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鶴儕
中國近代北京著名中醫
袁鶴儕,名琴舫,字其銘(1879~1958)河北雄縣人14歲時,父母不幸染熱病去世,遂立志學醫以濟世活人。1903年,考入京師大學堂醫學館,開始正規學習中醫。1906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並於同年優選考入清太醫院。袁氏十分重視中醫理論的研究,尤重氣化學說,對天人相應也有獨到見解。袁鶴儕素享盛譽,曾多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同志的親切接見。1957年,他積勞成疾,卧病在床,周恩來總理曾派專人往視,林伯渠、李德全等親臨床榻慰問。袁鶴儕一生清貧簡樸,雖歷盡坎坷,仍以濟世活人為宗旨,不為惡勢力所屈服。
袁鶴儕(1879-1958),名琴航,字其銘,河北雄縣人,生於1879年3月,卒於1958年10月21日。近代北京著名中醫。
其父袁琥為前清昌平學正官,1885~1893年袁鶴儕隨父居於昌平學正官署,習讀經史詩文。14歲時,父母不幸染熱病,兩月間相繼去世,他為生活所迫,顛沛流離,又身患重病,幸得親鄰資助,始得康復。他思雙親病故之情,感身染重疾之苦,遂以不知醫為恨事,故立志學醫以濟世活人。
袁鶴儕因家境貧寒,以書為師,一邊在富家學館任教,一邊自學中醫。初學之時,將父母生前服用之藥方帶在身邊,四處詢求。后聽說父母所患熱病屬傷寒之類,即奔走索尋有關傷寒之醫書。每借到一部醫書,攻讀尚嫌不足,還用蠅頭小楷抄錄於粗綿紙上。
袁氏十分重視中醫理論的研究,尤重氣化學說,對天人相應也有獨到見解。他認為在天地,天為陽,地為陰;在人身,則氣為陽,血為陰。所以,臨床診病必明於陰陽之理,然後方能獲效。他雖精研傷寒,然而對溫病亦頗有見地。在剖析傷寒時,諸流派之長皆收納其中。在論述溫病時,仲景立法之意及諸家之說均融注於內。見解不同之處,還兩存其說,以啟後學深究其理,足見其立論持平,不存偏見,實事求是的學習態度。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先生考入京師大學堂醫學館,開始了正規系統的學習。在老師的指導下,他廢寢忘食,孜孜以求,潛研經典,博覽諸家,對祖國醫學理論的源流、沿革,發展及諸家學說的形成,有了深刻的認識。同時,也受到西方醫學及其它自然科學的影響,開擴了思路,增長了見識,打下了深厚的醫學基礎。在先生治學道路上,這是關鍵的一步。一九零六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醫學館,出而問世,以擅治傷寒,精於《內》 《難》而初露鋒芒。同年,二十七歲投考前清太醫院而名列前茅,遂成為太醫院御醫。據《太醫院晉秩紀實碑》碑文所載:除蒙恩特賞御醫之員不計外,其挨次遞升至御醫者,非年過五十不克到班。」顯然,先生是以品學兼優而獲「特賞」,被破格任用的。當時的太醫院使(即院長)張午樵先生對其十分器重,在理論和臨床上不斷加以指點,影響著他的學業進展。為清皇室醫病,不僅要理、法、方,葯妥貼,而且要藥性平和,效果顯著。否則,隨時有殺身之危。這迫使先生摸索出一套用藥平和、法度嚴謹、葯少力宏、出奇制勝的醫療經驗。正因如此,先生被選為那拉氏(慈禧)隨侍御醫,兼太醫院醫學館教習。
辛亥革命后,先生懸壺京門。不圖名利,不事逢迎,不投機鑽營,以「醫技精良,品端術正』而名譽一時。其間,先生曾任京都內城官醫院內科醫長,每日求診者盈門。但先生並不自恃驕矜,依然虛懷若谷,精益求精。對許多疑難大症,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正因如此,在華北國醫學院任教授期間,深為後學所敬仰。先生治學,法度嚴謹。對後學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對自己嚴格刻苦,身體力行。他常說:初學入門,可以選讀諸如陳修園的《傷寒論淺注》, 《金匱淺注》、 《醫學從眾錄》、 《醫學實在易》、吳鞠通的《溫病條辨》及《頻湖脈學》、《本草備要》等書,如此在醫理上雖未深通,而在臨床應用上,苟能靈活運用,亦頗小道可觀。然欲達到精通醫理,則相去尚遠。仍須溯本求源,從根本做起。要認真研討《內經》、《難經》、《脈經》等經典。此後,宜進一步學習《傷寒》、 《金匱》、 《千金》、《外台》、《本草經》、《本草綱目》等,參以金元四大家及各種醫籍。這樣才能較全面、系統地掌握中醫理論。此須假以時日,方能得其精髓,明其靈活變通之妙。
袁氏以擅治傷寒,長於溫病著稱。對於內科雜病,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特別以治療癆瘵、瘧疾、肝病、結石病等見長。對於癆瘵,歸納出清心養肺、益肺補心、養血疏肝、滋補肝腎、益陰清熱、溫補腎陽、健脾除濕、培土生金、清胃滋脾以及益氣補肺等治法,並強調空氣療養的重要作用。在抗癆葯未問世的當時,對於癆瘵的預防治療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於結石症,創立了開郁清肺、甘緩和中、養血清熱、溫通止痛諸法,提出了欲降先升、欲利先清、欲排石先疏通、欲祛邪先扶正等治則。對於瘧疾,認為小柴胡湯加減是治瘧的有效方劑,但不適用於但熱不寒的溫瘧。治療經閉,認為通經之要,在於開源;通經之基礎,在於固脾胃。
審慎求實 宗古創新,先生臨證診病,一絲不苟。詳察病情,究其要害,制方嚴謹,用藥精當,師古而有創新,藥味平淡而有出奇制勝之妙,對許多疑難大症,頗多建樹。及至先 生晚年,德高望重,工作甚忙,求診者眾多,依然審慎為之,不論患者地位高低,親疏遠近,同樣認真診治。常見他因一味葯的取捨,或用量的增減而斟酌再三。凡遇疑難重症,診病之餘,必沉思良久,甚至深夜查閱文獻者,亦為常事,足見其審慎求實的科學態度。
積數十年之經驗,先生對溫病、癆瘵、瘧疾、婦科諸門,皆有精研。早在三十年代,先生即據臨證實踐,著有《癆瘵概要》,闡明其病因病機,並歸納出清心養肺、益肺補心、養血疏肝、滋補肝腎、益陰清熱、溫補腎陽、健脾除濕、培土生金,清胃滋脾、益氣補肺等治療法則,每法均列有臨證驗方、藥物化裁等具體內容,並強調空氣療養的重要作用。在抗癆葯未產生的當時,據此而治癒者眾多,起到了積極治療的作用。至今看來,其遣方用藥,加減化裁,獨具匠心,仍有重要的實用價值。先生治瘧,雖宗經旨,但加減變通之中亦有新意。
袁氏在培養中醫人才,開展中醫教育方面付出了很大心血。他曾於清朝太醫院醫學館擔任教習,辛亥革命後任北平中醫學社社長。1933年,任華北國醫學院教授。解放后,擔任北京中醫進修學校教授。在他的培育下,瞿文樓、佟闊泉、陳西源等一批京都名醫脫穎而出。及至晚年,在中醫建設和中西醫結合問題上,他還發表了至今看來仍有參考價值的意見,如他主張中醫建設首先應抓好三個環節,即一是整編古典醫籍,二是搜集中醫人才,三是籌辦高等中醫院校及醫院。這些建議均被當時政府採納並貫徹實施。
袁鶴儕后聽說父母所患熱病屬傷寒之類,即奔走索尋有關傷寒之醫書。每借到一部醫書,攻讀尚嫌不足,還用蠅頭小楷抄錄於粗綿紙上。1903年,考入京師大學堂醫學館,開始正規系統的學習。1906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以擅治傷寒,精於《內》、《難》經典而初露鋒芒。隨後,以名列前茅的成績考入清太醫院,時年27歲。曾供職清太醫院御醫兼醫學館教習,慈禧太后隨侍御醫。辛亥革命后,任內城官醫院內科醫長。1933年,應施今墨之請,任華北國醫學院教授。1935~1949年懸壺京門。
袁鶴儕曾執教於太醫院醫學館、華北國醫學院和北京中醫進修學校,培育中醫人才,瞿文樓、佟闊泉、陳西源等脫穎而出。1949年後,歷任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委員、中蘇友好協會理事、中華醫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科學普及協會理事、北京中醫學會耆宿顧問、北京中醫進修學校教授以及協和醫院、北京醫院中醫顧問等職。
袁鶴儕書齋名為“知不足軒”,著有《太醫院傷寒論講草》、《傷寒方義輯粹》、《溫病概要》、《溫病條辨選注》、《中醫診療原則》、《醫術經談》、《袁氏醫案》等,並在20世紀20年代主持、組織北京中醫學社同仁,集資修訂、重刊了《醫統正脈》等一批古典醫籍。
袁鶴儕十分重視中醫理論研究,尤其注重“氣化之說”,對“天人相應”有獨到見解。臨證以擅治傷寒、長於溫病著稱,治療癆瘵、瘧疾、肝病、結石諸病也很擅長。
20世紀30年代,他著有《癆瘵概要》,闡明癆瘵病因病機,歸納出清心養肺、益肺補心、養血疏肝、滋補肝腎、益陰清熱、溫補腎陽、健脾除濕、培土生金、清胃滋脾、益氣補肺等治療法則,列有臨證驗方、藥物化裁等,並強調空氣療養的重要作用。據此而治癒者眾多,其遣方用藥、加減化裁獨具匠心,至今仍有重要的實用價值。
袁鶴儕認為,人之病瘧,寒熱往來,臨證辨治,要在視其寒熱之多少,以為遣方用藥之依據。其寒熱之多少相等,左脈弦,右關脈虛,用小柴胡湯最為有效。若寒多者,加柴胡10-12克,青皮10-12克,酒黃芩6–10克。余同前。惟柴胡加多,其服法可參照西藥服法。一劑分3次服,服於瘧發之前。例如下午5點發病,則早上8點服第1次,11點服第2次,下午2點或3點服第3次。余依此類推。熱多寒少者,重用黃芩而柴胡減少。又有不頭痛而腹脹者,則於方內加炒白朮10-12克,草果6克,茯苓10克。蓋腹脹由於濕,故加茯苓、白朮等葯,以祛濕而病可愈也。
袁鶴儕一生清貧簡樸,雖歷盡坎坷,仍以濟世活人為宗旨,不為惡勢力所屈服。民國期間抗爭“廢止中醫案”時,他毅然聯名請願,振臂高呼,奮力抗爭。抗日戰爭期間,他隱居寓所,不願為日寇就診,而幾經引來當局刁難。每當無米就炊之時,即靜坐吟誦古人詩詞歌賦,用來振奮精神,抒發愛國情懷。
袁鶴儕主張中醫建設首先需抓好三個環節:一是整編古典醫籍,二是搜集中醫人材,三是籌辦高等中醫院校及醫院。中西醫結合應分兩步:於醫術上,可謀速成結合,可收速效;在學術上,需從根本理論上做起,可達融會貫通,是長期艱巨的工作。二者結合,方可奏效。他的建議均被政府採納並得以貫徹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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