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風神

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鈔》中拈出“風神”一詞評論歐陽修的散文，從此，六一風神的美名不脛而走。前此論者多從散文技巧和外在藝術風貌上討論六一風神，筆者以為，“風格即人格”，六一風神是六一居士內在精神風貌的外在顯現，六一居士的內在精神風貌才是形成六一風神的第一位因素。風神最早是魏晉時期和風骨一起用來品評人物的。

“天錫見其(王彌)風神清令，言話如流。”(《世說新語·賞譽》)“此兒(謝安)風神秀徹，當繼從王東海”(《世說新語·德行》注引《文字志》)。韓愈最早以風神評論詩歌。姜夔是風神理論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姜夔《續書譜》專門有“風神”一章。“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高，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姜夔的風神論首先重視人的內在主體精神，他認為“風神者一須人品高”。

第一次用風神評論散文的是明代宋濂，據《文憲集》卷七《曾學士文集序》“蓋先生之文刻意以文定公為師，故其駿發淵奧，黻藻休烈，起伏斂縱，風神自遠。”認為“駿發淵奧”，即風神出於人物內在精神。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中論曰：“散謂書能使人遠，非遠心人烏能辦此，子悔欲之需毫則登高樓望雲霞出沒以挹其勝，故其所寫逸氣磅礴石薄，風神玄遠，千載而下，猶足想見其人。”汪由敦《松泉集》卷十七《跋手臨沈學士書聖主得賢臣頌》：“大抵廟堂之體以庄雅為尚不端重則佻脫，而近於肆無風神則拘窘而入於俗，冠冕佩玉以為容，俯仰揖讓以為態，妍婉而不失之媚，流昨而不失之輕，勁健而不露筋骨，開然有富貴風韻者上也。……不特書法，凡文章詩句皆然，此於學問性情相通。”

可見歷來論風神者皆認為風神出於涵養、學問，將風神與性情修養聯繫在一起，清代汪由敦《松泉集》卷十六《跋吳雲岩殿撰所藏趙學齋副憲書》“風神則存乎其人之性情，自為流露，而非涵養之深也不能自然而有合也。”歐陽修不僅是開一代風氣的經學研究者，更是儒家倫理道德的忠誠實踐者，即使身處窮困，也不戚戚怨窮，而能安貧樂道。因作《與高司諫書》而被貶官夷陵，他卻泰然處之。在《與尹師魯書》中警戒自己不要像前世名人：“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暖，有不堪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他從顏子居陋巷曲肱而樂中得到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不以榮厚為意，超塵曠逸，故謫夷陵而有《夷陵縣至喜堂記》、《峽州至喜亭記》，謫滁州而有《醉翁亭記》、《豐樂亭記》。不以榮喜，不以謫悲，體現了一個達道者的超詣情懷，故其形於文章，雖貶謫，而不似郊寒島瘦、劉怨柳苦，卻能多逸興，多逸筆。可以說六一文章婉曲平易的風格，實出於六一居士淡定從容，雍容和雅的人物風神。來源於歐陽修體悟大道(儒道)后的蕭散曠逸情懷。

“六一風神”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陳衍說：“世稱歐陽公文為六一風神，而莫詳及所自出。……歐公文實多學《史記》，似韓者少。”清人唐文治論《送徐無黨南歸序》說：“此文極為清淡，而丰神千古不減，后一段精神更覺不磨。何者？以其脫胎於《史記》者深也。吾嘗論史公於數百年後，得門徒數人，韓、柳、歐、曾是也韓、柳得其陽剛之美，歐、曾得其陰柔之美。……《孟子》‘尹士’章，一唱三嘆，丰神搖曳，亦為歐文之祖，宜熟讀之。”

眾所周知，風格即人。歐陽修散文在“八家中所以獨樹一幟”(袁枚《隨園詩話》)，形成自己的風神，有主客觀方面的原因。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篇中說：“夫情動而言形，理髮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這一段文字中前四句說的是“風格即人”，后六句講的是“風格”形成的內、外原因，可分為才氣、情性與學習、陶染兩個方面。從情性方面看，歐陽修是封建道德規範所肯定的孝子仁人，或者叫仁義之人。

歐文的風神還來自於在某種藝術理論指導下的藝術的自覺追求。人具有某種“情性”，則必然趨向於某種“陶染”。歐公既是仁厚之人，則必然喜好紆徐舒緩、和平深厚的文風。他在《論尹師魯墓誌》中說：“《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其語愈緩，上有所追求。雖然歐公主張作文取其自然，但他的文章多是反覆修改而成。其表現之一就是多用虛字，以造成文氣舒緩、唱嘆的風致。如　認為歐公之文不及韓愈“深雄遒勁”，原因之一是“傷助語太多”。他認為《醉翁亭記》中有許多助語可去掉，如文章開頭一段中的“其”字、“而”字(還有“瀉”字，以及最後一段中的“然而”，都可去掉，說“如此等閑字削去之，則文加勁健矣”。殊不知，如把這些助詞都刪掉，歐文或許能變得“勁健”些，但也就不復是一唱三嘆的歐文了。李氏的意見從反面證明，歐文的風神也得益於虛詞助語的應用。

歐文柔美之風神大致表現為以下互相聯繫、互相交叉的三個方面：

“情韻”即深長無盡的感情。清人林紓說：“凡情之深者，流韻始遠。……故世之論文者恆以風神推六一，殆即服其情韻之美。”根據林紓的理解，這種遙情遠韻應屬於“風神”的範疇。歐陽修是一個有至情至性的文人。他像寫詩一樣寫散文，對朝代興衰、歷史變遷、宋世太平、人民豐樂、友朋聚散存歿，都有執著的深情。每逢寫到這些題材，他的筆下便流注著潺爰無盡的情思與感慨，情韻之深長令人低回欲絕。歐集中，感嘆歷史變遷、朝代興衰的作品有《菱溪石記》、《豐樂亭記》，詠嘆宋世太平、人民豐樂的作品有《醉翁亭記》、《豐樂亭記》，俯仰今昔，懷念友人的作品有《蘇氏文集序》、《江鄰幾文集序》、《釋秘演詩集序》、《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張子野墓誌銘》、《黃夢升墓誌銘》、《祭石曼卿文》等等。但歐公並非僅從個人的私交上懷念故去的友人，而是對友人的懷才不遇不得施用、備受壓抑摧殘無比痛惜，對守舊勢力恣意打擊陷害有用之材表示極大的悲憤(詳見《梅堯臣詩集序》、《蘇氏文集序》和《江鄰幾文集序》)。因此，這類作品都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宋人李塗說：“歐陽永叔五代史贊，首必有‘嗚呼’二字，固是世變可嘆，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處便精神。”清人李剛己說：“按歐公文字，凡言及朋友之死生聚散與五代之治亂興亡，皆精采煥發。蓋公平生於朋友風義最篤，於五代事迹最熟。，故言之特覺親切有味也。”二位李氏都指出了歐公此二類文章多情致的事實。歐陽修的這些情韻之作中最感人的還是俯仰今昔、感懷友人的作品。這些散文之特別感人，乃由於歐公在懷念友人時寫入了自己，由己之親歷親見傾訴出作為文學永恆主題之一的最易動人的遷逝之悲。這是自《古詩十九首》以來歷代吟唱不絕的主題，在傳統的文學感受中已有千餘年的積澱。他善於從今昔盛衰的巨大反差中抒發悲懷。他在《祭鄭宣徽文》中說：“平生言笑，俯仰今昔。”正是他為文的夫子自道。

與文章中多有情韻相關，歐陽修的散文具有一唱三嘆的風姿。清人魏禧在《日錄》中說：“歐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複、參差離合之致。”林紓在《春覺齋論文》中說：“歐文講神韻，亦於頓筆加倍留意，如《豐樂亭記》曰……本來作一層說即了，而歐公特為夷猶頓挫之筆，乃愈見風神。”他們說的“吞吐往複”、“夷猶頓挫”就是文論家常說的“一唱三嘆”，它是歐文風神的又一種表現。

歐陽修不僅對人事變遷俯仰今昔，感慨萬千，而且對景物的變化也滿懷深情，俯仰感嘆，時時搖曳著獨特的風神。如《真州東園記》，此文之妙跟寫人事不同，不是今不如昔，而是今日勝昔，因“興”而一一追憶其昔日之“廢”，由今日園林亭台池榭之美倒追其當年的荒涼冷落。文中三個“也”字句構成了一唱三嘆的情味。林紓說：“歐公一生本領，無論何等文字，皆寓撫今追昔之感。”

藝術手法之間是相通的。從不同的角度看，有些表述彼此不同，從實質上看，兩者說的是同一事物，或兩者同源。“一唱三嘆”和“一波三折”的關係就是如此：前者說的是感情的反覆抒發，後者說的是語句文意的層疊轉折，兩者都源於一往情深的情韻由於情不自已，就發於反覆詠嘆，就形成文意的波折搖曳。蘇洵評歐文“往複百折”，實是兼言唱嘆和波折的。古代文評家對歐公同一作品，有的人評為“一唱三嘆”，有的人判為“一波三折”，這一事實也表明了二者的關係。如林紓說：“歐文講神韻，亦於頓筆加倍留意。如《豐樂亭記》……或謂‘故老無在’及‘遺老盡矣’，用筆似沓。不知前之思故老，專問南唐事也；后之問遺老，則兼綜南漢、吳、楚而言。本來作

一層說即了，而歐公特為夷猶頓挫之筆，乃愈見風神。”前已分析，林氏所說的“夷猶頓挫”實即一唱三嘆(夷猶，即猶夷，意思似乎說盡了，又似乎未說盡，需要再說；頓挫即停頓、轉折，一個意思已說完，停下來轉一個角度再重新陳說)。而陳衍則說：“《豐樂亭》為最完美。起一小段，已簡括全亭風景，乃橫插‘滁於五代干戈之際’二語，得勢有力，然後說由亂到治與由治回想到亂，一波三折，將實事於虛空中摩盪盤旋。此歐公平生擅長之技，所謂風神也。”可見，“一唱三嘆”是就感情的抒發上說，“一波三折”是就文意的變化上說，二者都屬於風神。

六一風神無疑屬於“韻味深美”一路，是“情合陰柔”的產物。飽注深摯的情感而煥發出陰柔之美，是歐文獨具的藝術風格。這種風格的形成，與善於學習古人頗有關係。歐陽修自稱：“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桑擇傳》）不少評論家認為，太史公文情感充沛，韻味悠長，歐陽修深受其影響。確實，兩人都是極善於言情的，《史記》中有許多含情不盡之處，歐頗得其三昧，故茅坤“謂世之文人學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獨歐陽子一人而已”(《歐陽文忠公文鈔引》)。方苞云：“歐公志諸朋好，悲思激宕，風格最近太史公。”(《古文約選·歐陽永叔文約選》評語)劉大榆亦云：“歐公敘事之文，獨得史遷風神。”(《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四十六《黃夢升墓誌銘》評語)近人唐文治先生也指出：“子長高弟，韓、歐二生，陰柔之美，歐得其情。”(《古人論文大義緒言》)他在強調歐善於學習《史記》抒情的同時，揭示了歐文的陰柔之美與其情感的密切關係。太史公文氣情兼備，剛柔相濟，成為後世師法的楷模。歐陽修學《史記》含情、柔逸的一面，在言情上極下功夫，於敘事中有唱嘆，有唱嘆則有不盡之意，有不盡之意則風神溢出紙上。沈德潛評《伶官傳序》為“《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認為它“寫得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四)。該篇多纖徐宕漾、不參死語的筆調，“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豈得之難而失之易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軟”，“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云云，與史遷《伯夷列傳》中“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余甚惑焉，鏡所謂天道，是邪非邪”等，極為相似。《藝概·文概》對司馬遷有不少精當的評價，認為“《史記》敘事”與“長江大河相若”，充滿旺盛的氣勢。又稱：“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有“惻但之情，抑揚之致”。還說：“太史公文，韓得其雄，歐得其逸。”要之，史遷之文，氣昌情摯，雄逸並舉。要說偏勝的話，似乎情略勝於氣，曾國藩把他歸入陰柔之美者。(見《曾文正公全集·書犢·與張廉卿》)其實，只能把偏於陰柔，因為《史記》的氣勢和情韻都是著稱的。

歐陽修的散文以六一風神見稱於世，偏向陰柔一路發展，顯示出前所未有的以情韻取勝的典型而成熟的藝術風格，這是對古代散文多姿多態的發展所作出的傑出貢獻。當然，所謂陽剛陰柔，都是從偏勝的意義上說的，並非一絕有，一絕無。歐陽修的陰柔之作，情韻動人，但也有一定的氣勢；就像韓愈的陽剛之文，氣勢磅礴，但也不乏情韻一樣。獨特的富於魅力的六一風神輝耀當時而光照後世，堪稱古代散文藝術的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