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論

昔仲景立徠《傷寒論》，其始自太陽，傳至陽明，以至少陽，次傳三陰，蓋為正傷寒設也。嗣後論者紛紛，皆以正傷寒為辭，其於溫疫之證甚略。是以醫者，所記所誦，連篇累牘，俱系正傷寒。迨夫臨症所見，悉見溫疫，求其所謂正傷寒者，百無一二。予即按諸書，咸以為春、夏、秋所發，皆屬溫病，而傷寒必在冬時。則歷年較之，溫疫四時皆有，而真正傷寒，每在嚴寒。雖有頭疼、身痛、惡寒、無汗、發熱，總之謂太陽證。至六七日失治，未常傳經。每用發散之劑，一汗即解。間有不葯亦自愈者，並未常因失汗，以致發黃、譫語、狂亂、胎刺等症。此皆感冒膚淺之病，非真傷寒也。傷寒、感冒，均系風寒，不無輕重之殊，究竟感冒俱多，傷寒希有。況溫疫與傷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馬攸分，益見傷寒世所絕少。仲景以傷寒為急病，倉卒失治，多致傷生，因立論以濟天下萬世，用心可謂仁矣。然傷寒與溫疫皆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諄諄以告世，況溫疫多於傷寒百倍，安忍置之勿論?或謂溫疫一證，仲景原別有方論，歷年既久，兵火湮沒，即《傷寒論》稱散亡之餘，王叔和補方造論，輯成全書。則溫疫之論，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崇禎辛巳，疫氣流行，感者甚多，於五六月益甚，或合門傳染。其於始發之時，每見時師誤以正傷寒法治之，未有不殆者。或病家誤聽七日當自愈，不爾，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盡有不及期而死者;亦有治之太晚服藥不及而死者;或妄投藥劑攻補失序而死者。或遇醫家見解不到，心疑膽怯，以急病用緩葯，雖不即受其害，究遷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感邪之輕者，有獲僥倖;感邪之重者，而加以失治，枉死不可勝計。嗟乎!守古法則不合今病，舍今病而別搜古書，斯投劑不效，醫者仿徨無措，病者日近危篤。病癒急，投醫愈亂。不死於病，乃死於醫;不死於醫，乃死於古冊之遺忘也。吁!千載以來，何生民之不幸如此。余雖孤陋，靜心窮理，格其所感之氣、所入之門、所抵之處，與夫傳變之體，並平日所用歷應驗方法，詳述於下，以俟高明者正之。

時崇禎壬午吳趨吳有性又可撰

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其傳有九，此治疫緊要關節。奈何自古迄今，從未有發明者。仲景雖有《傷寒論》，然其法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傳少陽，或三陽竟自傳胃。蓋為外感風寒而設，故其傳法與溫疫自是迥別。嗣後論之者紛紛，不止數十家，皆以傷寒為辭。其於溫疫證則甚略之。是以業醫者所記所誦，連篇累牘俱系傷寒，及其臨證，悉見溫疫，求其真傷寒百無一二。不知屠龍之藝雖成而無所施，未免指鹿為馬矣。余初按諸家，咸謂“春、夏、秋皆是溫病，而傷寒必在冬時”。然歷年較之，溫疫四時皆有。及究傷寒，每至嚴寒，雖有頭疼、身痛、惡寒、無汗、發熱，總似太陽證，至六七日失治，未嘗傳經。每用發散之劑，一汗即解。間有不葯亦自解者，並未嘗因失汗以致發黃、譫語、狂亂、苔刺等證。此皆感冒膚淺之病，非真傷寒也。傷寒、感冒，均系風寒，不無輕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因立論以濟天下後世，用心可謂仁矣。然傷寒與溫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諄諄告世。至於溫疫多於傷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論?或謂溫疫之證，仲景原別有方論，歷年既久，兵火湮沒，即《傷寒論》乃稱散亡之餘，王叔和立方造論，謬稱全書。溫疫之論，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崇禎辛巳，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始發之際，時師誤以傷寒法治之，未嘗見其不殆也。或病家誤聽七日當自愈，不爾，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劑，攻補失敘而死者。或遇醫家見解不到，心疑膽怯，以急病用緩葯，雖不即受其害，然遷延而致死者，比比皆是。所感輕者，尚獲僥倖;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可勝記。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簡古書，原無明論，是以投劑不效，醫者仿徨無措，病者日近危篤。病癒急，投藥愈亂。不死於病，乃死於醫;不死於醫，乃死於聖經之遺亡也。吁!千載以來，何生民不幸如此。余雖固陋，靜心窮理，格其所感之氣、所入之門、所受之處，及其傳變之體，並平日所用歷驗方法，詳述於下，以俟高明者正之。

時崇禎壬午仲秋姑蘇洞庭吳有性書於淡淡齋

……而已。於化工之口口口口口茫乎未有得也。故為學以治經為急，業醫以《靈樞》、《素問》為急。顧軒岐而後，代不乏人。春秋之和也、緩也、扁鵲也，西漢之慶也、意也，東漢末之華佗也。是皆心通造化，出入鬼神，非學者所能思議。獨長沙張仲景先生所著《傷寒》一書，為千萬世立方之祖。愚嘗謂仲景之傷寒，實與《靈樞》、《素問》相表裡，學者不可以不讀。自是而後，醫學判為兩途，有專主於涼者，有專主於溫者。劉河間著《原病式》，以為天下之病皆起於濕熱，大意在扶陰以抑陽。承其緒者，有朱丹溪、汪石山、繆仲醇之學。李東垣著《脾胃論》，以為天下之病皆起於內傷，立補中益氣湯以為後天生化之本，大意在扶陽以益陰。承其緒者，有薛立齋、張景岳、陸養愚、趙養葵之學。而戴原禮、萬密齋則又參用二家，未嘗有所偏重。要皆於《靈樞》、《素問》之旨并行不悖者也。家君遂生先生，博極群書，而尤邃醫學。當景岳下世之後，其所著《類經》，時人未之奇也。家君得而讀之，嘆其批隙導竅，為王、馬二家之注所未及，數數為人道之。由是《類經》之書滿天下，家君表章之力為多。景岳之書，其未刻者尚有《傳忠錄》、《婦人規》、《本草正》、《古方八陣》、《新方八陣》數種。家君多方購求，盡得其書，時欲刻之以公天下。而鴛湖石子臨初，攻於醫理，與家君有水乳之合，蓋亦讀景岳書而深有得焉者也。石子舊遊京師，其道為公卿大夫之所重。未久而歸。戊辰，予入長安，會石子亦再至都下，歡然相見。討古衡文之暇，相與極論醫學之源流，深慨軒岐之緒不絕如線，而黃石齋先生所謂“京師如海，獨無醫者”，斯言為信而有徵也。庚午之歲，溫證大行，時醫不解治法，多致危殆。石子憫之，於是以吳君《瘟疫方論》二卷，手授坊客，俾刻之以傳，其嘉惠天下之意不少。然而吳君之論，專以丹溪、河間為宗，與東垣、立齋若水火冰炭之不相入。蓋就溫疫之一證論之，非謂可概施於他證也。且溫疫一證，亦有內傷、外感之不同，有本熱而假寒，有本寒而假熱，非可專投梔、柏，純用芩、連。若此者，吳君尚未之及，則其於《靈樞》、《素問》之旨，合乎?否乎?其所得於前賢之緒論者，深乎?淺乎?考吳君在日，與景岳、養愚輩同為崇禎朝人。而景岳之序《類經》也，至謂“丹溪之道不熄岐黃之道不著”—立說未免稍過。然使吳君所論，得令景岳見之必有操戈相向者矣是在有道者詳審而論定之，予未敢以輕議也。吳君名有性，字又可，明季之姑蘇人。

時康熙辛未閏秋日甬江徐文駒子文題於長安書屋

上古論病，有風寒濕暑之名，乃有非風寒濕暑，感兩間之雜氣而得病者，此名疫也。然自來名醫輩出，鮮不以為閑病而忽之，此名疫也。具區吳又可先生，原本儒術，深求乎天人性命之故，而因肆力於醫，於方書無所不窺。既學之有年而出行之也，又濟以誠心惻怛。適當明季，疫氣盛行。所見之證，皆不合故方，於是益殫精畢慮，心參造化，體驗人情，變化神明，獨得其妙，著為是論，顏曰《溫疫》。崇禎壬午刊刻行世，其版尋為兵火所焚。即有遺書數帙，復為人庋而不觀，深可痛惜。余近歲以先君子抱痾，時求治於四方國手，因購此書，而都無有藏者。一日偶過朱震谷表侄案頭，獲睹是本，授而讀之。其洞達病情及疏利腸胃等論，雖聖人復起，不易其言。因起而謂震谷曰:知先生者，實可活人矣。若家長沙公為外感風寒而作《傷寒論》，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條分縷晰，允推後世之師。今先生因內觸邪氣而著《溫疫論》，於中立九傳之法，又補前人所未逮。蓋傷寒之與溫疫，證相似而實不同。世醫不辨病之為外感、為內觸，遇疫證群目為傷寒，其有不殺人也者幾希。嗟嗟夫!正傷寒有幾哉?大抵皆溫疫耳。今歲甲戌，時證流行。或家一二人，或家數人，甚至闔門傳染。及一一詢其病原，總不出先生論中所云，依方投之而即愈。夫乃益知先生之論為不刊，而此書之不可以不廣布也已。爰亟付之棗梨，俾與長沙一編，雙峙并行，庶幾不負先生救世之苦心雲。但余於醫書亦無師授，間從讀禮之暇，翻閱此論，其中稍稍有得者，不揣鄙陋，妄加點抹，未知不軒渠於當世之彗眼否也。

時甲戌秋杪嘉善後學棘人張以增書

其一，創立“戾氣”病因學說。吳氏強調溫疫與傷寒完全不同。他明確指出:“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這種異氣，吳氏為之命名為“戾氣”。戾氣侵入人體的途徑是自口鼻而入。傳播的方式有兩種:有天受—通過自然環境而感染，有傳染—通過接觸患者而感染。此二者只是傳播方式的不同，只要感染的是同一種戾氣，那麼“所感雖殊，其病則一”。戾氣具有多樣—為病各種、特適—某氣專人某臟腑經絡專發為某病、偏中—其氣各異，所傷不同等特點，同時還具有傳染與流行的特點。吳氏認為，“氣者，物之變也”，因此，他設想最為理想的治療是特效治療，“能知以物制氣，一病只有一葯，葯到病已，不煩君臣佐使、品味加減之勞。”在當時的條件下，吳氏也是苦於此氣“無象可見，況無聲無臭”，“其來無時，其著無方”，“何能得睹得聞?人惡得而知是氣?”但他的這種設想是具有超前意識的科學設想。其二，創立表裡九傳辨證論治思維模式。這一辨證模式是圍繞“驅邪外出”這樣一個中心展開的。吳氏認為傷寒中脈絡，因表入里。溫疫之氣從口鼻而入，初起則邪伏膜原，在不表不里之間。創製達原飲以疏利膜原，潰散邪氣。邪潰之後，可能出表，越於三經，可汗而已;也可能達里，內傳於胃，可下而解。治療上的特點是“注意逐邪勿拘結糞”、“下不厭早”、“下不以數計”。溫疫後期可能有順、逆兩種情況。順者，表裡氣相通，里邪下而去之，表邪或從戰汗而解，或從癍出而化。逆者，則應根據邪正虛實的情況酌情論治。

據《吳江縣誌》記載，在《溫疫論》成書的1642年前後，吳縣連年發生疫病流行，一巷百餘家，無一家倖免；一門數十口，無一口倖存。吳又可在《溫疫論》原序中說“崇禎辛巳，疫氣流行，感者多，於五六月益甚，或合門傳染。其於始發之時，每見時師誤以正傷寒法治之，未有不殆者……醫者彷徨無措，病者日近危篤。病癒急，投醫愈亂。不死於病，乃死於醫；不死於醫，乃死於古冊之遺忘也。”他在這樣的環境中，深感當時醫學的不足，發出“守古法則不合今病，舍今病而別搜古書，斯投劑不效……千載以來，何生民之不幸如此”的感嘆，因此在臨床實踐中“靜心窮理，格其所感之氣、所入之門、所抵之處，與夫傳變之體”，著成《溫疫論》，提出必須從病因到治療對溫病與傷寒作明確區分。

吳又可的《溫疫論》揭開了中醫治療外感熱病的新篇章，他的溫疫學說對其後的戴天章、楊栗山等醫家均有重要影響，戴天章等人對吳又可學術思想進一步闡釋，從而奠定了溫疫學派的學術根基。

吳有性，字又可，吳縣（今江蘇蘇州）人，生活於明代晚期。當時吳縣連年疫病流行，一巷百餘家，無一家倖免；一門數十口，無一口倖存。他痛感時醫執傷寒法治溫疫不效，遂發奮探求，結合自己的臨床實踐而成《溫疫論》一書，別開溫疫證治之法門。

《溫疫論》刊行以來，版本多達80餘種，其明末刻本和清初刻本今均已不存。現存的清朝康熙年間刻本為該書的早期刊本，目前被用作《溫疫論》校點底本的康熙刻本主要有4種：石楷（臨初）校梓本、張以增評點本、劉敞（方舟）校梓本、《醒醫六書》本。以“石本”“張本”為最早，“劉本”源於“石本”，“醒本”則與“張本”多同。《溫疫論》在康熙後期開始見於書目記載，乾隆間及其以後見載於十餘家書目，又以正文2卷、補遺1卷的版本最為通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1782年）載：“《瘟疫論》二卷，補遺一卷，通行本”。《四庫全書》依據的通行本與“張本”“醒本”更為接近。

自《溫疫論》問世以來，校注本眾多，1949年以來較為重要的有：1955年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的《溫疫論補註》；1976年黑龍江中醫研究所評註、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的《溫疫論評註》；1977年8月浙江省中醫研究所評註、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的《溫疫論評註》；1982年2月由南京中醫學院溫病學教研室編著的溫病學教學參考書《溫疫論校釋注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