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暴動

周懿王死後，他的叔叔，也就是共王的弟弟辟即王位，是為孝王。孝王死後，懿王的太子燮在諸侯們的幫助下，又重新奪回了王位，是為夷王。這兩次不正常的王位繼承，反映統治階級對最高權力爭奪的公開化，周王與諸侯之間的禮制規範也遭到破壞，周王對臣下的濫用權力的事件不斷發生，密康公因為沒有將三個年輕美貌的女子獻給共王，一年後即遭滅國之災，由於夷王是依靠諸侯的力量才奪回王位，他的權力和威嚴受到傷害，地位動搖。此時的周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已經非常尖銳。

西周的土地基本制度是“井田制”，將大塊的田地分割成九塊，排成“井”字形。中央一塊田地由大家合耕，收穫歸國家所有，為公田；其餘八塊收穫物歸各家所有，為私田。井田制下受田的人，平時向授予者交納貢賦，戰時有服兵役的義務。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權向每一位生活在土地上的貴族和庶民取得貢賦，有權向接收土地者收回土地。

西周行使取得貢賦權的方法有兩種，其一，庶民助耕公田；其二，諸侯采邑主朝覲貢獻。到周夷王時，已有諸侯不朝。同時，隨著私田的不斷開發，使西周的井田制度遭到破壞。國人不斷依靠從山林湖澤捕魚、打獵營利，這都對西周朝廷的經濟收入造成了巨大的威脅。

西周自周成王、周康王之後，社會矛盾開始激化。到周昭王、周穆王時期，由於貴族內部的分化現象越來越嚴重，許多失勢的貴族和貧困的士階層，社會地位不斷下降，也在城中與一般平民雜處，成為“國人”的組成部分。另外，在“國人”中還有百工、商賈等工商業者以及社會的下層群眾。

在周代，所營築的城邑通常有兩層城牆，從內到外分別為城和郭，城內稱“國人”，城外的稱“野人”或者“鄙人”。

周夷王死後，其子周厲王姬胡繼位。為了改變朝廷的經濟狀況，

周厲王任用榮夷公為卿士，實行“專利”政策，將山林湖澤改由天子直接控制，不準國人進入謀生。

周都鎬京的國人因不滿周厲王的政策，怨聲載道。大臣召穆公（又稱召（音shào）公虎、邵公）進諫說：“民不堪命矣！”（人們已經受不了了，都在議論紛紛）周厲王又命令衛巫監謗，禁止國人談論國事，違者殺戮。

在周厲王的高壓政策下，國人不敢在公開場合議論朝政。人們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談招呼，只用眼色示意一下，然後匆匆地走開，這就是“道路以目”。周厲王得知后十分滿意。對召穆公說：“我有能力制止人們的非議，他們再也不敢議論了！”

召穆公勸諫周厲王道：“這是用強制的手段來堵住民眾的嘴啊！這樣堵住人們的嘴，就像堵住了一條河。河一旦決口，要造成滅頂之災；人們的嘴被堵住了，帶來的危害遠甚於河水！治水要採用疏導的辦法，治民要讓天下人暢所欲言。“周厲王對此卻置若罔聞。

公元前841年，因不滿周厲王的暴政，鎬京的“國人”集結起來，手持棍棒、農具，圍攻王宮，要殺周厲王。周厲王下令調兵遣將。臣下回答說：“我們周朝寓兵於國人，國人就是兵，兵就是國人。國人都暴動了，還能調集誰呢？”周厲王帶領親信逃離鎬京，沿渭水河岸，一直逃到彘（今山西省臨汾市霍州市），並於公元前828年（周共和十四年）病死於該地。

國人攻進王宮，沒有找到周厲王，便轉而尋找太子姬靜。召穆公將姬靜藏了起來，國人圍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穆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竹書紀年》記載：“（國人）執召穆公之子殺之”。

在大臣周定公、召穆公的勸解下，國人平息了一些怨恨，紛紛離去。此時宗周無主，周公和召公根據貴族們的推舉，暫時代理政事，重要政務由六卿合議。這種政體，稱為共和（一說由共國國君共伯和代行天子職務）。史稱“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關於“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兩者相比，“共和行政”說較勝。

國人暴動后，周厲王已無法回到鎬京，太子靜也不能馬上繼位為王。在這種形勢下，召公與周公代行王政，並改稱年號為“共和”，史稱：“周召共和”。

《史記》記載，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開始記年記事，因此發生“國人暴動”、厲王被逐、“共和行政”的這一年，被視為中國歷史有確切紀年的開始。

由於周朝是一個由原始部落步入文明社會不久的早期國家，由氏族成員轉化而成的國人，是維持周朝統治穩定的主要力量，國人暴動導致了周人中上層貴族與平民階層之間的分裂，因而極大地削弱了西周王朝的統治基礎。

“國人暴動”動搖了西周王朝的統治，直接導致了周王室日趨衰微，逐步出現了分崩離析的局面。儘管有短暫的宣王中興，但周宣王之後，周幽王烽火戲諸侯，西周最終被犬戎所滅。

國人暴動的性質，史家作了不同的認定，或認為是平民起義，或認為是工商業者起義，眾說紛紜， “平民”一詞源於古希臘，時稱自由民中的非特權階層為平民。在中國先秦史籍中，不見“平民”一詞，而“國人”一詞習見。《周禮·泉府》云：“國人郊人其有司”，賈公彥疏：“國人者，謂住在國城之內，即六鄉之民也。”可見，“國人”乃謂國都裡面的人們，而非廣大的民眾。其性質也能算成國都裡面的民眾反抗暴政的運動。

2010年寧夏少年兒童出版社製作動畫《第13集·國人暴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