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家制度

以“無為而治”的黃老學說治國。

西漢開國皇帝劉邦深受秦朝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重刑輕儒，看不起儒生。陸賈在他面前談論《詩》、《書》，他張口就罵：“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賈回答得也很乾脆：“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他又給劉邦講了一通打天下與治天下不同、治天下必須以仁義道德為先的道理。劉邦似有所感悟，讓陸賈把他想說的話全部寫出來，劉邦賜其書名為《新語》。劉邦62歲那年，回到故鄉沛縣，置酒大宴父老。在返回京城的路上，他特地繞道去了曲阜，以隆重的太牢之禮祭祀孔子，開中國歷史上皇帝祭孔之先河。此番不辭勞苦祭祀孔子的舉動，看來是陸賈的《新語》對他發生了作用無疑。

劉邦死後，繼位的漢惠帝面對社會經濟殘破的現實，為了鞏固漢朝統治，決定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於是，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很受統治者歡迎，大行其道。惠帝二年，漢相蕭何卒，習“黃老之學”的曹參代為漢相，“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后，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此後，終高后、文、景之世，漢朝在政治上執行的都是黃老無為之治。

事實上，劉邦雖是武人，但從奪天下開始就兼用霸、王之道。據皇甫謐《帝王世紀》云：“觀漢祖之取天下也，遭秦世暴亂，不偕尺土之資，不權將相之柄，發跡泗亭，奮其智謀，羈英雄鞭驅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義成，或以權斷，逆順不常，霸王之道雜焉。”這也為其後代君主的在“漢家制度”上的改弦更張埋下伏筆。

世宗孝武皇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爭議）。與“內儒外法”

到漢武帝劉徹君臨天下時，社會經濟已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統治者已有條件大有作為，於是黃老無為思想的歷史使命也宣布結束，統治政策再次面臨調整。同時由於長期執行黃老無為思想，也給社會造成若干弊端：縱容諸侯王驕橫不法，聽任豪強地主兼并不軌，忍受匈奴人不時入侵等等。這種時局迫使具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改弦更張，改變政策。

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了世宗孝武皇帝劉徹時，則採納董仲舒的建議，開始重用儒術，武帝時期兼用儒、法、道、陰陽、縱橫等各家人才，漢朝從此開始了“霸王道雜之”的治國歷史， “霸道”，即法家思想；“王道”，即是儒家思想。霸王道雜之，是將法家、儒家思想兼而並用，或“外儒內法”。武帝劉徹時期對儒家的採用，使得儒家思想得到重視，尤其是漢元帝以後，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廢棄，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中國二千多年的主流思想。

漢武帝在重視德治的同時，也特別重視刑罰的作用。史載，元光五年（前130年）七月，漢武帝重用張湯、趙禹條定法令。據程樹德《九朝律考》云：“漢蕭何作《九章律》，益以叔孫通《傍章》18篇，及張湯《越宮律》27篇，趙禹《朝律》6篇，合60篇，是為《漢律》。”但實際上，張湯、趙禹制訂的不僅僅是《越宮律》和《朝律》。據《漢書·刑法志》云：“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這些律令的特點是以嚴刑峻法來督責官吏嚴格執法。此外，漢武帝時期還制訂了《腹誹法》、《沈命法》等。漢武帝一朝是繼劉邦之後漢代立法的第二個高峰期。經過這次修訂，法網更密。從此，漢初種約法省禁、漏網吞舟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

然而，在漢武帝的繁法嚴刑和當時沉重的賦役負擔之下，民不堪命，因而從天漢二年（前99年）起，從燕趙到江漢，百姓蜂起。此外，北伐匈奴之事也接連受挫，更加劇了日趨惡化的社會矛盾。有鑒於此，征和四年（前89），漢武帝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罪己詔——《輪台詔》。在此詔書中，漢武帝宣布實行政策的改變：在統治方式上，從嚴峻刑法轉向寬鬆溫和；在百姓負擔上，從橫徵暴斂轉向輕徭薄賦；在經濟措施上，從壟斷財利轉向力農富民；在對外關係上，從戰略進攻轉向戰略防禦。至此，德、刑之用方趨適中。

中宗孝宣帝繼續武帝的治國政策，實施“霸王道雜之”的政治方針；漢元帝將“獨尊儒術”真正發揚光大。

昭、宣兩朝的大政方針是武帝《輪台詔》釐定的。當漢宣帝繼承帝位時，在思想教育界占統治地位的依然是“公羊學”。漢宣帝深受其祖父劉據對《公羊傳》和《穀梁傳》的態度的影響，在他的直接支持下，《穀梁傳》被立為官學，由是《穀梁》之學大盛。但在政治統治中，漢宣帝更重視刑罰的威懾作用。據《漢書·蓋寬饒傳》云：“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但宣帝覽奏大怒，下蓋寬饒獄，蓋寬饒舉刀自剄。皇太子劉奭為蓋寬饒鳴不平，勸諫漢宣帝重用儒生，也惹得漢宣帝大怒，差點褫奪他的太子之位。直到初元元年（前48年）劉奭即位，復重用儒生。儒學不僅在思想界，而且在政治上均取得統治地位。由此德治壓倒刑治，成為此後歷代統治者治國的主要方式。

《漢書·元帝紀》載：宣帝的太子劉奭（漢元帝）“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這段記載，為我們了解漢代後期治國方針的演變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唐人封德彝認為，“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並沒有給漢朝社會帶來長治久安。《舊唐書·魏徵傳》：“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封建彝對曰：‘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征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這種觀點顯然是妄下斷言、不符合歷史實際。考之漢史，從漢惠帝至景帝，德、刑基本適中；漢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至征和四年（前89年）間，德、刑失衡；征和四年，漢武帝頒布《輪台詔》，德、刑又趨適中；昭、宣兩朝，德、刑也較為適中，從而出現了“昭宣中興”的局面。由此觀之，從漢武帝時開始確立的“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可以說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治國方式，而且始終為後世所稱頌和遵循。自漢以後，中國古代各皇朝的統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鑒“漢家制度”的經驗教訓，以強化其統治。

如唐太宗謂群臣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宋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明太祖則主張“為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頗。”清世宗雍正也說過：“自古為政者，皆當寬嚴相濟。所謂相濟者，非方欲寬而雜之以嚴，方欲嚴而雜之以寬也。惟觀乎其時，審乎其事，當寬則寬，當嚴則嚴而已。”以上諸帝所謂“文武之道”、“寬猛得中”、“文武相資”、“寬嚴相濟”，講的都是王霸之道。可見，“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已成為歷代統治者治國的主要方式。