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故居

鄧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原名鄧子健，鄧雲特（註：另有一說為鄧殷洲）。筆名馬南邨（不宜簡化為馬南村）、於遂安、卜無忌等。福建閩縣(今福州市區)竹嶼人，家住道山路第一山房。中國

新聞家，政論家。1930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在河南大學學習。抗日戰爭爆發后，先後任《晉察冀日報》社長、新華通訊社晉察冀總分社社長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歷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中共北京市文教書記兼《前線》雜誌主編，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撰寫過大量社論。為《北京晚報》的《燕山夜話》， 《前線》雜誌的《三家村札記》等專欄寫的雜文，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深受讀者歡迎。文化大革命中與吳晗、廖沫沙一起被誣為“三家村”成員，含冤而死，后獲平反。

鄧拓之父鄧鴻予舉人出身。民國15年(1926年)，鄧拓就讀於福建省立第一高級中學。民國17年（1928年），和傅衣凌等組織“野草社”，出版自編自印的刊物《野草》。民國18年（1929年），考入上海光華大學社會經濟系。翌年（1930年）冬，加入中國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參加中國共產黨。翌年秋，轉學到上海法政學院，曾任社會科學家聯盟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區黨團書記，中共法南區委宣傳幹事、宣傳部長和南市區工委書記等職。

民國21年（1932年），參加上海紀念“廣州暴動”五周年遊行時被捕。翌年秋，保釋出獄。是年冬，參加“福建事變”，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員會、外交部任職。“閩變”失敗，逃到上海，轉入河南大學社會經濟系續學。民國26年6月，出版專著《中國救荒史》。同年夏天，再次被捕。“七七”事變后，獲釋。9月，進入五台山抗日根據地。先後任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晉察冀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新華社晉察冀分社社長、晉察冀文聯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組組長等職。鄧拓率領新聞隊伍，轉戰太行山，既是總編輯，也是指揮員。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一周年時，鄧拓為《晉察冀日報》撰寫討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主義》，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系統論述毛澤東思想的論著之一。同年3月，與丁一嵐結婚。民國33年（1944年）5月，主持編輯出版5卷本《毛澤東選集》(晉察冀版)，是中國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澤東選集》 。北平和平解放后，鄧拓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傳部長。

1949年秋，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同年冬，受聘為北京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1955年，當選為中國

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58年，調離人民日報社，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思想文化戰線工作；主編北京市委理論刊物《前線》。1959年，兼任中國歷史博物館建館領導小組組長，出版《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1960年，兼任中共華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鄧拓是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60年代初，鄧拓應《北京晚報》之約，撰寫《燕山夜話》專欄雜文。不久，與吳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線》雜誌撰寫《三家村札記》雜文。“文化大革命”開始，被打成所謂“三家村集團”，身心受到極大摧殘。1966年5月18日含冤去世。1979年2月，平反昭雪，恢複名譽。鄧拓追悼會1979年9月5日下午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著有《鄧拓散文》、 《鄧拓文集》 、《鄧拓詩詞選》等行世。1994年，福州鄧拓故居修復，建成“鄧拓紀念館”。

作者：袁鷹

豈有文章傾社稷，從來奸佞覆乾坤。

——廖沫沙挽鄧拓詩

（一）

1966年春夏之交，中國上空狂風呼嘯，電閃雷鳴，壓得人透不過氣來。5月18日凌晨，鄧拓含冤離世。那年他五十四歲，正是風華正茂的中年，就成為那場延續十年曠世大災難的第一位殉難者。

整整一個春天，鄧拓的心情都處在惶惑、憤懣以至震撼的狀態中。從前一年冬天姚文元那篇批判吳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颳起的狂風，越來越猛，明顯地已經不是什麼學術問題，而是對著整個思想文化界和北京市委了，不是傳來毛澤東主席對北京市委所謂“獨立王國”的嚴厲批評嗎？他惶惑不解：北京市委就在中央身邊，市委第一書記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怎麼可能“水潑不進”？豈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接著，公開點了他的名，拿他的一些雜文隨筆開刀，連篇累牘地批判他在《北京晚報》副刊的專欄《燕山夜話》和他與吳晗、廖沫沙合作在市委理論刊物《前線》上的專欄《三家村札記》 ，那種從字裡行間斷章取義、牽強附會、任意上綱、羅織罪名的卑劣手法，使他這個熟諳歷史的人很快就想起明清兩代那些令人戰慄的文字獄。昨天，報上又有一篇戚某的文章，竟無中生有地誣陷他是“叛徒”，更使他熱血上涌，頭暈目眩。冷靜下來，他不禁認真思索：自己歷史上兩次被捕經過，組織上早已作結論。這個戚某有什麼根據將“叛徒”的帽子強加在他頭上？工作的錯誤可以批評，文章的毛病更可以議論，職務也可以免去，但是，人格不能受侮辱，共產黨員的尊嚴不能受侵犯，“士可殺不可辱”，古往今來許多仁人志士的崇高形象經常屹立在面前。他要用自己的生命維護尊嚴，留下清白。

這天晚上，他決定給黨留下最後一封信。在下筆以前，他先執拗地要妻子丁一嵐帶著子女先離開家一段時期，說“家裡有姐姐照顧我，不要緊”。讓心情沉重的妻子先去安睡。然後展紙揮筆，向黨傾訴，按自己的認識，認真分析自己被批判文章的背景和不足，不同意那些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誣陷。

……文章的含意究如何，我希望組織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我寫的文章合計一百七十一篇，有問題的是多少篇？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我相信這是客觀存在，一定會搞清楚的。

……我對於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只要對黨對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痛苦和犧牲，我都甘心情願。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永遠是這樣。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受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們再一次高呼：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

就在他用生命的最後一息虔誠地山呼萬歲的時刻，作為那場大風暴標誌的“五一六”通知，正以中央文件名義飛向全國，打開了歷史上空前規模的文字獄的大門。

十三年後，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正式決定為“三家村”冤案徹底平反。決定指出所謂“三家村反黨集團”，並強加以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種種罪名，完全是出於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而有組織、有計劃地製造的大冤案，應予全部推倒。決定下達后，全市人心大快，大家表示，一定要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決不能再讓林彪、“四人幫”這類的野心家、陰謀家逞凶肆虐，決不能再讓“三家村”這樣的冤案在社會主義的中國重演。（見1979年8月3日《北京日報》。）9月7日，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鬍耀邦主持，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追悼會，鄭重為鄧拓平反昭雪。那天，我奉報社領導人之命，起草一副輓聯，記得上聯是“閩海波濤，長城風雪，三十年筆戰生涯，何期奸佞逞凶，千古傷心文字獄”。

文字獄是中國封建社會專制主義統治下的現象。延至當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新的形式、新的手法。鄧拓就正好撞到這個槍口上。

鄧拓五十年代在《人民日報》時期的主要助手、前《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鬍績偉，在鄧拓逝世二十年時寫過一篇《平生贏得豪情在》 ，開頭一段介紹了鄧拓的工作和品格：

鄧拓同志知識淵博，熟悉社會，下筆千言，倚馬可待。他不是一個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高高在上的指揮者，而是一個親自動手主持編輯、寫作和採訪工作的實幹家。他領導作風民主，平易近人，對幹部循循善誘，平等商討，虛心聽取大家的意見。有個時期，報社幾乎天天都受批評，我們常常出大小差錯，但他總是主動承擔責任，盡量保護幹部的積極性。對於來自某些方面的責難和干擾，他常常一人頂著，獨自排解；他忍辱負重，胸懷寬廣，處之泰然。他體弱多病，仍堅持帶病工作，常常通宵達旦。他在戰爭中腰椎受傷，經常帶一個鋼架子；他手腳整天出汗，越用腦子，汗流得越多，幾乎一個鐘頭就換一塊濕毛巾。真可謂是艱苦奮鬥鞠躬盡瘁的典範。在他領導下，報社工作人員如魚得水，心情舒暢，都能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那時《人民日報》的同志同心協力，全心全意辦好報紙而努力。《人民日報》的很多同志都認為，這個時期是《人民日報》歷史上最令人懷念的欣欣向榮時期。

我就是在那個“最令人懷念的”時期踏進報社大門，迄今已有五十餘年了。

1953年元旦才過兩天，報社人事科通知我們四個剛從上海《解放日報》調來北京的人，說鄧拓同志晚上要同我們談工作。我們聽了有點驚訝，幾個普通編輯記者，只須人事科通知到分配的部門報到上班就是，何用總編輯親自談話？晚上，不免惴惴不安地走進他的辦公室。鄧拓給我們的第一個印象，是一位溫文儒雅的學者。他讓我們坐下，開口就為年前因工作忙未能在我們到北京第二天就見面表示歉意，接著就用商量的口吻一一徵詢我們對工作崗位的意見。總編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對我這樣初到中央機關工作的人，尤其感受到一陣暖意，把窗外的嚴寒忘得一乾二淨。這件小事，至今還歷歷在目，想起當年同時去見總編輯的劉時平、欽本立、顧小嵐三位，都已先後去世，不禁凄然。

我分配在文藝部（那時稱文藝組）擔任編輯，分工主管的副總編是林淡秋。五十年代初報社在王府井大街前《華北日報》舊址，京城的平房大院，各部辦公室分散，因而很少見到鄧拓，不過常常從一些老同事口中聽到對這位總編輯人品、風格和才華的讚美。他肩負重任，辛苦勤勞，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在與報社同事相處中，坦誠懇切，毫無領導架子，即使要公務員、通信員辦點事，也總說“請你幫我”如何如何。報社從副總編輯到司機、公務員，一律稱他“老鄧”，少數剛來的稱“鄧拓同志”（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末，對領導人都以“老×”或同志相稱，從來不稱職位）。1954年蓋了四層樓，編輯部辦公室都集中在樓上，才有機會常見到他。有時在樓梯上相遇，他必定客氣地打招呼問好，起初有些年輕同事不好意思，慢慢地也習以為常。有一回還鬧過將兩位身材矮胖的中年女同志名字弄錯的小誤會，成為善意的笑談。

鄧拓從抗日戰爭一開始就在晉察冀根據地編報紙，但他一直不脫文人本色，具有中國正直學者的品格和本

色。他不好虛名，淡泊權位。五十年代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剛成立時，要他擔任主席，這本來只是個名義並非實職，但是他認真地一再堅辭，要讓具有更多新聞工作經驗的老同志擔任，後來只是由於中央決定，並以蘇聯記協主席歷來由《真理報》總編輯兼任為例，才定下來。1956年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原來已安排他為中央委員候選人，他得知后一再給中央領導同志打報告，懇切要求換掉他的名字，讓給別人。這樣的品德和風範，現在哪裡還能見到？這是他的品德和素養使然，絕不是故意作秀、矯揉造作。那些年，報社大樓里確實是一片融洽相處、團結和諧的氣氛，雖然也有過幾次全黨全國統一部署的政治運動，但還比較和風細雨，不似後來丁酉“反右派”鬥爭那樣劍拔弩張，傷害同志，這同作為報社最高領導人鄧拓的穩重平和有關，老同事們如今回想當年都依然不勝神往。

就是這樣一位忠貞勤懇、鞠躬盡瘁的鄧拓，1957年春天猝逢厄運。毛澤東主席忽然大發雷霆，以“按兵不動、不積極貫徹中央精神”為名，當眾斥責他“書生辦報”、“死人辦報”，“同中央唱反調”等等，忽而挪揄他是漢元帝，忽而辱罵他“占著茅坑不拉屎”，忽而又鼓動部下造他的反。態度之嚴峻，措辭之凌厲，確是聞所未聞，也是《人民日報》創刊以來從未遇到過的大事。而實際情況只是他對當時所謂“引蛇出洞”的陽謀不甚理解或者不無反感，因而行動上有所踟躕，不料竟遭到如此嚴厲的訓斥。一時報社大樓里人心惶惶，彷彿春天裡刮來一陣寒風。這位對黨對革命從來忠貞不二的老共產黨員，為了顧全大局，只得忍氣吞聲，再三作違心的檢討，並且請求辭職。但未被批准，僅由代表中央主管《人民日報》的胡喬木來報社在一次小型會議上順便宣布“《人民日報》實行社長制，鄧拓同志擔任社長，吳冷西同志擔任總編輯”。

鄧拓雖然處在名義上是社長、卻無編報大權的位子上，依然一貫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每天來上

班，認真工作。就在社會上響應中共中央開展整風號召到處“大鳴大放”的5月初，給我們副刊拿來一篇雜文《廢棄“庸人政治”》，他以某縣給農民下命令把全縣的棉花在同一天打尖和機關人事工作的官僚主義為例，批評“我們有的同志，不知為什麼，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們不管對什麼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的”。他說：假若一定要把這些都說成政治的話，那麼，這隻能說是“庸人政治”。“凡是憑著主觀願望，追求表面好看，貪大喜功，缺乏實際效果的政治活動，在實質上都可以說是‘庸人政治’。這種庸人政治除了讓那些真正沒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麼用處呢？”文字樸素，語氣平和，不似那些日子其他雜文慷慨激越、尖銳犀利。可惜在滔滔者天下到處可見庸人、庸官的時代，“一士諤諤”的逆耳忠言，有多少人能聽得進去？

這是鄧拓給《人民日報》副刊的第一篇雜文。到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三年困難年代，又寫了一篇《從借書談起》，借清初學者袁枚的《黃生借書說》一文中說到貧寒文士讀書之難，皇家和富貴之家藏書無數，“然天子讀書者有幾？富貴人讀書者有幾？”從而引出一個真理：佔有得多不等於利用得多，許多幾乎一無所有的人常是用心最勤的人。“為了優越的條件而自滿，而驕傲，結果只能引導到失敗。勝利是永遠屬於那些在困難中不但不低頭、反而發憤圖強的人們。”

鄧拓學識淵博，是位歷史學家，對明清以後的歷史更有專長，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他說過新聞工作就是治當代史，希望報社編輯記者都應該研究歷史，更應該以史為鑒。我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受到這種教誨和要求，他說，你不要只關心文藝，更要多讀歷史，最好能有計劃地讀完《二十四史》 。很慚愧，我雖然對近現代史有興趣，但從未認真鑽研，讀書也是興之所至，胡亂翻閱，到現在也未能完成鄧拓同志的要求，深負他的期望。1958年他到我們文藝部來蹲點，用當時的說法是“種試驗田”，參加文藝部的工作會議時，很少談文藝，除了關心雜文外，也不管具體選題，而是鼓勵大家博覽群書，利用報紙工作的條件，多讀書，多充實自己，說這是副刊編輯的起碼要求。同時要開闊視野，同各方面人士交朋友，依靠各方面專家辦好報紙。勤懇真誠、推心置腹的言談，文藝部一些老同事至今還記得很清楚。

鄧拓是傑出的歷史學家、新聞家、雜文家、書法家，但我以為他的氣質仍是一位詩人。從青少年時代直到

去世前幾個月，三四十年間寫了大量詩詞，有的瀟灑飄逸，有的渾厚深沉，但都是一往情深，真摯感人。比如當年《晉察冀日報》社有位來自武漢年輕有為的記者司馬軍城，也是一位有才華的青年詩人。1942年隨報社一批同志到冀東工作，在長城以南、灤河兩岸游擊區辦報。鄧拓同他情誼很深，在司馬去冀東前，曾寫詩為他送行，有“山中學道飄青鬢，火里摶金見至情。離亂旅途天野闊，軒昂戰纛日邊明”之句。1943年，司馬軍城給鄧拓來過一封信。青年詩人從灤水邊向西遙望燕山深處，意氣風發地寫道：“你看，朝暉起處，即我在也。”信到不久，就傳來了他在敵人包圍中壯烈犧牲的噩耗。鄧拓展閱來信，夜不成眠，含淚寫了一首輓詩：

朝暉起處君何在？千里王孫去不回。

塞外征魂心上血，沙場詩骨雪中灰。

鵑啼漢水聞灤水，腸斷燕台作吊台。

莫怨風塵多擾攘，死生繼往即開來。

這首輓詩，既有憂傷，又有懷念；既有哀悼，又有誓言；如怨如訴，可歌可泣，通篇都傾注著革命者對戰友的深厚情誼，至今讀了還是感人至深。

1948年6月，《晉察冀日報》奉命終刊，同晉冀魯豫邊區的黨報合併為《人民日報》時，鄧拓作為《晉察冀日報》負責人寫過一首詩：

毛錐十載寫縱橫，不盡邊疆血火情。

故國當年危累卵，義旗直北控長城。

山林肉滿胡蹄過，子弟刀環空巷迎。

戰史編成三千頁，仰看恆岳共崢嶸。

戰爭年代，鄧拓是黨報負責人，十年間“戰史編成三千頁”，他的詩也都是“昂揚士氣，激勵民心”的戰鼓。即使是寫給丁一嵐的情詩里，也一樣能聽到金戈鐵馬的鼓聲和革命戰士的心盟：

憶自滹沱河畔游，鶼鶼形影共春秋。

平生足慰齊眉意，苦志學為孺子牛。

久歷艱危多剛介，自空塵俗倍溫柔。

六年血火情深處，山海風波定白頭。

新中國成立以後，他的詩情更如春潮洶湧。大量詩篇，都是忠實地記錄黨率領人民進軍的步伐，記錄時代的進程，為新生事物唱讚歌。祖國的山川風物，各行各業的英雄模範，千年文物，一代新人，都進入了他的詩句。報紙工作繁雜，他不大有空暇經常到外地去，但只要有機會，就一定會讓我們讀到新作。他好似一位行吟詩人，一路走，一路唱，寫的是親身所見所聞，是人民喜怒哀樂。五六十年代的一些重大決策和措施，現在看來，未必成熟，甚至是走了彎路。但在當時，確實是撼人心魄的。而詩人鄧拓，在短暫的旅途上，總是熱情洋溢地讚美壯麗的山河和群眾的力量，謳歌出土的春苗。詩篇中常常出現普通勞動者和基層幹部的名字。他同這些同志素昧平生，但是聽到他們的先進事迹，就毫不猶豫地揮動詩筆。

我還記得，1958年2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我在辦公室接到鄧拓的電話，他幾乎是哽咽著低聲說：“黃敬同志去世了，我正在寫一首詩，你請收發室來取吧。”收發室同志到他家時，他正好撂下筆。這首同樣真摯感人的輓詩，第三天在《人民日報》副刊上發表了：

千里飛魂入夢驚，寒窗猛憶故人情。

五台烽火連天壯，四野戰歌匝地鳴。

往事廿年歸史傳，心香一瓣吊忠貞。

新潮今日方高漲，革命長征又一程。

這首輓詩，對老戰友的哀悼痛惜之情，溢於言表。回顧當年，瞻望未來，又充滿了對革命事業取得更大發展的信心。他懷念戰友，也正是為了並肩作戰，像幾十年來的風雨歷程那樣，跨上新的征程。如今捧讀此詩，不能不沉痛地感到後面幾句恰是我們此刻緬懷作者本人的心情。

作為一名文藝編輯，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那許多由於報紙宣傳需要而寫出來的急就章。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一些重要的節日，報紙往往需要組織相應的版面，包括文藝副刊。這類約稿，時間緊急，常常不容作者反覆推敲。因此有些作者視為畏途，也不願意或不屑於撰寫這類詩文。但也有不少作者是滿腔熱情地、誠心誠意地支持報紙的宣傳，樂於寫“遵命文學”的。鄧拓離開報社去北京市委以後，我們還保持著經常的聯繫，有什麼要求，寫封短簡，或者打個電話，一般都是有求必應，按期交稿。元旦或春節的副刊版面，要登一首詞，而且最好用《慶春澤》、《東風第一枝》、《春風裊娜》這類不常用的詞牌（純粹因為詞牌這個“春”字），按說實在有點違反常情，不符合文藝創作規律。但是鄧拓理解我們當副刊編輯的用心，總是欣然命筆。他的這些詩詞未必首首都是藝術珍品、不朽傑作，但作者飽滿旺盛的政治熱情和火熱的詩心，是我們經常感動和讚許的，到今天也依然值得大大發揚。急就章必定是粗糙的？未必。鄧拓的這些“急就章”大都收在他的選集里，讀者和評論家們可以自己來細細鑒評。精雕細刻出來然而蒼白無力、缺乏生命力的作品，不也比比皆是嗎？時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就是對鼓手和歌手的召喚。

我要以特別濃重的傷感提到鄧拓全部詩作中有非常意義、也讓報社許多老同事至今難忘的一首詩：《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

1959年初，他正式調離報社去北京市委擔任書記處書記。2月的一個下午，報社舉行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他在講話時念了一首詩：

筆走龍蛇二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

文章滿紙書生累，風雨同舟戰友賢。

屈指當知功與過，關心最是后爭先。

平生贏得豪情在，舉國高潮望接天。

他一句一句念著，有的略加解釋，如念到第三句時，他說前幾天還有位老同志說他“書生意氣未能無”，語氣間有點自責，也有點自信，卻一字不提兩三年前那個“書生辦報”的斥責。他在台上神態安詳，感情真切，一如十年來多次在這講台上作報告時一樣，只是聲調中略帶著一點惆悵情味。我們坐在台下，靜靜地聆聽著，卻是心事如麻，感慨萬千。我反覆吟詠、咀嚼這首詩，尤其是“文章滿紙書生累”這七個字，感到五味俱陳，這不是一般的應酬詩作，很有點像前人評詩中用過的“深情綿邈，寄託遙深”八個字。

歡送會剛散，報社內部小報《編輯部生活》的編輯就追到二樓鄧拓辦公室，他立即揮毫把那首詩寫下來。兩天後，小報登了這首詩，手跡也制了版，好心的編輯還將它印了許多單幅，許多同志將它壓在自己辦公桌玻璃板下，朝夕相對。幾年後，狂飈驟起，大量的污水潑向鄧拓的時候，林彪、江青一夥的黨羽中有一名刀筆吏不知從哪裡看到這首從未公開發表的詩，喜出望外，立即作為重要罪證引入文中，說它通篇都散發“反黨情緒”。不少同志含著眼淚把這珍貴的手跡燒掉，也有個別人跟在文痞後邊向它吐唾沫，但它卻更深地留在許多同志的心頭。一想到它，鄧拓同志那清癯文雅的書生姿影，就來到我們面前；那略帶福建口音的娓娓聲調，就響在我們耳邊，跟著也就會有一陣揪心的悲痛。

七十年代末，報社從車水馬龍的王府井大街搬到東郊金台西路原北京機械學院舊址，是個佔地三百畝的大院。辦公場所頓時屋敞窗明、陽光充足，社長、總編輯的辦公室自然比原來更加寬大。每天在大院樹蔭下來來去去，我常想要是鄧拓活到雨過天晴、全民奮起的新時期，還不到七十歲，每天徜徉在綠樹紅花的大院里，坐在綠滿窗前的書案前，讀書撰稿、審閱大樣，閑時揮毫潑墨，會平添多少靈感和詩情啊！撫今追昔，大家感慨良多。有些同志建議在編輯部樓前草坪上建一塊鄧拓的詩碑，鐫刻他那首《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的詩，老記者陳勇進同志特別熱心，四處張羅，並且具體找到了石料和石工，我也是竭力贊同的。可惜後來不知為了什麼原因，終於未能實現，實在是件憾事。但是，他的豐碑立在所有《人民日報》老編輯、老記者、老工作人員心裡，立在所有熟悉他、熱愛他、仰慕他的正直善良的人民心裡。2002年3月出版的五大本《鄧拓全集》，凝聚了他畢生心血，不正是一塊永放光輝的豐碑嗎？“文字獄”的教訓，更讓我們刻骨銘心，那是由鄧拓和成千上萬忠誠正直的知識分子的生命、智慧和才華凝成的啊！

就在那次歡送會的當晚，在報社食堂舉行一次小型會餐餞別。儘管他並沒有遠行，北京市委的辦公樓同報社不過一箭之遙，但大家想到他不再能同我們朝夕相處，總是有點依依不捨。我端著酒杯走到他身邊敬酒，鄧拓從座位上站起來，握住酒杯笑著說：“我不會喝酒，你寫一首詩給我吧。”我嘴裡答應“好，我一定寫”，心裡也的確想寫，而且步他的原韻，可是一直沒有寫出來。這一蹉跎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後寫出來，卻成了一首輓詩，再也不可能送到鄧拓桌上請他“閱正”了。

血海冤沉不記年，星霜歷歷付雲煙。

崢嶸氣節追高范，錦繡才華迪后賢。

勁骨遭殘寧願折，蛾眉見嫉敢爭先？

詩魂今日應無憾，淚溢銀河注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