試和州試，合格者稱為“鄉貢”，再參加省試。省試由禮部主持，省試合格稱作“及第”。但還不能做官，必須再經吏部考試，合格以後才能入仕。

宋時，士子考試及第，便取得了做官的資格，不必再經吏部考試。另外，在省試以後，增加了一場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此後遂成定製。在考試周期上，宋初與唐朝一樣，每年1次，仁宗時改為2年1次，英宗時改為3年1次，一直相沿至清。

明、清考試程序極為複雜。參加初試的士子叫“童生”，童生經過“縣試”（知縣主持）、“府試”（知府主持）、“院試”（學政主持），合格者為“生員”；生員經過省“鄉試”，合格者為“舉人”；舉人經過京城“會試”,合格者為“貢士”；貢士經過“殿試”,賜出身者為進士。

從考試的內容看，唐朝科目繁多，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算、明書、史科、三傳、道舉等科，“唐眾科之目，進士為尤貴”(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9)，人們最重視進士科。這些科目的考試內容各自不同，進士科以試詩賦為主，明算科主要考算學，道舉科專考老莊道學。宋朝王安石罷諸科，並於進士一科，改考儒學經義。此後經學在考試中所佔地位越來越高。明、清考試，以“制義”為主，制義俗稱“八股文”，所以通稱明、清科舉考試為“八股取士”。八股文以四書五經的語句命題，對經義的闡述必須以朱熹注為標準，形式死板，內容空洞，束縛才智，禁錮思想。從而科舉制度嚴重摧殘了人才，成為統治者加強思想統治，進行文化專制的得力工具。科舉既為士子開利祿之門，科場舞弊於是隨之發生。清康熙時為了籠絡士人，曾經嚴懲營私作弊的主考官。乾隆時頒行《科場條例》，詳列有關科場的禁革事項，典試各官干犯科條者，交部議處。但封建統治的本質決定了科舉制度的痼疾是不可克服的，科場舞弊的事情根本不可能杜絕。

[漢代畫像磚──漢代對地主官吏考績的場面]如圖

清末由於受到西方國家教育的影響，統治者為了適應形勢變化的需要，廢科舉，辦學校，延續幾千年的中國古代職官考選制度最後被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